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库夫斯坦，一个人口只有不到两万的小镇，位于奥地利西部蒂罗尔州，靠近德国边境。这里群山环绕，附近多滑雪胜地，多瑙河的支流因河从这里穿过。城中山顶上有古堡，早在13世纪初即见于历史记载。小镇风光很类似萨尔茨堡，让人不禁想起电影《音乐之声》的场景，只是小得多。2018 年3月25日，我们就是在这里采访了阿德勒的女儿克里斯蒂娜。
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Adler）的父亲费迪南·阿德勒（Ferdinand Adler）是流亡上海的犹太人，音乐家，曾经担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首席，并曾于1946—1947年的约一年半期间，在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教授过我的父亲盛明亮等人。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与他的同伴们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外语，阿德勒先生也不会中文，上课多是靠示范，时而有懂德语的廖辅叔先生担任翻译，因此师生之间交流不多，了解亦甚少。虽然阿德勒作为工部局乐团的首席，但是中国各方面的报道描述也还是很有限，不仅语焉不详，很多时候还有不少矛盾之处。我自幼就见过那张阿德勒离开中国回欧洲之前与学生们（包括我父亲）的合影。人到中年之后，我有了一种愈发强烈的意愿想要了解阿德勒。虽然他教授幼年班时间不长，但是却为我父亲和他的伙伴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们很多日后都成为中国古典音乐事业的栋梁，这与阿德勒等外教的悉心教导是分不开的。然而，我查阅了国内诸多资料，实在难以找到详实的信息，无法解答我对于阿德勒流亡上海前后的情况的疑问。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阿德勒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现居奥地利库夫斯坦，并联系上她。她非常愉快而热情地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克里斯蒂娜1945年底出生在上海，1947年8月父母带她回欧洲的时候还不到两岁，所以对于阿德勒在中国流亡期
间的情况也没有自己的记忆，主要是依靠阿德勒夫人收藏的一本节目单、剪报和评论纪念册以及其他人的讲述拼凑起来的。她完全不知道父亲当年曾经在一个叫做“幼年班”的音乐学校教授过一群战争孤儿，而这些人日后又成了中国音乐事业的骨干。因此这次采访实际上也是双方信息的交流，互相补充对方所缺失的信息。我和克里斯蒂娜虽然是头一次见面，却犹如失散多年重聚的亲人。采访一开始，克里斯蒂娜就赠送给我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一张七十年前拍摄的老照片。赴奥地利之前，克里斯蒂娜就曾经用手机翻拍传给我看过这张照片。她说这是阿德勒离开中国前和音乐学院的师生集体照，还问我，会不会在照片中找到我的父亲盛明亮。其实她并不知道，这张照片恰恰就是幼年班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送别阿德勒等外教时的合影！照片上沿印有一行中文“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全体教职员学生合影，卅六年六月，摄于常州”。由于手机翻拍影像模糊，我只能隐约认出阿德勒以及吴伯超校长，其他孩子都是穿着同样的制服、剃着同样的头型，实在无法辨认出父亲盛明亮到底站在哪里。然而在照片背面有很多人的签名，想来应该是给阿德勒留念的。我一眼就看到父亲的签名，那字迹和父亲今天的字体完全一模一样！再仔细看，我又找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包括我的叔叔盛明耀（用英文签的）以及我父亲后来几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们：马育弟、李仲平、毛宇宽、岑元鼎、陈长泉等等，都是我从小熟悉的叔叔伯伯们！另外还有吴伯超校长、丁善德、廖辅叔、夏之秋以及普杜什卡、苏石林等中外老师的签名。这是多么珍贵的一张历史照片啊！我哪里会想到，克里斯蒂娜会把她珍藏了几十年的这张照片送给我！我的惊讶、激动、感恩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这张照片原件有一张信纸大小，冲印得还是很清楚的。在采访间隙，我特意凑近仔细看，终于在第三排右数第十位，认出了当时还不满15 岁的我的父亲盛明亮！接下来很快又认出了我的叔叔盛明耀，还认出了马育弟、陈长泉！而我送给克里斯蒂娜的礼物当中，除了那张阿德勒与自己学生的告别照，还有一张中央乐团1983年为法国一家录音公司录制的贝多芬全套交响曲中的第六《田园》交响曲。我把节目单中小提琴声部照片里阿德勒的几个学生都指给克里斯蒂娜看，令她感到惊叹不已。随后六个多小时的采访，帮助我比较清楚地了解了阿德勒的身世，流亡中国前后的情况，也澄清了一些国内的误解或误传。
