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遗晚清民国侦探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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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刘半农,更多的人能想到的是那首名为《教我如何不想她》的现代诗,汉字“她”的发明者,以及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的身份;提到戴望舒,人们最熟悉的是他写的那首《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而提到吴趼人,人们想到的是那本“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这几位彼此看似不相关的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知识分子,却有一段极少有人知道的、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写作过侦探小说。
  这一现象是由民间侦探小说研究者华斯比发现的,他曾在悬疑推理类媒体和图书公司工作多年。近五年时间,他将主要精力用来在故纸堆中打捞晚清、民国的侦探小说,并将一部分成果整理为《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丛书第一辑(共四种),并于近日出版面市。
  这些侦探小说首次发表距今已有百年左右,其中诡计、故事模式现在看来已经不新鲜,“现在的侦探小说作者写得肯定比当初好,但这些作品对研究者很有史料价值,普通读者阅读这些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也能从中看到当时的风土人情。”华斯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刘半农。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拾遗


  华斯比最早留意到民国的侦探小说是在2016年。推理作家亮亮,邀请他们共同的好友、推理作家时晨为自己的幽默推理小说《季警官的无厘头推理事件簿3》写推荐序。时晨在序中,提到一位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家赵苕狂,其代表作是“胡闲探案”系列。胡闲是一位“失败的侦探”,每次破案都自以为聪明,结果总是做出一连串滑稽可笑的言行,案件也以失败告终。
  这刷新了华斯比对幽默推理小说的认知。在他的印象中,中国最早兴起幽默推理,是源自对日本当代幽默推理小说家东川笃哉的模仿。赵苕狂的作品则表明,早在晚清、民国时期,就有国内作家将幽默搞笑的元素融入到侦探小说之中了,那时被归类为“滑稽侦探”小说。除赵苕狂外,徐卓呆、朱秋镜等作家也创作过类似作品。
“中國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第一辑:陆澹安作品《李飞探案集》、赵苕狂作品《胡闲探案》、刘半衣作品《裁半农侦探小说集》、南风亭长作品《中国侦探罗师福》。

  只不过,那时的滑稽侦探,与当下《唐人街探案》等喜剧 推理的类型作品相比,还很稚嫩。华斯比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最早的“滑稽侦探”作品,是从戏仿“福尔摩斯探案”开始的,故事大多是讲英国大侦探福尔摩斯来到神秘的中国,遭遇水土不服,在破案中做出一系列荒唐事。
  彼时,华斯比正打算写一篇有关“幽默推理”的综述文章。于是,他从旧报刊、文献中翻看赵苕狂与其侦探小说的资料。同年7月5日,他购买了人生第一本民国原版书:《滑稽探案集》。自此之后,华斯比像是发现一处年代久远的矿藏,一头扎进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搜集与整理的大坑之中。
  1949年之后,侦探小说一度随着其被划归到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一同“消失”。华斯比整理的这套《中国近现代侦探小说拾遗》丛书出版之前,仅有程小青和孙了红两位民国侦探小说家在1949年后出版过个人作品集的单行本。其他民国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仅在一些民国通俗小说合集中偶有收录。
  对于学界来说,关于那时的侦探小说家,人们关注和研究最多的也是程小青和孙了红。除此之外,也有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战玉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任翔等少数学者对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有整体性研究。但受限于史料,研究大多局限于少数知名的侦探小说作家。“国内这方面资料比较匮乏,你要谈新的内容需要有新的资料,资料不全就没法谈。”华斯比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于是,华斯比在打捞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时,将主要精力放在寻找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原始文本上。四五年来,他通过孔夫子旧书网等渠道,收藏了70余本民国侦探小说单行本,包括吴趼人的《中国侦探案》、王度庐的《红手腕》等,其中最贵的一套是由世界书局印行的《侦探小丛书》,花费将近三千元。此外,华斯比也收集了不少影印版的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和PDF文档。
  华斯比一直在尽可能地广为搜罗各种晚晴民国侦探小说,他主要关注的作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当时知名,如今已不为当代读者所知的作者,如陆澹安、赵苕狂等;另一类是作者本人以其他成就知名,但却也写过侦探小说的人物,比如刘半农、戴望舒、王度庐、吴趼人、张天翼、柳存仁等。
华斯比。

