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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奏议是苏轼文学写作中之重要部分。苏轼一生仕宦，公忠許国、关心民瘼、直言敢谏，奏议为之忠实纪录，文体史上与西汉奏疏、陆贽奏议鼎足而三。南宋孝宗帝赞其“忠言谠论，正朝大节”。苏轼奏议展现出其为政责实、以民为本、崇儒重德、广纳忠谏、独立不倚的治政思想与理念。以文学视角言，苏轼奏议论切时弊、引类譬喻、变俗为雅、长于摹写，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技巧。以政治影响论，苏轼奏议对于宋世推尊陆贽、规谏当朝帝王、助力高丽外交、惠及天下生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奏议为苏轼赢得崇高文名，其敷陈政见虽不尽公允，但仍不失为史上一流写手。
[关键词]苏轼 奏议 思想蕴涵 文学特征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干部政德教育研究专项“北宋奏议中的政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18CZDJ04）;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资助经费项目“北宋奏议中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18RA228）
[作者简介]武建雄，滨州学院人文学院，文学博士（滨州 256600）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6-0113-11
苏轼为文学史上之巨擘名儒，向以诗词文享有盛誉。《宋史》称其文学成就“浑涵光芒，雄视百代”[1]8650。学界对苏轼的文学研究，历来聚焦于书写仕宦余暇生活情趣抱负的诗、词与古文，而对于其奏进君王敷陈治道的奏议文，却鲜有关注台湾学者徐月芳的专著《苏轼奏议书牍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出版），有关苏轼奏议研究仅占一半篇幅，并以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的孔繁礼点校本《苏轼文集》为主要参考文献，对研究对象的统计不全。徐氏以苏轼仕履时间为轴，分密州、徐州、京师、杭州、扬州等五个时段，分别抉覆期间苏轼奏议所陈治策，对苏轼奏议的写作特征与成就并未涉及。研究论文主要有花妮娜《苏轼公文写作研究》（西北大学，2008）、刘英楠《苏轼表文研究》（辽宁大学，2011）、张天城《陆贽与苏轼奏议比较研究》（辽宁大学，2012），冯炜玥《论苏轼疏浚西湖之奏议》（《西部学刊》2016年第6期）、邹东凛《论苏轼的奏议文章》（《秘书》2015年第1期）、陈小英《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论苏轼奏议中的平民本色》（《理论界》2010年第8期），这些研究成果或不专以苏轼奏议文为研究对象，或研究侧重于文体学，对于以文学视角的观照，明显不足。。事实上，苏轼仕宦勤政忠君，政绩斐然，上书帝王的奏议辞直理密，造端宏大，堪称奏议史上一流写手。南宋孝宗帝赵眘嘉其奏进忠谋，立节以仕，赠谥文忠，称许其“忠言谠论，正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2] 。近人曾国藩称其奏议文道：“凡奏议类，以西汉奏疏、陆贽、苏轼为宗。”[3] 研究苏轼奏议文的思想蕴涵与文学特征，有助于揭示其身为士人的侧影，展示其奏议写作的文学成就与价值。
奏议是古代中国君主制社会中，基于臣僚上呈君主言事议政、陈请等需要，而产生的上行行政文书。奏议的产生与定型，经历了从三代敷奏以言，到周代言笔未分，又到春秋战国书奏为主，再到汉代章、表、奏、议等四体定型的过程。奏议作为文体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奏议泛指一切上呈帝王的文书，包括章、表、奏、启、策、议、状等类型;狭义的奏议专指进奏君主言事论政的文书。以现代文体视角考察，奏议属于论政的议论文。本文对苏轼奏议文的研究，采取狭义视角。
一、苏轼的奏议文写作
苏轼历仕北宋英、神、哲、徽四朝，一生忠尽职守，勤勉进言。《宋史》载苏轼有《奏议》十五卷，今存苏轼奏议，散见于《苏轼文集》《东坡先生年谱》《宋朝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等文献中。2006年，由曾枣庄主编的《全宋文》尽悉收录。据《全宋文》辑录，笔者统计，苏轼写作广义奏议文313篇，其中，狭义奏议文共181篇。明代都穆言：“苏文忠公文章之富，古今莫有过者”[4]1358，从数量上看，奏议在其一生作文近五千篇中占比甚微，但北宋规定仅台谏官担有言责，他官“只能言本职之事”[5]6。苏轼一生未担任台谏官，其奏议文写作数量，较之言官，已蔚为可观。
以狭义奏议论，苏轼奏议大致含上书、状、札子等三种文体类型。三类文体各执行不同功能，上书为“敷奏谏说之辞”[6]124，综论政务、敷陈治策，如《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状与札子均源于魏晋之启，状执陈事、议事或建议功能，如《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浙灯状》;札子为宋代新出之名，执论事、举荐或陈请功能，如《乞罢详定役法札子》《荐朱长文札子》。在三类文体中，札子占比最大。
苏轼奏议写作贯穿宦途始终，无论任京朝官或幕职官，均积极议政，热情谏言。苏轼一生仕途九次迁谪，从熙宁二年（1069年）奏《议学校贡举状》始，至建中元年（1101年）作《乞致仕状》终，苏轼每一任职官，无不以儒家名节自励，直言进谏，畅论国事。他在任职馆阁时，阻神宗买灯，揭新法流弊;在擢列经筵时，进陆贽奏议，申读汉唐正史;在迁谪徐州、杭州时，乞医疗病囚，奏浙西灾伤。就论事内容所及，大到变法新政，小到宫车乱道，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立朝仕宦的忠言谠论与正朝大节，奏议文作出忠实纪录。
二、苏轼奏议的治理思想与方策
苏轼一生尊儒重道，少年即为汉代范滂所感召，“奋厉有当世志”[7]1117。入仕以后，王水照认为，“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训，使他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社会责任的完成融合一体”[8]71。这种基于儒家思想的进德修业，投射于治政的实践，形成了苏轼在经济、外交、军事、帝学、科举、用人等方面系统而鲜明的治理思想与方策。
（一）为政责实、不率空言
苏轼主张治政以适用为本，注重施政实效，反对空言误政。元祐七年（1092年），他上书哲宗《论王道六事》，自陈心迹：“臣始之学也，以适用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为心而惭尸禄。”[9]33他还说：“空言率人，不如有实而人自劝。”[9]98在北宋神、哲二朝议论扰攘的朝堂，他清楚地认识到“一言可以兴邦，空谈行将误国”的现实。他认为，“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10]340。这在当时儒士蔑视汉唐传注经学，纷纷以己意解经，导致众说林立的政坛，显得清新可贵。 从适用的理念出发，苏轼提倡实学，并将之贯彻于施政实践，形成為政务求责实之经国方策。熙宁二年（1069年）新法方兴，朝廷欲于学校贡举取士略文章、废诗赋、罢封弥与贴墨，而专取策论、采誉望、考大义。苏轼上神宗《议学校贡举状》，极言不可，认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并谏神宗“试之以法言，取之于实学”[10]210。熙丰变法期间，苏轼迁谪外任，多次上书极言新法不便，皆源于其责实为政理念下体察民瘼的结果。
为政责实，儒家圣人倡之已久。《论语·为政》载孔子启发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孟子·公孙丑》载孟子长养浩然之气之“四端”，明朝人胡广认为均是“实学”。汉代董仲舒已将儒家实学精神用于为政考绩，《春秋繁露·考功名》载其“考绩之法”，是要“揽名责实，不得虚言”[11]223。可见，苏轼“为政责实”的理念，继承了儒家政治的优秀传统。
（二）心系苍生、以民为本
苏轼一生为官，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早在22岁科举策试时，他即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阐述“爱民、忧民、广恩、慎刑”之主张，并将其贯彻于仕宦生涯终始。他初仕凤翔，为民祈雨;知守徐州，携民抗洪;外任扬州，改革漕运;主政杭州，疏浚西湖。每一任职官，苏轼无不心系苍生，体恤民情，爱惜民力，以民为本。
苏轼主张施政应当以民为本，并多次上书帝王进行阐述。他认为，天下不是帝王一人之天下，帝王只是行使管理权而已，“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御试制科策》）。帝王权力的基础，在于民心的向背。“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基于此，他认为，施政的根本要从百姓是否满意出发。在熙宁变法如火如荼时，他上书神宗表达了以民为本的主张，认为新法措置是否适当，要以百姓是否乐于接受为判断准则，“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9] 1194-1201。神宗低价收购平民浙灯四千余盏，苏轼上书严词批评此举是“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内帑所储，孰非民力？”[9] 98-99在哲宗时，州县官吏催逼积欠，苏轼上书大胆斥责，认为这样的做法扰民坏政，“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9] 1119-1120苏轼的民本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民本思想源出《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后世儒家屡有阐发。在春秋时，孔子主张为政要宽民利民。在战国时，孟子将民本思想发挥至极致，他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同时期的荀子亦主张人民是国家根基，说：“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荀子》）。唐代名臣魏征据荀子说演绎为著名的“载舟覆舟”论，他谏唐太宗：“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旧唐书》）可以看出，苏轼的民本思想，有着深厚的儒家渊源。
