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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1905-1942），字叔仁，湖南省醴陵县人，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建国后被追任的36位军事家之一。左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指挥和参与指挥了众多著名战役，为革命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高度肯定。左权杰出的军事才能，除其天赋和丰富的军事履历外，主要得益于三次军校求学中所打下的坚实的军事理论基础。
一、求学广州陆军讲武学校
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正经历着时代的新思想、新风气的洗礼，左权的家乡醴陵县也在静静的经历着这一变化。1923年冬的一天，左权和同学们得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部长程潜派人来到醴陵，招收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程潜派到湖南招收学生的报考官是李明灏、柳炳元等，其中李明灏不仅是醴陵人，还是左权的表兄。李明灏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具有爱国热忱。经笔试和口试，左权等被录取。
1924年2月中旬，左权一行从长沙出发，经岳阳、武汉、上海、厦门、香港，于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到达广州。当他们乘坐的轮船驶进珠江口抵达广州城区时，见到珠江两岸灯火辉煌，矗立的高楼墙壁上写有“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主义！”等新鲜字样的大幅标语，左权等人非常兴奋。到达广州后不久，左权即进入军校学习。他把学名“左纪权”的“纪”字去掉，决心做一个全新的革命军人。这一年，左权刚满19岁。
讲武学校以培养连、排职军官指挥能力为目标，主要教学内容是军事课程。第一、第二队学科、术科并重，以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五大教程为主，学制一年；第三、第四队注重术科，以典范令小教程为主，学制半年。
左权被分在第一队第一区队。区队长林柏森，是广东梅县人、保定军官学校工科毕业的，对左权很赏识。第一队队长廖士翘对左权也十分器重。每当学员们全副武装跑步去黄花岗或瘦狗岭演习营、连、排动作时，左权常被指令做示范演习，担任排、连长。由于得到各级领导的器重，左权更加勤奋学习。在学习和操练中，他熟练掌握了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军制、交通、实地测图等军事科目。
在讲武学校中，左权常和张克侠等一同探讨人生理想和国家前途。左权曾对张克侠说：“我敬仰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可能因为我是农家子弟，对土豪劣绅压迫农民颇有感触。所以，我把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相对照，觉得新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非武装不能拯救中国。”左权充满信心地说：“国民革命要靠我们来奋斗牺牲，让我们共同努力吧！未来在我们的手中将会诞生一个强大的国家。”
左权在广州陆军讲武学校亲身参与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1924年10月10日，广州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策动了商团及其反革命武装商团军发动叛乱，配合广东军阀陈炯明向广州革命政府发动进攻。广州形势十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建议孙中山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广东的工农大众也坚决要求镇压商团叛乱。于是，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命令滇军杨希闵所部的廖品卓师剿灭广州西关的商团武装。10月13日，孙中山率领一部分北伐军，从韶关回师广州，并动员黄埔军校学生军，在工农革命群众的支援下，平定商团叛乱。左权所在的陆军讲武学校第一、第二队学员参加了这次平叛斗争，担任观音山地区的警戒任务，以防商团突然窜扰。
这是左权第一次参加实战。他肩扛钢枪，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在广州观音山地区担任警戒任务。在工农革命群众的支援下，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与学生军平定了这次商团的叛乱。左权和同队的学员们一起，在这次斗争中得到了实战锻炼。左权也因勇敢机智、执行任务坚决和严守纪律，受到了指挥官的表扬。
广州陆军讲武学校的学习生活锻炼了左权，但该校陈腐、专制的教规和教学方法也使左权等人感到极大的不满。而同学陈赓毅然转入黄埔军校，接着，张际春、邓文仪、李汉藩、桂永清等同学也自动退出陆军讲武学校，投奔黄埔军校。自己该怎么办？左权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二、投奔黄埔军校
就在左权为自己出路苦苦思索的时候，广州讲武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1924年9月，自程潜随孙中山率军北伐后，陆军讲武学校经费非常困窘，加上落后的棍棒式教育，学员们纷纷要求与黄埔军校合并。11月，广州讲武学校第一、第二队学员除一部分投奔亲友和找到工作离开军校外，大部分学员如左权、陈明仁等158人，经与校监督周贯虹交涉，再经程潜批准，于当月19日带上枪支弹药，转入黄埔军校。
左权一行人登上黄埔岛，步入军校，立刻感到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军校校门上挂着写有“陆军军官学校”六个大字的校牌，校牌下面有一块横匾上写着：“革命者”三个有力的大字，匾额的两侧门柱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是：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军校内，醒目的横幅标语写着：“实现三民主义！”“劳兵农联合起来！”“锤碎世界的锁链！”“革命的先锋队！”等。先入校的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和教职员工排着整齐的队伍，夹道欢迎来自陆军讲武学校的同学并入黄埔军校。
