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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同学会百年庆典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谆谆教诲留学人员“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方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绚丽篇章”。欧美同学会于1913年10月在京成立，彼时，恰逢封疆大吏蔡锷被袁世凯调入京城。当初尚视袁世凯为“宏才伟略，群望所归”的蔡锷随即识破其窃国之心并最终为其掘墓。在辛亥革命与护国运动中功勋卓著的蔡锷堪当留洋学子实干兴邦之楷模。蔡锷于1899年6月入学南洋公学，半年后追随恩师梁启超负笈东瀛，由此展开其军事救国之生涯。1898年，南洋公学首次实施留学计划，公学总理（即校长）何嗣焜遴选6名“年少质颖志趣远大，中学已有根柢，英文亦颇精进”的公学学子，这批留学生于次年1月13日搭乘“萨摩丸”轮船赴日求学。何嗣焜特呈文两江总督，希望驻日使节予以关照。
一、育才为救国之本
何嗣焜（1843～1901），字梅生，江苏武进人，世代耕读。从一介生员入伍（淮军）而辅佐两广总督张树声直至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州并诰授通议大夫，仕途坦荡却颇感失意，终日惆怅，便遁隐乡野，远离宦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惨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朝野震惊。翌年5月2日，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以推动变法，其“富国、养民、教民”三项建议直接推动各地大举兴办新式学堂。时任津海关道盛宣怀（1844～1916）审时度势：“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这位被张之洞誉为“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的红顶商人率先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光绪1895年10月2日下旨），同时筹划在沪创设时中书院。1896年10月31日，前日刚被补授太常寺少卿衔（从一品官衔）的盛宣怀向光绪递呈《条陈自强大计折》及《请设学堂片》，阐述陈兵、理财、育才三大政策，“育才之要，西国人才之盛皆出于学堂”，首次正式提出创办南洋公学的设想，以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之栋梁。因学堂地处长江口以南（即南洋），“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故定名为南洋公学。光绪11月5日朱批，定南洋公学为“国家陶冶人材之重地，……由户部筹定的款，按年拨给”，12月6日谕令盛宣怀就任南洋公学督办。奏折中，盛宣怀提议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何嗣焜出任公学总理，总办公学事务并节制下设的监院和华课总教习。
盛宣怀之所以慧眼识中何嗣焜，首先，两人同为江苏武进人；其次，1896年，盛宣怀会同北洋大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调“学通中西，虑周远识之士”何嗣焜派充铁路参赞，纳入麾下以备待用，可谓人才储备之举；再次，何嗣焜热衷于教育，认为“开通知识，教育尤亟”；最后，盛宣怀称其“学术湛深，不求闻达，志气尤坚卓，不致始勤终堕”，断定“总理之人非该员不足当此选”。
