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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末，我在北京当学生时，从一位在首都工作的纳西族人嘴里，头回知悉“中国远征军”这一部队番号。当时听到“远征军”这个称号，我的神经会变得兴奋，觉得这个称号非常豪爽、神气十足，从此总惦记着到时该做点追溯之事。2001年深秋，在赴三江并流地区考察的日程里，我首选了怒江边的福贡县寻访当年远征军归国取道怒江的经过。
县政府办公室和江文主任知道我的来意后，特地把我安顿在县民政福利公司客房部食宿，为我提供县里熟悉地方兵事的几位老先生的名字，并赠送一部新近出版的《福贡县志》。县政协和宗义、宝山屹先生，又帮我找来一套《福贡文史资料选辑》。11月12日下午，在县府所在地上帕镇古泉办事处桥头新村，我找到傈僳族老人胡正生。他曾负责政协文史资料收集、编写工作，现在已72岁。他96岁的父亲还在世，解放初期当过福贡县副县长、代理县长，远征军进境时，曾参加繁忙的接送工作。11月13日，另一位找了几回没找到的阿克甲老人，自个儿来到我下榻处。他也是位傈僳族长者，已年逾7旬。远征军归国那年，他跟随母亲和一位舅父去了缅甸，在往返途中，亲眼目睹远征军官兵艰难穿行于野人山，不少人病倒、饿死在路旁的惨烈情景。
经过访问目击者和细读文字材料，一幕幕发生于60年前、福贡百姓在怒江峡谷迎接为国征战归来的子弟兵的感人情景，清晰地再现在我的脑海里。
当时福贡全县仅有1万多土著居民，除初生婴儿和老弱病残者，计有万把人，而取道福贡归国的远征军有7千多接近8千人。万把人拥戴7千多因归途奇险而疲惫不堪的官兵，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二战反法西斯期间老百姓拥军史迹中当属绝无仅有。
1942年6月19日，福贡设治局局长孙模先接到普利乡乡长杨瀚一封急函，称他于17日收到第五军李团长发自俅江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远征军归国先头部队已绕道抵俅江，准备从拉旺达路翻越高黎贡山归国，两日内即可开至怒江，饬烦沿途修理道路并准备4000官兵的伙食。两天后，即6月21日，孙模又接到一封陆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司令部自缅甸朗开发寄的“快足代递”公函，要求“查照火速准备全师官兵约8000人食米6日，派遣壮丁于6月26日以前送至高黎贡山山心及俅江等处，并希望克日送食盐400斤，大米6000斤，食油400斤至喇吗底（拉马底）等候，俾便届时使用为荷”。落款师长余韶，发寄时间为6月6日。此函系快足代递，但孙模接到时，已在野人山、高黎贡山途中随携函者穿越了整整半个月。
孙模为云南呈贡人，1940年调来福贡任设治局局长。他接到九十六师正式公函后，当时召集局军政官员、地方绅耆及部分保甲长召开紧急县政会议，商议如何协助远征军顺利过境事宜。会后专电分呈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兼云南省主席龙云和督察专员史华，陈述远征军即将过境和地方困难实情，以请示遵照办；饬令沿途各乡乡长，暂行借用各乡积谷，开仓舂碾，供给远征归国之部队，以缓燃眉之急；遂即分派局属多数职员分赴各乡按程设站，搜集征借商家的食盐、腊肉，以待按站供给。又分派全属各保甲民众运集柴薪、蔬菜等，大量分屯，以备急用；推派绅耆三员代表，携带6背腊肉和食盐，上行至拉马底慰劳远征军先头部队。并复函余韶师长陈明地方实际情况。