左权等来到黄埔军校时，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已于三个月前入学，第一期已经临近毕业。黄埔军校领导人考虑到从陆军讲武学校转来的学员的学科、术科基础较好，同时，革命形势急需下级军官，因此，将他们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于1925年2月毕业。
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由于器械缺乏和条件简陋，实行单纯的步科教育。所以，左权所在的第一期的军事教育内容主要是学科和术科。学科，教授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四大教程：《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还有交通学、军制学、战术作业、实地测图等军事理论。术科，教授以制式教练、持枪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夜间演习、实弹射击等军事技术。左权在陆军讲武学校就是优等生，又在黄埔军校学习，因而军事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黄埔军校最大的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高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特别是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校内政治气氛极为活跃。黄埔军校建立之初，这里的政治言论比较自由。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马克思的肖像整版的印在《中国军人》等校刊上。除了政治课所学习的《三民主义浅说》、《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概论》这些教材之外，还能读到诸如《苏联研究》、《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原理》、《经济学大纲》、《中国职工运动》、《中国农民运动》等书籍。
左权对这种气氛和环境很满意，觉得虽然生活在黄埔这个弹丸小岛上，自己的内心世界却充满了欢快的自由感。因而，他在军校中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良，常常得到教官和队干部的表扬。他学习的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门门优秀。学校进行野外演习和夜间演习时，他都临场不乱，表现的很出色。他尤其注重政治学习，思想进步，作风正派，革命立场坚定，受到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注意，并开始着重对他进行培养。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着意培养下，左权的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1925年的一天，正值休息日，当左权在教室看书时，同学陈赓走到他面前，相邀到外面走走。两人来到山坡上，左权刚坐定，陈赓直截了当地问道：“你相信共产党吗？”左权感到突然，但还是真诚地回答：“相信。”陈赓又问：“你了解共产党吗？”左权直率地回答：“能为工农利益奋斗，是进步的党。”陈赓说：“有一个人想见你。”左权急忙问道：“谁？”陈赓回答：“政治部的周主任。”左权惊讶地说：“周恩来主任！”陈赓说：“正是他，时间是今晚上8点。与你同去的还有苏文钦同学。”
傍晚，左权吃过晚饭，着装整齐后，与陈赓、苏文钦一起来到周恩来的住所。周恩来身穿军服，见到陈赓与左权、苏文钦进来，连忙停住手中的毛笔，从椅子上起来，与他们一一握手，并招呼他们围着桌子坐下。
陈赓向周恩来分别介绍了左权和苏文钦。周恩来笑着说：“你们两个都是湖南人。湖南多水，所谓三湘七泽，屈原大夫就到过这些地方。也叫潇湘镇。”亲切的话语，平易近人的态度，一下子把左权和苏文钦的紧张情绪冲跑了。他们感到坐在面前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军校领导，而是一位随和可亲的好友、知己。左权激动地回答：“我家里穷。除了醴陵县城，来广州前，其他地方没有去过。”苏文钦回答：“我也一样。”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两个是醴陵小同乡，程潜也是你们的同乡。”苏文钦回答：“我和左权在醴陵中学时是同班同学，又是一同考入陆军讲武学校的。”周恩来点了点头，然后问左权：“家里几口人？”左权回答：“父亲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去世了，家里有母亲、哥哥、嫂子，都是种田的。一个姐姐出嫁了，姐夫李人干也在咱们军校，他现在在教导团当军官。”
周恩来又问左权和苏文钦：“你们在讲武学校时为什么组织联社？”左权想了想认真回答道：“我们憎恨压迫人的社会，立志要奋斗，要报国，要像共产党员一样……”接着，周恩来亲切地问道：“你们愿意像个中共党员？”左权、苏文钦这时都很激动地站了起来，说：“愿意，一百个愿意！”周恩来走前一步，严肃地说：“共产党员可是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左权回答：“我是农家子弟，能吃苦。”周恩来又说：“共产党员要严守秘密，甚至为党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左权、苏文钦都郑重而又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时，站立在一边的陈赓走过来说：“经过我的考察，左权、苏文钦同学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我愿意作为他们的入党介绍人！” 1925年1月，经陈赓和周逸群介绍，左权在周恩来的批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20岁。
左权入党一个月后，积极参与了由蒋先云、周逸群等发起成立的主要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并成为骨干和负责人之一。他们与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激烈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左权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锻炼成长，在这里，他不仅学到了军事知识，也开始懂得了政治斗争的策略。