天降大任于斯人，何嗣焜认定办学乃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仕途，为安身立命之举，毅然肩负首任总理之职，矢志为该校百年伟业奠基，为近代教育体制拓荒。他甫一上任便急于赶往天津考察北洋西学学堂，发现学生中文根基薄弱，返沪后，他向盛宣怀建议，南洋公学应以测试国文读写能力来录取新生。1897年4月8日，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年）三月初七，地处上海徐家汇的南洋公学正式开办师范院，此举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之圭臬。师范院亦为这所新创学府首个教学机构，后人遂尊该日为校庆日。因该创举，何嗣焜得以彪炳中国教育史册。
二、章程为立校之基
人事、财务与基建为办学三大基础事务。何嗣焜上任伊始便招聘职工，有教习、学长、司事（分稽察、收支和学习）、门丁、斋夫、厨工、更夫等员工。开学前夕，人员已各就其位，整装待发。4月4日，何嗣焜批准教职员工薪银数目。是年11月，何嗣焜延聘曾任南京汇文书院监督的美籍来华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为公学监院，负责教务督导并担任西课总教习，聘期4年。
一旦有章可循，学校成员即能按部就班，全校运作便可有条不紊。开学当年10月，何嗣焜即拟定《南洋公学章程》，分十五章，即总约、主学法及总司学法人、教习之职、办事人之职、书楼管理人之职、相见仪节、学生规约、课堂、膳厅、卧室、整洁、休息、游息、程功之法、督过之法，对学校所有事务一一予以规制，事无巨细，无一挂漏。“凡章程所无，未经总理注入者，不准据事理擅行。凡章程所有，未经总理注废者，不准据事理擅废。”该章程由何嗣焜亲笔书写，公布于大众易见之处。定稿的文本共8章，即设学宗旨、分立四院、学规学课、考试、试业给据、藏书译书、出洋游学、教员人役名额。章程强调，“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对于“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则于公学内已通算化、格致诸生中，各就质性相近者，令其各认专门，略通门径，即挑出归专门学堂肄业”。1897年8月22日《萃报》创刊号刊发《南洋公学纲领和简明章程》。翌年7月6日，光绪为《南洋公学章程》朱批“览”字。
章程可视作学校运作的软件，硬件首推校舍。开办之初，何嗣焜在徐家汇租赁通合公司丝厂厂房（今广元西路华山路一带）充当临时校舍。1898年6月，他与福开森共同选定徐家汇为校址，购买土地6.5公顷，支银8785两，遂着手营建中院校舍。次年迁入，并购买公学以南地基1.33公顷用以扩建，校园初具规模。1899年春，上院大楼落成，何嗣焜把下层西部辟为藏书与阅览室，并在中院下层西北部开设格致室，配置理化仪器、博物标本等教学与实验设备。
何嗣焜素以治校严厉著称。1899年10月1日，他向全校发出亲笔布告：“师范班及各生有议行非学规章程所载之事务，须由师范班领班先行回明监院，听候酌商转请总理核准，再行举办为要。”他还实施独到的学业激励机制——以奖代补。该校之前定期向中、上两院学生发放津贴，为普惠式补助，不利激发学生向上热情，何嗣焜便裁撤津贴，改发奖赏。1899年4月19日，何嗣焜发布学生奖励办法，以“中课、算学、英文三项积分而定，一项不及格者皆不奖”。诸如此类的治校制度随办学深化而相继出台，章程亦与时俱进。早在1898年11月30日，何嗣焜便向盛宣怀请示，每年年终把新增与改易的规章制度汇辑成册，并增订公学章程。 三、师范为教育之重
正是公学创办当年，梁启超撰文指出，“师范教育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并呼吁：“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师范学堂为第一义。”毕生致力于洋务运动的何嗣焜深得三昧。
《申报》1897年3月7日报道，南洋公学师范生第一次入学考试在格致书院举行，许以“不取修缮”“资送出洋”“择优奖赏”“优予出身”等优厚条件，报名者70人，实到应考者65名，“来学者大率寒畯为多”。由督办盛宣怀与总理何嗣焜亲自监考，分批4次历时50余天共录取师范生40人，年龄介于20～35岁间，多为廪、贡、生员。4月8日正式开学。校门两册分别悬挂校牌一块，左为“南洋公学”，右为“师范学堂”。
