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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獨大，催生多元需求
澳門回歸以來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2018年澳門GDP為4403億澳門元，是2001年的8倍。2001-2018年這18年間，有11年GDP實現兩位數同比增長，6年實現個位數同比增長，只有一年同比下降。人均GDP從2001年的15698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82609美元，是18年前的5倍，僅次於盧森堡和瑞士，位列全球第三。失業率從回歸初期的高出6%，下降到2018年的1.8%，幾乎是全員就業。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從2002年的13.4萬澳門元增長到2017年的57.5萬澳門元，是15年前的4倍。這些數據表明，回歸後澳門經濟起飛、居民安居樂業可謂名副其實、實至名歸。
澳門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與多重因素有關，其中博彩旅遊業發展較為關鍵。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餘波影響，澳門回歸最初幾年經濟增長緩慢。2001 年，特區政府宣佈開放賭權，並於2002 年初向三家公司發出博彩經營准照。賭牌一分為三（後裂變為6），為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娛樂有限公司全資子公司）、澳門永利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及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所得。2003年，中央政府逐步開放內地城市赴港澳“個人遊”，澳門客源大幅增加，博彩旅遊業快速發展。2000年澳門博彩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33%，2017年这一比重升至49%，期間的高峰值超過60%。2004年以來，博彩稅收占澳門總稅收的比重保持在80%以上，高峰值是2009年的90.5%。
博彩業的擴張式發展，引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問題。2004年，特區政府頒佈促進經濟多元化政策，“政府將持之以恆地推動產業結構的適度多元化發展方向”。澳門社會已經形成共識，經濟適度多元是澳門抵抗外部風險、緩解內部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10多年來，澳門經濟適度多元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從結果看，博彩業“一業獨大”的澳門產業結構沒有改變，2017年澳門第二大產業“不動產業務”增加值占GDP比重為11%，比博彩業比重低38個百分點;澳門採礦業、製造業、建造業合計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5%，這就意味著其他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之和也不及博彩業。政府財政和社會發展對博彩業的依賴依舊。
換一個角度看，澳門經濟結構問題不是“一業獨大”，而是 “博彩業一業獨大”，是因為博彩業“貨幣產生貨幣”的特點，以及博彩業所背負的引發訾議的道德屬性。因為對一個陸域面积只有30多平方公里、不到百萬居民的微小經濟體而言，能將“一業”做好已經不易，“經濟多元”其實是苛求，甚至“適度多元”似乎也不現實。如果不是因為“博彩業一業獨大”，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這個問題就沒有提出之必要。明瞭這一點，有助於對澳門經濟多元化探索做出客觀準確的分析和評估。
澳門特色，明晰金融發展
而圍繞著經濟多元化的探索，特區政府也從未停止腳步。近年來，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澳門特色金融產業的發展，並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2016年，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提出“發展澳門特色金融產業”，在非博彩業中的重要性僅次於會展業。《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在“促進博彩業與非博彩業協同發展”一節中對特色金融進行了重點論述，標誌著特色金融產業發展的意義已經超越單一產業，成為澳門調整經濟產業結構、破解博彩業“一業獨大”的戰略舉措。
