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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建国初期“过渡时期”与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徘徊时期”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徘徊时期”是建国以来第二次过渡时期；“徘徊时期”的过渡比“过渡时期”的过渡更艰巨；“徘徊时期”与“过渡时期”之间有可比性。
［关键词］ “徘徊时期” “过渡时期” 第二次“过渡时期” 比较研究
建国伊始，我国在经历了历时七年（1949年至1956年）的特殊时期——“过渡时期”以后，“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无独有偶，二十年之后我国又经历了一个特殊时期，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两年“徘徊时期”后，我们党才“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2］。尽管“徘徊时期”与“过渡时期”时空有差、内容各异，但可比性非常强，值得对比研究。
一、“徘徊时期”是建国以来第二次“过渡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过渡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刚建立的新中国在进人社会主义之前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3］。在“过渡时期”，从政治特征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因素，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包括民族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因素。从经济上看，既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建立起了能主导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又保护、利用和适当发展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两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存于一体，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相互交织，构成了我国“过渡时期”的一大特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执政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因素不断增长，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被基本消灭是另一大特征。正是上述特点决定了建国头七年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时期，而只能是“过渡时期”。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就是这样。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第二年，就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辉煌成就。1957年被公认为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前最好的年份之一，充分说明了我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十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党在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伊始就从指导思想上开始“左”转，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左”的指导思想急剧膨胀，最终主导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导致了“文革”灾难的发生，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在短期内难以挽回的损失。致使我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又付出了两年多“徘徊时期”的代价。
对比“过渡时期”的过渡特点和形式，我们发现“徘徊时期”在形式要件上与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文革”时期的主要特征与新时期的主要标志同时并存。在“徘徊时期”，还要通过阶级斗争来“抓纲治国”；继续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理论和实践，主张“‘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4］；在维护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同时，继续搞新的个人崇拜；在压制重大历史冤案平反的同时，继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等等。“文革”时期的“左”的主要特征在“徘徊时期”应有尽有。另一方面，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并日益好转；大张旗鼓地批判“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篡党夺权的罪行；批判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文革”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再次复出；实践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现代迷信发起了冲击；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提到议事日程；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入冷宫的优秀电影艺术作品重见天日，等等。这些象征新时期的主要特征日益突显。以上两种互相对立，彼此排斥，相互斗争的特征充分说明“徘徊时期”也不是独立的时期。
第二，以上两种对立的特征呈单方面彼消此长，即“文革”时期特征被新时期标志特征的取代呈不可逆转之势。“文革”十年以来的强大持久的“左”倾惯性不可能因“四人帮”的垮台嘎然而止。“左”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打下深刻烙印，清理起来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它表明，清理“文革”“左”的错误要有一个过渡过程。“徘徊时期”中“两个凡是”［5］与“实践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激烈交锋，前者最终败下阵来，就集中鲜明地体现出“徘徊时期”的过渡性。打破了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把毛泽东从“神”回归到也会犯错误的领袖，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过渡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就是对过渡性的生动、具体、有力的诠释。
党史的分期有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即全党在某一历史阶段，它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党中心任务或工作重点如何，是决定某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依据。“徘徊时期”的特点决定了该时期形成不了固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党中心任务或工作重点也确定不下来。由此完全可以认定：“徘徊时期”是继建国初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后，我国经历的第二次“过渡时期”——从“文革”时期向新时期的过渡。
二、“徘徊时期”的过渡比“过渡时期”的过渡更艰难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完成了三大划时代的历史使命：一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毫无疑问，建立新中国为难中之难。相比之下，笔者以为第二次过渡要比第一次过渡，即从“文革”时期向新时期的过渡要比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更复杂、更艰巨、更曲折。
