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飞乐股票是内部发行的话,1985年1月14日,上海延中实业则在上海静安体育馆对社会公开发行了500万股。1月13日晚上,延中实业董事长周鑫荣和总经理秦国梁一起睡在办公室,他们辗转难眠,生怕明天的股票发行无人问津。结果1月14日凌晨3点,就有人开始排队,全天认购火爆,附近交通几乎堵塞。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到下午3点,发行了470万股后不得不停止发行。排了一整天队没有买到股票的市民愤愤不平。
　　为鼓励市民持股,延中实业采取了有奖发股的办法,即:每年提取2%的分红基金作为个人持股奖励,每年初开奖,特等奖是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这种有奖发行股票的办法也极大刺激了上海市民的购买延中实业股票的热情。第二年开奖,上海衬衫二厂的女股民获得特等奖,得到了一套住房。后来有奖发行股票在有关部门的制止下停止了。
　　股票要发行,就需要有一个专门买卖的地方。由于股票不能流通,飞乐和延中实业股票轰轰烈烈发行后就死气沉沉了。此时,有急需用钱(留学、看病、装修等)的市民无法将股票变现非常失望,私下交易也开始了。一个老先生生气地说,有女儿要嫁,有儿子要结婚,这样不嫁不结,难道等到老去买棺材吗?
　　当时身处一线发行飞乐股票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经理黄贵显和静安分公司副经理胡瑞荃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曾先后3次向上打报告,要求建立股票转让买卖的交易部,但是报告上去后无人理睬,杳无音讯。
　　1986年8月5日(注:当天正是沈阳信托投资公司开办了第一家证券交易市场),上海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通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经理胡瑞荃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可以向江泽民市长汇报股票交易的问题。胡瑞荃引用一个股民的形象比喻对江泽民说:“股民有了股票,就像有了女儿要出嫁,有了儿子要结婚一样,不婚不嫁会带来矛盾。因此光有一级市场发行股票不行,一定要有二级市场转让才行,股票的生命力在于流通,不会产生很大投机。我们已经3次打报告给有关部门了。”
　　江泽民市长认真听着,仿佛在思考一项重要的历史性决定。随即问有关部门是否收到此报告。有关部门顿时陷入尴尬,惊慌失措。江泽民要求马上落实此事。
　　会后有关部门赶紧让胡瑞荃、黄贵显他们再打报告。没几天,同意静安证券部试行股票交易的报告就批准了。可见上海市长江泽民的支持力度。
　　但是静安营业部即将开业时,手中没有股票。为防止冷场,黄贵显胡瑞荃他们动员飞乐公司和延中实业公司卖一些法人股给静安营业部,共有30多张。
　　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南京西路1806号,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营业部开业。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开展柜台交易的证券营业部。此举曾被上海媒体评为“1986年上海十大经济新闻”之一。
　　该营业部当时仅有12个人,营业面积12多平方米。开业当日,上市股票仅有飞乐、延中2只。飞乐音响的股本是50万元,延中实业股本是500万元。原定于8点30分开门,结果早7点营业部内外全部挤满了股民,连门口的大树上都爬满上了人。营业部门口的交通也一时堵塞。正式开盘后,飞乐开价55.6元,延中54元。第一位买者是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他用1000元买了18股飞乐。全天飞乐发行700股,开业两小时售空;延中1000股,下午4点30分收盘后,共成交股票1540股,成交金额85280元。
　　延中实业的董事长周鑫荣当天也在开业现场,他到处找人攀谈,询问市民对延中实业股票的看法。他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市民如此支持延中实业,我们一定用好用活股票筹集的资金。
　　静安营业部开业的消息,第二天上海当地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给予了及时报道。中央级的报纸,只有中国日报英文版(china daily)和中国法制报及时报道。而这个历史性的新闻,在当时的中央几个大报上未见报道(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2月24日予以报道,见下页图),可见当时中央级的媒体对股票市场的认知度还不高。
　　开业第二天,胡瑞荃就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胡瑞荃你想干什么?是不是要第二次当右派?说完就立即挂上电话。胡瑞荃从来没有当过右派,更谈不上什么第二次当右派了。但是胡瑞荃接到这个恐吓电话还是心有余悸。
　　此外有人还写匿名信,指责静安证券部开业是想搞资本主义,是想鼓励人们投机,不务正业,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界的表现,是新的精神污染等等。
　　外国人对此的确更加敏感和热情,他们觉得中国人买卖股票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美国之音当天予以报道。静安证券营业部开业后,到1986年底,就先后有八十多批三百多位外宾来访,英国BBC、日本NHK、美国环球电视台、法国电视台等都来此采访报道。其中英国的女王没有批准她参观,她自己专门跑来观看。二十多个国际和地区的媒体予以报道,他们都称这是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黄贵显回忆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小小的柜台交易所。
　　也有外国记者专门来挑刺的。
　　有外国记者问黄贵显:你们是信奉马克思的。对于股票,《资本论》中曾说过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你怎么认为?