（三）崇儒重德、攘斥佛老
苏轼一生崇奉儒家哲学，并以此进德修业，孜孜以求。儒家仁民爱物、为政以德的思想，构成了苏轼入仕为宦的行动指针。他一生仕途几经浮沉，但矢志济世修德，不问功名，务施仁政，心念苍生，不计私利，身处困厄而坚守不辍。明朝人李贽赞苏轼道：“苏文忠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文忠困厄一生，尽心尽力干办国家事一生。据其生平，了无不干之事。”[12]209这一评价，正是苏轼身为儒家士人公忠体国人格精神的真实写照。
苏轼治政崇儒重德，在奏议中有着生动体现。这一思想体现在其奏议依经立义上。苏轼进谏人君，陈谋献策，皆恪守儒家经典、严守圣人大义而阐发。苏轼奏议援引经典，不离《九经》，敷陈故事，皆宗正史。笔者以《宋朝诸臣奏议》所录苏轼奏议23篇为样本，统计其引用经史人物情况如下表所示：
熙宁初年，部分士人痴迷佛道，文风浮诞，并著书鬻市，流毒所及，遍及举子。苏轼上书大力攘斥佛老，倡议文风与学术归璞返古，他说：“使天下之士皆能如庄、周以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厉世磨钝者废矣！”建议神宗：“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渉浮诞者，虽工必黜。”[9]858-859苏轼又认识到治理国家，依靠法家刑名赏罚并不能长治久安。王安石新法施行之初，严刑名赏罚，他上书神宗表示反对，借批评商鞅变法：“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主张儒家德治方是治政良方，“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9]1194-1201。“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后者刑也”[9]1235-1238。苏轼对儒家的崇奉，在其德治主张的奏议中得以尽显。
（四）务通言路、广纳忠谏
苏轼重视言路通塞、人君纳谏听言对于治政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朝廷言路通塞，下情能否及时上达，关乎国家治乱。主张“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9]73。他认为，下情不通，帝王耳目就会壅蔽;相反，言路畅通，帝王不仅可以知外事，而且可以考察士人情伪。所以他主张帝王“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9]73-74。因此，苏轼主张人君要积极听言纳谏，认为人君是否肯听言，关系国之安危。他说：“为国安危之本，只在听言得失之间。”[9]33
苏轼对帝王听言，有着精深细致的认识。首先，苏轼认为帝王应当务求听言纳谏，但是要有所取舍，而不能听言太广。他上书指出，熙宁变法中神宗所犯的错误之一，即在于“听言太广”[10]138。其次，他主张帝王对臣僚所进良莠之言要有所鉴别。他认为，帝王听忠良之言可以致国兴，听奸佞之言可以招祸乱。据此逻辑，他指出汉文帝之所以能成就盛世，在于听受了张释之“长者”的谠言;而孝景帝时的七国之祸，源于采纳了晁错“数术”的谬语。
政情壅通、人君纳谏关乎治乱存亡，是古代历朝治政的宝贵经验总结。自春秋战国时起，国君治政即重视言路。秦时专置谏议大夫职官，使进言得以具备制度保障。北宋历代帝王普遍重视言路与纳谏，后人有“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之称[1]9427。神、哲二朝时，新旧党争激烈，台谏为党派控制，言路受到钳制，政情壅弊，苏轼的认识与主张，无疑切中时弊，为政情开出了治病良方。 （五）独立不倚、不预党争
苏轼人生主要仕宦于北宋神、哲二朝。其时，举朝士人因变法而派系分化，发动了持续二十余年的党争。苏轼面对王安石为首的革新党，与司马光为首的守旧党争斗，始终坚持从自我判断出发，独守己见，清峻独立，不选边站队，不为权势所屈服。元代方回评论苏轼党争中的态度为：“元祐诸贤始终一节，莫如眉山苏文忠公。苏公虽素与安石异，亦不苟与温公同。”[13]469
苏轼对变法改革的立场与态度，具有符合社会渐进改革客观规律的辩证认识，这是他长期深入了解、观察北宋社会形势的结果。苏轼对北宋熙丰变法的认识，在奏议中作出忠实记录。苏轼认为，风俗、法度、典章等上层建筑，须应时而变，不宜固守。熙丰变法之初，苏轼即上书神宗《议学校贡举状》陈述：“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10]210这种应时而变、与时俱进的辩证认识，符合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在素以固守“祖宗成法”著称的北宋，显得烁然卓异。
苏轼对社会改革形势的自我判断与认识十分笃定，历终生而不动摇，这一认识决定了他既反对王安石全面变革的激进主义，又反对司马光一成不变的保守主义。苏轼陈述政见独立不倚，知无不言。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神宗论新法》中说：“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在该文中，他对新法的冒进悉数进行揭露与批驳。他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置是“求利之名”，农田水利法“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免役法“差役仍旧，使天下怨仇”，青苗法“亏官害民，虽悔何逮”，均输法是“与商贾争利”“弊复如前”，贡举法使天下士子“德不足而有才，困于无门”[9]1194-1201。在批判新法变革过猛过激的同时，他主张变法应当在“畏天、从众、法祖宗”的“不变”中求变，而不能无所规约，尽弃旧制。熙宁四年（1071年），他上《再上皇帝书》，道：“其施设之方，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9]1216-1218这种既反对大变，又反对不变，而是强调在不变中求变的主张，使苏轼将自己与变法派和守旧派划出明显的分界。故此，他反复遭遇两派打击，便难以幸免。
苏轼的辩证、渐进改革观，不唯于其时弥足珍贵，即使置于当代，亦不逊色。他数次主动请求外任，避免卷入党争洪流，表现出独善其身之高风亮节。他虽然力求涉身世外，但仍历遭乌台诗案、黄州之贬、惠州儋州之谪，但淡定从容、不以己悲，以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之言自励，表现出穷且益坚之立朝大节。
（六）诸项治策
苏轼的治政理念，表现在具体政务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治国方策。他奏议中所陈治策，撮其要者，包括：在贡举方面，主张经义取士（《议学校贡举状》）;在军事方面，主张弭兵消战（《徐州上皇帝书》）;高丽外交方面，反对文化输出（《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在帝学方面，主张经筵进读陆贽奏议（《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在宫廷开支用度方面，主张务从俭约（《上神宗论买灯》）;在郊祀庙飨方面，主张务合周礼不复改更（《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在救灾恤患方面，主张提早预防（《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在河北京东方面，主张免盐税、急捕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在杭州方面，主张开西湖葑田（《奏户部拘收度牒状》）等。
三、苏轼奏议文的文学特征
以文体角度考察，苏轼奏议文作为论政性文章，在谋篇布局、措辞运语、论事方法、行文风格等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水平。苏轼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1]8649-8650在北宋政坛，苏轼奏议发论宏深，慷慨陈言，见卓识异，博古通今，形成独具个性的鲜明特征。
（一）论切时弊、缘事而发
苏轼身为人臣，为君辅政，尽忠竭力，自陈一生进奏数百奏议“披露肝肺，尽言无隐”[10]64。他为仕生涯中，每奏陈论事，无不切中时弊，不避权贵与鼎镬，但凡论政，皆为国为君为民而计，缘事而发，不著空言。