特色金融並非一個嚴謹的、具有明確指向的概念，特色金融是一個泛指，沒有固定的內涵和外延，其所涵蓋的內容具有較大的彈性。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特色金融”出現6次，與澳門有關的是“支持澳門發展租賃等特色金融業務，探索與鄰近地區錯位發展，研究在澳門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綠色金融平臺、中葡金融服務平臺。”以及“推進深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深澳特色金融合作”。就這一論述看，金融租賃、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綠色金融平臺、中葡金融服務平臺以及澳門與深圳的金融合作等，均應屬於澳門特色金融發展範圍之列。
因此，所謂“澳門特色金融”，應該是指能夠充分利用、有機整合澳門“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自由港”平臺優勢，能夠有效依託和充分啟動澳門現有產業資源要素、能夠有效帶動其他產業發展、促進澳門經濟產業結構均衡的金融行業、金融模式和金融業態。只要順應、適應澳門的平臺經濟模式，具有在市場中成長的能力的金融產品或服務，就應該屬於澳門特色金融範疇。
根據這一內涵，澳門特色金融的層次和類別大體如下：一是中央政府提及的金融類別，包括金融租賃、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綠色金融平臺、中葡金融服務平臺、葡語系國家的人民幣清算中心和出口保險信用制度、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總部等。二是澳門政府及社會提及的金融類別，包括財富（資產）管理、互聯網金融、中資和葡資銀行聯動與合作、金融業基礎設施建設等。三是值得研究的金融類別，包括債券市場、大宗商品交易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等。
具體而言，澳門特色金融應該“特”在三個方面：一是獨有性。利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自由港”平臺優勢發展服務於中葡經貿合作及“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金融，是澳門特色金融獨有的特點。二是不可複製性，澳門特色金融應該具有大灣區其他城市或地區無法仿製的金融特質，應該具有較強的、難以複製的區域要素資源屬性，應該能夠避免區域之間的同質化競爭。三是覆蓋面和影響力。澳門作為內部市場需求較弱的細小經濟體，金融業發展需要一定的覆蓋面和影響力，兼顧向內的大灣區建設和向外的“一帶一路”建設，“向內的特色金融”主要服務於珠三角特别是西部城市，進一步密切與珠江西岸城市“輻射-腹地”關係;“向外的特色金融”主要服務於葡語國家、中葡經貿合作和全球財富管理，融入全球經濟並拓寬發展空間。
2016年和2017年，受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委託，我們先後完成《澳門特色金融的內涵及發展策略》和《澳門特色金融的發展重點及可行性研究》兩份研究報告。在《澳門特色金融的內涵及發展策略》研究報告中，我們提出了澳門發展特色金融的三大類別，一是打造特色金融服務平臺，包括強化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金融功能、建設中葡人民幣清算中心、協助中資機構向葡語國家拓展、壯大中葡合作發展基金、促進中葡金融資本互相滲透等;二是發展融資租賃、財富管理、互聯網金融和綠色金融等四大特色金融產業;三是培育綠色金融交易市場、大宗商品交易市場、離岸金融市場等三大特色金融市場。《澳門特色金融的發展重點及可行性研究》報告重點研究了以上三個方面，但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了調整。打造特色金融服務平臺方面，重點研究如何提升澳門人民幣清算中心等級、發展出口信用保險業務及豐富中葡合作發展基金功能;培育特色金融市場方面，重點研究債券市場、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及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的培育和發展。至於特色金融產業，仍為融資租賃、財富管理、互聯網金融和綠色金融。 需要指出的是，兩份研究報告特別是第二份報告主要是對澳門特色金融發展的可行性評估，即對澳門發展某類特色金融進行“SWOT”分析並提出操作性的策略建議，並非主張十個方面同步推進。對澳門而言，同步推進既不現實，也無必要。至於推進中的輕重、緩急、取捨，則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
金融+科技，規劃進行時
隨著大灣區的確立，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澳門是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核心引擎之一，“澳門-珠海”是三大“極點帶動”之一，承擔著引領大灣區建設的重要使命，而“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是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重中之重。一定意義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已經將澳門納入國家創新體系，澳門也將逐步融入國家創新體系。