（一）持续十年的“文革”动乱给“徘徊时期”的中国积淀下了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表现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特别是思想领域是非颠倒，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道德风尚严重破坏和缺失；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色彩仍很浓。既要医治“文革”硬伤之标，更要清除思想上的“软伤”之本。使“徘徊时期”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异常艰巨复杂。（二）要使中国走向新时期，重中之重、当务之急就是必须指出毛泽东的错误，彻底否定他的“文革”理论和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空前政治挑战，是拨乱反正的根本。没有超常的政治勇气和魄力，就不可能清除这个全党解放思想的最大障碍。（三）全党对“徘徊时期”的过渡在思想上的准备严重不足，思想分歧严重，不统一。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继续坚持“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等“左”的错误，成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最大阻力，使本来就异常艰巨的转折工作雪上加霜。
总之，在“徘徊时期”,既要毫不含糊地指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又要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完整性；既要清算建国特别是“文革”以来“左”倾错误，又要在变动当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职务的同时统一党内外的思想；既要大刀阔斧地大规模地为大量的冤假错案平反，又不能引起新的社会动乱，等等，这些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空前挑战，都使“徘徊时期”的过渡更加举步维艰。而在“过渡时期”，全党对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才能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早就有着高度统一的认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始终是在全党认识高度统一的思想状态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顺从历史潮流，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所以尽管过渡任务也十分艰巨，但过程波澜不惊，有条不紊（尽管也有不足），比较顺利。
三、“徘徊时期”与“过渡时期”的可比性断想
有人对“过渡时期”与“徘徊时期”之间是否存在可比性表示怀疑，其理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和前苏联的实践，过渡时期指的社会性质的过渡，“过渡时期”就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如果将“徘徊时期”也看作是“过渡时期”，那“文革”时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
笔者以为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历史过渡时期有不同社会性质的过渡，也应有不同时期的过渡。同一个社会制度中也有不尽相同的两个时期。“徘徊时期”的过渡就属于后者。思想路线的严重对立，治国安邦方略的巨大差异，人们日常行为准则的不同，使“文革”时期与新时期泾渭分明。人们不会因为“文革”时期和新时期都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感受相同，生活如一。只要是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人民的意愿，不管是社会性质的过渡还是时期的过渡，都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历史的进步。如果以社会性质为标尺来排除“徘徊时期”与“过渡时期”的可比性的话，那就否定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通过对两次过渡中的过渡背景、领导人的过渡态度、过渡的难易对比、过渡的不同结果等比较研究，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发展机遇，匡正探索失误，统领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能力。既有可比性又有必要性。至于“文革”时期的社会性质是什么，笔者认为要把它放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根主线上来认识。“文革”是我党在探索中的重大失误，它的实践背离了社会主义。但由于党还在，“文革”时期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当然，任由“文革”发展下去，那将葬送社会主义。如果说第一次过渡开创了社会主义，那么第二次过渡则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
注 释：
［1］［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4］［5］《中共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13、416页。
责任编辑 晏蔚青
［关键词］ “徘徊时期” “过渡时期” 第二次“过渡时期” 比较研究
建国伊始，我国在经历了历时七年（1949年至1956年）的特殊时期——“过渡时期”以后，“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无独有偶，二十年之后我国又经历了一个特殊时期，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两年“徘徊时期”后，我们党才“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2］。尽管“徘徊时期”与“过渡时期”时空有差、内容各异，但可比性非常强，值得对比研究。
一、“徘徊时期”是建国以来第二次“过渡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过渡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为刚建立的新中国在进人社会主义之前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3］。在“过渡时期”，从政治特征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因素，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包括民族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因素。从经济上看，既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建立起了能主导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又保护、利用和适当发展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两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存于一体，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相互交织，构成了我国“过渡时期”的一大特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执政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因素不断增长，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被基本消灭是另一大特征。正是上述特点决定了建国头七年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时期，而只能是“过渡时期”。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就是这样。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第二年，就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辉煌成就。1957年被公认为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前最好的年份之一，充分说明了我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十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党在全面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伊始就从指导思想上开始“左”转，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左”的指导思想急剧膨胀，最终主导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导致了“文革”灾难的发生，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在短期内难以挽回的损失。致使我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又付出了两年多“徘徊时期”的代价。