遵照盛宣怀为师范院制定“明体达用，勤学善诲”的培养目标，何嗣焜为师范生培养设计严格选拔制度。新入学的师范生皆持“白据”即“南洋公学师范学堂试业证”，试业两个月后再确定去留和分层。分层采用“五层格”，以成绩为考核标准：第一层之格，曰学有门径，材堪造就，质成敦实，趣绝卑陋，志慕远大，性近和平；第二层之格，曰勤学诲劳，抚字耐烦碎，就范围，通商量，先公后私；第三层之格，曰善诱掖，密稽察，有条理，解操纵，能应变；第四层之格，曰无畛域计较，无争无忌，无骄矜，无吝啬，无客气，无火气；第五层之格，曰性厚才精，学广识通，行正度大，心虚气静。每合一层格者可换据，依次换为蓝、绿、黄、紫、红据。执红据者准予担任教习。每季度考核一次，优者递进，劣者淘汰。6月6日，何嗣焜发布牌示：经试业两月，准予发给24名师范生第一层格实据，其中一人可获第二层格实据，另一人甚而直接摘取五层格实据。分格制亦通过奖惩来推进。师范生食宿杂费均由学校供给，每月还按层格发给津贴，一层格每月津贴膏火银6两，进一层格加银1两，10两封顶。对成绩欠佳与违犯校规者，则扣除膏火银。若兼职教员，师范生可额外领取40两。这实属高薪，而该校总教习的薪金仅100两，可见何嗣焜对优秀师范生之渴求。
师范院课程由数学与格致两门组成，前者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勾股六术等，后者即物理、化学、动植物学、生理学、矿学、地理学等，学理与实验兼顾。教育和外文亦不可或缺。该院学子日日吟唱院歌“警醒歌”，以“惧而思奋，愧而思奋，勤学勤诲，急所当务”。该歌共4章，皆以“警警警”始“醒醒醒”终，由该校首任总教习、学界翘楚张焕纶作词，师范生张惕铭、姚立人、沈庆鸿谱曲。
师范院1903年停办，共历7年，育人71位如民国元老吴稚晖与钮永建。设立师范院旨在解决南洋公学的师资问题，而公学本身又可为师范生提供绝佳的教学实践基地。师范院一旦启动，公学其他教学机构的设置便纷纷跟进，首当其冲即为外院——高等小学堂。
四、教材为教学之器
外院于1897年10月5日招生，11月9日开学。翌年5月，盛宣怀在奏陈的《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写道：“惟师道立，则善人多，故西国学堂必探源于师范；蒙养正则圣功始，故西国学程必植基于小学。……窃喟然于事半功倍之故，盖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也；不正其基，则构不可得而固也……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先务中之先务。既病求艾，相需已殷，急起直追，惟虞弗及。”外院的设置，何嗣焜仿照“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之法”。首批招收8～18岁学子120人，分大中小三个班，每班又分正次。1899年6月第三次招生，排名第五和第六为范静生和蔡艮寅。前者便是北洋政府期间出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范源濂，而蔡艮寅即蔡锷。
外院既充当师范院的教学实践基地，也作为中学堂的预科。大班毕业生可升入1898年4月22日开学的中院，即高等中学堂。5年制（包括2年高等预科）的中院为学生提供“充分预备而升入大学”，其课程主要由学课（含讲授、复阅、问答）、文课（含讲读、译述）、舆地、文法、书法、算学、读本带译等组成，在1899年9月3日召开的掌教第一次聚议（公学第一次教务会议）上拟定。外院课程亦颇具体系：第一年推出诗经（孝经）、修身、国文、笔算、珠算、历史、地理、理科（自然现象）、习字（大楷）、图画（毛笔画）、体操（柔软体操）、乐歌；第二年展开读经（四书）、修身、国文、笔算、珠算、历史、地理、理科（生理）、习字（大楷与小楷）、图画（毛笔画与铅笔画）、体操（柔软体操）、乐歌、手工；第三年实施读经（四书与左传）、修身、国文、算术、商业簿记、历史、地理、理科（简易理化）、习字（大楷与小楷及行书）、图画（毛笔画与铅笔画及粉笔画，还有几何与设色）、体操（兵式体操）、乐歌、英文、手工。每周课时量为36小时。