金融中心（包括澳門這樣的“服務業中心城市”）向“金融+科技”中心轉型，本質上是城市發展動力的轉型或重構。過去20年，從亞洲金融風暴到全球金融海嘯，單一金融（服務）中心城市經濟高度金融化、虛擬化的風險暴露無疑，跨國公司推動下的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缺陷和不足也日漸彰顯。回歸實體、回歸製造業，成為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發展策略的重要選擇。但對大多數發達經濟體而言，回歸製造業並不現實，全球金融（服務）中心城市更是幾無可能，發展創新科技因此成為次優選擇，即通過發展創新科技，實現從財富驅動和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發展動力轉換。
在全球和區域經濟產業競爭中，創新和科技進步一直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大都市是世界創新資源的集聚中心，全球創新活動的控制中心，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代表，標誌著一個國家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高度和地位。一個沒有創新科技資源及競爭優勢的金融（服務）中心城市，內涵是不完善的，功能是殘缺的，將會遭遇空間和能級提升的玻璃天花板。近年來，紐約、倫敦、香港、東京、新加坡等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無不在保持金融功能優勢的同時，著力發展創新科技。紐約“矽巷”、倫敦“東倫敦技術城”、東京智能製造和新加坡“One North”世界級研發中心，為城市發展注入了新動能，提供了新動力。紐約重點推進科技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和深度融合，打造全球金融科技（Fin Tech）創新中心;倫敦老街變身“矽環島”，號稱是僅次於三藩市和紐約的世界第三大技術企業集群區;新加坡將科技融入電子、機械、生物、石化等支柱行業，並探索與金融的結合。
由此可見，佈局創新科技產業，強化創新科技與金融深度融合，由全球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轉型，本質是發展動力的轉型，已經成為全球金融（服務）中心城市的共識和行動，澳門也不例外。廣義上，科技創新的發展，將對沖和防範經濟高度金融化、虛擬化帶來的風險;狹義上，科技創新原本就是金融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可或缺，十分重要。
至於人才方面，澳門應該適當放寬人才引進政策，否則澳門高校培養的非澳門籍學生将難以參與澳門經濟發展，長遠則影響澳門高校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在世界各地及大灣區各個城市（包括香港）都在大力吸引高端專業人才的背景下，對澳門緊缺的金融、科創等高端專業人才应该放寬引進政策。參考新加坡及中國香港等國家或地區的經驗，設立公開的計分制度，按照申請人學歷、工作經驗、專業資格、技術能力、語言能力、個人成就等維度，對申請人進行評分，擇優簽發簽證。完善專才引進計劃，設定公開透明的配額，每年以行政法規方式公佈配額數量，對於特區政府明確大力支持的產業，設定專門配額，按需調節，使得專才引進具有一定引導性和目標性。在人才薪酬福利、人才居住、子女教育等方面給予政策優惠等，為澳門社會發展、產業發展提供穩定的人才儲備力量。
對接港深，分工且創新
而提及金融發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受到非常多的關注，同樣發展金融，澳門與香港的差異是存在。環顧歷史，澳門興衰及博彩業的發展，與香港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一定程度上，澳門和香港的產業呈現一體化格局，港澳主導產業之間存在內部約定或分工。澳門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製造業實際上是香港加工貿易的延伸，港資一直是澳門博彩業的重要持份者。很長一段時期，香港居民都是澳門博彩業重要的主顧之一，兩地也形成“香港不發展博彩，澳門不發展金融”的默契。這或許是金融業在相当一段时期未能成為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重要選項的另外一個原因。
問題在於，港澳之間可以約定產業發展以規避無序競爭，但卻不能阻止周邊國家或地區開放博彩。在周邊國家或地區賭業放開的大環境下，港澳關於博彩與金融的約定已經失效。