费迪南·阿德勒，1903年5月6日出生于现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克鲁日。这座城市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领土，德文名称是克劳森堡。阿德勒2岁时生母去世，在父亲和继母的抚养下长大。阿德勒出生的時候名字并非费迪南，而是 南多尔（Nandor），一个匈牙利名字。他的高中毕业全班照片上写的名字就是阿德勒·南多尔，而且这张毕业照上的题字也是匈牙利文。高中毕业之后，阿德勒赴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在此期间，他暑期经常在奥地利中部著名的巴德伊舍温泉小镇的乐队拉琴挣钱。1914年奥匈帝国末代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就是在这里签署了对塞尔维亚的宣战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阿德勒在巴德伊舍结识了后来的夫人格特露。格特露出身名门，父亲弗朗茨·杜夫尔是维也纳国际贸易大学校长兼商业管理学教授，同时兼任《工商管理期刊》主编。格特露家是天主教徒，反对女儿与犹太人恋爱，格特露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阿德勒。他们两人于1932年结婚，但阿德勒必须接受天主教洗礼，并且把名字改成更德语式的费迪南。
然而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欧洲掀起前所未有的反犹浪潮。到1938年3月，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实现所谓“合并”；1938年11月9—11日，德国爆发了打砸犹太人商店、破坏犹太教堂、殴打杀害犹太人的所谓“水晶之夜”事件，纳粹当局袖手旁观，事后又借机逮捕关押了数万犹太人。阿德勒1938年在瑞士担任卢塞恩市政交响乐团首席、卢塞恩弦乐四重奏首席，但是由于只有一年合同，到期之后他只有离开中立的瑞士，返回奥地利。1938年圣诞节期间，阿德勒被纳粹逮捕，而阿德勒夫人格特露因为是天主教徒，所以没有被捕。
按照当时纳粹当局的排犹政策，要想出狱必须出示某个外国的有效签证。1938年7月，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召集下，32个国家和24个民间组织在法国小镇埃维昂举行了有关接收欧洲犹太难民的国际会议。但是会上各国相互扯皮推诿，没有达成任何扩大接收犹太难民的承诺或协议，甚至未能通过一份谴责德国虐待犹太人的决议，反被纳粹抓住话柄，广泛宣传。此时欧洲犹太人几乎无路可逃，全世界仅有两个港口仍然对犹太人开放，纽约和上海。阿德勒夫人倾其所有向美国和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都递交了申请。美国方面的手续进行得旷日持久，中国方面的签证先批下来了，查看历史，此时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正是被誉为“中国辛德勒”的何凤山博士。何凤山1937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秘。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公使馆改为领事馆，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直到1940年5月奉召回国，在此期间他以人道主义名义签发了数千份签证给犹太人。 拿到签证时已经是1939年3月，格特露立即前往达豪把阿德勒从集中营中解救出来。按照纳粹当局驱逐犹太人的政策，阿德勒夫妇只被允许携带少量个人用品，每人10马克现金（相当于4美元），限期离境。他们先是乘火车到了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特里埃斯特，然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阿德勒带的唯一财产就是他的小提琴。他们夫妇抵达上海时一无所有，一登陆阿德勒马上就去找工作。他先是在一家维也纳式的咖啡馆找了一个乐队拉琴的活计，当起了所谓“洋琴鬼”。很快，因为琴艺高超，阿德勒就被上海工部局乐团录用，8月即已升职与富华同任并列首席。