外院为师范生提供的远不止教学实践。师范生还踊跃为外院编写教材，有些校本教材甚而成批印刷，并辐射到国内其他新式小学堂，有师范生朱树人、陈懋治、沈庆鸿、杜嗣程合编的《蒙学课本》，陈懋治、沈庆鸿等编撰的《物算》《笔算》，以及师范生张相文编著的《本国地理教科书》初等与中等各一册。《蒙学课本》共三编（册），第一编为汉语入门，第二编有故事60课、物名实事30课、浅说琐记30课、通用便函10课，共计130课，第三编涵劝勉格言、通用书信等130课。当然，公学教材建设还归功于译书院的设立，引进大批西学经典，既用作教材又开启民智。1899年3月，盛宣怀与何嗣焜聘请进士出身的张元济主持译书院。苏松太兵备道袁数勋1902年在奏折中对此交口称赞：“译书院于兹数年，所有翻译东、西图书，考订详明，校印精美，出书既多，用款尤钜，平价出售，海内风行。”
五、尽瘁为伟业之殉
外院虽作为南洋公学下设二级机构，但其体制相对完整而独立。在公学章程基础上，何嗣焜于1898年2月1日拟订《南洋公学高等小学章程》。该章程分立学总义、学科程度、课堂、卧室、膳厅、杂载六章。在“立学总义”中，何嗣焜阐述：“矫近代教育偏重文字之弊，设普通完备学科，使学者得受普通之知识为主义。”外院甚而拥有独自院歌《四勉歌》，由和厚、肃静、勤奋、整洁四章组成。四勉实为外院之校训。 四勉亦可视作何嗣焜之自勉。何嗣焜办学，事必躬亲，焚膏继晷，宵衣旰食，入不敷出，积劳成疾。1901年3月1日，何嗣焜在寓所闭门为两江总督草拟新政计划，突发中风，掷笔而逝，时年59岁。碑文曰：“先生之任校务，当清光绪申酉丁丙之间，厥后叠遇戊戌政变、庚子拳乱，国中营扰。先生镇靖如常，且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勉励学子，手订章程，共遵守，故南洋公学之得有今日，实先生之心精力果有以致之也。拳祸既平，当道亦知新政之不容缓，先生代其时大臣撰拟奏草。一日，家人遥见先生搁笔侧首，以为方构思也，久之，觉有异，趋视则已逝矣。”盛宣怀赞何嗣焜“宏深邃密，体用兼赅，淹贯古今各国源流，有匡世之略，而不郁于晚近”，并随即与位居封疆大吏之首、时任两江总督、1902年主张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的刘坤一联名上奏朝廷，“光绪二十一年与臣坤一互相讨论奏设南洋公学，以参佐擘划，必须明体达用之才，经奏派该员兼充南洋公学总理。数年以来，公学之规模考查，钩稽权衡，靡不中于事理。而公学之营造法式，教育章程，尤为该员心力之所专”，称何嗣焜“总理南洋公学，积劳病故”，故“请将何嗣焜学行宣付史馆立传折”，以彰其勋。1917年，该校师生制作何嗣焜铜像一座立于校园，以资纪念。
南洋公学分设师范、上、中、外四院，此分级办学模式堪称中国近代教育体制之创举与垂范。《清史稿》指出：“中国教育由系统之组织，此其见端焉。”原创者虽为盛宣怀与何嗣焜，执行则由何嗣焜独自担纲。执掌四年可谓筚路蓝缕，办学之效虽不可立竿见影，尤其是在开办之初，何嗣焜却使南洋公学异军突起，比如对体育的崇尚。1899年2月，公学宣布“体育一事，与中西各课一律并重”，特聘圣约翰书院吴澜之主持体育。是年冬，公学举行第一次田径运动会，火爆全城。松江、青浦、昆山等地民众初闻“运动会”蜂拥而至，导致徐家汇河阻塞。何嗣焜辞世次年，1902年2月13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折中称：“查京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理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
何嗣焜著述寥寥，且大都毁于寓所1887年失火，现存世仅《存悔斋文稿》50余篇。尤其担任校长四年期间，何嗣焜坚持述而不作，此“述”便是校长的既定职责。他堪称真正的全职校长，心无旁骛，鞠躬尽瘁。而何嗣焜的“作”即为其所奠定的南洋公学百年基业，有口皆碑，而非学术成就或政治功绩。此乃校长职业化。在位期间，职业化校长只能是教育家，而非科学家或政治家甚或跨界明星。其真正的造诣是领导实践、理念乃至智慧。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双肩挑曾为大学校长的固有价值取向，“985”高校校长甚而普遍院士化与官员化。去年，一批新任部属院校校长不约而同许下若干个“不”的承诺，以把100%的精力投入学校管理。此举激发社会对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下职业化大学校长的热盼。回首中国高等教育史，百年前的何嗣焜已为校长职业化作出表率。谨以此文纪念何嗣焜诞辰170周年。
