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前年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会上动情地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而温铁军可谓中国农民的一位代言人。”站在一旁的获奖人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不敢称自己是农民的代言人，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
在国家领导人眼中，他是可以就国家重大问题提出决策咨询的策士；在媒体看来，他是点评“三农”问题的权威；而在许多农民眼里，他是放着城里安稳生活不过，跑到田间地头和他们聊天、为他们指点迷津的那个和蔼可亲的“温老师”。“温铁军”的名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地走入公众的视野，一时间，“温三农”“中国农民代言人”“CCTV年度经济人物”等称号与他如影随形。他说自己干了20年农村调查研究，冷板凳坐了十几年，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突然成为媒体的焦点人物。
然而，这位一向低调的知识分子无法再保持缄默。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年代，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业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矛盾。身处矛盾中央，面对政府高层、社会舆论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温铁军的使命无疑是重大而艰巨的。近几年来，他走到哪里，“三农”问题的声音就传播到哪里。某种程度上，他用他的影响力在社会上普及了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他成了三农问题的一面旗帜。
1983年人大新闻系毕业，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二十多年来，温铁军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中国乡村，其身影还出现在四十多个异国的农场村寨，他由从前默默无闻的田野工作者变成了今天公众视野里的“三农”专家；前年，他还出任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首任院长。
让“三农”翅膀不再沉重
与众多的专家、学者的态度不尽相同，温铁军更注重理论和严峻现实的结合，而且多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农民的利益。比如，他认为目前无论是与我国历史相比，还是与其他国家相比，农民承担的税率都偏高。据悉，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城里人即使1600元月收入才赋税，乡里人没有收入也要赋税，只要你是农民。难怪有人说，我们享受着改革的好处，而农民却承受了改革的代价。
温铁军感慨，城市这几年“财大气粗”，到处大兴土木，有些公用设施动辄耗资几亿、几十亿，有的城市还宣布要提前多少年实现现代化，那么，国家何不趁此机会让农民少交点税，让发达的城市多承担一些税负呢？这样岂不是比先征税然后再“转移支付”支援农村所耗散的社会成本要低得多吗？
“农民纯粹靠种地来致富奔小康是不现实的，必须有其他的辅助出路。”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温铁军断言，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一家几亩甚至十几亩地的状况是不可能完全通过种粮来致富的，这一点不仅农民知道，每一级政府官员和决策者们心里也有杆秤。减免农业税是在减少农民负担方面最容易取得突破的一个方面。农民要增加收入，一是要提高生产效率，二是要改变分配关系。在农民创造的收入中，甚至在国民收入中做出有利于农民的分配，这就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来由。
破解“三农”难题
“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上总理书》的开头这样写道。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披露后感动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也暴露在公众面前。
温铁军从来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但谈到“三农”问题时，这个低调的知识分子却言词犀利，不断为农民的处境大声疾呼。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应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三农”问题中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他说：“其实，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独创。‘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句名言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个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说的。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只不过增加了一点解释：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直言，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在农外。工业化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那就有违初衷。温铁军长吁一声后，这样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特别是城镇周围土地被征用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一些地区数量不少的农户成为无土地、无职业、无收入的“三无”人员。解决这一问题，除治理开发园区过多过滥、谨防“圈而不用”外，还要征地费补偿合理，并严防中间克扣截留，决不能让农民吃亏。他强调，要把“转土地”与“转农民”结合起来。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个农民大国”。经历改革开放20多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成为现实。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仍然处于相对贫困。在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未来竞争中，他们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信息拥有量等方面，可以说都处于绝对劣势。在本乡本土是如此，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以后更是如此。几乎每年开春，都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撂下一亩三分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用自己的双手垦拓着城里的“责任田”。“民工经济”的崛起和“民工经济”的巨大潜力，使人们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权益却得不到完全的保障。温铁军说：“面对这么多的农民，他们所反映的这么多的复杂问题，应该去替他们做点事，尽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责任。”