阿德勒在上海逐步站稳脚跟，事业生活都趋稳定，并且成为上海音乐界的知名人物。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即进占租界，逮捕关押英美人士并且接管工部局。1942年2月21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员、原日本驻上海总领馆领事冈奇胜男兼任工部局总董。此后几个月，对于工部局乐团的去留各方有很多争论。到1942年5月1日，冈奇胜男决定取消乐队，不再由工部局拨款支持，而是移交给日商音乐信托公司管理。5月31日，梅·帕器指挥工部局乐队在兰心戏院举行了告别演出，结束了作为市政府乐团61年的历史。此后乐团改组为“上海交响乐团”（英文名称为Shanghai Philharmonic Orchestra），隶属“上海音乐协会”，协会秘书长为日本人清水。
梅·帕器对于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远东第一”的交响乐团被改组为民间机构颇为伤心，拒绝在新乐团任职，借口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婉拒日本人的合作邀请。富华从助理指挥升任常任指挥，阿德勒任首席兼独奏音乐家。乐队虽然保住了，但是此时的日本当局已开始加紧对犹太人的进一步限制。在上海的犹太人主要分成三个群体：第一批是塞法迪犹太人，这些人是鸦片战争后随着英国来华做生意的，人数少，但是比较富裕，如著名的沙逊家族、哈同家族等等，外滩等黄金地段的房地产都是他们的产业。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东伊拉克等地，但是都持有英国护照。珍珠港事件之后，他们作为敌国人士和在华的英国人一起被关进了集中营。第二批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阿什肯纳齐犹太人。这些人很多是因为躲避十月革命，随大批白俄一起流亡中国的。他们起先聚居在哈尔滨，后逐步移往上海。这一阶段，苏联因为忙于抵抗纳粹德国入侵（1941年6月22日闪击战），无暇东顾，遂和日本签订了中立互不侵犯协议，因此上海的日本当局对于俄裔犹太人网开一面。第三批则是1938年开始涌入上海的中欧犹太难民（主要来自德奥），这些人有两三万之众。1942年1月，纳粹德国宣布剥夺所有德奥犹太人以及被占领的波兰犹太人的国籍，流亡海外的犹太人持有的德国护照一概作废。德奥和波兰犹太难民完全成为“无国籍人士”。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成立“无国籍难民指定区”，要求在
1937年以后来沪的无国籍难民（即对中欧犹太人的官方说法）必须在3个月内（截止到5月15日为止）将住所和事业都迁移到虹口面积为仅约1平方英里的区域内的“隔都”。
但是据克里斯蒂娜介绍，阿德勒一家并没有迁进“隔都”，他们在上海8年一直都没有搬过家。据中国犹太问题专家许步曾先生对她说这是由于一位日本外交官的介入，为了保障上海交响乐团的继续运作，安排豁免了团内的犹太音乐家，让他们可以在隔都之外维持工作生活。阿德勒虽然幸免，但是乐团其他犹太音乐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比如著名德国小提琴家阿尔弗雷德·卫登堡一家（卫登堡曾经辅导过已经是工部局乐队首席的阿德勒）、男高音歌唱家欧内斯特·克拉索夫妇（也是阿德勒一家的好友和邻居）则被迫搬迁到“隔都”内。
1945年11月8日，克里斯蒂娜出生于上海。此时“二战”已经结束，但是没过多久，1946年国共内战，到1947年局势逆转，共产党转入战略攻势，国民党节节败退。上海犹太人开始大批回国或移民第三国。在美国主张的配额制下，各国难民要么按照原居国身份申请移民配额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等不到配额可返回原居国，要么移民无限额的以色列。阿德勒夫妇弄到了最后几班船之一的船票，带着不满两岁的小克里斯蒂娜于1947年8月回到欧洲。战后的欧洲经济凋零，工作难找。阿德勒通过当年的同事和朋友的关系，找到一些乐队作替补乐师。根据克里斯蒂娜的回忆，阿德勒曾经在维也纳人民歌剧院乐队作过首席，但是从来没有“转正”，因此剧院无法查到正式档案记录。
克里斯蒂娜介绍，阿德勒除了在乐队当替补还组建了阿德勒弦乐四重奏，时常去电台直播演出。1951年圣诞节，阿德勒与家人在库夫斯坦度假期间，突发心脏病，但是阿德勒因为节后1月6日已经约好在维也纳有电台的弦乐四重奏直播，因此坚持去广播电台作了直播节目。之后他休养了几个星期，到1952年2月下旬，人民歌剧院新年演出季即将开始，这次他是乐队首席。他自我感觉身体恢复得可以了，就决定去参加彩排。2月21日上午，阿德勒在排练中状态并不好，指挥在起一个头的时候，阿德勒作为首席没有带好乐队，发生失误，指挥当场说了很重的话，阿德勒心脏病复发，当场从座位上摔倒在地，撒手人寰，年仅48岁。