从1942年6月20日，由团长李树正率领的第五军工兵团200余人抵达拉马底对面的怒江西岸起，至11月底的5个月中，归国部队相继从拉旺达路、失孔路和鸣克路进入福贡先后7000余人。从设治局局长到全县4乡12保乡、保甲各级基层公务员，从绅耆老民到普通百姓，都投入到接送子弟兵的工作中。大批背夫运送粮食、油脂和食盐到缅甸俅江和翻越高黎贡山的沿途各站，归程途中又为部队抬伤病员，背行李枪支；而更多的群众，连日连夜砍竹子削篾片，拧溜索编溜箩，让过江官兵万无一失。据当年留下的“设治局支应第五军及九十六师各部队粮秣总数表”保守统计，归国远征军有40余个营以上单位过境。全县支应粮秣大米16582公斤，杂粮12874公斤，食盐467.5公斤，柴薪78990公斤（均系16两司马秤），征派民夫3886人。在上述统计数目中，尚不包括当时维西、贡山两地支援福贡解难部分。
当年曾任章化乡副乡长、1955年任云南省民委副主任的傈僳族知名人士霜耐冬先生，生前留下一篇回忆录：《接待远征军归国部队》，真切讲述当年他自己参与接送远征军的经过和见闻：
……当时我任章化乡副乡长、孙模局长委任我为联络向导员，并负责章化乡兵站的接待任务。接待站主要是负责归国部队的食宿和派夫接送物资。1942年6月开始，入缅抗日的中国远征军九十六师，在师长余韶的指挥下，从缅北翻越高黎贡山，分三路即：曲古山口、矢孔山口、鸣克山口进入福贡。第五军九十六师是从曲古山口和矢孔山口归国，六十六军二十八师八十三团由鸣克山口归国，我还记得八十三团的团长姓杨。
高黎贡山沿途山高壑深，沟谷纵横，不是断岩绝壁，便是枝藤蔓延，森林蔽日。如此多的部队在这样的环境中行进，确实是件艰难的事。归国部队经原始密林、羊肠小道和饥饿的折磨后，来到福贡时已不成部队，有的团长、连长只带着几位护卫兵，不跟大部队一起走；士兵们大都瘦得皮包骨头，有的挎着一个小包袱，有的连小包袱都没有带，除了挎着一枝手枪外，可以说两手空空。据说在撤退途中，大部分士兵的枪丢弃了，因此，回到福贡的士兵带着长枪的很少。后来据从福贡到缅甸做生意的人讲，在福贡至缅甸的驿道中丢弃有许多枪炮，归国部队走后不久，有些生意人就到缅北低价购买那些枪支，然后到西藏地区卖给藏族，每枝枪价三四百元半开，那些生意人为此赚了不少钱。
一九四二年八月中旬，从定边乡兵站进入福贡的归国部队还源源不断，接待站的人员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就在这时又有消息传来说，有一支归国部队在俅江念来门赤村受饥待济。由于不知道确切情况，局长孙模先派古泉村的恒扒亮，带上一封孙模的亲笔信到俅江念来门赤村联系。不久恒扒亮从缅甸回来，并带回归国部队的一封信，交给了孙模局长，信的内容大概是说：“本部将于近日由鸣克路归国，现粮秣紧缺，特请孙局长派民夫运送粮秣到高黎贡山以西接应，并修理俅江至怒江的鸣克驿道，以利军行。”知道确切情况后，局长孙模命令我负责此事，我接到命令后，虽然我站的接待任务相当忙，但我还是立刻增派民夫，带着粮食到俅江念来门赤村接济。同时调集民工修理了高黎贡山以东的道路，并在过夜处搭盖草棚，以便远征军路过时宿营，在怒江密尼玛渡口还增加了两股陡溜索。做完这些工作后，我又亲自带领民夫，带着粮食和酒菜，到离古泉村一天路程的阿立马子山上，接应远征军归国部队。从此路归国的部队，是远征军六十六军二十八师八十三团的部队，团长姓杨，这个团由于染上霍乱和疟疾，再加上饥饿，在俅江境内的归国途中，就死了不少官兵，回到福贡时这个团只剩二百余名士兵了。当天我接到他们时，杨团长身边只带着三十多名士兵。有些士兵不懂得少数民族服装的用法，把俅江少数民族妇女穿的裙子当做雨伞来用，在福贡还一时传为笑话。我接应他们时，还有一位缅甸俅江的“朵卧”（区长）护送杨团长到接应地点，然后他从接应地点返回缅甸，我就把部队接回到福贡设治局。
霜耐冬先生最后这样结束他的回忆：
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开始到同年十月份，福贡设治局才结束了接待远征军归国部队的任务。当时福贡全县民众不过万把人，人民很贫困，而此时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但福贡人民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自己吞糠咽菜，想方设法，为八千人的归国部队提供粮食、酒肉、蔬菜，还有数不清的民夫为归国部队接运物资。