因此，澳門發展金融業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並不衝突，不是對香港金融地位的挑戰，而是香港金融功能的延伸，對香港金融功能的補充。港澳金融一定會形成差異化發展格局，只要明確港澳金融的互補分工，錯位發展，就會實現共贏。澳門發展金融業要充分香港的競爭優勢所在，根據自身資源確定金融業的發展方向和重點，審慎評估發展特色金融的可行性和現實性。
而在大灣區城市中，深圳近年來創新金融發展較好。在落實廣東銀保監局籌備組推動廣東銀行同業公會與澳門銀行公會於2018年8月1日簽署的《關於共同促進“一帶一路”與大灣區建設的合作備忘錄》有關內容的同時，澳門可進一步強化與深圳的金融合作。可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一是金融法制借鑒。澳門發展特色金融的短板是缺乏完備先進的金融法制基礎，深圳已經發展成為比肩上海、北京的金融中心城市，在金融法制建設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可以作為澳門參考借鑒的完善金融法律法規的重要制度資源庫。
二是金融人才交流。缺乏充足的現代金融人才是澳門發展特色金融的一個短板。作為金融中心城市，深圳金融從業人員已達12萬多人 ，有400多名特許金融分析師（CFA）持證人，每年近2000名考生參加CFA考試，彙聚了大量優秀的金融人才。同時，深圳還擁有為數眾多的能為金融業發展提供必不可少配套服務的法律、會計等優質專業人士。深圳可以作為澳門彌補金融人才不足的重要人才庫，為此應加強澳深金融行業協會的交流合作，推進兩地金融人才的交流培訓，發揮深圳對澳門發展特色金融的人才支持作用。 三是金融業務合作。將深圳前海作為澳深金融業務合作的首要平臺。前海是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的試驗示範窗口，金融業已成為其第一大產業。前海聯動香港、面向世界，在全國率先實現跨境人民幣貸款、跨境雙向發債、跨境雙向資金池、跨境雙向股權投資和跨境資產轉讓等“五個跨境”金融創新。結合前海金融業發展優勢，澳門一方面可以對接利用前海金融企業雲集所形成的金融生態圈和良好政策環境，將其作為CEPA框架下澳門金融業進入內地的首選地，鼓勵澳門金融機構到前海設立經營機構，與前海各類金融機構深入開展業務合作，幫助澳門發展特色金融相關核心業務。另一方面，澳門可向中央政府爭取，將前海與香港之間的“五個跨境”金融創新政策（即“跨境雙向股权投资、跨境资产转让、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双向发债和跨境双向资金池”），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做適當調整後，適用於前海與澳門之間，為澳門特色金融的發展提供跨境金融創新業務支撐。
一帶一路，強化“平台”功能
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中，澳門的金融發展同樣會獲得極大的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內容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资金融通方面，目前“一帶一路”建設著力推動沿線各國金融合作，致力於建立一套完善的投融資和信用體系，推動各國加強金融監管合作，構建區域性金融風險預警系統，這為澳門發展特色金融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環境。“一帶一路”建設涉及多個領域，對資金及相關金融服務需求巨大，雖然目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國家開發銀行、國家進出口銀行、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內國際金融機構已經提供了大量資金融通，但缺口仍然較大，需要更多的商業金融機構的介入。澳門葡語金融服務、財富管理、綠色金融等方面具有較大優勢，為澳門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業面臨巨大商機，澳門發展特色金融面臨難得的機遇。
澳門在促進“一帶一路”資金融通方面的總體策略應當是爭取中央支持，保持與香港、深圳、廣州的差異化發展，面向葡語國家，形成澳門特色金融服務體系，建設綜合性特色金融服務平臺。
一是推動澳門金融交易所與葡語國家交易所聯盟。借鑒泛歐證券交易所建設模式，推動澳門金融交易所加強與泛歐里斯本證券交易所（葡萄牙）、聖保羅證券交易所（巴西）和佛得角證券交易所的合作，探索建立葡語國家交易所聯盟，允許交易者在聯盟交易所之間即時、自由交易，形成葡語國家和地區24小時不間斷交易網路。
二是成立特色金融產業投資發展基金。吸引風險投資、股權投資、天使投資及其他社會資本，重點支持特色金融企業、平臺、專案、工作團隊及法律法規建設等，著力構建和優化特色金融發展環境。
三是發展面向葡語國家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從結算系統、人才、產業種類等方面全方位統籌佈局。在具體路徑方法上，建立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監管體系;擴大人民幣清算行範圍，將實力雄厚、在葡語國家發展較好的中資銀行或者合資銀行納入清算體系;重點發展融資租賃業務。