此时的克里斯蒂娜还不满7岁，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带着克里斯蒂娜离开维也纳，去库夫斯坦小鎮投靠姨妈并找到了一份古堡博物馆解说员的工作。克里斯蒂娜18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对于父亲，对于自己的出生地上海，就更加无从了解。时光荏苒，转眼到了90年代中，一批上海出生的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在奥地利举办了“上海人”国际会议，研讨和交流彼此共同经历过的这段特殊历史。克里斯蒂娜带上母亲细心收藏的有关父亲阿德勒在上海八年艺术生涯的剪报和节目单纪念册，赴会向这些同命人探寻请教。在克里斯蒂娜小时候，父母本来并没有太多向她提起避难上海的这段经历。父母去世多年后，她才从这些“外人”那里了解到很多情况，拼凑出当年阿德勒夫妇在上海的生活场景。这次我到奥地利拜访她，也为她的家庭编年史补充了重要的一个片段，就是阿德勒曾经任教于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并且为培养日后中国自己的交响乐人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采访开始的时候，我们还通过微信视频连线北京，让克里斯蒂娜与父亲当年的学生盛明亮互致问候。克里斯蒂娜感到十分欣慰：七十多年之后，她的父亲阿德勒仍然没有被忘记。 这次采访也帮助我解答了很多疑惑，厘清了很多事实情况：
首先，阿德勒在流亡上海之前，在奧地利音乐界其实并非知名人物，也并非如国内资料所称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阿德勒其实是一个自由职业的演奏家，以在各个乐团担任替补乐手和举行独奏会、室内音乐会为生。在顶尖音乐人才林立的奥地利，这样的职业音乐家生活其实是很常见的。阿德勒的职业发展高峰其实恰恰是他在上海流亡期间，成为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首席、独奏家以及国立音乐院教授。正如维也纳爱乐乐团前主席赫尔斯堡教授所感叹的，如果不是中国爆发内战，阿德勒很可能不会离开中国，事业生活可能会完全不同。我曾经专门联系过维也纳爱乐乐团和维也纳交响乐团，他们的名册档案里面都没有查到费迪南·阿德勒这个人。赫尔斯堡教授介绍说，战后欧洲一片凋零，百废待兴，很多档案记录是不完全的。其实一直到了1980年代，维也纳爱乐才真正把乐团的人事档案和历史档案分开，任命赫尔斯堡担任维也纳爱乐乐团历史档案室主任。当时维也纳虽然有很多演出，但是乐队往往是临时组合，像国家歌剧院或者维也纳爱乐这样有固定编制的乐队并不多。阿德勒作为自由职业的替补音乐家，参加了哪些演出，工资待遇等情况通常是不会记录在案的。虽然这一点与后来中国的一些回忆录称阿德勒“又回到维也纳爱乐拉首席”是有出入的，但是这丝毫不会掩盖阿德勒作为一位出色音乐家的水平，更不会抹杀他为培养幼年班我父亲这一批学生所做出的贡献。
另外，幼年班毕业生毛宇宽先生在他2003年写的回忆录《难忘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悠悠岁月》当中，曾经提到“1951年，幼年班有几个同学随中国艺术团到维也纳，居然与阿德勒意外相逢。”这一点其实也是有误的。毛先生文章中所说的“中国艺术团”，就是中国青年文工团，1951年7月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之后在东欧9 国访问演出了一年，直到1952年8月16日。我查阅了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2004年6月出版的《当我们再次相聚——中国青年文工团出访9国一年记》一书，书后附有司徒志文、李学全整理的“中国青年文工团出访日志”，里面详细记载了这次访问演出的所有时间和地点。根据日志记载，文工团是在1952年5月26日抵达维也纳的，后在维也纳和苏占区各地演出，到6月18日离开。而阿德勒已经在1952年2月21日去世，因此不可能有幼年班同学与阿德勒重逢的情况。另外根据“出访日志”记载，1952年3月3日至5日，文工团曾在罗马尼亚克鲁日演出。这里恰恰是阿德勒的出生地，当时团内的幼年班同学，大概没有人会想到和老师擦肩而过，既这么近，又那么远。毛宇宽先生的回忆，定是寄托了学生对老师的感念之情。
这次对克里斯蒂娜·阿德勒的访问收获巨大，但是也还留下了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那位出面安排工部局乐团犹太音乐家免于被赶进隔离区的日本外交官到底是谁？豁免政策是怎么安排和执行的？2.阿德勒去世当天，是在排练什么节目？指挥是谁？这一点克里斯蒂娜也说不清楚。