坐在田间地头与农民聊侃的高层智囊
17岁那年，温铁军到山西汾阳插队，当年最大的梦想曾是每天能在火车站扛大包。11年的工农兵经历形成了他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说到“温三农”这个绰号的来由，温铁军说：“不太认同。这是舆论界的炒作。‘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不是我的独创。说有什么情结有点太过了，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责任感比较强。”
温铁军还感叹自己“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
这些年来，咬准“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农村，细心地调查，认真地研究，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篇篇引人关注。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员”成果丰厚，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因此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温铁军把心贴向百姓，把脚踏在大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写”出来的。
随和、亲切，没学者架子。这是周围人对温铁军的印象。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为政府出谋划策，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温铁军不乐意说自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形成正确决策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集思广益，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捏出来的”。在注重实际的调研中，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不管是与高官脚踏红地毯交谈，还是和农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么笑容可掬。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温铁军对于中国农民的要义和处境有超乎寻常的理解。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自信。
温铁军生活阅历丰富，长期关注民生，为民请愿。因为肯为农民说话，求告无门而找温铁军解决问题的人何其多。
他们写信，递条子，或不远千里去首都北京找温铁军。但凡和政策相关的上访，他会安排有关的人给这个县里面、市里或乡里打个电话，说有个什么人来反映问题，是不是关注一下？温铁军总是让专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根据中央的有关农村政策给地方提个醒，帮着解决一些问题。
有一回，天津一个地方搞开发区建设，占用了农民土地100平方公里，可是开发区建设无起色而撂荒，农民既失了地，又失了业。于是，村民已几经辗转找到温铁军。为此，温铁军组织村民和当地干部多次对话，帮助协商以缓解矛盾。同时，温铁军发现其中可能有用地违法行为，便请国土部专家来定性，并约中央电视台予以报道。因为社会反应很大，“开发区非法占地”事件解决起来渐渐顺利。出于感激，村民们为温铁军送上了一个镶有“中国农民之友”的铜匾。
前年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会上动情地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而温铁军可谓中国农民的一位代言人。”站在一旁的获奖人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不敢称自己是农民的代言人，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
在国家领导人眼中，他是可以就国家重大问题提出决策咨询的策士；在媒体看来，他是点评“三农”问题的权威；而在许多农民眼里，他是放着城里安稳生活不过，跑到田间地头和他们聊天、为他们指点迷津的那个和蔼可亲的“温老师”。“温铁军”的名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地走入公众的视野，一时间，“温三农”“中国农民代言人”“CCTV年度经济人物”等称号与他如影随形。他说自己干了20年农村调查研究，冷板凳坐了十几年，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突然成为媒体的焦点人物。
然而，这位一向低调的知识分子无法再保持缄默。在这样一个发展的年代，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业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矛盾。身处矛盾中央，面对政府高层、社会舆论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温铁军的使命无疑是重大而艰巨的。近几年来，他走到哪里，“三农”问题的声音就传播到哪里。某种程度上，他用他的影响力在社会上普及了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他成了三农问题的一面旗帜。
1983年人大新闻系毕业，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二十多年来，温铁军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中国乡村，其身影还出现在四十多个异国的农场村寨，他由从前默默无闻的田野工作者变成了今天公众视野里的“三农”专家；前年，他还出任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首任院长。
让“三农”翅膀不再沉重
与众多的专家、学者的态度不尽相同，温铁军更注重理论和严峻现实的结合，而且多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农民的利益。比如，他认为目前无论是与我国历史相比，还是与其他国家相比，农民承担的税率都偏高。据悉，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仍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城里人即使1600元月收入才赋税，乡里人没有收入也要赋税，只要你是农民。难怪有人说，我们享受着改革的好处，而农民却承受了改革的代价。
温铁军感慨，城市这几年“财大气粗”，到处大兴土木，有些公用设施动辄耗资几亿、几十亿，有的城市还宣布要提前多少年实现现代化，那么，国家何不趁此机会让农民少交点税，让发达的城市多承担一些税负呢？这样岂不是比先征税然后再“转移支付”支援农村所耗散的社会成本要低得多吗？
“农民纯粹靠种地来致富奔小康是不现实的，必须有其他的辅助出路。”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温铁军断言，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一家几亩甚至十几亩地的状况是不可能完全通过种粮来致富的，这一点不仅农民知道，每一级政府官员和决策者们心里也有杆秤。减免农业税是在减少农民负担方面最容易取得突破的一个方面。农民要增加收入，一是要提高生产效率，二是要改变分配关系。在农民创造的收入中，甚至在国民收入中做出有利于农民的分配，这就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来由。
破解“三农”难题
