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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长春小姑娘周洋像一名“虎狮团”的勇士,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夺得短道速滑1500米中国历史上首枚金牌,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冬奥会冠军,又和队友联袂获得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金牌,由此使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进入了中国时代。她带着战伤,挂着金牌,凯旋归来。祖国用欢腾的人群、亲切的笑脸、簇拥的鲜花、热烈的掌声、震天的欢呼盛迎她。可想而知,对于刚刚成年的周洋该是怎样的自豪与激动。她做梦也没想到,因为自己的两次发言,使自己从灿烂光环下陷入口水泥塘之中。
一次是回国之际,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没有首先感谢国家,而是感谢自己的父母。为此,受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的批评:“运动员得奖感言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但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并提出: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一席话激起千层浪,网络上、报刊上议论纷纷,正反两方边界分明,基本没有“骑墙派”。正方说,应该先感谢国家,没有国家的培养,没有国家给予的机会,周洋岂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反方说,应该先感谢父母,这是孝心的体现,尤其对90后的一代,孝心是难得可贵的。正反两方激烈的争议,尤其又有领导的意见夹在其中,估计将小小年龄的周洋连带家长吓得够呛,她的父母赶紧求饶:周洋年龄小、经历少,希望领导不要挑字眼,当然,爹妈培养完,最后不都归国家了吗?始终是为中国争光。和周洋再交流时,会告诉她先感谢国家,后感谢父母。
这场风波还没平息,周洋又祸从口出。4月7日下午,在长春市政府为周洋举行的庆功会上,面对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的询问:“现在还有什么困难?”率真的周洋直接说:“我父母还没有工作!”高广滨当即表态:“各个相关部门的领导都在这里,可以解决一下了!”此消息一出,网络上、报刊上再掀波澜,“周洋太贪心了”“周洋太会抓机会了”“真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贬声不断,就连上次事件中的不少反方也加入了“讨周”的行列。少有的同情者论据仍然是周洋的孝心:可以看出周洋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把亲情放在了她内心的第一位,不能说是周洋“太贪心”了,只能说她太孝顺了。这些热心的人甚至精细地为周洋一家算起收支帐,证明她虽然奖金不少,但如果父母没工作,仍属于贫困的行列。这次如果周扬的父母再为孩子求饶,就只有谢绝领导的安排了。
在众人们为周洋是对还是错争执不休难分胜负之时,笔者想说的却是——听到一句话,就立马表态的领导。尽管有些“跑题”,尽管有些“小题大做”。
领导确实勤政,能在百忙中亲自接见周洋小姑娘,确实亲民,能关心周洋“现在还有什么困难?”。不妥的是,领导表态太急了,太自主了。当时的场面肯定一如惯例:地方最高领导出席活动,周围必然跟随着基本是当地所有部门的一把手,其中必然有主管“下岗”与就业的领导,最高领导发话了,让“可以解决一下了”,肯定使主管领导诚惶诚恐,带着负罪的感觉立马“解决一下”。于是又一个“个例”出现。结果是只能讨得周洋一家感到温暖,众多的人却感到凉意。
东三省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一直是重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使东三省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最先受到“下岗”的冲击,最先尝试“再就业”的艰苦。周洋父母的困境在东三省工人队伍中肯定不算个例,估计主管领导们肯定一直在“前仆后继”地思考、解决这类难题。就是由于周洋能有机会告“御状”,就能解决了自己家的难题,这对于主管领导、相关部门以及众多的下岗工人,终归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告御状”自古至今是中国老百姓“鸣冤叫屈”的最佳境界,“官大一级压死人”一直是不容颠覆的准则。看看古代的、现代的所有涉及冤假错案的戏剧作品中,最后总会出现一位大官将被冤枉的好人从死亡线上解救回来,胜过一切法律与真理,要不怎么高呼“青天大老爷”呢?