苏轼奏事陈论，多针对朝廷急务、时代弊病与社会热点。北宋神、哲二朝新旧二党殊死相争，京师士人避之不及，唯恐罹祸，均垂拱缄默。苏轼自认性格刚褊，攻击时弊，直言无隐。身居馆阁时，他高度自省：“凡在馆阁，皆当为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谏买浙灯状》）[9]98-99熙宁初，神宗用王安石初行新法，民多不便，苏轼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市易法、均输法、免役法等一一指陈得失，并言王安石不可大用。结果导致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害。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自登州任返京，又议差役法不便（《乞罢详定役法札子》），得罪司马光。同年，又议冗官之弊（《论冗官札子》）。在地方任职期间，苏轼奏论河北京东盗贼滋生、徐州加强军事防垒、杭州赈济灾伤疏浚西湖、扬州论积欠等。诸奏所陈政见如：“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徐州上皇帝书》），“陂湖河渠之类，久废复开，事关兴运”（《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论积欠》），无不切中时弊，发论深省。
苏轼针砭时弊，皆据自我观察与真实体验，直触时代痛点，形成了其质朴写实、深切著明的奏议文风。
（二）引类譬喻、善于说理
苏轼为文追求“辞达”，他说：“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10]136即苏轼主张的辞达，不仅追求言辞达意，还要讲究一定的文饰技巧。具体到奏议一类论政文章，即体现为摹事写物善设譬喻，论证说理引相类比上。
苏轼奏议，譬喻十九。他常向帝王奏陈政理，引物援事，相类为譬，使说理生动形象，易于被君王理解与接受。苏轼在奏议中使用同一譬喻频次最高者，是将治政譬為用药。如他在《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中向哲宗陈述：“为政如用药。”又如“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出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乞进读陆贽奏议札子》）。又如“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但论政事，无不以用药相譬。除了以药喻政以外，苏轼奏议中使用他譬者，亦屡见不鲜。如“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负千钧之重，纵未能分减，岂忍更添”（《论特奏名》），“（生民）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论积欠》），“（巡铺兵士）苛察严细，如防盗贼”（《乞裁减巡铺兵士重赏》），“夫君子之难致如麟凤，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进如蛆蝇，腥膻所聚，瞬息千万，况可招而来之乎”（《论周种擅议配享自劾札子》），“道尽途穷，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为命，而木将沉，臣之衰危亦云极矣”（《赴英州乞舟行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大量使用譬喻，使庙堂文学的庄重典雅之风趋于活泼生动。 苏轼奏议奏陈政理，亦多使用类比之法，使抽象的事理明白易晓，形象生动，妙趣横生。苏轼总能在复杂抽象的政理与举手可触的日常之间，找到关联。如他认为社会风俗制度的变革，犹如江河之水流，顺势而为易成，逆势而为难就。“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复之则难为”（《上神宗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他又以五谷、丝麻于人日常生活之必需，向神宗讲说乡户于差役之重要性，“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论新法》）。他又以立岸者明了水道曲折，旁观者明晓弈局胜负，向神宗进谏“处晦观明处静观动”的道理，“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操舟者常患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弈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工有所不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再上皇帝书》）。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苏文引日常之事物相类比，使深奥的政理变得浅显易懂，使语言避免枯燥与板滞，文风灵动而活泼，并且增加了说理的效力。
苏文大量譬喻修辞手段的运用，与类比说理方法的驱遣，丰富了奏议的表现方法，改变了奏议庄重典雅的传统文风，使其作为公文，亦能生动活泼，摇曳多姿。
（三）变雅为俗、文风质朴
奏议为经国治政文书，上呈君王，并公之于宫廷百官，决定了其典雅行文的风格特性。曹丕言“奏议宜雅”（《典论·论文》），陆机言“奏平彻以闲雅”（《文赋》），刘勰言“儒雅继踵，殊采可观”（《文心雕龙·奏启》），均指出奏议须事正辞庄的典雅特质。文体史上，将奏议典雅文风进行扭转与改变，使其归于通俗质朴，始于苏轼。
苏轼将奏议文风变雅为俗，归于质朴，其手段之一，在于大量引俗语入奏议。按刘勰的理论总结，奏议行文要领为“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文心雕龙·奏启》），奏议作为庙堂公文，遣词说理，言国事大政，要力避俗事俗语。而苏轼却反其道行之，不避通俗，大胆打破二者之界域，大量引古人俗语入奏议。如“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积羽沉舟，言寡不胜众也”（《杭州召还乞郡状》）;“古人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乞郡札子》）;“古人有言：‘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二》）;“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代滕甫论西夏书》）。俗语的引入，拉近了庙堂文学与世俗文学的距离，使奏议变得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增加了文章说理的感染力。
苏轼将奏议文风变雅为俗，归于质朴，其手段之二，在于引俗事俗物比类政事政理。苏轼奏议论政说理，常引俗事相为类比，使议论犹谆谆耳畔，亲切可感。如他以养猫捕鼠养狗防奸、失牛隐言获羊夸功，类比新法施行中诸种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现象以启发神宗：“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上神宗皇帝书》）又如苏轼以小儿脱齿之渐摇与力拔之异，进谏西夏不宜速取之术，巧妙生动，趣味横生：“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小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毁齿可以杀儿。”（《代滕甫论西夏书》）奏议论陈经国大事中引入俗事比类，使文风浅近通俗，新奇活泼，亲切如画，更易于为受谏者所接纳。
苏轼将文风变雅为俗，归于质朴，其手段之三，在于不事引经援史，论从己出，不傍古人。奏议为人君提供治策，须酌古御今，故而引经据典、援史论今便成为文体不宣之通例。经史名言轶事的掺入，使奏议流于学究气与学术化，说理议论显得板滞、枯燥，趋于程式化，严重背离春秋战国游士论辩滔滔、说理流畅、卷舒自如的自然文风。苏轼奏议在北宋天圣年间诗文革新打击“太学体”骈俪、晦涩、藻饰文风，恢复古文自由书写的基础上，尝试去经史化，直陈己见，不事依傍。仅以《诸臣奏议》所录23篇奏议为样本，统计发现其中如《上哲宗加张方平恩礼》等6篇，通篇无引经史《乞进读陆贽奏议》等6篇，仅引少量经文史据。去经史化的篇目，在苏轼全部奏议中，占比达到近半。与北宋士人动辄援引经史、学术气味浓厚的奏议相比，可以看出，苏轼进行奏议文风通俗化的有意尝试。去经史化独陈己见的写作，使奏议行文不再板滞典重，趋于通脱流利，质朴简约，自由舒展。
引俗语俗事、不援经史，苏轼使端庄大雅的庙堂文学奏议，其美学风格向通俗流利转变，消弭公私文之间的界限，显示出向私撰古文靠拢的态势。对奏议文风的扭转与新创，苏轼功当其首。
（四）长于摹写、恻然动心
苏轼奏议长于将私撰文学之摹事写物技巧挪入其中，在论事说理中，展示生动逼真、亲切可感之画面;又苏轼奏论表意真、用情切，使所摹之事、所写之物，惟妙惟肖，读之恻然动心。明朝人俞弁言：“苏公之开陈治道，使人恻然动心。”[14]另，明朝人李贽论及苏轼奏议读后感，亦言：“今观其上皇帝诸书与其他奏议，真忠肝义胆，读之自然恸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12]107
苏轼奏议论政及人与事，惯用文学笔法，善于撷取其神态、言语或动作一端，以寥寥数语进行勾勒，极富于传神写照。如他乞哲宗加恩尊贤于名臣张方平，描摹张的形象为“高才绝识、博学雄文”“受性刚简，论高寡合”“龃龉于世”，而写到哲宗朝被弃用时的情形为“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乞加张方平恩礼札子》）。两相对照，其仕不遇的悲苦，不禁让人唏嘘慨叹。苏轼写到扬州农民为积欠所苦，摹写其神色言语道：“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论积欠》）如此描写，生民之贫窭悲苦，如诉眼前，令人心生怜悯;相反，他写官吏之弄威作福，悍戾蠹民，读之令人切齿，“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上神宗论新法》）。他写浙西水旱伤民，用正反对照之法，铺写细腻，真切动人，“春夏之交，雨水调匀，浙人喜于丰岁，家家典卖，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车水筑圩，高下殆遍，计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风涛，一举害之，民之穷苦，实倍去岁”（《奏浙西灾伤第一状》）。文学写意白描笔法的植入，产生了撼人心肺的效果。 四、苏轼奏议的政治影响