参考文献：
[1]蔡锷.蔡锷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2]上海交通大学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志[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
[3]盛懿、孙萍、欧七斤.三个世纪的跨越--从南洋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4]王宗光.上海交通大学史[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编辑 潘雅
一、育才为救国之本
何嗣焜（1843～1901），字梅生，江苏武进人，世代耕读。从一介生员入伍（淮军）而辅佐两广总督张树声直至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州并诰授通议大夫，仕途坦荡却颇感失意，终日惆怅，便遁隐乡野，远离宦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惨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朝野震惊。翌年5月2日，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以推动变法，其“富国、养民、教民”三项建议直接推动各地大举兴办新式学堂。时任津海关道盛宣怀（1844～1916）审时度势：“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这位被张之洞誉为“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的红顶商人率先在天津创办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北洋西学学堂（光绪1895年10月2日下旨），同时筹划在沪创设时中书院。1896年10月31日，前日刚被补授太常寺少卿衔（从一品官衔）的盛宣怀向光绪递呈《条陈自强大计折》及《请设学堂片》，阐述陈兵、理财、育才三大政策，“育才之要，西国人才之盛皆出于学堂”，首次正式提出创办南洋公学的设想，以培养“内政、外交、理财”之栋梁。因学堂地处长江口以南（即南洋），“西国以学堂经费半由商民所捐，半由官助者为公学”，故定名为南洋公学。光绪11月5日朱批，定南洋公学为“国家陶冶人材之重地，……由户部筹定的款，按年拨给”，12月6日谕令盛宣怀就任南洋公学督办。奏折中，盛宣怀提议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何嗣焜出任公学总理，总办公学事务并节制下设的监院和华课总教习。
盛宣怀之所以慧眼识中何嗣焜，首先，两人同为江苏武进人；其次，1896年，盛宣怀会同北洋大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调“学通中西，虑周远识之士”何嗣焜派充铁路参赞，纳入麾下以备待用，可谓人才储备之举；再次，何嗣焜热衷于教育，认为“开通知识，教育尤亟”；最后，盛宣怀称其“学术湛深，不求闻达，志气尤坚卓，不致始勤终堕”，断定“总理之人非该员不足当此选”。
天降大任于斯人，何嗣焜认定办学乃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仕途，为安身立命之举，毅然肩负首任总理之职，矢志为该校百年伟业奠基，为近代教育体制拓荒。他甫一上任便急于赶往天津考察北洋西学学堂，发现学生中文根基薄弱，返沪后，他向盛宣怀建议，南洋公学应以测试国文读写能力来录取新生。1897年4月8日，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年）三月初七，地处上海徐家汇的南洋公学正式开办师范院，此举为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之圭臬。师范院亦为这所新创学府首个教学机构，后人遂尊该日为校庆日。因该创举，何嗣焜得以彪炳中国教育史册。