四是建立新型信用保險制度。聯手內地有實力和資質的保險企業，為部分與葡語國家、歐盟和東盟國家有業務往來的澳門和內地企業，部分符合條件的在澳門或內地有業務的葡語國家、歐盟和東盟企業提供信用保險服務。
澳門回歸以來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2018年澳門GDP為4403億澳門元，是2001年的8倍。2001-2018年這18年間，有11年GDP實現兩位數同比增長，6年實現個位數同比增長，只有一年同比下降。人均GDP從2001年的15698美元增長到2018年的82609美元，是18年前的5倍，僅次於盧森堡和瑞士，位列全球第三。失業率從回歸初期的高出6%，下降到2018年的1.8%，幾乎是全員就業。人均本地居民總收入從2002年的13.4萬澳門元增長到2017年的57.5萬澳門元，是15年前的4倍。這些數據表明，回歸後澳門經濟起飛、居民安居樂業可謂名副其實、實至名歸。
澳門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與多重因素有關，其中博彩旅遊業發展較為關鍵。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餘波影響，澳門回歸最初幾年經濟增長緩慢。2001 年，特區政府宣佈開放賭權，並於2002 年初向三家公司發出博彩經營准照。賭牌一分為三（後裂變為6），為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娛樂有限公司全資子公司）、澳門永利度假村股份有限公司及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所得。2003年，中央政府逐步開放內地城市赴港澳“個人遊”，澳門客源大幅增加，博彩旅遊業快速發展。2000年澳門博彩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33%，2017年这一比重升至49%，期間的高峰值超過60%。2004年以來，博彩稅收占澳門總稅收的比重保持在80%以上，高峰值是2009年的90.5%。
博彩業的擴張式發展，引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問題。2004年，特區政府頒佈促進經濟多元化政策，“政府將持之以恆地推動產業結構的適度多元化發展方向”。澳門社會已經形成共識，經濟適度多元是澳門抵抗外部風險、緩解內部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10多年來，澳門經濟適度多元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從結果看，博彩業“一業獨大”的澳門產業結構沒有改變，2017年澳門第二大產業“不動產業務”增加值占GDP比重為11%，比博彩業比重低38個百分點;澳門採礦業、製造業、建造業合計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5%，這就意味著其他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之和也不及博彩業。政府財政和社會發展對博彩業的依賴依舊。
換一個角度看，澳門經濟結構問題不是“一業獨大”，而是 “博彩業一業獨大”，是因為博彩業“貨幣產生貨幣”的特點，以及博彩業所背負的引發訾議的道德屬性。因為對一個陸域面积只有30多平方公里、不到百萬居民的微小經濟體而言，能將“一業”做好已經不易，“經濟多元”其實是苛求，甚至“適度多元”似乎也不現實。如果不是因為“博彩業一業獨大”，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這個問題就沒有提出之必要。明瞭這一點，有助於對澳門經濟多元化探索做出客觀準確的分析和評估。
澳門特色，明晰金融發展
而圍繞著經濟多元化的探索，特區政府也從未停止腳步。近年來，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澳門特色金融產業的發展，並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2016年，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提出“發展澳門特色金融產業”，在非博彩業中的重要性僅次於會展業。《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在“促進博彩業與非博彩業協同發展”一節中對特色金融進行了重點論述，標誌著特色金融產業發展的意義已經超越單一產業，成為澳門調整經濟產業結構、破解博彩業“一業獨大”的戰略舉措。