当然瑕不掩瑜，这次采访帮助我们揭开了阿德勒的身世，既是对国内“幼年班”研究的一段史实补充，也算是了却我个人寻访家史的一个小小心愿。这些犹太音乐家虽然身为流亡的难民，但是也以深厚的学识和精湛的技艺，为中国培养自己的职业交响乐人才做出了贡献，理应被后世感恩铭记！
盛方 中英文口笔译工作者
（责任编辑 荣英涛）
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Adler）的父亲费迪南·阿德勒（Ferdinand Adler）是流亡上海的犹太人，音乐家，曾经担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首席，并曾于1946—1947年的约一年半期间，在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教授过我的父亲盛明亮等人。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与他的同伴们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外语，阿德勒先生也不会中文，上课多是靠示范，时而有懂德语的廖辅叔先生担任翻译，因此师生之间交流不多，了解亦甚少。虽然阿德勒作为工部局乐团的首席，但是中国各方面的报道描述也还是很有限，不仅语焉不详，很多时候还有不少矛盾之处。我自幼就见过那张阿德勒离开中国回欧洲之前与学生们（包括我父亲）的合影。人到中年之后，我有了一种愈发强烈的意愿想要了解阿德勒。虽然他教授幼年班时间不长，但是却为我父亲和他的伙伴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们很多日后都成为中国古典音乐事业的栋梁，这与阿德勒等外教的悉心教导是分不开的。然而，我查阅了国内诸多资料，实在难以找到详实的信息，无法解答我对于阿德勒流亡上海前后的情况的疑问。由于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阿德勒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现居奥地利库夫斯坦，并联系上她。她非常愉快而热情地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克里斯蒂娜1945年底出生在上海，1947年8月父母带她回欧洲的时候还不到两岁，所以对于阿德勒在中国流亡期
间的情况也没有自己的记忆，主要是依靠阿德勒夫人收藏的一本节目单、剪报和评论纪念册以及其他人的讲述拼凑起来的。她完全不知道父亲当年曾经在一个叫做“幼年班”的音乐学校教授过一群战争孤儿，而这些人日后又成了中国音乐事业的骨干。因此这次采访实际上也是双方信息的交流，互相补充对方所缺失的信息。我和克里斯蒂娜虽然是头一次见面，却犹如失散多年重聚的亲人。采访一开始，克里斯蒂娜就赠送给我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一张七十年前拍摄的老照片。赴奥地利之前，克里斯蒂娜就曾经用手机翻拍传给我看过这张照片。她说这是阿德勒离开中国前和音乐学院的师生集体照，还问我，会不会在照片中找到我的父亲盛明亮。其实她并不知道，这张照片恰恰就是幼年班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送别阿德勒等外教时的合影！照片上沿印有一行中文“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全体教职员学生合影，卅六年六月，摄于常州”。由于手机翻拍影像模糊，我只能隐约认出阿德勒以及吴伯超校长，其他孩子都是穿着同样的制服、剃着同样的头型，实在无法辨认出父亲盛明亮到底站在哪里。然而在照片背面有很多人的签名，想来应该是给阿德勒留念的。我一眼就看到父亲的签名，那字迹和父亲今天的字体完全一模一样！再仔细看，我又找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包括我的叔叔盛明耀（用英文签的）以及我父亲后来几十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们：马育弟、李仲平、毛宇宽、岑元鼎、陈长泉等等，都是我从小熟悉的叔叔伯伯们！另外还有吴伯超校长、丁善德、廖辅叔、夏之秋以及普杜什卡、苏石林等中外老师的签名。这是多么珍贵的一张历史照片啊！我哪里会想到，克里斯蒂娜会把她珍藏了几十年的这张照片送给我！我的惊讶、激动、感恩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这张照片原件有一张信纸大小，冲印得还是很清楚的。在采访间隙，我特意凑近仔细看，终于在第三排右数第十位，认出了当时还不满15 岁的我的父亲盛明亮！接下来很快又认出了我的叔叔盛明耀，还认出了马育弟、陈长泉！而我送给克里斯蒂娜的礼物当中，除了那张阿德勒与自己学生的告别照，还有一张中央乐团1983年为法国一家录音公司录制的贝多芬全套交响曲中的第六《田园》交响曲。我把节目单中小提琴声部照片里阿德勒的几个学生都指给克里斯蒂娜看，令她感到惊叹不已。随后六个多小时的采访，帮助我比较清楚地了解了阿德勒的身世，流亡中国前后的情况，也澄清了一些国内的误解或误传。