黄埔军校时期是左权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在这里，左权不仅得到了极为严格和正规的军事教育，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
三、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又称陆军大学，创建于1918年，原名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1921年改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5年，改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主要培养中高级军事干部。为帮助中国革命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从1925年起，伏龙芝军事学院专门为中国留苏学习军事的学生预留了名额。
1927年9月，左权正式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按照苏联的规定，凡是进入这所学院学习的人，必须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一般是团职以上的干部。对此，左权早有所闻，但他还是想能够直接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于是，左权向学校方面提出申请。学院领导在了解到左权的这一迫切愿望后，根据其出众的才华和担任过基层指挥官的经历，作为特例，批准其进入该校学习。与左权一起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还有陈启科、屈武、黄涤洪等，后来刘云和刘伯承也先后来到这里学习。
左权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该院的组织结构刚刚调整，分为基本系、东方系、供应系和工农红军高级指挥人员进修班。伏龙芝军事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战略思想、战术教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俄国内战史、军事地理、马列主义理论和俄语等。课程通常由工农红军参谋部和政治部、各特种兵司令部的司令员和部门首长负责讲授。伏龙芝军事学院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精神和单独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程的安排上也体现出了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教学规律。学院规定的上课与自习的时间比例为：一年级是1:1；二年级是1:1.5；三年级是1:2。
按照伏龙芝军事学院教学大纲的规定，左权等人在一年级主要学习各种战术，完成团职军官所需要的军事知识；二年级学习合同战术，完成师职军官所需要的军事知识；三年级学习的是有关战略的各门课程，完成军职军官所需要的军事知识。学院教员的教学水平比较高，教学态度也是相当认真的。在这种严谨治学环境的熏陶下，左权更加善于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从而也逐渐培养出遇事沉着、刚毅果断的性格。
左权学习非常认真、刻苦。无论是课堂学习、图上作业，还是野外演习，他都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因而，左权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成绩颇为优异，尤其是野外战术作业，更加出色。左权的刻苦学习精神和其优异的学习成绩，经常得到学院教员和同学们的称赞。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左权系统地学习了许多近代和现代军事家的著作，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司令部的组织指挥、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以及正规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学习中，左权非常注重学习方法，不是死记硬背书本上的那些条条框框，而是善于从研究战争的历史着手，从中来理解战争的本质，悟出有关战争的规律、作战的原理和原则。左权对19世纪普鲁士王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所写的《战争论》一书，极为推崇。他在读这本书时，便是根据克劳塞维茨在书中所揭示的方法，从研究战争史入手，用历史的事实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使理论观念与战争实际相结合，使自己从中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左权还钻研过《战争哲学》、《当代集团军战役特点》、《现代战术》、《战略》、《各兵种战术和合同战术》、《军事心理学》、《军事学术》等军事学理论著作，阅读过一些著名军事家如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通过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左权在政治上、军事上大大开阔了眼界，其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也得到了明显提高，为其以后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安排，左权等中国班的6名学生于1930年6月毕业，在经过一阵的焦急等待之后，左权等人终于等到了回国的命令，便与刘伯承等人坐上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列车，踏上了回国之路。
伏龙芝军事学院三年多的学习生活，对左权的一生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这三年之中，左权通过刻苦学习，不仅攻克了俄文的语言关，而且掌握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为其回国后在革命战争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军事才华、逐步走上我军高级指挥员的领导岗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左权的三次军校求学经历，对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权一生最幸运的是他曾经就读于世界四大著名军校（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以及中国黄埔军校）中的两所，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理论。然而，不幸的是，这位杰出的军事人才却过早地牺牲在了中国抗日的疆场上，给中国革命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学院）