特色金融並非一個嚴謹的、具有明確指向的概念，特色金融是一個泛指，沒有固定的內涵和外延，其所涵蓋的內容具有較大的彈性。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特色金融”出現6次，與澳門有關的是“支持澳門發展租賃等特色金融業務，探索與鄰近地區錯位發展，研究在澳門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綠色金融平臺、中葡金融服務平臺。”以及“推進深港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深澳特色金融合作”。就這一論述看，金融租賃、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綠色金融平臺、中葡金融服務平臺以及澳門與深圳的金融合作等，均應屬於澳門特色金融發展範圍之列。
因此，所謂“澳門特色金融”，應該是指能夠充分利用、有機整合澳門“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自由港”平臺優勢，能夠有效依託和充分啟動澳門現有產業資源要素、能夠有效帶動其他產業發展、促進澳門經濟產業結構均衡的金融行業、金融模式和金融業態。只要順應、適應澳門的平臺經濟模式，具有在市場中成長的能力的金融產品或服務，就應該屬於澳門特色金融範疇。
根據這一內涵，澳門特色金融的層次和類別大體如下：一是中央政府提及的金融類別，包括金融租賃、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綠色金融平臺、中葡金融服務平臺、葡語系國家的人民幣清算中心和出口保險信用制度、中葡合作發展基金總部等。二是澳門政府及社會提及的金融類別，包括財富（資產）管理、互聯網金融、中資和葡資銀行聯動與合作、金融業基礎設施建設等。三是值得研究的金融類別，包括債券市場、大宗商品交易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等。
具體而言，澳門特色金融應該“特”在三個方面：一是獨有性。利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和“自由港”平臺優勢發展服務於中葡經貿合作及“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金融，是澳門特色金融獨有的特點。二是不可複製性，澳門特色金融應該具有大灣區其他城市或地區無法仿製的金融特質，應該具有較強的、難以複製的區域要素資源屬性，應該能夠避免區域之間的同質化競爭。三是覆蓋面和影響力。澳門作為內部市場需求較弱的細小經濟體，金融業發展需要一定的覆蓋面和影響力，兼顧向內的大灣區建設和向外的“一帶一路”建設，“向內的特色金融”主要服務於珠三角特别是西部城市，進一步密切與珠江西岸城市“輻射-腹地”關係;“向外的特色金融”主要服務於葡語國家、中葡經貿合作和全球財富管理，融入全球經濟並拓寬發展空間。
2016年和2017年，受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委託，我們先後完成《澳門特色金融的內涵及發展策略》和《澳門特色金融的發展重點及可行性研究》兩份研究報告。在《澳門特色金融的內涵及發展策略》研究報告中，我們提出了澳門發展特色金融的三大類別，一是打造特色金融服務平臺，包括強化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金融功能、建設中葡人民幣清算中心、協助中資機構向葡語國家拓展、壯大中葡合作發展基金、促進中葡金融資本互相滲透等;二是發展融資租賃、財富管理、互聯網金融和綠色金融等四大特色金融產業;三是培育綠色金融交易市場、大宗商品交易市場、離岸金融市場等三大特色金融市場。《澳門特色金融的發展重點及可行性研究》報告重點研究了以上三個方面，但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了調整。打造特色金融服務平臺方面，重點研究如何提升澳門人民幣清算中心等級、發展出口信用保險業務及豐富中葡合作發展基金功能;培育特色金融市場方面，重點研究債券市場、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及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場的培育和發展。至於特色金融產業，仍為融資租賃、財富管理、互聯網金融和綠色金融。 需要指出的是，兩份研究報告特別是第二份報告主要是對澳門特色金融發展的可行性評估，即對澳門發展某類特色金融進行“SWOT”分析並提出操作性的策略建議，並非主張十個方面同步推進。對澳門而言，同步推進既不現實，也無必要。至於推進中的輕重、緩急、取捨，則有待於進一步深入研究。
金融+科技，規劃進行時
隨著大灣區的確立，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澳門是粵港澳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核心引擎之一，“澳門-珠海”是三大“極點帶動”之一，承擔著引領大灣區建設的重要使命，而“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是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重中之重。一定意義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已經將澳門納入國家創新體系，澳門也將逐步融入國家創新體系。