福贡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访问目击者时，福贡人民当年协助子弟兵，依仗篾片索道飞渡怒江急流的情景令我惊叹。平时流经福贡的怒江，仅能在冬春枯水季节通行一些小木筏，到远征军入境时，这些摆渡工具全派不上用场，人民群众只有靠竹篾索道把近8000名子弟兵从江西一个个安全送往江东。胡正生老人说，当时还没有钢丝溜索，只有编竹篾子溜索，远征军归来时，设治局按乡、保分配编制竹溜索，因为过江的人多，还编织不少竹箩箩，每个箩箩里可坐三五人；也有把若干根溜绳并排拉在一起，再铺上木板让让部队通过的。当时，他们村上的男女老少都参加了砍竹子、剥篾片、拧溜绳、编竹箩的繁忙劳动。阿克甲老人也讲，在他们的鹿马登哈哇村，起初拉了座由5根平溜并排、上边盖上木板的索道桥，但每根篾索用上半个月后就得更新，于是村民们又单独拧5根溜索扯在一起，让官兵们坐进竹箩里，由群众靠人力牵引——拉到江东。他还沉痛地回忆道，当时他跟随大人从缅甸回来时，看见有的士兵因为疾病或饥饿，把一些背不动的武装掩埋在路边，而死在路上的官兵有的也已用山土掩埋，但仍有没被埋葬的暴尸，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气味……
从《福贡县志》和《福贡文史资料选辑》中，查明“经过荒无人迹的野人山，历尽千辛万苦，从缅北往东翻越高黎贡山经福贡回国”的近8000远征军，主要为第五军直属部队及该军第九十六师官兵。离开昆明前，我读了一本叫《野人山余生》的书。作者正是一位陆军第五军的远征军老兵。在他的书中，也像在福贡读到的听到的情景一样，有许许多多让我读过后不能忘怀的悲壮描述。在一篇书前附文中，介绍有第五军第二○○师在缅甸作战的情况：
中国印缅远征军以一个师的兵力，对抗日本军队的一个半军团——五个师，歼灭日军近五千人，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中亚洲战场的一次重大胜利。日军将此战视为自日俄战争日军攻打旅顺港口以来最艰难的一仗。这场战斗打了十二天，中国军队也付出了近一千人的牺牲。尽管如此，这场战争轰动了世界：法西斯势力受到了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
这个师的师长叫戴安澜，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是坚定的抗日派，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从华北的抗战一直到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等他都参加过，他非常重视军事训练，写下了《痛苦的回忆》、《磨砺集》等军事题材著作”。然而这位英雄的爱国将领，在归国途中倒下去了：
从缅甸回中国需要经过五道封锁线，三道河流，两条公路。当戴安澜率部队冲过了四道封锁线后，天色已黑，他心急如焚，亲自上第一线指挥，被敌人机枪打中肺部、腹部受重伤。当时医药匮乏，在坚持了七天之后，戴安澜让人整理他的衣服，他指了指前方回国的路，看了看北方的祖国，倒下去牺牲了。
正是像戴安澜这样的英雄官兵，挫败日本法西斯妄图截断中国昆明至缅甸仰光的滇缅公路，然后由缅入滇，迅速征服中国的勃勃野心。
在《野人山余生》中，也如同当年福贡背夫和阿克甲小时候所目睹的一样，还有很多悲壮惨烈情景。死亡随时威胁着每个官兵，战友倒在路上，活着的人无力去掩埋他们。“纵使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能清楚地体会到当时心中被死亡重重包围的感觉……从大家无精无采的神态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那陈尸臭……我们本来是九个人同行，现在则只剩下五人。……我们这五人中，是否能保持不再分开，实在没有把握。”
……
