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路过去属广州市东山区，明清时称府学东街，1918年扩建为马路，是一条有悠久历史，集中了古玩字画商铺的老街道，北起中山四路，向南贯穿文明路、万福路接文德南路到珠江边上。
　　上世纪60年代， 广州11路公交车市内总站曾设在这条路上。记忆中的文德路，虽紧挨广州市最繁华热闹的街区之一 —— 中山五路和永汉路（现今北京路）交汇地带，那时却还显得比较安静，不像现在。它的北段，马路西侧一边有省中山图书馆北馆，著名的“致美斋”老字号酱菜馆，恰位于文德路与中山四路连接的转弯角。路中段靠文明路的南面一侧，则是省中山图书馆南馆，前身为清末广雅书局藏书楼。
　　大约是在1981年的时候，省电影公司在图书馆南馆斜对面仰忠街的职工宿舍楼建成，又在旁边新建的省文化厅幼儿园的6楼加建了一层职工宿舍，4个单元，分给了我两房一厅。那正是广州市住房十分困难的年代，我到公司不过才五六年时间，能分到这套使用面积为六十多平米的房间，在当时看已十分宽绰了，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
　　我的孩子当时刚刚1岁。记得搬进去不多日，就迎来了中秋节，一家人自然十分开心。不久我提升为副科长，接着又到大学进修，孩子则进了楼下幼儿园。在仰忠街，我们居住了大约10年时间。后来图书馆南馆被拆除，省电影公司又在那里为中层以上领导建了一栋新宿舍，我当时是省文化厅电影处副处长，但编制和工作都还在公司，所以也搬了过去，住在7楼的一个单元，三室两厅，八十多平米的使用面积，直到现在。算起来，我在文德路附近居住，前后已经有33年时间了。
　　其中在仰忠街的那十年最令人难忘。这不仅因为那时自己年轻，家庭年轻，岁月充满了朝气，也因为在那里，留下了我对文学梦想追求的起步足印。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我总在南面靠阳台窗前的一张小铁桌上勤奋地阅读、写作，有时艰难地熬到半夜甚至黎明。因为住的是顶层，上面又没有隔热层，炎热的夏季，一家人热得实在受不了，常常就一起挤在铁桌与床之间那一小块地方的地板上睡觉。时间长了，那一小块地方的水泥地面被蹭得特别光亮。尽管这样，那时的日子却总洋溢着欢乐，特别是孩子刚学会走路的那段时间，每天睡前逗他玩军事操练，和他讲故事，成了非常有乐趣的事情。
　　也是在仰忠街，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二次重大挫折。到今天，我还为自己当时丝毫没被击垮的一种生活信念与态度而感到庆幸。这大概也和我早在更年轻的时候，已经历过这样的人生挫折有关吧。叫我永远忘不了的是，在我领导职务被免去一年后的那个春节，恰好妻子带小孩回娘家，就剩下我住在这里，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过了个非常孤清冷寂的春节。屋子里真安静啊，没有一丝人气，3天时间，客厅里那台红色电话机，一回期盼的铃声都没有响过。那是个寒冷的冬季，夜里北风从靠外走廊房门底下的缝隙中不停地钻进来，我一个人蜷缩在被子里，都想了些什么呢？记不得了，也许是在回忆中拼命搜索往昔温馨感人的画面吧，或者仍然做着不着边际的甜美之梦。想起来，我现在还不觉淡淡一笑，理想和情感真是个怪东西，即使理性的人也不得不被它所困。我妻子算可以了，这两房一厅的套间，我从来没认真经营过，添置过像样家具，而且到最后，卧室那张大床的支架严重扭曲变形，睡在床上，感觉到摇摇晃晃要垮，必须用一根木棍支着顶到墙上才行，我们每天晚上支、白天收，居然硬是对付到搬家才换新床。要是别人肯定觉得不可思议，可她好像从来没有埋怨过。那时的我们，都很执著、单纯。
　　夏天的傍晚，我们会经常带孩子外出散步，穿过北京南路到沿江路，往西顺江边一直走到海珠桥。假日，我们有时会到海珠广场或者东面的烈士陵园玩羽毛球；更多的时候，是去登白云山。