“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3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上总理书》的开头这样写道。李昌平的上书通过媒体披露后感动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也暴露在公众面前。
温铁军从来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但谈到“三农”问题时，这个低调的知识分子却言词犀利，不断为农民的处境大声疾呼。温铁军强调“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应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三农”问题中恐怕更多的应该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农村发展问题，农业问题只是派生的，“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他说：“其实，这并不是我个人的独创。‘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句名言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个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说的。我今天这样讲的时候，只不过增加了一点解释：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21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问题。这是我个人在基层调查研究、向农民学习的体会。”
温铁军直言，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在农外。工业化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那就有违初衷。温铁军长吁一声后，这样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特别是城镇周围土地被征用的数量越来越多，导致一些地区数量不少的农户成为无土地、无职业、无收入的“三无”人员。解决这一问题，除治理开发园区过多过滥、谨防“圈而不用”外，还要征地费补偿合理，并严防中间克扣截留，决不能让农民吃亏。他强调，要把“转土地”与“转农民”结合起来。
“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个农民大国”。经历改革开放20多年的飞速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天已成为现实。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这个特殊群体仍然处于相对贫困。在以市场为主要导向的未来竞争中，他们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信息拥有量等方面，可以说都处于绝对劣势。在本乡本土是如此，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以后更是如此。几乎每年开春，都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城市，撂下一亩三分地，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用自己的双手垦拓着城里的“责任田”。“民工经济”的崛起和“民工经济”的巨大潜力，使人们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希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权益却得不到完全的保障。温铁军说：“面对这么多的农民，他们所反映的这么多的复杂问题，应该去替他们做点事，尽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责任。”
坐在田间地头与农民聊侃的高层智囊
17岁那年，温铁军到山西汾阳插队，当年最大的梦想曾是每天能在火车站扛大包。11年的工农兵经历形成了他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说到“温三农”这个绰号的来由，温铁军说：“不太认同。这是舆论界的炒作。‘三农’是千千万万从事农村调研工作者的总结，不是我的独创。说有什么情结有点太过了，只不过是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责任感比较强。”
温铁军还感叹自己“得之于认真，失之于认真”。
这些年来，咬准“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农村，细心地调查，认真地研究，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篇篇引人关注。这位很少呆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员”成果丰厚，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因此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温铁军把心贴向百姓，把脚踏在大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写”出来的。
随和、亲切，没学者架子。这是周围人对温铁军的印象。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为政府出谋划策，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温铁军不乐意说自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形成正确决策的惟一途径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集思广益，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捏出来的”。在注重实际的调研中，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不管是与高官脚踏红地毯交谈，还是和农民坐在田埂上聊侃，他都是那么笑容可掬。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温铁军对于中国农民的要义和处境有超乎寻常的理解。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自信。
温铁军生活阅历丰富，长期关注民生，为民请愿。因为肯为农民说话，求告无门而找温铁军解决问题的人何其多。
他们写信，递条子，或不远千里去首都北京找温铁军。但凡和政策相关的上访，他会安排有关的人给这个县里面、市里或乡里打个电话，说有个什么人来反映问题，是不是关注一下？温铁军总是让专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根据中央的有关农村政策给地方提个醒，帮着解决一些问题。
有一回，天津一个地方搞开发区建设，占用了农民土地100平方公里，可是开发区建设无起色而撂荒，农民既失了地，又失了业。于是，村民已几经辗转找到温铁军。为此，温铁军组织村民和当地干部多次对话，帮助协商以缓解矛盾。同时，温铁军发现其中可能有用地违法行为，便请国土部专家来定性，并约中央电视台予以报道。因为社会反应很大，“开发区非法占地”事件解决起来渐渐顺利。出于感激，村民们为温铁军送上了一个镶有“中国农民之友”的铜匾。
前年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CCTV年度经济人物颁奖会上动情地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而温铁军可谓中国农民的一位代言人。”站在一旁的获奖人温铁军厚重中透出几分“腼腆”，很诚挚地表白：“我不敢称自己是农民的代言人，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