责任编辑：李作清
一、求学广州陆军讲武学校
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正经历着时代的新思想、新风气的洗礼，左权的家乡醴陵县也在静静的经历着这一变化。1923年冬的一天，左权和同学们得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部长程潜派人来到醴陵，招收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程潜派到湖南招收学生的报考官是李明灏、柳炳元等，其中李明灏不仅是醴陵人，还是左权的表兄。李明灏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具有爱国热忱。经笔试和口试，左权等被录取。
1924年2月中旬，左权一行从长沙出发，经岳阳、武汉、上海、厦门、香港，于3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到达广州。当他们乘坐的轮船驶进珠江口抵达广州城区时，见到珠江两岸灯火辉煌，矗立的高楼墙壁上写有“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主义！”等新鲜字样的大幅标语，左权等人非常兴奋。到达广州后不久，左权即进入军校学习。他把学名“左纪权”的“纪”字去掉，决心做一个全新的革命军人。这一年，左权刚满19岁。
讲武学校以培养连、排职军官指挥能力为目标，主要教学内容是军事课程。第一、第二队学科、术科并重，以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五大教程为主，学制一年；第三、第四队注重术科，以典范令小教程为主，学制半年。
左权被分在第一队第一区队。区队长林柏森，是广东梅县人、保定军官学校工科毕业的，对左权很赏识。第一队队长廖士翘对左权也十分器重。每当学员们全副武装跑步去黄花岗或瘦狗岭演习营、连、排动作时，左权常被指令做示范演习，担任排、连长。由于得到各级领导的器重，左权更加勤奋学习。在学习和操练中，他熟练掌握了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军制、交通、实地测图等军事科目。
在讲武学校中，左权常和张克侠等一同探讨人生理想和国家前途。左权曾对张克侠说：“我敬仰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可能因为我是农家子弟，对土豪劣绅压迫农民颇有感触。所以，我把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相对照，觉得新三民主义更适合中国的国情，非武装不能拯救中国。”左权充满信心地说：“国民革命要靠我们来奋斗牺牲，让我们共同努力吧！未来在我们的手中将会诞生一个强大的国家。”
左权在广州陆军讲武学校亲身参与了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1924年10月10日，广州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策动了商团及其反革命武装商团军发动叛乱，配合广东军阀陈炯明向广州革命政府发动进攻。广州形势十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建议孙中山采取坚决进攻的方针。广东的工农大众也坚决要求镇压商团叛乱。于是，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命令滇军杨希闵所部的廖品卓师剿灭广州西关的商团武装。10月13日，孙中山率领一部分北伐军，从韶关回师广州，并动员黄埔军校学生军，在工农革命群众的支援下，平定商团叛乱。左权所在的陆军讲武学校第一、第二队学员参加了这次平叛斗争，担任观音山地区的警戒任务，以防商团突然窜扰。
这是左权第一次参加实战。他肩扛钢枪，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在广州观音山地区担任警戒任务。在工农革命群众的支援下，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与学生军平定了这次商团的叛乱。左权和同队的学员们一起，在这次斗争中得到了实战锻炼。左权也因勇敢机智、执行任务坚决和严守纪律，受到了指挥官的表扬。
广州陆军讲武学校的学习生活锻炼了左权，但该校陈腐、专制的教规和教学方法也使左权等人感到极大的不满。而同学陈赓毅然转入黄埔军校，接着，张际春、邓文仪、李汉藩、桂永清等同学也自动退出陆军讲武学校，投奔黄埔军校。自己该怎么办？左权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二、投奔黄埔军校
就在左权为自己出路苦苦思索的时候，广州讲武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1924年9月，自程潜随孙中山率军北伐后，陆军讲武学校经费非常困窘，加上落后的棍棒式教育，学员们纷纷要求与黄埔军校合并。11月，广州讲武学校第一、第二队学员除一部分投奔亲友和找到工作离开军校外，大部分学员如左权、陈明仁等158人，经与校监督周贯虹交涉，再经程潜批准，于当月19日带上枪支弹药，转入黄埔军校。
左权一行人登上黄埔岛，步入军校，立刻感到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军校校门上挂着写有“陆军军官学校”六个大字的校牌，校牌下面有一块横匾上写着：“革命者”三个有力的大字，匾额的两侧门柱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是：贪生怕死勿入斯门。军校内，醒目的横幅标语写着：“实现三民主义！”“劳兵农联合起来！”“锤碎世界的锁链！”“革命的先锋队！”等。先入校的黄埔军校一期学员和教职员工排着整齐的队伍，夹道欢迎来自陆军讲武学校的同学并入黄埔军校。
左权等来到黄埔军校时，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已于三个月前入学，第一期已经临近毕业。黄埔军校领导人考虑到从陆军讲武学校转来的学员的学科、术科基础较好，同时，革命形势急需下级军官，因此，将他们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于1925年2月毕业。