作为治政公文文书，苏轼奏议在发挥规谏人君、陈谋献策、经国治世的功能时，产生了多大的政治影响？解答此一问题，须结合史书加以考察。
（一）推尊陆贽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癸未，苏轼向哲宗进奏《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在这篇奏议中，苏轼对陆贽德行、才学极口称赞，“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认为陆贽奏议所陈治策是“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并希求哲宗将陆贽奏议“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15]11493-11494。
苏轼对唐德宗时期宰相陆贽的推尊，使其对宋代帝王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经苏轼的推荐，哲宗“深喜其书，欲推行之”[16]2163。哲宗之后，陆贽奏议成为帝王经筵必学科目，深得宋世帝王喜爱。其中，尤以南宋孝宗为最。淳熙八年（1181年）九月，孝宗开始于经筵听吏部尚书郑丙讲陆贽奏议《论奉天上尊号状》《奉天论萧复状》等篇目，并不時发表评论。至淳熙十二年（1185年）五月，萧燧进读陆贽奏议终篇时，孝宗赐其“御筵及金器、鞍马”[16]2329。孝宗听讲、学习陆贽奏议，前后长达五年。他还令太子熟读陆贽奏议，说：“治道尽此矣。”[16]2182除了帝王以外，宋世士人杨万里、毛珝等也对陆贽极力推崇。在帝王君臣的共同尊崇下，南宋陆续刊刻出版了《陆宣公翰苑集》《陆宣公文集》，使陆贽的影响更为广泛深远。
宋世对陆贽的推尊，与苏轼独具慧眼，对其奏议价值的发现密切相关。苏轼作为文学家与政治家的敏锐嗅觉，于此得以尽显。
（二）规谏帝王
苏轼所进奏议，对当朝帝王产生了重要的规谏作用。苏轼生逢北宋社会“三冗”积重难返、士人党派相争、百姓为变法所扰不敷生业之时，他以匹夫担当之情怀，精准把握政情，奏进富于灼见之治世长策，为帝王提供了治世良方，神、哲二帝对其高度首肯。《宋史》载，熙宁二年（1069年）上元节时，神宗令有司贱买浙灯。苏轼随即上书《谏买浙灯状》，指责神宗：“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神宗为之折服，只好“即诏罢之”[1]8640。又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变法波及教育，欲变科举、兴学校，神宗在犹疑不定之际，诏两制、三馆官员集议。当此之时，苏轼进奏《议学校贡举状》，极言新法诸种不便，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1]8640神宗即日召对苏轼，对其政令得失分析深为认同，并号召馆阁之臣皆当以苏轼为榜样。
苏轼奏进忠言谠论，当朝帝王深受裨益。他公忠体国，不计私利，又关心民瘼，鞠躬尽瘁，知无不言。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官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期望帝王有所觉悟。史载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1]8646
（三）助力外交
苏轼奏议对当朝高丽外交，提供了重要助力。苏轼是北宋政坛著名的厌恶高丽士人，神宗执政时，奉行亲高丽政策。苏轼上书七状奏议，表达不同于时论的异议，其中主要包括接待耗资过大、高丽使图画山川疑军事泄密、高丽与辽阴相勾结等诉求。这些诉求虽不尽合理，但王水照认为，“从南北宋之交以后的史实考察中，说明苏轼高丽观有其历史的正当性”[8]334。苏轼自持灼见，为北宋对高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史载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赴杭州，以祝两宫寿为名持二金塔，苏轼及时识破其计谋，奏陈神宗其意欲赏受厚赐之真实用心，并奏京师“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史载“朝廷皆从之”[1]8647。苏轼与时论独异的高丽观，对于朝廷外交决策而言，的确是一支清醒剂。
（四）惠及生民
苏轼心念百姓，关心民瘼，为官每任，始终不忘上书为民请命。在知定州时，他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等三道章疏，请求朝廷开常平仓抑制粮价，救济饥荒，整顿吏卒，使当地生民免于灾害之苦，军队战力提振;在知徐州时，他上《乞医疗病囚状》《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请求州县牢狱差医者治疗病囚，并遣沂州平民程棐缉捕强盗，为百姓生业创造稳定社会治安;在知颍州时，他上《奏淮南闭籴状》《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等七道章疏，赈济饥民，开放粮市，稳定治安，鼓励农耕，兴修水利，阻止开挖八丈沟，使颍州社会安定，人民免于流亡;在知杭州时，他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奏浙西灾伤第二状》等十三道章疏，请求开西湖、禁商旅过外国、赈济灾民、修坟庙、开石门河，使水患不再，西湖疏浚，农业振兴，生民乐业。
苏轼体民恤民的高尚节操，在百姓心中铸就了不朽丰碑。在苏轼离任徐州时，当地官吏与百姓无不悲伤，“吏民莫扳援，歌管莫凄咽”（《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又史载，苏轼在知杭州时，“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1]8647。西湖长堤修成，百姓名为“苏公堤”以铭记，《通鉴长编》载：“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15]10645
当然，在发掘苏轼奏议为君所纳、产生积极政治效应的同时，亦不能掩盖其部分奏议不被纳用的事实。例如，苏轼在任官浙江时，奏《乞相度开石门河状》，请求从石门以东凿漕河，引浙江水达龙山大慈浦，又自浦北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以避浮山之险，时人皆以为便，但是朝官有恶苏轼者，力沮而致功不成。又如，苏轼谏阻高丽人买中国书，连上三道章疏，但哲宗以为高丽买书史有前例，驳回了苏轼的请求。总体看来，苏轼的奏议被采纳者多，被拒者多数由于党派争斗、政敌打击报复而阻抑。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年），蔡京当国，设元祐党禁，苏轼的文辞字画，存者皆毁，“由是人莫敢读苏文”[4]570-571。苏轼奏议引发大奸巨佞惧慄，从反面说明，其文采谋策，早已深入人心。 五、苏轼奏议的历史评价
在历史上，苏轼素以文章与德行享有盛名。与苏轼同朝为官的名儒范祖禹，即上书哲宗称赏苏轼的文章与人格：“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17]720苏轼的弟子黄庭坚誉其：“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之气贯日月。”[10]296《宋史》主编元人脱脱盛赞其才华、论见、文章与政事道：“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1]8651苏轼奏议为其文章写作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笔者以为，后世对苏文的赞誉，当然包括奏议在内。从后世评价不难看出，历史上，苏轼不唯以德行修养与文学才华闻名，其身为士人忠言谠论之政见、直言敢谏之勇武、政情世务之精深洞悉、特立自持之风节义气，均得到后人高度称赏。
事实上，就苏轼政论奏议而言，后世亦有专赏者。除了南宋孝宗谓“忠言谠论，正朝大节”以外，南宋名臣楼钥作诗称许其：“雪堂先生万人杰，议论磊落心崔嵬。凭高望远极宏放，眼界四海空無埃。”[18]近人薛福成称其奏议以陆贽为法，条分缕析，造端宏大：“苏文忠奏议，终身效法陆公，盖以敷奏君上之体，宜乎条畅轩豁，能如是亦足矣。”[19]苏轼奏议是否终身效法陆贽，须待商榷，但其论事条畅轩豁，确为不争的事实。
客观而言，苏轼文学才华胜于政治才干，在肯定苏轼身为士人的德行操守与政治品格的同时，对奏议中表达的政治见识与决策水平，不宜过分抬高。文人对社会的观察易流于理想化，苏轼的政见的确有偏颇之处。苏轼奏议对高丽的评价，多为一己之偏见，有失公允。王水照指出：“苏轼的几条反对亲丽政策的理由，大都是信其所闻而未能完全证实，而衡之以高丽方面通好宋廷的初衷，则其偏颇更为明显，丽辽‘阴相计构’之类尤不免失之猜忌。”[8]322在王安石推行变法革新时，苏轼对新法弊害的抨击，不免有过度渲染之嫌，其对利害的指陈，亦不及其弟苏辙明晰。清代乾隆帝评苏轼变法奏议时，即道：“论新法害民，两苏文字为最矣。然轼之文，于言国命人心处，虽极缠绵沉挚，而剖晰事之利害，则不若辙之确实明白也。”他又谓较之司马光，苏轼政见浅薄短视：“昔人每谓轼扬历中外久，故能通晓民情，而光稍木强也。殊不知光之见深，而轼之见浅;光之忧在万世，而轼之谋止一时，有不可同年而语者矣。”[20]11钱穆亦认为，苏氏兄弟奏议皆长于文辞，虽好议论，但务求以辞采、气势博取，而不以论事说理取胜，往往失之过度，有以谀辞乞巧的倾向。他道：“他们（苏氏兄弟）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21]599
六、结语
