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问题，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们，影响着人们的权利，然而，建国以来所有的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都找不到对于中国公民的户籍（户口）有什么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更找不到以户口来区分公民的身份等级和福利待遇的依据。可是，现实情况却是，人们的公民身份等级、福利待遇，产权、股权和土地分配等公民的实质权利，都深受户籍（户口）影响。
　　甚至还出现了很多以户籍（户口）为依据的不合理现象：比如农村人口要四个人才顶城里一个人的选举权，同人不同权；同一宗事故意外死亡赔偿城里人要比农村人多几倍，同人不同命；这些事例都来源于人大和最高法院的解析，可是依据是什么法律呢？这又没有明确的说明了。受此种种因户籍而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事情的影响，人们越来越期待户籍能有所改革。
　　国家领导人也越来越重视户籍改革问题，多方面探讨，希望能够解除受户籍制度捆绑的诸如住房、教育、养老、社保等诸多公共福利，使得“进城农民难享市民待遇”、“高额户改成本谁来承担”等深层次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人们对这一改革攻坚战有了更多期待。
　　可是户籍改革为何成为难啃的“硬骨头”？进入深水区的户籍改革突破点又在哪里？
　　刘丽丽（化名，24岁，山东人，来北京打工）：我离开山东农村老家来北京打工已经四年了，换过两份工作，如今在北京一家医疗纠纷调节机构工作。像很多同龄人一样，我也带着“城市梦”在北京打拼。但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一纸农村户口让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饱受歧视和委屈。有时候，户口本拿出来上面写着农业户口，经常会受到歧视，说你是农民工没素质，还说你是土包子。上保险不一样，农村户口是上三险，城市户口就是四险。买房这方面，必须要5年以上纳税证明。不过，以我现在的收入状况也买不起。
　　杨光林（四川人，建筑工）：我没有本地户口，只能通过用工单位购买综合社保。但是像我这样在工地打短工，今天在这家做水泥工，过3个月又去那家做钢筋工，不可能长期固定，社保也从没有办妥过。由于没有各种保险，我们觉得心里总是没底。平时小病小痛忍着，比较严重的，就去小诊所随便开点药，甚至到“黑诊所”求医。这些就罢了，最让我们头疼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当地能让我们外地户口的孩子上学的学校条件一般都太差了，好学校又不能去。而且去了学校，他们说我们是外地户籍，入学要交赞助费，一开口就是好几千一年，我们咋交得起？嘴上老说着明年就不干了回老家，但是每年都这么说，每年都没能下定决心回去，说到底，还是舍不得这大城市。要是能像本地人一样，啥保险都能买，啥政策都能享受，该多好！
　　20世纪50年代，由于城市就业机会、生活资料供给不足，为了限制农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流动，中国的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如今，户籍制度已严重制约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但取消它却难走“回头路”。原因在于60年间，户口被附加了太多公民权益与社会福利，打破户籍壁垒必然存在利益再分配。对此，本地市民有着不同的看法。
　　反对开放户籍的本地市民：像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了。开车上班根本走不动。买房难、买车难，还有小孩上学，像我们有北京户口的孩子想上好学校都不容易，竞争太激烈了。我觉得大城市的户口门槛不能降低。
　　不反对开放户籍的本地市民：人家（流动人口）也为你这个城市做出贡献了，为什么不能享受公平的待遇？不能因为怕竞争就不让外来人口落户。农村人优秀了可以来北京上学，你城里人竞争不过，就应该被淘汰。我是认为，该开放外来人口的限制，这并不会影响本地户籍的利益。
　　一边是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一边是亟待解决的社会公平。尽管已经呼吁多年，但横亘在城乡、区域之间的这堵墙却迟迟难以打破，根本原因在哪儿呢？
　　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关键要政府增加财政投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动力不足。中央政府希望各地推进，但地方政府没有这个积极性。北京800多万流动人口，上海、深圳流动人口有1000多万，这些人在此工作，为城市做贡献，但他们的住房、流动儿童上学需要很大成本支出，各地对这些成本支出没有积极性。这就是追求短期效应，利用人口红利，但你的负担我不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中央出台措施，对各地解决外来人口设定解决指标。防止一些地方政府有所谓把外来人口赶出去的可笑说法。
　　有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13万元，预计2030年前我国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以此粗略计算，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约51万亿元。这对地方政府而言确实是一笔庞大的资金。不过，成本支出对政府而言真是无解的难题吗？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兼任浙江大学“卡特中心”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户改决策权还是要中央来把握。从大的原则来看，中央在推进改革过程中会适当调整事权和财权关系，承担更多责任。户改应该仅针对农民工，而不包括大学生。官方要求户改“分步改革”，我的理解是有诸多“分步”：按照规模，先小城市、中大城市，后大城市、特大超大城市。北京这样的城市肯定到最后才改革。另外，1.63亿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存量和未来增量的分步；存量里就业稳定、有合法住宅、对社会贡献大的农民工和相反情况的分步；举家外迁和单身外迁，也需要分步。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类资源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如果继续保持现有的城乡、区域发展格局，大城市必须要逐步放开户籍限制，但长远而言，区域平衡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户籍改革要突破字面意义，从发展格局来改变，要让更多城市发展起来，不要让所有的机会和项目都放在少数的几个大城市。从根上讲就是要区域均衡发展。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在城镇化的体制转型任务中，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尤为重要，一定要把城乡户籍的二元化改为城乡户籍的一元化。城乡一体化要走一条稳妥的道路，先做好大量准备工作，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只会使社会动荡，无助于城镇化的有序进行。具体路径上，应坚持新社区先行，中小城市次之，大城市再次，特大型城市最后，“水到渠成”，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户籍一元化的基本途径。
　　人民日报：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今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加速推进。2月，三部委出台《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 “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制度”、“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全民医保体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等，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今年将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在于户籍制度改革。6月26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中国要想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户籍制度改革的配合。这其中不仅仅是户口本身，还包括与此相关的就业、居住、养老及其他的基本福利保障。只有拥有真正的市民身份，享受同城化待遇，农村人口走入城市才能消除后顾之忧，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所在城市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