在当今的创新时代,“大官”仍然是人们渴望攀附的目标。尤其是官场上、商界里,格外严重,危害极大。“大官”发话,可以使业绩平平甚至无德无才的人升入要职;“大官”发话,可以将效益极大的项目发给资质与诚信远远不合格的企业;“大官”发话,就可以在人员安置上、高楼修建上随意的出现“个例”。可焦虑的是,对于这些,人们已经习惯了。只要任命一位新的“大官”,很多人就要精细地编织出通向这位“大官”的关系网,想法设法讨好他,攀附他。接待前来视察的“大官”,已成为一门深奥的学问。这门“学问”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哄”,即要弄清楚 “大官”喜欢什么?爱好什么?怎样能使“大官”高兴?第二部分是“用”,即使“大官”表扬他们的政绩,解决他们的难题。于是,进入“大官”视察视线的均是经过精心布置好的,“原生态”早已掩盖妥了。“大官”能看到的凡属由官员们主观形成的均是成绩,凡是由客观形成的均是困难。于是“大官”兴致勃勃地表扬下属一番,并当即拍板:批给若干资金、若干优惠政策等等。由于“大官”的话实在厉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升降,决定一件事的成败。所以,敷衍奉承、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风气难以杜绝。
“大官”当即表态,这种“果断风行”的做法,不是好事。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法治社会,应该依法治国。同时每项工作都有明确分工,不能越位使权。由“大官”们发话造成的“个例”少一点,我们国家的民主民生就会多一点,创新型中国就会早到一点。
一次是回国之际,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没有首先感谢国家,而是感谢自己的父母。为此,受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的批评:“运动员得奖感言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但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父母就完了。”并提出: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一席话激起千层浪,网络上、报刊上议论纷纷,正反两方边界分明,基本没有“骑墙派”。正方说,应该先感谢国家,没有国家的培养,没有国家给予的机会,周洋岂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反方说,应该先感谢父母,这是孝心的体现,尤其对90后的一代,孝心是难得可贵的。正反两方激烈的争议,尤其又有领导的意见夹在其中,估计将小小年龄的周洋连带家长吓得够呛,她的父母赶紧求饶:周洋年龄小、经历少,希望领导不要挑字眼,当然,爹妈培养完,最后不都归国家了吗?始终是为中国争光。和周洋再交流时,会告诉她先感谢国家,后感谢父母。
这场风波还没平息,周洋又祸从口出。4月7日下午,在长春市政府为周洋举行的庆功会上,面对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的询问:“现在还有什么困难?”率真的周洋直接说:“我父母还没有工作!”高广滨当即表态:“各个相关部门的领导都在这里,可以解决一下了!”此消息一出,网络上、报刊上再掀波澜,“周洋太贪心了”“周洋太会抓机会了”“真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贬声不断,就连上次事件中的不少反方也加入了“讨周”的行列。少有的同情者论据仍然是周洋的孝心:可以看出周洋是一个孝顺的孩子,把亲情放在了她内心的第一位,不能说是周洋“太贪心”了,只能说她太孝顺了。这些热心的人甚至精细地为周洋一家算起收支帐,证明她虽然奖金不少,但如果父母没工作,仍属于贫困的行列。这次如果周扬的父母再为孩子求饶,就只有谢绝领导的安排了。
在众人们为周洋是对还是错争执不休难分胜负之时,笔者想说的却是——听到一句话,就立马表态的领导。尽管有些“跑题”,尽管有些“小题大做”。
领导确实勤政,能在百忙中亲自接见周洋小姑娘,确实亲民,能关心周洋“现在还有什么困难?”。不妥的是,领导表态太急了,太自主了。当时的场面肯定一如惯例:地方最高领导出席活动,周围必然跟随着基本是当地所有部门的一把手,其中必然有主管“下岗”与就业的领导,最高领导发话了,让“可以解决一下了”,肯定使主管领导诚惶诚恐,带着负罪的感觉立马“解决一下”。于是又一个“个例”出现。结果是只能讨得周洋一家感到温暖,众多的人却感到凉意。
东三省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一直是重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使东三省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最先受到“下岗”的冲击,最先尝试“再就业”的艰苦。周洋父母的困境在东三省工人队伍中肯定不算个例,估计主管领导们肯定一直在“前仆后继”地思考、解决这类难题。就是由于周洋能有机会告“御状”,就能解决了自己家的难题,这对于主管领导、相关部门以及众多的下岗工人,终归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告御状”自古至今是中国老百姓“鸣冤叫屈”的最佳境界,“官大一级压死人”一直是不容颠覆的准则。看看古代的、现代的所有涉及冤假错案的戏剧作品中,最后总会出现一位大官将被冤枉的好人从死亡线上解救回来,胜过一切法律与真理,要不怎么高呼“青天大老爷”呢?
在当今的创新时代,“大官”仍然是人们渴望攀附的目标。尤其是官场上、商界里,格外严重,危害极大。“大官”发话,可以使业绩平平甚至无德无才的人升入要职;“大官”发话,可以将效益极大的项目发给资质与诚信远远不合格的企业;“大官”发话,就可以在人员安置上、高楼修建上随意的出现“个例”。可焦虑的是,对于这些,人们已经习惯了。只要任命一位新的“大官”,很多人就要精细地编织出通向这位“大官”的关系网,想法设法讨好他,攀附他。接待前来视察的“大官”,已成为一门深奥的学问。这门“学问”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哄”,即要弄清楚 “大官”喜欢什么?爱好什么?怎样能使“大官”高兴?第二部分是“用”,即使“大官”表扬他们的政绩,解决他们的难题。于是,进入“大官”视察视线的均是经过精心布置好的,“原生态”早已掩盖妥了。“大官”能看到的凡属由官员们主观形成的均是成绩,凡是由客观形成的均是困难。于是“大官”兴致勃勃地表扬下属一番,并当即拍板:批给若干资金、若干优惠政策等等。由于“大官”的话实在厉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升降,决定一件事的成败。所以,敷衍奉承、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风气难以杜绝。
“大官”当即表态,这种“果断风行”的做法,不是好事。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法治社会,应该依法治国。同时每项工作都有明确分工,不能越位使权。由“大官”们发话造成的“个例”少一点,我们国家的民主民生就会多一点,创新型中国就会早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