苏轼奏议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士大夫之侧影。他关心民瘼、尽忠许国、勇于直谏的节操，为民请命、频繁上章不惧鼎镬的精神以及卓荦的经国见识与策略，为“忠言谠论，正朝大节”御评作出充分的诠释。苏轼奏议尽管有政见不公、治策不当之处，但抛却求全责备、瑜中指瑕之眼光，苏奏之所以与历史上西汉奏疏、陆贽奏议鼎足而三，说明其政见、治策与文采，仍熠耀千古，不失为一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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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连秀丽]
[关键词]苏轼 奏议 思想蕴涵 文学特征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干部政德教育研究专项“北宋奏议中的政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18CZDJ04）;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资助经费项目“北宋奏议中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18RA228）
[作者简介]武建雄，滨州学院人文学院，文学博士（滨州 256600）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21）06-0113-11
苏轼为文学史上之巨擘名儒，向以诗词文享有盛誉。《宋史》称其文学成就“浑涵光芒，雄视百代”[1]8650。学界对苏轼的文学研究，历来聚焦于书写仕宦余暇生活情趣抱负的诗、词与古文，而对于其奏进君王敷陈治道的奏议文，却鲜有关注台湾学者徐月芳的专著《苏轼奏议书牍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出版），有关苏轼奏议研究仅占一半篇幅，并以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的孔繁礼点校本《苏轼文集》为主要参考文献，对研究对象的统计不全。徐氏以苏轼仕履时间为轴，分密州、徐州、京师、杭州、扬州等五个时段，分别抉覆期间苏轼奏议所陈治策，对苏轼奏议的写作特征与成就并未涉及。研究论文主要有花妮娜《苏轼公文写作研究》（西北大学，2008）、刘英楠《苏轼表文研究》（辽宁大学，2011）、张天城《陆贽与苏轼奏议比较研究》（辽宁大学，2012），冯炜玥《论苏轼疏浚西湖之奏议》（《西部学刊》2016年第6期）、邹东凛《论苏轼的奏议文章》（《秘书》2015年第1期）、陈小英《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论苏轼奏议中的平民本色》（《理论界》2010年第8期），这些研究成果或不专以苏轼奏议文为研究对象，或研究侧重于文体学，对于以文学视角的观照，明显不足。。事实上，苏轼仕宦勤政忠君，政绩斐然，上书帝王的奏议辞直理密，造端宏大，堪称奏议史上一流写手。南宋孝宗帝赵眘嘉其奏进忠谋，立节以仕，赠谥文忠，称许其“忠言谠论，正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2] 。近人曾国藩称其奏议文道：“凡奏议类，以西汉奏疏、陆贽、苏轼为宗。”[3] 研究苏轼奏议文的思想蕴涵与文学特征，有助于揭示其身为士人的侧影，展示其奏议写作的文学成就与价值。
奏议是古代中国君主制社会中，基于臣僚上呈君主言事议政、陈请等需要，而产生的上行行政文书。奏议的产生与定型，经历了从三代敷奏以言，到周代言笔未分，又到春秋战国书奏为主，再到汉代章、表、奏、议等四体定型的过程。奏议作为文体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奏议泛指一切上呈帝王的文书，包括章、表、奏、启、策、议、状等类型;狭义的奏议专指进奏君主言事论政的文书。以现代文体视角考察，奏议属于论政的议论文。本文对苏轼奏议文的研究，采取狭义视角。
一、苏轼的奏议文写作
苏轼历仕北宋英、神、哲、徽四朝，一生忠尽职守，勤勉进言。《宋史》载苏轼有《奏议》十五卷，今存苏轼奏议，散见于《苏轼文集》《东坡先生年谱》《宋朝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等文献中。2006年，由曾枣庄主编的《全宋文》尽悉收录。据《全宋文》辑录，笔者统计，苏轼写作广义奏议文313篇，其中，狭义奏议文共181篇。明代都穆言：“苏文忠公文章之富，古今莫有过者”[4]1358，从数量上看，奏议在其一生作文近五千篇中占比甚微，但北宋规定仅台谏官担有言责，他官“只能言本职之事”[5]6。苏轼一生未担任台谏官，其奏议文写作数量，较之言官，已蔚为可观。
以狭义奏议论，苏轼奏议大致含上书、状、札子等三种文体类型。三类文体各执行不同功能，上书为“敷奏谏说之辞”[6]124，综论政务、敷陈治策，如《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状与札子均源于魏晋之启，状执陈事、议事或建议功能，如《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浙灯状》;札子为宋代新出之名，执论事、举荐或陈请功能，如《乞罢详定役法札子》《荐朱长文札子》。在三类文体中，札子占比最大。
苏轼奏议写作贯穿宦途始终，无论任京朝官或幕职官，均积极议政，热情谏言。苏轼一生仕途九次迁谪，从熙宁二年（1069年）奏《议学校贡举状》始，至建中元年（1101年）作《乞致仕状》终，苏轼每一任职官，无不以儒家名节自励，直言进谏，畅论国事。他在任职馆阁时，阻神宗买灯，揭新法流弊;在擢列经筵时，进陆贽奏议，申读汉唐正史;在迁谪徐州、杭州时，乞医疗病囚，奏浙西灾伤。就论事内容所及，大到变法新政，小到宫车乱道，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立朝仕宦的忠言谠论与正朝大节，奏议文作出忠实纪录。
二、苏轼奏议的治理思想与方策
苏轼一生尊儒重道，少年即为汉代范滂所感召，“奋厉有当世志”[7]1117。入仕以后，王水照认为，“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训，使他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社会责任的完成融合一体”[8]71。这种基于儒家思想的进德修业，投射于治政的实践，形成了苏轼在经济、外交、军事、帝学、科举、用人等方面系统而鲜明的治理思想与方策。
（一）为政责实、不率空言
苏轼主张治政以适用为本，注重施政实效，反对空言误政。元祐七年（1092年），他上书哲宗《论王道六事》，自陈心迹：“臣始之学也，以适用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为心而惭尸禄。”[9]33他还说：“空言率人，不如有实而人自劝。”[9]98在北宋神、哲二朝议论扰攘的朝堂，他清楚地认识到“一言可以兴邦，空谈行将误国”的现实。他认为，“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10]340。这在当时儒士蔑视汉唐传注经学，纷纷以己意解经，导致众说林立的政坛，显得清新可贵。 从适用的理念出发，苏轼提倡实学，并将之贯彻于施政实践，形成為政务求责实之经国方策。熙宁二年（1069年）新法方兴，朝廷欲于学校贡举取士略文章、废诗赋、罢封弥与贴墨，而专取策论、采誉望、考大义。苏轼上神宗《议学校贡举状》，极言不可，认为“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并谏神宗“试之以法言，取之于实学”[10]210。熙丰变法期间，苏轼迁谪外任，多次上书极言新法不便，皆源于其责实为政理念下体察民瘼的结果。
为政责实，儒家圣人倡之已久。《论语·为政》载孔子启发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孟子·公孙丑》载孟子长养浩然之气之“四端”，明朝人胡广认为均是“实学”。汉代董仲舒已将儒家实学精神用于为政考绩，《春秋繁露·考功名》载其“考绩之法”，是要“揽名责实，不得虚言”[11]223。可见，苏轼“为政责实”的理念，继承了儒家政治的优秀传统。
（二）心系苍生、以民为本
苏轼一生为官，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早在22岁科举策试时，他即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阐述“爱民、忧民、广恩、慎刑”之主张，并将其贯彻于仕宦生涯终始。他初仕凤翔，为民祈雨;知守徐州，携民抗洪;外任扬州，改革漕运;主政杭州，疏浚西湖。每一任职官，苏轼无不心系苍生，体恤民情，爱惜民力，以民为本。
苏轼主张施政应当以民为本，并多次上书帝王进行阐述。他认为，天下不是帝王一人之天下，帝王只是行使管理权而已，“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御试制科策》）。帝王权力的基础，在于民心的向背。“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基于此，他认为，施政的根本要从百姓是否满意出发。在熙宁变法如火如荼时，他上书神宗表达了以民为本的主张，认为新法措置是否适当，要以百姓是否乐于接受为判断准则，“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9] 1194-1201。神宗低价收购平民浙灯四千余盏，苏轼上书严词批评此举是“奉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内帑所储，孰非民力？”[9] 98-99在哲宗时，州县官吏催逼积欠，苏轼上书大胆斥责，认为这样的做法扰民坏政，“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9] 1119-1120苏轼的民本思想，由此可见一斑。