费迪南·阿德勒，1903年5月6日出生于现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克鲁日。这座城市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领土，德文名称是克劳森堡。阿德勒2岁时生母去世，在父亲和继母的抚养下长大。阿德勒出生的時候名字并非费迪南，而是 南多尔（Nandor），一个匈牙利名字。他的高中毕业全班照片上写的名字就是阿德勒·南多尔，而且这张毕业照上的题字也是匈牙利文。高中毕业之后，阿德勒赴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在此期间，他暑期经常在奥地利中部著名的巴德伊舍温泉小镇的乐队拉琴挣钱。1914年奥匈帝国末代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就是在这里签署了对塞尔维亚的宣战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阿德勒在巴德伊舍结识了后来的夫人格特露。格特露出身名门，父亲弗朗茨·杜夫尔是维也纳国际贸易大学校长兼商业管理学教授，同时兼任《工商管理期刊》主编。格特露家是天主教徒，反对女儿与犹太人恋爱，格特露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阿德勒。他们两人于1932年结婚，但阿德勒必须接受天主教洗礼，并且把名字改成更德语式的费迪南。
然而1933年，纳粹在德国上台，欧洲掀起前所未有的反犹浪潮。到1938年3月，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实现所谓“合并”；1938年11月9—11日，德国爆发了打砸犹太人商店、破坏犹太教堂、殴打杀害犹太人的所谓“水晶之夜”事件，纳粹当局袖手旁观，事后又借机逮捕关押了数万犹太人。阿德勒1938年在瑞士担任卢塞恩市政交响乐团首席、卢塞恩弦乐四重奏首席，但是由于只有一年合同，到期之后他只有离开中立的瑞士，返回奥地利。1938年圣诞节期间，阿德勒被纳粹逮捕，而阿德勒夫人格特露因为是天主教徒，所以没有被捕。
按照当时纳粹当局的排犹政策，要想出狱必须出示某个外国的有效签证。1938年7月，在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召集下，32个国家和24个民间组织在法国小镇埃维昂举行了有关接收欧洲犹太难民的国际会议。但是会上各国相互扯皮推诿，没有达成任何扩大接收犹太难民的承诺或协议，甚至未能通过一份谴责德国虐待犹太人的决议，反被纳粹抓住话柄，广泛宣传。此时欧洲犹太人几乎无路可逃，全世界仅有两个港口仍然对犹太人开放，纽约和上海。阿德勒夫人倾其所有向美国和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都递交了申请。美国方面的手续进行得旷日持久，中国方面的签证先批下来了，查看历史，此时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正是被誉为“中国辛德勒”的何凤山博士。何凤山1937年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秘。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公使馆改为领事馆，何凤山被任命为总领事，直到1940年5月奉召回国，在此期间他以人道主义名义签发了数千份签证给犹太人。 拿到签证时已经是1939年3月，格特露立即前往达豪把阿德勒从集中营中解救出来。按照纳粹当局驱逐犹太人的政策，阿德勒夫妇只被允许携带少量个人用品，每人10马克现金（相当于4美元），限期离境。他们先是乘火车到了意大利北部港口城市特里埃斯特，然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阿德勒带的唯一财产就是他的小提琴。他们夫妇抵达上海时一无所有，一登陆阿德勒马上就去找工作。他先是在一家维也纳式的咖啡馆找了一个乐队拉琴的活计，当起了所谓“洋琴鬼”。很快，因为琴艺高超，阿德勒就被上海工部局乐团录用，8月即已升职与富华同任并列首席。