读过《野人山余生》后，让我更真切地了解，当时出现在福贡人民眼前的这支队伍，是怎样从死亡线上一步步挺过来的；而通过在福贡的学习和访问，又让我深切地感觉到，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刻，福贡儿女凭自己的双肩和脊梁，奋力拥戴远征军，用竹篾索道为子弟兵架设归程通道的感人事迹，也如同远征军将士穿越野人山的奇迹一样，足以让后人一代代把它们传叙。
县政府办公室和江文主任知道我的来意后，特地把我安顿在县民政福利公司客房部食宿，为我提供县里熟悉地方兵事的几位老先生的名字，并赠送一部新近出版的《福贡县志》。县政协和宗义、宝山屹先生，又帮我找来一套《福贡文史资料选辑》。11月12日下午，在县府所在地上帕镇古泉办事处桥头新村，我找到傈僳族老人胡正生。他曾负责政协文史资料收集、编写工作，现在已72岁。他96岁的父亲还在世，解放初期当过福贡县副县长、代理县长，远征军进境时，曾参加繁忙的接送工作。11月13日，另一位找了几回没找到的阿克甲老人，自个儿来到我下榻处。他也是位傈僳族长者，已年逾7旬。远征军归国那年，他跟随母亲和一位舅父去了缅甸，在往返途中，亲眼目睹远征军官兵艰难穿行于野人山，不少人病倒、饿死在路旁的惨烈情景。
经过访问目击者和细读文字材料，一幕幕发生于60年前、福贡百姓在怒江峡谷迎接为国征战归来的子弟兵的感人情景，清晰地再现在我的脑海里。
当时福贡全县仅有1万多土著居民，除初生婴儿和老弱病残者，计有万把人，而取道福贡归国的远征军有7千多接近8千人。万把人拥戴7千多因归途奇险而疲惫不堪的官兵，这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二战反法西斯期间老百姓拥军史迹中当属绝无仅有。
1942年6月19日，福贡设治局局长孙模先接到普利乡乡长杨瀚一封急函，称他于17日收到第五军李团长发自俅江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远征军归国先头部队已绕道抵俅江，准备从拉旺达路翻越高黎贡山归国，两日内即可开至怒江，饬烦沿途修理道路并准备4000官兵的伙食。两天后，即6月21日，孙模又接到一封陆军第五军第九十六师司令部自缅甸朗开发寄的“快足代递”公函，要求“查照火速准备全师官兵约8000人食米6日，派遣壮丁于6月26日以前送至高黎贡山山心及俅江等处，并希望克日送食盐400斤，大米6000斤，食油400斤至喇吗底（拉马底）等候，俾便届时使用为荷”。落款师长余韶，发寄时间为6月6日。此函系快足代递，但孙模接到时，已在野人山、高黎贡山途中随携函者穿越了整整半个月。
孙模为云南呈贡人，1940年调来福贡任设治局局长。他接到九十六师正式公函后，当时召集局军政官员、地方绅耆及部分保甲长召开紧急县政会议，商议如何协助远征军顺利过境事宜。会后专电分呈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兼云南省主席龙云和督察专员史华，陈述远征军即将过境和地方困难实情，以请示遵照办；饬令沿途各乡乡长，暂行借用各乡积谷，开仓舂碾，供给远征归国之部队，以缓燃眉之急；遂即分派局属多数职员分赴各乡按程设站，搜集征借商家的食盐、腊肉，以待按站供给。又分派全属各保甲民众运集柴薪、蔬菜等，大量分屯，以备急用；推派绅耆三员代表，携带6背腊肉和食盐，上行至拉马底慰劳远征军先头部队。并复函余韶师长陈明地方实际情况。
从1942年6月20日，由团长李树正率领的第五军工兵团200余人抵达拉马底对面的怒江西岸起，至11月底的5个月中，归国部队相继从拉旺达路、失孔路和鸣克路进入福贡先后7000余人。从设治局局长到全县4乡12保乡、保甲各级基层公务员，从绅耆老民到普通百姓，都投入到接送子弟兵的工作中。大批背夫运送粮食、油脂和食盐到缅甸俅江和翻越高黎贡山的沿途各站，归程途中又为部队抬伤病员，背行李枪支；而更多的群众，连日连夜砍竹子削篾片，拧溜索编溜箩，让过江官兵万无一失。据当年留下的“设治局支应第五军及九十六师各部队粮秣总数表”保守统计，归国远征军有40余个营以上单位过境。全县支应粮秣大米16582公斤，杂粮12874公斤，食盐467.5公斤，柴薪78990公斤（均系16两司马秤），征派民夫3886人。在上述统计数目中，尚不包括当时维西、贡山两地支援福贡解难部分。