民本思想源出《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后世儒家屡有阐发。在春秋时，孔子主张为政要宽民利民。在战国时，孟子将民本思想发挥至极致，他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尽心》），同时期的荀子亦主张人民是国家根基，说：“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圆而水圆”（《荀子》）。唐代名臣魏征据荀子说演绎为著名的“载舟覆舟”论，他谏唐太宗：“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旧唐书》）可以看出，苏轼的民本思想，有着深厚的儒家渊源。
（三）崇儒重德、攘斥佛老
苏轼一生崇奉儒家哲学，并以此进德修业，孜孜以求。儒家仁民爱物、为政以德的思想，构成了苏轼入仕为宦的行动指针。他一生仕途几经浮沉，但矢志济世修德，不问功名，务施仁政，心念苍生，不计私利，身处困厄而坚守不辍。明朝人李贽赞苏轼道：“苏文忠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文忠困厄一生，尽心尽力干办国家事一生。据其生平，了无不干之事。”[12]209这一评价，正是苏轼身为儒家士人公忠体国人格精神的真实写照。
苏轼治政崇儒重德，在奏议中有着生动体现。这一思想体现在其奏议依经立义上。苏轼进谏人君，陈谋献策，皆恪守儒家经典、严守圣人大义而阐发。苏轼奏议援引经典，不离《九经》，敷陈故事，皆宗正史。笔者以《宋朝诸臣奏议》所录苏轼奏议23篇为样本，统计其引用经史人物情况如下表所示：
熙宁初年，部分士人痴迷佛道，文风浮诞，并著书鬻市，流毒所及，遍及举子。苏轼上书大力攘斥佛老，倡议文风与学术归璞返古，他说：“使天下之士皆能如庄、周以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厉世磨钝者废矣！”建议神宗：“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渉浮诞者，虽工必黜。”[9]858-859苏轼又认识到治理国家，依靠法家刑名赏罚并不能长治久安。王安石新法施行之初，严刑名赏罚，他上书神宗表示反对，借批评商鞅变法：“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主张儒家德治方是治政良方，“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9]1194-1201。“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后者刑也”[9]1235-1238。苏轼对儒家的崇奉，在其德治主张的奏议中得以尽显。
（四）务通言路、广纳忠谏
苏轼重视言路通塞、人君纳谏听言对于治政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朝廷言路通塞，下情能否及时上达，关乎国家治乱。主张“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9]73。他认为，下情不通，帝王耳目就会壅蔽;相反，言路畅通，帝王不仅可以知外事，而且可以考察士人情伪。所以他主张帝王“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9]73-74。因此，苏轼主张人君要积极听言纳谏，认为人君是否肯听言，关系国之安危。他说：“为国安危之本，只在听言得失之间。”[9]33
苏轼对帝王听言，有着精深细致的认识。首先，苏轼认为帝王应当务求听言纳谏，但是要有所取舍，而不能听言太广。他上书指出，熙宁变法中神宗所犯的错误之一，即在于“听言太广”[10]138。其次，他主张帝王对臣僚所进良莠之言要有所鉴别。他认为，帝王听忠良之言可以致国兴，听奸佞之言可以招祸乱。据此逻辑，他指出汉文帝之所以能成就盛世，在于听受了张释之“长者”的谠言;而孝景帝时的七国之祸，源于采纳了晁错“数术”的谬语。
政情壅通、人君纳谏关乎治乱存亡，是古代历朝治政的宝贵经验总结。自春秋战国时起，国君治政即重视言路。秦时专置谏议大夫职官，使进言得以具备制度保障。北宋历代帝王普遍重视言路与纳谏，后人有“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之称[1]9427。神、哲二朝时，新旧党争激烈，台谏为党派控制，言路受到钳制，政情壅弊，苏轼的认识与主张，无疑切中时弊，为政情开出了治病良方。 （五）独立不倚、不预党争
苏轼人生主要仕宦于北宋神、哲二朝。其时，举朝士人因变法而派系分化，发动了持续二十余年的党争。苏轼面对王安石为首的革新党，与司马光为首的守旧党争斗，始终坚持从自我判断出发，独守己见，清峻独立，不选边站队，不为权势所屈服。元代方回评论苏轼党争中的态度为：“元祐诸贤始终一节，莫如眉山苏文忠公。苏公虽素与安石异，亦不苟与温公同。”[13]469
苏轼对变法改革的立场与态度，具有符合社会渐进改革客观规律的辩证认识，这是他长期深入了解、观察北宋社会形势的结果。苏轼对北宋熙丰变法的认识，在奏议中作出忠实记录。苏轼认为，风俗、法度、典章等上层建筑，须应时而变，不宜固守。熙丰变法之初，苏轼即上书神宗《议学校贡举状》陈述：“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10]210这种应时而变、与时俱进的辩证认识，符合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在素以固守“祖宗成法”著称的北宋，显得烁然卓异。
苏轼对社会改革形势的自我判断与认识十分笃定，历终生而不动摇，这一认识决定了他既反对王安石全面变革的激进主义，又反对司马光一成不变的保守主义。苏轼陈述政见独立不倚，知无不言。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神宗论新法》中说：“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在该文中，他对新法的冒进悉数进行揭露与批驳。他认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置是“求利之名”，农田水利法“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免役法“差役仍旧，使天下怨仇”，青苗法“亏官害民，虽悔何逮”，均输法是“与商贾争利”“弊复如前”，贡举法使天下士子“德不足而有才，困于无门”[9]1194-1201。在批判新法变革过猛过激的同时，他主张变法应当在“畏天、从众、法祖宗”的“不变”中求变，而不能无所规约，尽弃旧制。熙宁四年（1071年），他上《再上皇帝书》，道：“其施设之方，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9]1216-1218这种既反对大变，又反对不变，而是强调在不变中求变的主张，使苏轼将自己与变法派和守旧派划出明显的分界。故此，他反复遭遇两派打击，便难以幸免。
苏轼的辩证、渐进改革观，不唯于其时弥足珍贵，即使置于当代，亦不逊色。他数次主动请求外任，避免卷入党争洪流，表现出独善其身之高风亮节。他虽然力求涉身世外，但仍历遭乌台诗案、黄州之贬、惠州儋州之谪，但淡定从容、不以己悲，以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之言自励，表现出穷且益坚之立朝大节。
（六）诸项治策
苏轼的治政理念，表现在具体政务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治国方策。他奏议中所陈治策，撮其要者，包括：在贡举方面，主张经义取士（《议学校贡举状》）;在军事方面，主张弭兵消战（《徐州上皇帝书》）;高丽外交方面，反对文化输出（《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在帝学方面，主张经筵进读陆贽奏议（《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在宫廷开支用度方面，主张务从俭约（《上神宗论买灯》）;在郊祀庙飨方面，主张务合周礼不复改更（《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在救灾恤患方面，主张提早预防（《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在河北京东方面，主张免盐税、急捕贼（《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在杭州方面，主张开西湖葑田（《奏户部拘收度牒状》）等。
三、苏轼奏议文的文学特征
以文体角度考察，苏轼奏议文作为论政性文章，在谋篇布局、措辞运语、论事方法、行文风格等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水平。苏轼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1]8649-8650在北宋政坛，苏轼奏议发论宏深，慷慨陈言，见卓识异，博古通今，形成独具个性的鲜明特征。
（一）论切时弊、缘事而发
苏轼身为人臣，为君辅政，尽忠竭力，自陈一生进奏数百奏议“披露肝肺，尽言无隐”[10]64。他为仕生涯中，每奏陈论事，无不切中时弊，不避权贵与鼎镬，但凡论政，皆为国为君为民而计，缘事而发，不著空言。
苏轼奏事陈论，多针对朝廷急务、时代弊病与社会热点。北宋神、哲二朝新旧二党殊死相争，京师士人避之不及，唯恐罹祸，均垂拱缄默。苏轼自认性格刚褊，攻击时弊，直言无隐。身居馆阁时，他高度自省：“凡在馆阁，皆当为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谏买浙灯状》）[9]98-99熙宁初，神宗用王安石初行新法，民多不便，苏轼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市易法、均输法、免役法等一一指陈得失，并言王安石不可大用。结果导致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害。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自登州任返京，又议差役法不便（《乞罢详定役法札子》），得罪司马光。同年，又议冗官之弊（《论冗官札子》）。在地方任职期间，苏轼奏论河北京东盗贼滋生、徐州加强军事防垒、杭州赈济灾伤疏浚西湖、扬州论积欠等。诸奏所陈政见如：“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寄”（《徐州上皇帝书》），“陂湖河渠之类，久废复开，事关兴运”（《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论积欠》），无不切中时弊，发论深省。