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由于器械缺乏和条件简陋，实行单纯的步科教育。所以，左权所在的第一期的军事教育内容主要是学科和术科。学科，教授以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四大教程：《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还有交通学、军制学、战术作业、实地测图等军事理论。术科，教授以制式教练、持枪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夜间演习、实弹射击等军事技术。左权在陆军讲武学校就是优等生，又在黄埔军校学习，因而军事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黄埔军校最大的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高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特别是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后，校内政治气氛极为活跃。黄埔军校建立之初，这里的政治言论比较自由。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马克思的肖像整版的印在《中国军人》等校刊上。除了政治课所学习的《三民主义浅说》、《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概论》这些教材之外，还能读到诸如《苏联研究》、《社会进化史》、《社会主义原理》、《经济学大纲》、《中国职工运动》、《中国农民运动》等书籍。
左权对这种气氛和环境很满意，觉得虽然生活在黄埔这个弹丸小岛上，自己的内心世界却充满了欢快的自由感。因而，他在军校中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良，常常得到教官和队干部的表扬。他学习的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门门优秀。学校进行野外演习和夜间演习时，他都临场不乱，表现的很出色。他尤其注重政治学习，思想进步，作风正派，革命立场坚定，受到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注意，并开始着重对他进行培养。在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着意培养下，左权的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1925年的一天，正值休息日，当左权在教室看书时，同学陈赓走到他面前，相邀到外面走走。两人来到山坡上，左权刚坐定，陈赓直截了当地问道：“你相信共产党吗？”左权感到突然，但还是真诚地回答：“相信。”陈赓又问：“你了解共产党吗？”左权直率地回答：“能为工农利益奋斗，是进步的党。”陈赓说：“有一个人想见你。”左权急忙问道：“谁？”陈赓回答：“政治部的周主任。”左权惊讶地说：“周恩来主任！”陈赓说：“正是他，时间是今晚上8点。与你同去的还有苏文钦同学。”
傍晚，左权吃过晚饭，着装整齐后，与陈赓、苏文钦一起来到周恩来的住所。周恩来身穿军服，见到陈赓与左权、苏文钦进来，连忙停住手中的毛笔，从椅子上起来，与他们一一握手，并招呼他们围着桌子坐下。
陈赓向周恩来分别介绍了左权和苏文钦。周恩来笑着说：“你们两个都是湖南人。湖南多水，所谓三湘七泽，屈原大夫就到过这些地方。也叫潇湘镇。”亲切的话语，平易近人的态度，一下子把左权和苏文钦的紧张情绪冲跑了。他们感到坐在面前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军校领导，而是一位随和可亲的好友、知己。左权激动地回答：“我家里穷。除了醴陵县城，来广州前，其他地方没有去过。”苏文钦回答：“我也一样。”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两个是醴陵小同乡，程潜也是你们的同乡。”苏文钦回答：“我和左权在醴陵中学时是同班同学，又是一同考入陆军讲武学校的。”周恩来点了点头，然后问左权：“家里几口人？”左权回答：“父亲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去世了，家里有母亲、哥哥、嫂子，都是种田的。一个姐姐出嫁了，姐夫李人干也在咱们军校，他现在在教导团当军官。”
周恩来又问左权和苏文钦：“你们在讲武学校时为什么组织联社？”左权想了想认真回答道：“我们憎恨压迫人的社会，立志要奋斗，要报国，要像共产党员一样……”接着，周恩来亲切地问道：“你们愿意像个中共党员？”左权、苏文钦这时都很激动地站了起来，说：“愿意，一百个愿意！”周恩来走前一步，严肃地说：“共产党员可是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左权回答：“我是农家子弟，能吃苦。”周恩来又说：“共产党员要严守秘密，甚至为党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左权、苏文钦都郑重而又认真地点了点头。
这时，站立在一边的陈赓走过来说：“经过我的考察，左权、苏文钦同学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我愿意作为他们的入党介绍人！” 1925年1月，经陈赓和周逸群介绍，左权在周恩来的批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20岁。
左权入党一个月后，积极参与了由蒋先云、周逸群等发起成立的主要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并成为骨干和负责人之一。他们与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激烈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左权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锻炼成长，在这里，他不仅学到了军事知识，也开始懂得了政治斗争的策略。
黄埔军校时期是左权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在这里，左权不仅得到了极为严格和正规的军事教育，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始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
