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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门手艺大概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视自己的手艺为一种涉及灵魂的东西。在钟表制造业，这个人就是菲利普·杜佛。他一年只做十几只表，却是世界上最好的纯手工机械表。
车子在一座石头结构的房前停下，前门有些破败，一块小小的黄铜牌子上写着“菲利普·杜佛，制表师”。听到声响，穿着白色工作服、白头发、白胡子的菲利普·杜佛从工作台前起身，前额戴了一个小型放大镜。
工作室不到100平方米，摆满了各种制表的机械和仪器，显得很狭窄，但干净有序，并不给人拥挤的感觉。工作台正对着两扇宽大的玻璃窗，屋外是一大片空旷的雪地，天光漫射进来，屋里的一切摆设都显得很生动。
“我们的工作需要充足的光线，因为必须把视线集中在很小的东西上，很伤眼睛。不时地看看外面，激活一下视野，感觉很好。”菲利普耸耸肩膀说。
工作台正中位置躺着一块怀表，用防尘罩盖着。菲利普解释说，“机械表和车一样，需要维修，需要加油，但只要五六年做一次维修，它可以维持到永远。”那是菲利普20多年前做的，全世界只有五只，这一只属于一个文莱人。他拨动怀表上方的一个拨柄，怀表开始打簧报时，当当是报时，叮咚叮咚是报刻，叮叮则是报分。
那时菲利普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的积蓄只够做完机芯，没有余钱完成外壳部分，卖给大厂商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拿着这块机芯找到了爱彼，他们给了他5块表的订单，一做就是5年，“每一块表要花上2000个小时。”
周围静极了，是一种万籁俱寂的味道，好像时代的变迁与这里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个老制表师和他的徒弟，世界就这样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
菲利普一生中绝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看到那个大湖了吗？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冰。春天到了，沿着河岸可以捡到野蘑菇，秋天我会去河对岸的树林里打猎。”
成为一个独立制表师，是菲利普自己的意愿。“为别人做表很难，我指心理上。你用一年的时间，把自己的一部分放进一块表里。一切都是你做的，但别人签下了他的名字。你甚至不能提，这是你的表。”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大企业对他的表的不尊重。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一块表扔进口袋里，跟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他的另一块表被拿去做展览时，竟和几块表一起搁在一个塑料袋里，一路上生生给撞坏了。“我宁可扫大街养活自己。”他说。
正式成为一名独立制表师后，菲利普一开始接的活主要是修复古董表，他的客户大多是拍卖行或博物馆。如果是20世纪初的表，他能修得跟新的一样，非常完美。如果是16、17世纪的表，他能让它们再走动起来，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但要恢复准确性却是不可能了。
“有一些传统工艺，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我这些年所做的，都是在试图学习和恢复汝拉山谷已经失传的工艺、技术和知识。如果你听到别人谈技术创新，一定要警惕，陀飞轮、问表都是200多年前发明的，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利用现代科技，把那些复杂功能的器件做成更小的尺寸，从怀表变成手表，如此而已。”
1982年，菲利普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的腕表。两年后，爱彼才开始做同样功能的腕表。1996年，他推出一款Duality腕表，是世界上第一只配备了双擒纵调速机构的腕表，从而增加了手表的准确性。瑞士一本权威钟表杂志将这一发明与200多年前宝玑发明陀飞轮的成就相提并论。2000年，菲利普推出了Simplicity，这是他返璞归真的一款表。没有陀飞轮，没有万年历，甚至没有日期，它只有一个功能——报时。他说，这是追求手表的纯粹和可靠性。
“我管Simplicity叫‘自私的表’。一个人买这样的表，是为自己买的，他不会走到街上去炫耀。每天晚上，你给它上发条，看着它，聆听它，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好像有一种生命在里面，只为你而存在。”
菲利普手上就戴着一块Simplicity，白金的表壳，底盖是蓝宝石水晶，可以看到精美的手动机械机芯。“我做的每一块手表，都知道它们在哪里，所有买过我手表的人我都认识。每到圣诞节，他们会给我寄圣诞卡，让我觉得很温暖。”
菲利普拿出一个烟斗抽起来，房间顿时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道，“事实上，这是第一次我可以戴自己做的表。以前，我买不起我自己的手表。我做一块手表要9个月，我不能为我自己工作9个月。”在Simplicity之前，他戴了很长时间的斯沃琪：“我从1978年开始独立制表，直到2003才第一次达到收支平衡。我今年63岁，不知道过两年退休后该做什么，所以我现在就得开始存一笔钱，养老用。”
菲利普的工作台上摆着一张照片，是他的女儿和外孙女。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也是制表师，曾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离开了。