　　我们亲眼见证了这一带的起伏变化。80年代初，仰忠街这条很窄的街巷，成了闻名远近的服装销售街，从我家楼前到北京路短短一段的街巷两侧，密密麻麻搭满了个体户的简易售货摊，南来北往的客人和商贩，每天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而北京路那头对着的街巷——高第街，更是全国闻名的服装和小商品集散地，行人川流不息，摩肩接踵，街巷日日大包进小包出。附近文明路的市工人第一文化宫，来看电影或参加各种技能培训的青少年也是络绎不绝，文化宫的电影票房在广州市一度居高蹿前。它旁边有家卖烧鹅的个体户，生意长期火爆，每天下班时间，摊档前都排起了长龙，我们也经常去买。再过去一点，是羊城无人不知、同样生意火爆的“太爷鸡”。步行街概念兴起以后，北京路从北端靠中山五路，往南到文明路接大南路的一整段，都辟为了步行街区，旧北京路再次成为广州商业最繁华的中心区之一。由于这一带人流量的剧增，文德路中段与文明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不得不架起一座人行天桥，市民形象地称其为“八爪鱼”。
　　前两年中，我有两次与妻子在我们现在和过去住过的附近没事随便走。当走进对面仰忠街巷口时，就觉得有一阵无比亲切熟悉的情感袭上心头。虽然近在咫尺，我却好多年没再到这条街巷了，往事历历在目，叫人如鲠在喉，又不愿过于细想，怕触动了伤感的神经。仰忠街变化不大，但当年两边的个体户售货摊早已消失不见了。到北京路那边的高第街，是一天的夜晚，虽见到街巷两旁还保留着不少商业铺面，但似乎也不像从前那样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了。著名的许氏家族的居住地——许地，藏在这条街巷的深处。我记起，母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到高第街买那台上海蝴蝶牌缝纫机的时候，是我跟着一起来的，好像花了一百几十块钱，快要接近父亲一个月的工资。她那天非常高兴，为这，她期望了许久。
　　市一宫恢复了从前的安静。我们在里面的“榕泉电影院”又看了两场电影，那是我们过去经常看电影的地方，旧电影片恢复放映时，千把坐席的观众厅常常座无虚席。现在的“榕泉电影院”，每场只有零零星星十数名观众，后来兴起的多个小放映厅，估计都没再开了。它旁边的那个烧鹅档也早撤了，据说发得不清不楚，不再做烧鹅生意了。我住在仰忠街时，北京路和文明路交叉口路边，新建了一座叫丽都的酒店，在当时广州算得上比较起眼了，去那喝早茶常常要排队等号，现在早被比下去了，淹没在北京路大片商业出租的店面中。“八爪鱼”因为有碍城市观瞻，前些年终于被拆除，市民还有些依依不舍，纷纷跑去跟前照相留念。
　　省中山图书馆已迁到文明路新建的馆舍，北馆仅作为孙中山文献馆保留。而我现在住的地方，南馆虽然拆除快30年了，计划建的写字楼却一直没有建成，空地仍被当成停车场使用。不过，最近听说快要开始动工了。倒是北边对面一座叫“东方文德”的艺术品大厦，业已落成，正等着开业。文德路上的字画镜框、笔墨纸砚和玉器商铺，显示出日益增多的趋势，已横溢到了中山路和文明路。
　　离我家几步路远的文德东路文德楼，还是一幢历史文物建筑，但现在十分破旧。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员会曾租赁过此楼的部分房子。其中3号2楼，是时任广东区委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的居处；1号2楼，是李富春和蔡畅夫妇居处；4号2楼，则是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的居处。中山舰事件时，李之龙在此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