对比“过渡时期”的过渡特点和形式，我们发现“徘徊时期”在形式要件上与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第一，“文革”时期的主要特征与新时期的主要标志同时并存。在“徘徊时期”，还要通过阶级斗争来“抓纲治国”；继续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理论和实践，主张“‘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4］；在维护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同时，继续搞新的个人崇拜；在压制重大历史冤案平反的同时，继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等等。“文革”时期的“左”的主要特征在“徘徊时期”应有尽有。另一方面，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并日益好转；大张旗鼓地批判“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篡党夺权的罪行；批判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文革”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再次复出；实践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现代迷信发起了冲击；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提到议事日程；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入冷宫的优秀电影艺术作品重见天日，等等。这些象征新时期的主要特征日益突显。以上两种互相对立，彼此排斥，相互斗争的特征充分说明“徘徊时期”也不是独立的时期。
第二，以上两种对立的特征呈单方面彼消此长，即“文革”时期特征被新时期标志特征的取代呈不可逆转之势。“文革”十年以来的强大持久的“左”倾惯性不可能因“四人帮”的垮台嘎然而止。“左”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打下深刻烙印，清理起来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它表明，清理“文革”“左”的错误要有一个过渡过程。“徘徊时期”中“两个凡是”［5］与“实践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激烈交锋，前者最终败下阵来，就集中鲜明地体现出“徘徊时期”的过渡性。打破了个人崇拜和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把毛泽东从“神”回归到也会犯错误的领袖，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过渡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等，就是对过渡性的生动、具体、有力的诠释。
党史的分期有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即全党在某一历史阶段，它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党中心任务或工作重点如何，是决定某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依据。“徘徊时期”的特点决定了该时期形成不了固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党中心任务或工作重点也确定不下来。由此完全可以认定：“徘徊时期”是继建国初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后，我国经历的第二次“过渡时期”——从“文革”时期向新时期的过渡。
二、“徘徊时期”的过渡比“过渡时期”的过渡更艰难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完成了三大划时代的历史使命：一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毫无疑问，建立新中国为难中之难。相比之下，笔者以为第二次过渡要比第一次过渡，即从“文革”时期向新时期的过渡要比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更复杂、更艰巨、更曲折。
（一）持续十年的“文革”动乱给“徘徊时期”的中国积淀下了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表现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特别是思想领域是非颠倒，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道德风尚严重破坏和缺失；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色彩仍很浓。既要医治“文革”硬伤之标，更要清除思想上的“软伤”之本。使“徘徊时期”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异常艰巨复杂。（二）要使中国走向新时期，重中之重、当务之急就是必须指出毛泽东的错误，彻底否定他的“文革”理论和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空前政治挑战，是拨乱反正的根本。没有超常的政治勇气和魄力，就不可能清除这个全党解放思想的最大障碍。（三）全党对“徘徊时期”的过渡在思想上的准备严重不足，思想分歧严重，不统一。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继续坚持“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等“左”的错误，成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最大阻力，使本来就异常艰巨的转折工作雪上加霜。
总之，在“徘徊时期”,既要毫不含糊地指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又要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完整性；既要清算建国特别是“文革”以来“左”倾错误，又要在变动当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职务的同时统一党内外的思想；既要大刀阔斧地大规模地为大量的冤假错案平反，又不能引起新的社会动乱，等等，这些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空前挑战，都使“徘徊时期”的过渡更加举步维艰。而在“过渡时期”，全党对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才能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早就有着高度统一的认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始终是在全党认识高度统一的思想状态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顺从历史潮流，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所以尽管过渡任务也十分艰巨，但过程波澜不惊，有条不紊（尽管也有不足），比较顺利。
三、“徘徊时期”与“过渡时期”的可比性断想
有人对“过渡时期”与“徘徊时期”之间是否存在可比性表示怀疑，其理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理论和前苏联的实践，过渡时期指的社会性质的过渡，“过渡时期”就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如果将“徘徊时期”也看作是“过渡时期”，那“文革”时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
笔者以为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历史过渡时期有不同社会性质的过渡，也应有不同时期的过渡。同一个社会制度中也有不尽相同的两个时期。“徘徊时期”的过渡就属于后者。思想路线的严重对立，治国安邦方略的巨大差异，人们日常行为准则的不同，使“文革”时期与新时期泾渭分明。人们不会因为“文革”时期和新时期都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感受相同，生活如一。只要是符合历史潮流，符合人民的意愿，不管是社会性质的过渡还是时期的过渡，都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历史的进步。如果以社会性质为标尺来排除“徘徊时期”与“过渡时期”的可比性的话，那就否定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通过对两次过渡中的过渡背景、领导人的过渡态度、过渡的难易对比、过渡的不同结果等比较研究，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发展机遇，匡正探索失误，统领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能力。既有可比性又有必要性。至于“文革”时期的社会性质是什么，笔者认为要把它放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根主线上来认识。“文革”是我党在探索中的重大失误，它的实践背离了社会主义。但由于党还在，“文革”时期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当然，任由“文革”发展下去，那将葬送社会主义。如果说第一次过渡开创了社会主义，那么第二次过渡则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
注 释：
［1］［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4］［5］《中共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13、416页。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