“也许你的外孙女将来能继承你的衣钵。”我安慰他说。
“一个人不能期望太多东西，会失望。”他笑着说，但脸上渐渐显出寂寞的神情来，“说实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继承我的衣钵。”
车子在一座石头结构的房前停下，前门有些破败，一块小小的黄铜牌子上写着“菲利普·杜佛，制表师”。听到声响，穿着白色工作服、白头发、白胡子的菲利普·杜佛从工作台前起身，前额戴了一个小型放大镜。
工作室不到100平方米，摆满了各种制表的机械和仪器，显得很狭窄，但干净有序，并不给人拥挤的感觉。工作台正对着两扇宽大的玻璃窗，屋外是一大片空旷的雪地，天光漫射进来，屋里的一切摆设都显得很生动。
“我们的工作需要充足的光线，因为必须把视线集中在很小的东西上，很伤眼睛。不时地看看外面，激活一下视野，感觉很好。”菲利普耸耸肩膀说。
工作台正中位置躺着一块怀表，用防尘罩盖着。菲利普解释说，“机械表和车一样，需要维修，需要加油，但只要五六年做一次维修，它可以维持到永远。”那是菲利普20多年前做的，全世界只有五只，这一只属于一个文莱人。他拨动怀表上方的一个拨柄，怀表开始打簧报时，当当是报时，叮咚叮咚是报刻，叮叮则是报分。
那时菲利普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他的积蓄只够做完机芯，没有余钱完成外壳部分，卖给大厂商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拿着这块机芯找到了爱彼，他们给了他5块表的订单，一做就是5年，“每一块表要花上2000个小时。”
周围静极了，是一种万籁俱寂的味道，好像时代的变迁与这里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一个老制表师和他的徒弟，世界就这样实实在在地传承下去。
菲利普一生中绝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看到那个大湖了吗？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滑冰。春天到了，沿着河岸可以捡到野蘑菇，秋天我会去河对岸的树林里打猎。”
成为一个独立制表师，是菲利普自己的意愿。“为别人做表很难，我指心理上。你用一年的时间，把自己的一部分放进一块表里。一切都是你做的，但别人签下了他的名字。你甚至不能提，这是你的表。”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大企业对他的表的不尊重。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一块表扔进口袋里，跟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他的另一块表被拿去做展览时，竟和几块表一起搁在一个塑料袋里，一路上生生给撞坏了。“我宁可扫大街养活自己。”他说。
正式成为一名独立制表师后，菲利普一开始接的活主要是修复古董表，他的客户大多是拍卖行或博物馆。如果是20世纪初的表，他能修得跟新的一样，非常完美。如果是16、17世纪的表，他能让它们再走动起来，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但要恢复准确性却是不可能了。
“有一些传统工艺，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我这些年所做的，都是在试图学习和恢复汝拉山谷已经失传的工艺、技术和知识。如果你听到别人谈技术创新，一定要警惕，陀飞轮、问表都是200多年前发明的，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利用现代科技，把那些复杂功能的器件做成更小的尺寸，从怀表变成手表，如此而已。”
1982年，菲利普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大小自鸣三问功能的腕表。两年后，爱彼才开始做同样功能的腕表。1996年，他推出一款Duality腕表，是世界上第一只配备了双擒纵调速机构的腕表，从而增加了手表的准确性。瑞士一本权威钟表杂志将这一发明与200多年前宝玑发明陀飞轮的成就相提并论。2000年，菲利普推出了Simplicity，这是他返璞归真的一款表。没有陀飞轮，没有万年历，甚至没有日期，它只有一个功能——报时。他说，这是追求手表的纯粹和可靠性。
“我管Simplicity叫‘自私的表’。一个人买这样的表，是为自己买的，他不会走到街上去炫耀。每天晚上，你给它上发条，看着它，聆听它，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好像有一种生命在里面，只为你而存在。”
菲利普手上就戴着一块Simplicity，白金的表壳，底盖是蓝宝石水晶，可以看到精美的手动机械机芯。“我做的每一块手表，都知道它们在哪里，所有买过我手表的人我都认识。每到圣诞节，他们会给我寄圣诞卡，让我觉得很温暖。”
菲利普拿出一个烟斗抽起来，房间顿时弥漫着淡淡的烟草味道，“事实上，这是第一次我可以戴自己做的表。以前，我买不起我自己的手表。我做一块手表要9个月，我不能为我自己工作9个月。”在Simplicity之前，他戴了很长时间的斯沃琪：“我从1978年开始独立制表，直到2003才第一次达到收支平衡。我今年63岁，不知道过两年退休后该做什么，所以我现在就得开始存一笔钱，养老用。”
菲利普的工作台上摆着一张照片，是他的女儿和外孙女。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也是制表师，曾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离开了。
“也许你的外孙女将来能继承你的衣钵。”我安慰他说。
“一个人不能期望太多东西，会失望。”他笑着说，但脸上渐渐显出寂寞的神情来，“说实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继承我的衣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