二、章程为立校之基
人事、财务与基建为办学三大基础事务。何嗣焜上任伊始便招聘职工，有教习、学长、司事（分稽察、收支和学习）、门丁、斋夫、厨工、更夫等员工。开学前夕，人员已各就其位，整装待发。4月4日，何嗣焜批准教职员工薪银数目。是年11月，何嗣焜延聘曾任南京汇文书院监督的美籍来华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为公学监院，负责教务督导并担任西课总教习，聘期4年。
一旦有章可循，学校成员即能按部就班，全校运作便可有条不紊。开学当年10月，何嗣焜即拟定《南洋公学章程》，分十五章，即总约、主学法及总司学法人、教习之职、办事人之职、书楼管理人之职、相见仪节、学生规约、课堂、膳厅、卧室、整洁、休息、游息、程功之法、督过之法，对学校所有事务一一予以规制，事无巨细，无一挂漏。“凡章程所无，未经总理注入者，不准据事理擅行。凡章程所有，未经总理注废者，不准据事理擅废。”该章程由何嗣焜亲笔书写，公布于大众易见之处。定稿的文本共8章，即设学宗旨、分立四院、学规学课、考试、试业给据、藏书译书、出洋游学、教员人役名额。章程强调，“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对于“工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则于公学内已通算化、格致诸生中，各就质性相近者，令其各认专门，略通门径，即挑出归专门学堂肄业”。1897年8月22日《萃报》创刊号刊发《南洋公学纲领和简明章程》。翌年7月6日，光绪为《南洋公学章程》朱批“览”字。
章程可视作学校运作的软件，硬件首推校舍。开办之初，何嗣焜在徐家汇租赁通合公司丝厂厂房（今广元西路华山路一带）充当临时校舍。1898年6月，他与福开森共同选定徐家汇为校址，购买土地6.5公顷，支银8785两，遂着手营建中院校舍。次年迁入，并购买公学以南地基1.33公顷用以扩建，校园初具规模。1899年春，上院大楼落成，何嗣焜把下层西部辟为藏书与阅览室，并在中院下层西北部开设格致室，配置理化仪器、博物标本等教学与实验设备。
何嗣焜素以治校严厉著称。1899年10月1日，他向全校发出亲笔布告：“师范班及各生有议行非学规章程所载之事务，须由师范班领班先行回明监院，听候酌商转请总理核准，再行举办为要。”他还实施独到的学业激励机制——以奖代补。该校之前定期向中、上两院学生发放津贴，为普惠式补助，不利激发学生向上热情，何嗣焜便裁撤津贴，改发奖赏。1899年4月19日，何嗣焜发布学生奖励办法，以“中课、算学、英文三项积分而定，一项不及格者皆不奖”。诸如此类的治校制度随办学深化而相继出台，章程亦与时俱进。早在1898年11月30日，何嗣焜便向盛宣怀请示，每年年终把新增与改易的规章制度汇辑成册，并增订公学章程。 三、师范为教育之重
正是公学创办当年，梁启超撰文指出，“师范教育立，而群学之基悉定”，并呼吁：“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师范学堂为第一义。”毕生致力于洋务运动的何嗣焜深得三昧。
《申报》1897年3月7日报道，南洋公学师范生第一次入学考试在格致书院举行，许以“不取修缮”“资送出洋”“择优奖赏”“优予出身”等优厚条件，报名者70人，实到应考者65名，“来学者大率寒畯为多”。由督办盛宣怀与总理何嗣焜亲自监考，分批4次历时50余天共录取师范生40人，年龄介于20～35岁间，多为廪、贡、生员。4月8日正式开学。校门两册分别悬挂校牌一块，左为“南洋公学”，右为“师范学堂”。