当年曾任章化乡副乡长、1955年任云南省民委副主任的傈僳族知名人士霜耐冬先生，生前留下一篇回忆录：《接待远征军归国部队》，真切讲述当年他自己参与接送远征军的经过和见闻：
……当时我任章化乡副乡长、孙模局长委任我为联络向导员，并负责章化乡兵站的接待任务。接待站主要是负责归国部队的食宿和派夫接送物资。1942年6月开始，入缅抗日的中国远征军九十六师，在师长余韶的指挥下，从缅北翻越高黎贡山，分三路即：曲古山口、矢孔山口、鸣克山口进入福贡。第五军九十六师是从曲古山口和矢孔山口归国，六十六军二十八师八十三团由鸣克山口归国，我还记得八十三团的团长姓杨。
高黎贡山沿途山高壑深，沟谷纵横，不是断岩绝壁，便是枝藤蔓延，森林蔽日。如此多的部队在这样的环境中行进，确实是件艰难的事。归国部队经原始密林、羊肠小道和饥饿的折磨后，来到福贡时已不成部队，有的团长、连长只带着几位护卫兵，不跟大部队一起走；士兵们大都瘦得皮包骨头，有的挎着一个小包袱，有的连小包袱都没有带，除了挎着一枝手枪外，可以说两手空空。据说在撤退途中，大部分士兵的枪丢弃了，因此，回到福贡的士兵带着长枪的很少。后来据从福贡到缅甸做生意的人讲，在福贡至缅甸的驿道中丢弃有许多枪炮，归国部队走后不久，有些生意人就到缅北低价购买那些枪支，然后到西藏地区卖给藏族，每枝枪价三四百元半开，那些生意人为此赚了不少钱。
一九四二年八月中旬，从定边乡兵站进入福贡的归国部队还源源不断，接待站的人员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就在这时又有消息传来说，有一支归国部队在俅江念来门赤村受饥待济。由于不知道确切情况，局长孙模先派古泉村的恒扒亮，带上一封孙模的亲笔信到俅江念来门赤村联系。不久恒扒亮从缅甸回来，并带回归国部队的一封信，交给了孙模局长，信的内容大概是说：“本部将于近日由鸣克路归国，现粮秣紧缺，特请孙局长派民夫运送粮秣到高黎贡山以西接应，并修理俅江至怒江的鸣克驿道，以利军行。”知道确切情况后，局长孙模命令我负责此事，我接到命令后，虽然我站的接待任务相当忙，但我还是立刻增派民夫，带着粮食到俅江念来门赤村接济。同时调集民工修理了高黎贡山以东的道路，并在过夜处搭盖草棚，以便远征军路过时宿营，在怒江密尼玛渡口还增加了两股陡溜索。做完这些工作后，我又亲自带领民夫，带着粮食和酒菜，到离古泉村一天路程的阿立马子山上，接应远征军归国部队。从此路归国的部队，是远征军六十六军二十八师八十三团的部队，团长姓杨，这个团由于染上霍乱和疟疾，再加上饥饿，在俅江境内的归国途中，就死了不少官兵，回到福贡时这个团只剩二百余名士兵了。当天我接到他们时，杨团长身边只带着三十多名士兵。有些士兵不懂得少数民族服装的用法，把俅江少数民族妇女穿的裙子当做雨伞来用，在福贡还一时传为笑话。我接应他们时，还有一位缅甸俅江的“朵卧”（区长）护送杨团长到接应地点，然后他从接应地点返回缅甸，我就把部队接回到福贡设治局。
霜耐冬先生最后这样结束他的回忆：
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开始到同年十月份，福贡设治局才结束了接待远征军归国部队的任务。当时福贡全县民众不过万把人，人民很贫困，而此时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但福贡人民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自己吞糠咽菜，想方设法，为八千人的归国部队提供粮食、酒肉、蔬菜，还有数不清的民夫为归国部队接运物资。福贡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访问目击者时，福贡人民当年协助子弟兵，依仗篾片索道飞渡怒江急流的情景令我惊叹。平时流经福贡的怒江，仅能在冬春枯水季节通行一些小木筏，到远征军入境时，这些摆渡工具全派不上用场，人民群众只有靠竹篾索道把近8000名子弟兵从江西一个个安全送往江东。