三、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又称陆军大学，创建于1918年，原名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1921年改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5年，改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主要培养中高级军事干部。为帮助中国革命培养高素质的军事人才，从1925年起，伏龙芝军事学院专门为中国留苏学习军事的学生预留了名额。
1927年9月，左权正式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按照苏联的规定，凡是进入这所学院学习的人，必须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一般是团职以上的干部。对此，左权早有所闻，但他还是想能够直接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于是，左权向学校方面提出申请。学院领导在了解到左权的这一迫切愿望后，根据其出众的才华和担任过基层指挥官的经历，作为特例，批准其进入该校学习。与左权一起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还有陈启科、屈武、黄涤洪等，后来刘云和刘伯承也先后来到这里学习。
左权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该院的组织结构刚刚调整，分为基本系、东方系、供应系和工农红军高级指挥人员进修班。伏龙芝军事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战略思想、战术教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俄国内战史、军事地理、马列主义理论和俄语等。课程通常由工农红军参谋部和政治部、各特种兵司令部的司令员和部门首长负责讲授。伏龙芝军事学院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精神和单独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程的安排上也体现出了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教学规律。学院规定的上课与自习的时间比例为：一年级是1:1；二年级是1:1.5；三年级是1:2。
按照伏龙芝军事学院教学大纲的规定，左权等人在一年级主要学习各种战术，完成团职军官所需要的军事知识；二年级学习合同战术，完成师职军官所需要的军事知识；三年级学习的是有关战略的各门课程，完成军职军官所需要的军事知识。学院教员的教学水平比较高，教学态度也是相当认真的。在这种严谨治学环境的熏陶下，左权更加善于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从而也逐渐培养出遇事沉着、刚毅果断的性格。
左权学习非常认真、刻苦。无论是课堂学习、图上作业，还是野外演习，他都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因而，左权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成绩颇为优异，尤其是野外战术作业，更加出色。左权的刻苦学习精神和其优异的学习成绩，经常得到学院教员和同学们的称赞。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左权系统地学习了许多近代和现代军事家的著作，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司令部的组织指挥、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以及正规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学习中，左权非常注重学习方法，不是死记硬背书本上的那些条条框框，而是善于从研究战争的历史着手，从中来理解战争的本质，悟出有关战争的规律、作战的原理和原则。左权对19世纪普鲁士王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所写的《战争论》一书，极为推崇。他在读这本书时，便是根据克劳塞维茨在书中所揭示的方法，从研究战争史入手，用历史的事实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使理论观念与战争实际相结合，使自己从中获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左权还钻研过《战争哲学》、《当代集团军战役特点》、《现代战术》、《战略》、《各兵种战术和合同战术》、《军事心理学》、《军事学术》等军事学理论著作，阅读过一些著名军事家如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通过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左权在政治上、军事上大大开阔了眼界，其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也得到了明显提高，为其以后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安排，左权等中国班的6名学生于1930年6月毕业，在经过一阵的焦急等待之后，左权等人终于等到了回国的命令，便与刘伯承等人坐上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列车，踏上了回国之路。
伏龙芝军事学院三年多的学习生活，对左权的一生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这三年之中，左权通过刻苦学习，不仅攻克了俄文的语言关，而且掌握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为其回国后在革命战争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军事才华、逐步走上我军高级指挥员的领导岗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左权的三次军校求学经历，对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左权一生最幸运的是他曾经就读于世界四大著名军校（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的伏龙芝军事学院以及中国黄埔军校）中的两所，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理论。然而，不幸的是，这位杰出的军事人才却过早地牺牲在了中国抗日的疆场上，给中国革命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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