金融中心（包括澳門這樣的“服務業中心城市”）向“金融+科技”中心轉型，本質上是城市發展動力的轉型或重構。過去20年，從亞洲金融風暴到全球金融海嘯，單一金融（服務）中心城市經濟高度金融化、虛擬化的風險暴露無疑，跨國公司推動下的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缺陷和不足也日漸彰顯。回歸實體、回歸製造業，成為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發展策略的重要選擇。但對大多數發達經濟體而言，回歸製造業並不現實，全球金融（服務）中心城市更是幾無可能，發展創新科技因此成為次優選擇，即通過發展創新科技，實現從財富驅動和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的發展動力轉換。
在全球和區域經濟產業競爭中，創新和科技進步一直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大都市是世界創新資源的集聚中心，全球創新活動的控制中心，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代表，標誌著一個國家在世界分工體系中的高度和地位。一個沒有創新科技資源及競爭優勢的金融（服務）中心城市，內涵是不完善的，功能是殘缺的，將會遭遇空間和能級提升的玻璃天花板。近年來，紐約、倫敦、香港、東京、新加坡等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無不在保持金融功能優勢的同時，著力發展創新科技。紐約“矽巷”、倫敦“東倫敦技術城”、東京智能製造和新加坡“One North”世界級研發中心，為城市發展注入了新動能，提供了新動力。紐約重點推進科技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和深度融合，打造全球金融科技（Fin Tech）創新中心;倫敦老街變身“矽環島”，號稱是僅次於三藩市和紐約的世界第三大技術企業集群區;新加坡將科技融入電子、機械、生物、石化等支柱行業，並探索與金融的結合。
由此可見，佈局創新科技產業，強化創新科技與金融深度融合，由全球金融中心向“金融+科技”中心轉型，本質是發展動力的轉型，已經成為全球金融（服務）中心城市的共識和行動，澳門也不例外。廣義上，科技創新的發展，將對沖和防範經濟高度金融化、虛擬化帶來的風險;狹義上，科技創新原本就是金融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可或缺，十分重要。
至於人才方面，澳門應該適當放寬人才引進政策，否則澳門高校培養的非澳門籍學生将難以參與澳門經濟發展，長遠則影響澳門高校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在世界各地及大灣區各個城市（包括香港）都在大力吸引高端專業人才的背景下，對澳門緊缺的金融、科創等高端專業人才应该放寬引進政策。參考新加坡及中國香港等國家或地區的經驗，設立公開的計分制度，按照申請人學歷、工作經驗、專業資格、技術能力、語言能力、個人成就等維度，對申請人進行評分，擇優簽發簽證。完善專才引進計劃，設定公開透明的配額，每年以行政法規方式公佈配額數量，對於特區政府明確大力支持的產業，設定專門配額，按需調節，使得專才引進具有一定引導性和目標性。在人才薪酬福利、人才居住、子女教育等方面給予政策優惠等，為澳門社會發展、產業發展提供穩定的人才儲備力量。
對接港深，分工且創新
而提及金融發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受到非常多的關注，同樣發展金融，澳門與香港的差異是存在。環顧歷史，澳門興衰及博彩業的發展，與香港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一定程度上，澳門和香港的產業呈現一體化格局，港澳主導產業之間存在內部約定或分工。澳門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製造業實際上是香港加工貿易的延伸，港資一直是澳門博彩業的重要持份者。很長一段時期，香港居民都是澳門博彩業重要的主顧之一，兩地也形成“香港不發展博彩，澳門不發展金融”的默契。這或許是金融業在相当一段时期未能成為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重要選項的另外一個原因。
問題在於，港澳之間可以約定產業發展以規避無序競爭，但卻不能阻止周邊國家或地區開放博彩。在周邊國家或地區賭業放開的大環境下，港澳關於博彩與金融的約定已經失效。
因此，澳門發展金融業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並不衝突，不是對香港金融地位的挑戰，而是香港金融功能的延伸，對香港金融功能的補充。港澳金融一定會形成差異化發展格局，只要明確港澳金融的互補分工，錯位發展，就會實現共贏。澳門發展金融業要充分香港的競爭優勢所在，根據自身資源確定金融業的發展方向和重點，審慎評估發展特色金融的可行性和現實性。