阿德勒在上海逐步站稳脚跟，事业生活都趋稳定，并且成为上海音乐界的知名人物。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即进占租界，逮捕关押英美人士并且接管工部局。1942年2月21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员、原日本驻上海总领馆领事冈奇胜男兼任工部局总董。此后几个月，对于工部局乐团的去留各方有很多争论。到1942年5月1日，冈奇胜男决定取消乐队，不再由工部局拨款支持，而是移交给日商音乐信托公司管理。5月31日，梅·帕器指挥工部局乐队在兰心戏院举行了告别演出，结束了作为市政府乐团61年的历史。此后乐团改组为“上海交响乐团”（英文名称为Shanghai Philharmonic Orchestra），隶属“上海音乐协会”，协会秘书长为日本人清水。
梅·帕器对于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远东第一”的交响乐团被改组为民间机构颇为伤心，拒绝在新乐团任职，借口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婉拒日本人的合作邀请。富华从助理指挥升任常任指挥，阿德勒任首席兼独奏音乐家。乐队虽然保住了，但是此时的日本当局已开始加紧对犹太人的进一步限制。在上海的犹太人主要分成三个群体：第一批是塞法迪犹太人，这些人是鸦片战争后随着英国来华做生意的，人数少，但是比较富裕，如著名的沙逊家族、哈同家族等等，外滩等黄金地段的房地产都是他们的产业。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东伊拉克等地，但是都持有英国护照。珍珠港事件之后，他们作为敌国人士和在华的英国人一起被关进了集中营。第二批是来自俄罗斯和东欧的阿什肯纳齐犹太人。这些人很多是因为躲避十月革命，随大批白俄一起流亡中国的。他们起先聚居在哈尔滨，后逐步移往上海。这一阶段，苏联因为忙于抵抗纳粹德国入侵（1941年6月22日闪击战），无暇东顾，遂和日本签订了中立互不侵犯协议，因此上海的日本当局对于俄裔犹太人网开一面。第三批则是1938年开始涌入上海的中欧犹太难民（主要来自德奥），这些人有两三万之众。1942年1月，纳粹德国宣布剥夺所有德奥犹太人以及被占领的波兰犹太人的国籍，流亡海外的犹太人持有的德国护照一概作废。德奥和波兰犹太难民完全成为“无国籍人士”。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成立“无国籍难民指定区”，要求在
1937年以后来沪的无国籍难民（即对中欧犹太人的官方说法）必须在3个月内（截止到5月15日为止）将住所和事业都迁移到虹口面积为仅约1平方英里的区域内的“隔都”。
但是据克里斯蒂娜介绍，阿德勒一家并没有迁进“隔都”，他们在上海8年一直都没有搬过家。据中国犹太问题专家许步曾先生对她说这是由于一位日本外交官的介入，为了保障上海交响乐团的继续运作，安排豁免了团内的犹太音乐家，让他们可以在隔都之外维持工作生活。阿德勒虽然幸免，但是乐团其他犹太音乐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比如著名德国小提琴家阿尔弗雷德·卫登堡一家（卫登堡曾经辅导过已经是工部局乐队首席的阿德勒）、男高音歌唱家欧内斯特·克拉索夫妇（也是阿德勒一家的好友和邻居）则被迫搬迁到“隔都”内。
1945年11月8日，克里斯蒂娜出生于上海。此时“二战”已经结束，但是没过多久，1946年国共内战，到1947年局势逆转，共产党转入战略攻势，国民党节节败退。上海犹太人开始大批回国或移民第三国。在美国主张的配额制下，各国难民要么按照原居国身份申请移民配额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等不到配额可返回原居国，要么移民无限额的以色列。阿德勒夫妇弄到了最后几班船之一的船票，带着不满两岁的小克里斯蒂娜于1947年8月回到欧洲。战后的欧洲经济凋零，工作难找。阿德勒通过当年的同事和朋友的关系，找到一些乐队作替补乐师。根据克里斯蒂娜的回忆，阿德勒曾经在维也纳人民歌剧院乐队作过首席，但是从来没有“转正”，因此剧院无法查到正式档案记录。
克里斯蒂娜介绍，阿德勒除了在乐队当替补还组建了阿德勒弦乐四重奏，时常去电台直播演出。1951年圣诞节，阿德勒与家人在库夫斯坦度假期间，突发心脏病，但是阿德勒因为节后1月6日已经约好在维也纳有电台的弦乐四重奏直播，因此坚持去广播电台作了直播节目。之后他休养了几个星期，到1952年2月下旬，人民歌剧院新年演出季即将开始，这次他是乐队首席。他自我感觉身体恢复得可以了，就决定去参加彩排。2月21日上午，阿德勒在排练中状态并不好，指挥在起一个头的时候，阿德勒作为首席没有带好乐队，发生失误，指挥当场说了很重的话，阿德勒心脏病复发，当场从座位上摔倒在地，撒手人寰，年仅48岁。