苏轼针砭时弊，皆据自我观察与真实体验，直触时代痛点，形成了其质朴写实、深切著明的奏议文风。
（二）引类譬喻、善于说理
苏轼为文追求“辞达”，他说：“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10]136即苏轼主张的辞达，不仅追求言辞达意，还要讲究一定的文饰技巧。具体到奏议一类论政文章，即体现为摹事写物善设譬喻，论证说理引相类比上。
苏轼奏议，譬喻十九。他常向帝王奏陈政理，引物援事，相类为譬，使说理生动形象，易于被君王理解与接受。苏轼在奏议中使用同一譬喻频次最高者，是将治政譬為用药。如他在《朝辞赴定州论事状》中向哲宗陈述：“为政如用药。”又如“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出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乞进读陆贽奏议札子》）。又如“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但论政事，无不以用药相譬。除了以药喻政以外，苏轼奏议中使用他譬者，亦屡见不鲜。如“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负千钧之重，纵未能分减，岂忍更添”（《论特奏名》），“（生民）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论积欠》），“（巡铺兵士）苛察严细，如防盗贼”（《乞裁减巡铺兵士重赏》），“夫君子之难致如麟凤，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进如蛆蝇，腥膻所聚，瞬息千万，况可招而来之乎”（《论周种擅议配享自劾札子》），“道尽途穷，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为命，而木将沉，臣之衰危亦云极矣”（《赴英州乞舟行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大量使用譬喻，使庙堂文学的庄重典雅之风趋于活泼生动。 苏轼奏议奏陈政理，亦多使用类比之法，使抽象的事理明白易晓，形象生动，妙趣横生。苏轼总能在复杂抽象的政理与举手可触的日常之间，找到关联。如他认为社会风俗制度的变革，犹如江河之水流，顺势而为易成，逆势而为难就。“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复之则难为”（《上神宗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他又以五谷、丝麻于人日常生活之必需，向神宗讲说乡户于差役之重要性，“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论新法》）。他又以立岸者明了水道曲折，旁观者明晓弈局胜负，向神宗进谏“处晦观明处静观动”的道理，“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操舟者常患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弈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工有所不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再上皇帝书》）。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苏文引日常之事物相类比，使深奥的政理变得浅显易懂，使语言避免枯燥与板滞，文风灵动而活泼，并且增加了说理的效力。
苏文大量譬喻修辞手段的运用，与类比说理方法的驱遣，丰富了奏议的表现方法，改变了奏议庄重典雅的传统文风，使其作为公文，亦能生动活泼，摇曳多姿。
（三）变雅为俗、文风质朴
奏议为经国治政文书，上呈君王，并公之于宫廷百官，决定了其典雅行文的风格特性。曹丕言“奏议宜雅”（《典论·论文》），陆机言“奏平彻以闲雅”（《文赋》），刘勰言“儒雅继踵，殊采可观”（《文心雕龙·奏启》），均指出奏议须事正辞庄的典雅特质。文体史上，将奏议典雅文风进行扭转与改变，使其归于通俗质朴，始于苏轼。
苏轼将奏议文风变雅为俗，归于质朴，其手段之一，在于大量引俗语入奏议。按刘勰的理论总结，奏议行文要领为“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文心雕龙·奏启》），奏议作为庙堂公文，遣词说理，言国事大政，要力避俗事俗语。而苏轼却反其道行之，不避通俗，大胆打破二者之界域，大量引古人俗语入奏议。如“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积羽沉舟，言寡不胜众也”（《杭州召还乞郡状》）;“古人有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乞郡札子》）;“古人有言：‘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二》）;“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代滕甫论西夏书》）。俗语的引入，拉近了庙堂文学与世俗文学的距离，使奏议变得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增加了文章说理的感染力。
苏轼将奏议文风变雅为俗，归于质朴，其手段之二，在于引俗事俗物比类政事政理。苏轼奏议论政说理，常引俗事相为类比，使议论犹谆谆耳畔，亲切可感。如他以养猫捕鼠养狗防奸、失牛隐言获羊夸功，类比新法施行中诸种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现象以启发神宗：“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上神宗皇帝书》）又如苏轼以小儿脱齿之渐摇与力拔之异，进谏西夏不宜速取之术，巧妙生动，趣味横生：“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小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毁齿可以杀儿。”（《代滕甫论西夏书》）奏议论陈经国大事中引入俗事比类，使文风浅近通俗，新奇活泼，亲切如画，更易于为受谏者所接纳。
苏轼将文风变雅为俗，归于质朴，其手段之三，在于不事引经援史，论从己出，不傍古人。奏议为人君提供治策，须酌古御今，故而引经据典、援史论今便成为文体不宣之通例。经史名言轶事的掺入，使奏议流于学究气与学术化，说理议论显得板滞、枯燥，趋于程式化，严重背离春秋战国游士论辩滔滔、说理流畅、卷舒自如的自然文风。苏轼奏议在北宋天圣年间诗文革新打击“太学体”骈俪、晦涩、藻饰文风，恢复古文自由书写的基础上，尝试去经史化，直陈己见，不事依傍。仅以《诸臣奏议》所录23篇奏议为样本，统计发现其中如《上哲宗加张方平恩礼》等6篇，通篇无引经史《乞进读陆贽奏议》等6篇，仅引少量经文史据。去经史化的篇目，在苏轼全部奏议中，占比达到近半。与北宋士人动辄援引经史、学术气味浓厚的奏议相比，可以看出，苏轼进行奏议文风通俗化的有意尝试。去经史化独陈己见的写作，使奏议行文不再板滞典重，趋于通脱流利，质朴简约，自由舒展。
引俗语俗事、不援经史，苏轼使端庄大雅的庙堂文学奏议，其美学风格向通俗流利转变，消弭公私文之间的界限，显示出向私撰古文靠拢的态势。对奏议文风的扭转与新创，苏轼功当其首。
（四）长于摹写、恻然动心
苏轼奏议长于将私撰文学之摹事写物技巧挪入其中，在论事说理中，展示生动逼真、亲切可感之画面;又苏轼奏论表意真、用情切，使所摹之事、所写之物，惟妙惟肖，读之恻然动心。明朝人俞弁言：“苏公之开陈治道，使人恻然动心。”[14]另，明朝人李贽论及苏轼奏议读后感，亦言：“今观其上皇帝诸书与其他奏议，真忠肝义胆，读之自然恸哭流涕，又不待以痛哭流涕自言也。”[12]107
苏轼奏议论政及人与事，惯用文学笔法，善于撷取其神态、言语或动作一端，以寥寥数语进行勾勒，极富于传神写照。如他乞哲宗加恩尊贤于名臣张方平，描摹张的形象为“高才绝识、博学雄文”“受性刚简，论高寡合”“龃龉于世”，而写到哲宗朝被弃用时的情形为“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乞加张方平恩礼札子》）。两相对照，其仕不遇的悲苦，不禁让人唏嘘慨叹。苏轼写到扬州农民为积欠所苦，摹写其神色言语道：“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论积欠》）如此描写，生民之贫窭悲苦，如诉眼前，令人心生怜悯;相反，他写官吏之弄威作福，悍戾蠹民，读之令人切齿，“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上神宗论新法》）。他写浙西水旱伤民，用正反对照之法，铺写细腻，真切动人，“春夏之交，雨水调匀，浙人喜于丰岁，家家典卖，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车水筑圩，高下殆遍，计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风涛，一举害之，民之穷苦，实倍去岁”（《奏浙西灾伤第一状》）。文学写意白描笔法的植入，产生了撼人心肺的效果。 四、苏轼奏议的政治影响
作为治政公文文书，苏轼奏议在发挥规谏人君、陈谋献策、经国治世的功能时，产生了多大的政治影响？解答此一问题，须结合史书加以考察。