而在大灣區城市中，深圳近年來創新金融發展較好。在落實廣東銀保監局籌備組推動廣東銀行同業公會與澳門銀行公會於2018年8月1日簽署的《關於共同促進“一帶一路”與大灣區建設的合作備忘錄》有關內容的同時，澳門可進一步強化與深圳的金融合作。可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一是金融法制借鑒。澳門發展特色金融的短板是缺乏完備先進的金融法制基礎，深圳已經發展成為比肩上海、北京的金融中心城市，在金融法制建設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可以作為澳門參考借鑒的完善金融法律法規的重要制度資源庫。
二是金融人才交流。缺乏充足的現代金融人才是澳門發展特色金融的一個短板。作為金融中心城市，深圳金融從業人員已達12萬多人 ，有400多名特許金融分析師（CFA）持證人，每年近2000名考生參加CFA考試，彙聚了大量優秀的金融人才。同時，深圳還擁有為數眾多的能為金融業發展提供必不可少配套服務的法律、會計等優質專業人士。深圳可以作為澳門彌補金融人才不足的重要人才庫，為此應加強澳深金融行業協會的交流合作，推進兩地金融人才的交流培訓，發揮深圳對澳門發展特色金融的人才支持作用。 三是金融業務合作。將深圳前海作為澳深金融業務合作的首要平臺。前海是國家金融業對外開放的試驗示範窗口，金融業已成為其第一大產業。前海聯動香港、面向世界，在全國率先實現跨境人民幣貸款、跨境雙向發債、跨境雙向資金池、跨境雙向股權投資和跨境資產轉讓等“五個跨境”金融創新。結合前海金融業發展優勢，澳門一方面可以對接利用前海金融企業雲集所形成的金融生態圈和良好政策環境，將其作為CEPA框架下澳門金融業進入內地的首選地，鼓勵澳門金融機構到前海設立經營機構，與前海各類金融機構深入開展業務合作，幫助澳門發展特色金融相關核心業務。另一方面，澳門可向中央政府爭取，將前海與香港之間的“五個跨境”金融創新政策（即“跨境雙向股权投资、跨境资产转让、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双向发债和跨境双向资金池”），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做適當調整後，適用於前海與澳門之間，為澳門特色金融的發展提供跨境金融創新業務支撐。
一帶一路，強化“平台”功能
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中，澳門的金融發展同樣會獲得極大的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內容是“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资金融通方面，目前“一帶一路”建設著力推動沿線各國金融合作，致力於建立一套完善的投融資和信用體系，推動各國加強金融監管合作，構建區域性金融風險預警系統，這為澳門發展特色金融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環境。“一帶一路”建設涉及多個領域，對資金及相關金融服務需求巨大，雖然目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國家開發銀行、國家進出口銀行、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內國際金融機構已經提供了大量資金融通，但缺口仍然較大，需要更多的商業金融機構的介入。澳門葡語金融服務、財富管理、綠色金融等方面具有較大優勢，為澳門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業面臨巨大商機，澳門發展特色金融面臨難得的機遇。
澳門在促進“一帶一路”資金融通方面的總體策略應當是爭取中央支持，保持與香港、深圳、廣州的差異化發展，面向葡語國家，形成澳門特色金融服務體系，建設綜合性特色金融服務平臺。
一是推動澳門金融交易所與葡語國家交易所聯盟。借鑒泛歐證券交易所建設模式，推動澳門金融交易所加強與泛歐里斯本證券交易所（葡萄牙）、聖保羅證券交易所（巴西）和佛得角證券交易所的合作，探索建立葡語國家交易所聯盟，允許交易者在聯盟交易所之間即時、自由交易，形成葡語國家和地區24小時不間斷交易網路。
二是成立特色金融產業投資發展基金。吸引風險投資、股權投資、天使投資及其他社會資本，重點支持特色金融企業、平臺、專案、工作團隊及法律法規建設等，著力構建和優化特色金融發展環境。
三是發展面向葡語國家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從結算系統、人才、產業種類等方面全方位統籌佈局。在具體路徑方法上，建立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監管體系;擴大人民幣清算行範圍，將實力雄厚、在葡語國家發展較好的中資銀行或者合資銀行納入清算體系;重點發展融資租賃業務。
四是建立新型信用保險制度。聯手內地有實力和資質的保險企業，為部分與葡語國家、歐盟和東盟國家有業務往來的澳門和內地企業，部分符合條件的在澳門或內地有業務的葡語國家、歐盟和東盟企業提供信用保險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