遵照盛宣怀为师范院制定“明体达用，勤学善诲”的培养目标，何嗣焜为师范生培养设计严格选拔制度。新入学的师范生皆持“白据”即“南洋公学师范学堂试业证”，试业两个月后再确定去留和分层。分层采用“五层格”，以成绩为考核标准：第一层之格，曰学有门径，材堪造就，质成敦实，趣绝卑陋，志慕远大，性近和平；第二层之格，曰勤学诲劳，抚字耐烦碎，就范围，通商量，先公后私；第三层之格，曰善诱掖，密稽察，有条理，解操纵，能应变；第四层之格，曰无畛域计较，无争无忌，无骄矜，无吝啬，无客气，无火气；第五层之格，曰性厚才精，学广识通，行正度大，心虚气静。每合一层格者可换据，依次换为蓝、绿、黄、紫、红据。执红据者准予担任教习。每季度考核一次，优者递进，劣者淘汰。6月6日，何嗣焜发布牌示：经试业两月，准予发给24名师范生第一层格实据，其中一人可获第二层格实据，另一人甚而直接摘取五层格实据。分格制亦通过奖惩来推进。师范生食宿杂费均由学校供给，每月还按层格发给津贴，一层格每月津贴膏火银6两，进一层格加银1两，10两封顶。对成绩欠佳与违犯校规者，则扣除膏火银。若兼职教员，师范生可额外领取40两。这实属高薪，而该校总教习的薪金仅100两，可见何嗣焜对优秀师范生之渴求。
师范院课程由数学与格致两门组成，前者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勾股六术等，后者即物理、化学、动植物学、生理学、矿学、地理学等，学理与实验兼顾。教育和外文亦不可或缺。该院学子日日吟唱院歌“警醒歌”，以“惧而思奋，愧而思奋，勤学勤诲，急所当务”。该歌共4章，皆以“警警警”始“醒醒醒”终，由该校首任总教习、学界翘楚张焕纶作词，师范生张惕铭、姚立人、沈庆鸿谱曲。
师范院1903年停办，共历7年，育人71位如民国元老吴稚晖与钮永建。设立师范院旨在解决南洋公学的师资问题，而公学本身又可为师范生提供绝佳的教学实践基地。师范院一旦启动，公学其他教学机构的设置便纷纷跟进，首当其冲即为外院——高等小学堂。
四、教材为教学之器
外院于1897年10月5日招生，11月9日开学。翌年5月，盛宣怀在奏陈的《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写道：“惟师道立，则善人多，故西国学堂必探源于师范；蒙养正则圣功始，故西国学程必植基于小学。……窃喟然于事半功倍之故，盖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也；不正其基，则构不可得而固也……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先务中之先务。既病求艾，相需已殷，急起直追，惟虞弗及。”外院的设置，何嗣焜仿照“日本师范学校有附属小学校之法”。首批招收8～18岁学子120人，分大中小三个班，每班又分正次。1899年6月第三次招生，排名第五和第六为范静生和蔡艮寅。前者便是北洋政府期间出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范源濂，而蔡艮寅即蔡锷。
外院既充当师范院的教学实践基地，也作为中学堂的预科。大班毕业生可升入1898年4月22日开学的中院，即高等中学堂。5年制（包括2年高等预科）的中院为学生提供“充分预备而升入大学”，其课程主要由学课（含讲授、复阅、问答）、文课（含讲读、译述）、舆地、文法、书法、算学、读本带译等组成，在1899年9月3日召开的掌教第一次聚议（公学第一次教务会议）上拟定。外院课程亦颇具体系：第一年推出诗经（孝经）、修身、国文、笔算、珠算、历史、地理、理科（自然现象）、习字（大楷）、图画（毛笔画）、体操（柔软体操）、乐歌；第二年展开读经（四书）、修身、国文、笔算、珠算、历史、地理、理科（生理）、习字（大楷与小楷）、图画（毛笔画与铅笔画）、体操（柔软体操）、乐歌、手工；第三年实施读经（四书与左传）、修身、国文、算术、商业簿记、历史、地理、理科（简易理化）、习字（大楷与小楷及行书）、图画（毛笔画与铅笔画及粉笔画，还有几何与设色）、体操（兵式体操）、乐歌、英文、手工。每周课时量为36小时。
外院为师范生提供的远不止教学实践。师范生还踊跃为外院编写教材，有些校本教材甚而成批印刷，并辐射到国内其他新式小学堂，有师范生朱树人、陈懋治、沈庆鸿、杜嗣程合编的《蒙学课本》，陈懋治、沈庆鸿等编撰的《物算》《笔算》，以及师范生张相文编著的《本国地理教科书》初等与中等各一册。《蒙学课本》共三编（册），第一编为汉语入门，第二编有故事60课、物名实事30课、浅说琐记30课、通用便函10课，共计130课，第三编涵劝勉格言、通用书信等130课。当然，公学教材建设还归功于译书院的设立，引进大批西学经典，既用作教材又开启民智。1899年3月，盛宣怀与何嗣焜聘请进士出身的张元济主持译书院。苏松太兵备道袁数勋1902年在奏折中对此交口称赞：“译书院于兹数年，所有翻译东、西图书，考订详明，校印精美，出书既多，用款尤钜，平价出售，海内风行。”