　　黄贵显回答:马克思还说过,没有股票,可能世界上至今还没有铁路。我们只要管理得当,就会防止你说的情况出现。
　　令黄贵显印象最深的、最不客气的客人就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来访者。
　　这位苏联来访者很不客气,进门不打招呼,黄贵显看见他进来就对他说你好,他也不理睬,没有礼貌。他板着脸问:你们信不信共产主义?
　　黄贵显:这还用问,我们宪法都规定了。
　　苏联来访者:既然你们信仰共产主义,你们懂不懂剥削?
　　黄贵显:知道,是不劳而获。
　　苏联来访者:你们还知道不劳而获,马克思批判的那些东西你们都看了没有?
　　黄贵显:看了一些。股份制有功劳,但也有不劳而获,培养金融贵族,还有大鱼吃小鱼等问题。
　　苏联来访者:既然是不劳而获,那你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还要推行?
　　黄贵显反问:你们苏联有没有利息?
　　苏联来访者:有。
　　黄贵显立即回答:从某种意义上讲,拿利息也是不劳而获。
　　苏联来访者尴尬沉默后说:既然你们认为有风险,从我们社会主义的角度讲,把有风险的东西推给人民是不道德的。
　　黄贵显提高声音:中国人的道德不会落井下石。比如说当别人陷入困境时来逼债(笔者注:指1956年前后苏联撤走专家,逼中国还债),中国人就认为不道德。中国人绝对不会做这种事。股票虽有风险,但是利润也高,收益大,风险大,这是股票的特性。不能说发行股票是不道德的。
　　此时这位苏联来访者脸色很难看,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也不打招呼就走了。 　　与外国人不同的是:中国当时的领导人没有到1806号视察,最高的领导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个王副行长到上海开会曾顺便来过1806号看了一下。
　　2001年5月中旬到10月,笔者先后几次采访了当事人黄贵显(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胡瑞荃、吴毓明等人。黄贵显回忆说,原来1806号这是一个理发店,改建为营业部办理股票买卖,国内国外一下子都知道了。
　　胡瑞荃:1986年9月26日,开业那一天真是不得了,里边都挤满了人,门口的这棵树上面都是人,交通也一时堵塞了一段时期,比较轰动的。
　　静安证券营业部开业后,深圳还来了2个大学生搞调研写毕业论文。结果到此一看,12平方米的营业部怎么交易股票,他们没听几句介绍就不屑一顾地走了,这对黄贵显刺激很大。黄贵显对我回忆说,人家美国证交所董事长范尔林都没有嫌弃我们这个小小营业部,他们看重的是长远意义,而我们自己人却鼠目寸光,一点没有长远眼光。
　　吴毓明:我们两边放着凳子,他们都站在上边,外边全都站满了人。里边柜台很小的,全部都占满了,马路上全是人。
　　李幛喆:范尔林到这儿说了什么话,您还记得吗?
　　胡瑞荃:开始我说这地方很小,我们接待你们差一些,他说,“不错,不错,在上海那么大的城市里边,有那么一间房已经不错了,我们美国那时在梧桐树下边进行股票交易,你们这样做,已经不错了。”
　　李幛喆:除了范尔林来过,后来还有谁来过?
　　黄贵显:外宾来这里很多,包括英国女王,但是没有批准她。后来她悄悄专门自己跑来看了。著名的如野村证券等外国人都来看。我国当时和南朝鲜(韩国)还没有建交,一个南朝鲜的人要来采访,我们不答应。他就借口说要进来上厕所,坐下来就和我们聊股票。还有写信的、打电报的、打电话的,都想来,他们称我们是“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小柜台交易所。
　　也有外国人质疑:商业银行怎么能搞股票交易,这在国外是绝不允许的。
　　黄贵显和胡瑞荃只能解释说,我们刚改革开放,还没有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我们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是代理买卖股票。等试点成功后,就会规范股票买卖了。
　　为规范证券业务的核算和会计记账,1986年底,静安营业部编写的第一部有关证券核算业务的手册,编写者有:黄贵显、胡瑞荃、李圣左(上海金融专科学校高级讲师)和励荣泉。
　　由于静安证券营业部面积太小(12多平方米),每天买卖股票的人员拥挤,开业过了4个月,就搬到了西康路101号。
　　1806号的静安证券营业部的开业,开创了新中国股票交易的先河。可惜的是:“1806号”这个新中国原始的股票交易所,2002年由于拆迁已经消失了(2000年和2001年我曾经2次写信给上海市领导,要求保留这个证券文物,可惜杳无音信)。
　　1806号被“拆迁”了,但是不能拆迁的是什么呢?就是历史。中国股史将会记住“1806”号,记住黄贵显、胡瑞荃、吴毓明他们静安营业部的全体12个工作人员和早先到这里买卖股票的人们;还有纽交所董事长范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