此时的克里斯蒂娜还不满7岁，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带着克里斯蒂娜离开维也纳，去库夫斯坦小鎮投靠姨妈并找到了一份古堡博物馆解说员的工作。克里斯蒂娜18岁的时候，母亲也去世了，对于父亲，对于自己的出生地上海，就更加无从了解。时光荏苒，转眼到了90年代中，一批上海出生的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在奥地利举办了“上海人”国际会议，研讨和交流彼此共同经历过的这段特殊历史。克里斯蒂娜带上母亲细心收藏的有关父亲阿德勒在上海八年艺术生涯的剪报和节目单纪念册，赴会向这些同命人探寻请教。在克里斯蒂娜小时候，父母本来并没有太多向她提起避难上海的这段经历。父母去世多年后，她才从这些“外人”那里了解到很多情况，拼凑出当年阿德勒夫妇在上海的生活场景。这次我到奥地利拜访她，也为她的家庭编年史补充了重要的一个片段，就是阿德勒曾经任教于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并且为培养日后中国自己的交响乐人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采访开始的时候，我们还通过微信视频连线北京，让克里斯蒂娜与父亲当年的学生盛明亮互致问候。克里斯蒂娜感到十分欣慰：七十多年之后，她的父亲阿德勒仍然没有被忘记。 这次采访也帮助我解答了很多疑惑，厘清了很多事实情况：
首先，阿德勒在流亡上海之前，在奧地利音乐界其实并非知名人物，也并非如国内资料所称的是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阿德勒其实是一个自由职业的演奏家，以在各个乐团担任替补乐手和举行独奏会、室内音乐会为生。在顶尖音乐人才林立的奥地利，这样的职业音乐家生活其实是很常见的。阿德勒的职业发展高峰其实恰恰是他在上海流亡期间，成为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首席、独奏家以及国立音乐院教授。正如维也纳爱乐乐团前主席赫尔斯堡教授所感叹的，如果不是中国爆发内战，阿德勒很可能不会离开中国，事业生活可能会完全不同。我曾经专门联系过维也纳爱乐乐团和维也纳交响乐团，他们的名册档案里面都没有查到费迪南·阿德勒这个人。赫尔斯堡教授介绍说，战后欧洲一片凋零，百废待兴，很多档案记录是不完全的。其实一直到了1980年代，维也纳爱乐才真正把乐团的人事档案和历史档案分开，任命赫尔斯堡担任维也纳爱乐乐团历史档案室主任。当时维也纳虽然有很多演出，但是乐队往往是临时组合，像国家歌剧院或者维也纳爱乐这样有固定编制的乐队并不多。阿德勒作为自由职业的替补音乐家，参加了哪些演出，工资待遇等情况通常是不会记录在案的。虽然这一点与后来中国的一些回忆录称阿德勒“又回到维也纳爱乐拉首席”是有出入的，但是这丝毫不会掩盖阿德勒作为一位出色音乐家的水平，更不会抹杀他为培养幼年班我父亲这一批学生所做出的贡献。
另外，幼年班毕业生毛宇宽先生在他2003年写的回忆录《难忘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悠悠岁月》当中，曾经提到“1951年，幼年班有几个同学随中国艺术团到维也纳，居然与阿德勒意外相逢。”这一点其实也是有误的。毛先生文章中所说的“中国艺术团”，就是中国青年文工团，1951年7月赴柏林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之后在东欧9 国访问演出了一年，直到1952年8月16日。我查阅了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2004年6月出版的《当我们再次相聚——中国青年文工团出访9国一年记》一书，书后附有司徒志文、李学全整理的“中国青年文工团出访日志”，里面详细记载了这次访问演出的所有时间和地点。根据日志记载，文工团是在1952年5月26日抵达维也纳的，后在维也纳和苏占区各地演出，到6月18日离开。而阿德勒已经在1952年2月21日去世，因此不可能有幼年班同学与阿德勒重逢的情况。另外根据“出访日志”记载，1952年3月3日至5日，文工团曾在罗马尼亚克鲁日演出。这里恰恰是阿德勒的出生地，当时团内的幼年班同学，大概没有人会想到和老师擦肩而过，既这么近，又那么远。毛宇宽先生的回忆，定是寄托了学生对老师的感念之情。
这次对克里斯蒂娜·阿德勒的访问收获巨大，但是也还留下了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那位出面安排工部局乐团犹太音乐家免于被赶进隔离区的日本外交官到底是谁？豁免政策是怎么安排和执行的？2.阿德勒去世当天，是在排练什么节目？指挥是谁？这一点克里斯蒂娜也说不清楚。
当然瑕不掩瑜，这次采访帮助我们揭开了阿德勒的身世，既是对国内“幼年班”研究的一段史实补充，也算是了却我个人寻访家史的一个小小心愿。这些犹太音乐家虽然身为流亡的难民，但是也以深厚的学识和精湛的技艺，为中国培养自己的职业交响乐人才做出了贡献，理应被后世感恩铭记！
盛方 中英文口笔译工作者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