（一）推尊陆贽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癸未，苏轼向哲宗进奏《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在这篇奏议中，苏轼对陆贽德行、才学极口称赞，“唐宰相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辨如贾谊而术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认为陆贽奏议所陈治策是“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并希求哲宗将陆贽奏议“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15]11493-11494。
苏轼对唐德宗时期宰相陆贽的推尊，使其对宋代帝王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经苏轼的推荐，哲宗“深喜其书，欲推行之”[16]2163。哲宗之后，陆贽奏议成为帝王经筵必学科目，深得宋世帝王喜爱。其中，尤以南宋孝宗为最。淳熙八年（1181年）九月，孝宗开始于经筵听吏部尚书郑丙讲陆贽奏议《论奉天上尊号状》《奉天论萧复状》等篇目，并不時发表评论。至淳熙十二年（1185年）五月，萧燧进读陆贽奏议终篇时，孝宗赐其“御筵及金器、鞍马”[16]2329。孝宗听讲、学习陆贽奏议，前后长达五年。他还令太子熟读陆贽奏议，说：“治道尽此矣。”[16]2182除了帝王以外，宋世士人杨万里、毛珝等也对陆贽极力推崇。在帝王君臣的共同尊崇下，南宋陆续刊刻出版了《陆宣公翰苑集》《陆宣公文集》，使陆贽的影响更为广泛深远。
宋世对陆贽的推尊，与苏轼独具慧眼，对其奏议价值的发现密切相关。苏轼作为文学家与政治家的敏锐嗅觉，于此得以尽显。
（二）规谏帝王
苏轼所进奏议，对当朝帝王产生了重要的规谏作用。苏轼生逢北宋社会“三冗”积重难返、士人党派相争、百姓为变法所扰不敷生业之时，他以匹夫担当之情怀，精准把握政情，奏进富于灼见之治世长策，为帝王提供了治世良方，神、哲二帝对其高度首肯。《宋史》载，熙宁二年（1069年）上元节时，神宗令有司贱买浙灯。苏轼随即上书《谏买浙灯状》，指责神宗：“岂以灯为悦？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然百姓不可户晓，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夺其口体必用之资。”神宗为之折服，只好“即诏罢之”[1]8640。又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变法波及教育，欲变科举、兴学校，神宗在犹疑不定之际，诏两制、三馆官员集议。当此之时，苏轼进奏《议学校贡举状》，极言新法诸种不便，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轼议，意释然矣。”[1]8640神宗即日召对苏轼，对其政令得失分析深为认同，并号召馆阁之臣皆当以苏轼为榜样。
苏轼奏进忠言谠论，当朝帝王深受裨益。他公忠体国，不计私利，又关心民瘼，鞠躬尽瘁，知无不言。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官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期望帝王有所觉悟。史载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1]8646
（三）助力外交
苏轼奏议对当朝高丽外交，提供了重要助力。苏轼是北宋政坛著名的厌恶高丽士人，神宗执政时，奉行亲高丽政策。苏轼上书七状奏议，表达不同于时论的异议，其中主要包括接待耗资过大、高丽使图画山川疑军事泄密、高丽与辽阴相勾结等诉求。这些诉求虽不尽合理，但王水照认为，“从南北宋之交以后的史实考察中，说明苏轼高丽观有其历史的正当性”[8]334。苏轼自持灼见，为北宋对高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史载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赴杭州，以祝两宫寿为名持二金塔，苏轼及时识破其计谋，奏陈神宗其意欲赏受厚赐之真实用心，并奏京师“从州郡自以理却之”。史载“朝廷皆从之”[1]8647。苏轼与时论独异的高丽观，对于朝廷外交决策而言，的确是一支清醒剂。
（四）惠及生民
苏轼心念百姓，关心民瘼，为官每任，始终不忘上书为民请命。在知定州时，他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等三道章疏，请求朝廷开常平仓抑制粮价，救济饥荒，整顿吏卒，使当地生民免于灾害之苦，军队战力提振;在知徐州时，他上《乞医疗病囚状》《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请求州县牢狱差医者治疗病囚，并遣沂州平民程棐缉捕强盗，为百姓生业创造稳定社会治安;在知颍州时，他上《奏淮南闭籴状》《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等七道章疏，赈济饥民，开放粮市，稳定治安，鼓励农耕，兴修水利，阻止开挖八丈沟，使颍州社会安定，人民免于流亡;在知杭州时，他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奏浙西灾伤第二状》等十三道章疏，请求开西湖、禁商旅过外国、赈济灾民、修坟庙、开石门河，使水患不再，西湖疏浚，农业振兴，生民乐业。
苏轼体民恤民的高尚节操，在百姓心中铸就了不朽丰碑。在苏轼离任徐州时，当地官吏与百姓无不悲伤，“吏民莫扳援，歌管莫凄咽”（《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又史载，苏轼在知杭州时，“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1]8647。西湖长堤修成，百姓名为“苏公堤”以铭记，《通鉴长编》载：“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15]10645
当然，在发掘苏轼奏议为君所纳、产生积极政治效应的同时，亦不能掩盖其部分奏议不被纳用的事实。例如，苏轼在任官浙江时，奏《乞相度开石门河状》，请求从石门以东凿漕河，引浙江水达龙山大慈浦，又自浦北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以避浮山之险，时人皆以为便，但是朝官有恶苏轼者，力沮而致功不成。又如，苏轼谏阻高丽人买中国书，连上三道章疏，但哲宗以为高丽买书史有前例，驳回了苏轼的请求。总体看来，苏轼的奏议被采纳者多，被拒者多数由于党派争斗、政敌打击报复而阻抑。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年），蔡京当国，设元祐党禁，苏轼的文辞字画，存者皆毁，“由是人莫敢读苏文”[4]570-571。苏轼奏议引发大奸巨佞惧慄，从反面说明，其文采谋策，早已深入人心。 五、苏轼奏议的历史评价
在历史上，苏轼素以文章与德行享有盛名。与苏轼同朝为官的名儒范祖禹，即上书哲宗称赏苏轼的文章与人格：“苏轼文章为时所宗，名重海内，忠义许国，遇事敢言。”[17]720苏轼的弟子黄庭坚誉其：“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之气贯日月。”[10]296《宋史》主编元人脱脱盛赞其才华、论见、文章与政事道：“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1]8651苏轼奏议为其文章写作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笔者以为，后世对苏文的赞誉，当然包括奏议在内。从后世评价不难看出，历史上，苏轼不唯以德行修养与文学才华闻名，其身为士人忠言谠论之政见、直言敢谏之勇武、政情世务之精深洞悉、特立自持之风节义气，均得到后人高度称赏。
事实上，就苏轼政论奏议而言，后世亦有专赏者。除了南宋孝宗谓“忠言谠论，正朝大节”以外，南宋名臣楼钥作诗称许其：“雪堂先生万人杰，议论磊落心崔嵬。凭高望远极宏放，眼界四海空無埃。”[18]近人薛福成称其奏议以陆贽为法，条分缕析，造端宏大：“苏文忠奏议，终身效法陆公，盖以敷奏君上之体，宜乎条畅轩豁，能如是亦足矣。”[19]苏轼奏议是否终身效法陆贽，须待商榷，但其论事条畅轩豁，确为不争的事实。
客观而言，苏轼文学才华胜于政治才干，在肯定苏轼身为士人的德行操守与政治品格的同时，对奏议中表达的政治见识与决策水平，不宜过分抬高。文人对社会的观察易流于理想化，苏轼的政见的确有偏颇之处。苏轼奏议对高丽的评价，多为一己之偏见，有失公允。王水照指出：“苏轼的几条反对亲丽政策的理由，大都是信其所闻而未能完全证实，而衡之以高丽方面通好宋廷的初衷，则其偏颇更为明显，丽辽‘阴相计构’之类尤不免失之猜忌。”[8]322在王安石推行变法革新时，苏轼对新法弊害的抨击，不免有过度渲染之嫌，其对利害的指陈，亦不及其弟苏辙明晰。清代乾隆帝评苏轼变法奏议时，即道：“论新法害民，两苏文字为最矣。然轼之文，于言国命人心处，虽极缠绵沉挚，而剖晰事之利害，则不若辙之确实明白也。”他又谓较之司马光，苏轼政见浅薄短视：“昔人每谓轼扬历中外久，故能通晓民情，而光稍木强也。殊不知光之见深，而轼之见浅;光之忧在万世，而轼之谋止一时，有不可同年而语者矣。”[20]11钱穆亦认为，苏氏兄弟奏议皆长于文辞，虽好议论，但务求以辞采、气势博取，而不以论事说理取胜，往往失之过度，有以谀辞乞巧的倾向。他道：“他们（苏氏兄弟）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21]599
六、结语
苏轼奏议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士大夫之侧影。他关心民瘼、尽忠许国、勇于直谏的节操，为民请命、频繁上章不惧鼎镬的精神以及卓荦的经国见识与策略，为“忠言谠论，正朝大节”御评作出充分的诠释。苏轼奏议尽管有政见不公、治策不当之处，但抛却求全责备、瑜中指瑕之眼光，苏奏之所以与历史上西汉奏疏、陆贽奏议鼎足而三，说明其政见、治策与文采，仍熠耀千古，不失为一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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