五、尽瘁为伟业之殉
外院虽作为南洋公学下设二级机构，但其体制相对完整而独立。在公学章程基础上，何嗣焜于1898年2月1日拟订《南洋公学高等小学章程》。该章程分立学总义、学科程度、课堂、卧室、膳厅、杂载六章。在“立学总义”中，何嗣焜阐述：“矫近代教育偏重文字之弊，设普通完备学科，使学者得受普通之知识为主义。”外院甚而拥有独自院歌《四勉歌》，由和厚、肃静、勤奋、整洁四章组成。四勉实为外院之校训。 四勉亦可视作何嗣焜之自勉。何嗣焜办学，事必躬亲，焚膏继晷，宵衣旰食，入不敷出，积劳成疾。1901年3月1日，何嗣焜在寓所闭门为两江总督草拟新政计划，突发中风，掷笔而逝，时年59岁。碑文曰：“先生之任校务，当清光绪申酉丁丙之间，厥后叠遇戊戌政变、庚子拳乱，国中营扰。先生镇靖如常，且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勉励学子，手订章程，共遵守，故南洋公学之得有今日，实先生之心精力果有以致之也。拳祸既平，当道亦知新政之不容缓，先生代其时大臣撰拟奏草。一日，家人遥见先生搁笔侧首，以为方构思也，久之，觉有异，趋视则已逝矣。”盛宣怀赞何嗣焜“宏深邃密，体用兼赅，淹贯古今各国源流，有匡世之略，而不郁于晚近”，并随即与位居封疆大吏之首、时任两江总督、1902年主张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的刘坤一联名上奏朝廷，“光绪二十一年与臣坤一互相讨论奏设南洋公学，以参佐擘划，必须明体达用之才，经奏派该员兼充南洋公学总理。数年以来，公学之规模考查，钩稽权衡，靡不中于事理。而公学之营造法式，教育章程，尤为该员心力之所专”，称何嗣焜“总理南洋公学，积劳病故”，故“请将何嗣焜学行宣付史馆立传折”，以彰其勋。1917年，该校师生制作何嗣焜铜像一座立于校园，以资纪念。
南洋公学分设师范、上、中、外四院，此分级办学模式堪称中国近代教育体制之创举与垂范。《清史稿》指出：“中国教育由系统之组织，此其见端焉。”原创者虽为盛宣怀与何嗣焜，执行则由何嗣焜独自担纲。执掌四年可谓筚路蓝缕，办学之效虽不可立竿见影，尤其是在开办之初，何嗣焜却使南洋公学异军突起，比如对体育的崇尚。1899年2月，公学宣布“体育一事，与中西各课一律并重”，特聘圣约翰书院吴澜之主持体育。是年冬，公学举行第一次田径运动会，火爆全城。松江、青浦、昆山等地民众初闻“运动会”蜂拥而至，导致徐家汇河阻塞。何嗣焜辞世次年，1902年2月13日，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折中称：“查京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理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
何嗣焜著述寥寥，且大都毁于寓所1887年失火，现存世仅《存悔斋文稿》50余篇。尤其担任校长四年期间，何嗣焜坚持述而不作，此“述”便是校长的既定职责。他堪称真正的全职校长，心无旁骛，鞠躬尽瘁。而何嗣焜的“作”即为其所奠定的南洋公学百年基业，有口皆碑，而非学术成就或政治功绩。此乃校长职业化。在位期间，职业化校长只能是教育家，而非科学家或政治家甚或跨界明星。其真正的造诣是领导实践、理念乃至智慧。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双肩挑曾为大学校长的固有价值取向，“985”高校校长甚而普遍院士化与官员化。去年，一批新任部属院校校长不约而同许下若干个“不”的承诺，以把100%的精力投入学校管理。此举激发社会对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下职业化大学校长的热盼。回首中国高等教育史，百年前的何嗣焜已为校长职业化作出表率。谨以此文纪念何嗣焜诞辰170周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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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