一青一红


  侦探小说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1896年。彼时,受到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影响,清政府打开国门,外国文学作品涌进中国。当年9月27日至10月27日,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一篇名为《海军协定》的小说,由张坤德翻译,刊发于维新派报刊《时务报》。彼时,翻译版本是文言文,原标题为《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夏洛克·福尔摩斯被译作“歇洛克·呵尔唔斯”,而他的助手华生,则被译为“滑震”。
  这篇小说的引进,拉开了“福尔摩斯探案”进入中国的大幕,译者风起云涌。有人作过统计,1902年至1918年之间,柯南·道尔的作品共翻译进中国311部。   其中一些译者最终走向创作侦探小说的道路,最为成功的作者是日后被称为“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的程小青。1916年,程小青发表一篇名为《灯光人影》的文言侦探小说。故事模式与福尔摩斯系列高度相似。两者都是“侦探 助手”模式,当时侦探的名字还叫“霍森”,助手名为“包朗”,不过到了后来,“霍森”变成了“霍桑”。霍桑与福尔摩斯的知识结构也高度相似,都精通化妆术、化学、法律等知识。此外,程小青尝试让人物具有本土化特征,故事中的霍桑认为儒家思想的格物致知与近代科学方法相近,欣赏墨子的“兼爱主义”,喜好行侠仗义。
  彼时,与《霍桑探案》齐名的侦探小说是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系列。孙了红与程小青一样,也是通过模仿国外侦探小说开始侦探小说创作的。只不过,他模仿的对象不是“福尔摩斯探案”,而是法国作家勒布朗的“亚森·罗苹探案”,其创作的“侠盗鲁平”,则有很明显的“亚森·罗苹”的痕迹,并将“鲁平”称之为“东方亚森·罗苹”。
  此外,孙了红亦将鲁平的形象做了本土化处理,具体表现是:在情与法互相冲突时,会以情优先,让价值观更符合中国的世俗人情伦理。比如在小说《窃齿记》中,死者黄传宗道德败坏,鲁平已经明确李凤云和周必康是谋杀黄传宗的凶手,却并不将他交付于法庭。在鲁平看来,“一个人杀死一条蛀虫,那是代社会除害,论理该有奖励的”。
  重伦理而轻法制,是发源于宋代,盛行于明清的“公案小说”的特征。向古代中国追溯,“公案小说”正是与“侦探小说”最为接近的小说类型,如《龙图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等。但两者内在又有巨大不同:侦探小说是现代科学、司法制度与城市文化的产物,而公案小说诞生的土壤是儒家文化与农业文明。
  侦探小说一度陷入沉寂,是在1949年之后。彼时,受冷战影响,反特小说被大量翻译引进。国内的创作者们也几乎摒弃了欧美传统侦探小说的古典解谜模式,走苏联套路的反特惊险小说开始在国内流行。
  侦探小说再一次回到大众视野,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只不过,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侦探小说作者来说,并不会将民国时期的侦探小说当成学习对象。“我们的侦探小说的发展是断档的,由于落后海外太多,一直是将海外作品作为学习对象,而非本土作品。1978年之后,主要是模仿阿加莎、日本社会派;21世纪之后,则开始模仿东野圭吾、岛田庄司等一批日本作家,主要以‘新本格’作家为主。”华斯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非职业侦探小说家


  2018年,上海一家名為牧神文化的出版公司找到华斯比,希望将其搜集的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整理出版。华斯比最终选出四位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分别是南风亭长的《中国侦探:罗师福》、刘半农的《刘半农侦探小说集》、陆澹安的《李飞探案集》和赵苕狂的《胡闲探案》。这四位作家的作品,勾勒出“一青一红”之外,晚晴民国时期侦探小说更为丰富的样貌。
  其中刘半农的侦探小说,由于其本人身份是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原因,最受外界关注。根据华斯比整理,刘半农在1913年至1916年,共创作8篇侦探小说,其中包括白话短篇侦探小说《假发》、“捕快老王”系列短篇文言侦探小说《匕首》《淡娥》,以及“福尔摩斯探案”仿作《福尔摩斯大失败》(共五案)。
  刘半农也在同时翻译侦探小说,他与程小青等人合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并为全书写了一篇“跋”。在这篇“跋”中,他披露了将精力倾注于侦探小说的原因:“启发民智之宏愿,柯南·道尔最初宗旨之所在。”
  用侦探小说“开启民智”,是晚清、民国的一股思潮。一方面,侦探小说中包含众多工业革命的成果,如其中对城市生活中电灯、电报、马路、商品的描绘;另一方面,侦探小说展现了属于现代社会的法制、科学观念。在彼时进步人士的观念中,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
左图:孙了红《供盗鲁平奇案》封面。右图:赵苕狂《胡闲探案:鲁平的胜利》封面。

  如今回头看,刘半农从事侦探小说翻译、写作的时期,正是他在辛亥革命的革命军中担任过文牍翻译之后,以及他北上参与《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之前的阶段。从这一前后经历来看,刘半农作为一名有社会变革理想的青年,将“开启民智”作为从事侦探小说有关工作的初衷,有与其人格的一致性。
  四人中,最早写作侦探小说的是南风亭长。他的发表作品时间集中在1909年至1910年之间,正是清朝末期,早于“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他笔下的侦探小说,与程小青一样是在模仿福尔摩斯,但作品带有明显的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痕迹,比如书中随处可见“看官”“且慢”“却说”等旧小说中常见的说书人口吻。但由于史料较少,南风亭长的真实身份已经很难考证,华斯比根据一些线索推测,南风亭长可能是戏剧家陈大悲早年使用的笔名。
  而陆澹安是四人中以侦探小说创作本身,在民国最为知名的作者。文史掌故名家郑逸梅,曾将其与程小青、孙了红并举,“程小青以霍桑探案驰誉的,陆澹安却以李飞探案著名,孙了红更有东方亚森罗苹之号”。
  与程小青、孙了红模仿西方侦探小说的创作路径不同的是,陆澹安是通过模仿西方侦探电影来创作侦探小说的。1919年至1924年间,陆澹安先后将《毒手》《黑衣盗》《红手套》《金莲花》《老虎党》等多部外国侦探电影改编成影戏小说。所以,读过陆澹安《李飞探案集》的人不难发现,他创作的侦探小说中有明显的属于电影的节奏感与画面感。
  这四位侦探小说作者,除了侦探作品的知名度不及程小青和孙了红,另一个区别,是他们都非职业侦探小说家,“创作侦探小说,需要有一定的科学和犯罪心理学等相关知识,门槛比较高。民国侦探小说多为中短篇,想职业写作需要有较高的产量。这两点导致职业的侦探小说作家本身很少。”华斯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终,他们在创作过一段时间侦探小说之后,又将精力投身于诸如新文化运动以及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等事业之中,而他们曾写作侦探小说的经历也逐渐被人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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