胡正生老人说，当时还没有钢丝溜索，只有编竹篾子溜索，远征军归来时，设治局按乡、保分配编制竹溜索，因为过江的人多，还编织不少竹箩箩，每个箩箩里可坐三五人；也有把若干根溜绳并排拉在一起，再铺上木板让让部队通过的。当时，他们村上的男女老少都参加了砍竹子、剥篾片、拧溜绳、编竹箩的繁忙劳动。阿克甲老人也讲，在他们的鹿马登哈哇村，起初拉了座由5根平溜并排、上边盖上木板的索道桥，但每根篾索用上半个月后就得更新，于是村民们又单独拧5根溜索扯在一起，让官兵们坐进竹箩里，由群众靠人力牵引——拉到江东。他还沉痛地回忆道，当时他跟随大人从缅甸回来时，看见有的士兵因为疾病或饥饿，把一些背不动的武装掩埋在路边，而死在路上的官兵有的也已用山土掩埋，但仍有没被埋葬的暴尸，散发出一股股刺鼻的气味……
从《福贡县志》和《福贡文史资料选辑》中，查明“经过荒无人迹的野人山，历尽千辛万苦，从缅北往东翻越高黎贡山经福贡回国”的近8000远征军，主要为第五军直属部队及该军第九十六师官兵。离开昆明前，我读了一本叫《野人山余生》的书。作者正是一位陆军第五军的远征军老兵。在他的书中，也像在福贡读到的听到的情景一样，有许许多多让我读过后不能忘怀的悲壮描述。在一篇书前附文中，介绍有第五军第二○○师在缅甸作战的情况：
中国印缅远征军以一个师的兵力，对抗日本军队的一个半军团——五个师，歼灭日军近五千人，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中亚洲战场的一次重大胜利。日军将此战视为自日俄战争日军攻打旅顺港口以来最艰难的一仗。这场战斗打了十二天，中国军队也付出了近一千人的牺牲。尽管如此，这场战争轰动了世界：法西斯势力受到了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
这个师的师长叫戴安澜，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是坚定的抗日派，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从华北的抗战一直到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等他都参加过，他非常重视军事训练，写下了《痛苦的回忆》、《磨砺集》等军事题材著作”。然而这位英雄的爱国将领，在归国途中倒下去了：
从缅甸回中国需要经过五道封锁线，三道河流，两条公路。当戴安澜率部队冲过了四道封锁线后，天色已黑，他心急如焚，亲自上第一线指挥，被敌人机枪打中肺部、腹部受重伤。当时医药匮乏，在坚持了七天之后，戴安澜让人整理他的衣服，他指了指前方回国的路，看了看北方的祖国，倒下去牺牲了。
正是像戴安澜这样的英雄官兵，挫败日本法西斯妄图截断中国昆明至缅甸仰光的滇缅公路，然后由缅入滇，迅速征服中国的勃勃野心。
在《野人山余生》中，也如同当年福贡背夫和阿克甲小时候所目睹的一样，还有很多悲壮惨烈情景。死亡随时威胁着每个官兵，战友倒在路上，活着的人无力去掩埋他们。“纵使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能清楚地体会到当时心中被死亡重重包围的感觉……从大家无精无采的神态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那陈尸臭……我们本来是九个人同行，现在则只剩下五人。……我们这五人中，是否能保持不再分开，实在没有把握。”
……
读过《野人山余生》后，让我更真切地了解，当时出现在福贡人民眼前的这支队伍，是怎样从死亡线上一步步挺过来的；而通过在福贡的学习和访问，又让我深切地感觉到，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刻，福贡儿女凭自己的双肩和脊梁，奋力拥戴远征军，用竹篾索道为子弟兵架设归程通道的感人事迹，也如同远征军将士穿越野人山的奇迹一样，足以让后人一代代把它们传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