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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视作为最大众化的媒介，拥有最多并且最异质性受众群体，它占据着大多数人日常休闲活动的中心。而电视剧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美德的宣传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电视剧人物设置的全面考察，梳理出其对传统美德三大方面——“修身”、“齐家”、“治国”精神的传播作用，为我国电视剧创作提供一个参考角度。
关键词：电视剧人物；传统美德；民族；道德
中图分类号：J64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3-0088-03
正如大卫·钱尼（David Chaney）而言，当人们对国家的认同被创造出来以后，人们的归属感，对共同体的“我们感”（we-feeling）就逐渐形成了[1]。而电视是制造“我们感”的强有力工具。尤其是在大型播出平台所播放的历史正剧，更是直接向受众传播着各种形象和符号，从而使得这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在显得真实而可感。传统文化为电视提供了丰富的故事资源，精神价值和文化符号，而在电视的拟态环境中，众多文化符号相互交融，多重时空彼此碰撞，成为共同生活的惯例与范本。
电视剧通过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垫等为中国传统美德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传统美德是指中华文明演化而汇聚成的一种民族文化，其包涵着仁义礼智信忠孝悌等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博大精深的内涵文化。自1958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我国电视剧的开篇之作《一口菜饼子》起，我国电视剧经历数十年的发展，无论是剧目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在受众群体中的影响力都有了极大的增长。在中国传统美德的传播上，毫无疑问，中国电视剧也将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电视剧人物对“修身”理念的传播
根据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电视剧的人物满足了人们最高层次的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从电视剧的人物身上，观众不仅能够获得愉悦的感受，还能从中体验出理想化的自我形态。“修身”源于儒家经典《大学·圣经》中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其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使得个人达到较高的美德素养。个人美德主要包括：诚实守信、自强不息、律己修身等。
（一）对诚实守信精神的赞颂
在我国电视剧的发展过程中，剧种的流行与塑造人物彰显的品质从来是并行不悖的，细数这几年流行的历史电视剧《乔家大院》、《走西口》、《闯关东》等，其中的人物体现出的诚信，知恩图报的品质无不让受众感动，在这些传奇剧，年代剧的类型框架的背后有着浓墨重彩的传统文化背景，均扎根于某种特定的区域文化土壤，体现着诚信知恩的传统美德。
在大气恢弘，气势滂沱的《乔家大院》中，讲述了一个弘扬传统儒商精神，梦想汇通天下的一代民族商人是如何恪守传统诚信，以诚信作为自己的立人之本和经商之道，在民族商业的发展史中走过艰辛历程的故事，更是在字里行间塑造出闪耀着诚信、礼义、爱国之情的晋商；在如山西小调一般的配合着民间血泪的《走西口》中，一曲晋商的诚信之歌在三晋大地流传。因为诚信，田青坚持着自己的道义和立场，即使在事业失败时，他选择的也是毅然变卖家产还债，绝不像父亲一样逃跑，这样的情节塑造与传递出诚信的理念。
（二）对自强不息精神的传播
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名句，意为君子处世，应向天地运转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奋发图强，永不停息。顾炎武曰：“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是这一民族精神的极好诠释。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却一脉相承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一代代龙的传人将自强不息溶于骨血之中，精铸于灵魂之上。
在电视剧中，《大宅门》中的白景琦虽出身名门，却无名门中的慵懒颓废之气，发明数十钟药材，独撑宅门经历百年风雨；《闯关中》中的朱开山出身草根，自强不息，带领一家人创业经历了种种的悲欢离合；《大染坊》中的陈寿亭来自底层社会的民族工业家庭，在实现强国梦的奋斗经历中，书写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这些鲜活生动的电视剧人物无不反映出中国人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众多电视台的反复播出进一步加深了传播的力度与广度，使其人物身上所具备的精神得到了更加生动和多元的体现。
（三）对克己自律精神的呼吁
根据舒帕尔·卡格安所做的实验，只有那些不是与心中的形象完全雷同和完全不关的形式，即“只有与内在图式有一定差异性的图式，才能引起人的敏锐的一般知觉和审美知觉。[2]”因此，那些与我们心中传统审美心理一致的形象，符号便会让我们产生厌倦之感。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以“追求自由”、“颠覆传统”为契机的人物形象已经愈发受到人们的厌倦，克己自律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回归。
《士兵突击》中严守纪律，懂得恪守自己欲望的许三多已经成为了新的经典符号，反衬着人们对失去自律精神的思考；《创世纪》中的许文彪生活在“乌烟瘴气”的环境中，却时刻提醒自己与污浊划清界限，最终凭借自律精神考上建筑资格证；在《康熙王朝》中康熙贵为皇帝，无论在治国还是用人上依然坚守自己的原则，终成千古一帝。不少电视剧人物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向观众传递出了克己自律的精神，对时代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电视剧人物对“齐家”理念的传播
对家庭的奉献作为中国人长期的审美心理的重要特征之一，积淀了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渴望：为家庭的付出与奉献是天经地义，是中华民族在对其自身生活艺术和美中长期的审视中形成的审美意识。中国人自古便讲究“家和万事兴”。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依赖。而家庭美德主要包括：家庭和睦，尊卑孝悌，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在“齐家”理念的传播中，电视剧有机的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缝合为一个新的拟态环境，传承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家庭文化。
（一）对家庭和睦美德的传播
家庭的形象成为了代表整个社会的主导性转喻体。重视家庭和睦表现在电视剧的类型上，便是近几年来家庭伦理剧的盛行。从早期的《渴望》到近期的《金婚》、《中国式离婚》、《裸婚时代》，一部部家庭伦理剧如雨后春笋表现出强烈的家庭伦理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电视剧从人物形象到人物关系，均以家庭和睦为崇高的理想追求，带有强烈的民族化倾向，收到观众热烈的追捧与推崇。 以经典伦理剧《金婚》为例，该剧讲述了文丽与佟志这对平凡的夫妻50年的风风雨雨，该剧将共和国的发展史融入进一个小的家庭中。两人从相爱到结婚，从风花雪月到柴米油盐，两人经历过初婚的浪漫，也经历过中年的危机以及老年的丧子。佟志经历了男人在情感与责任间的选择，而文丽也经历女人的无理吵闹与忍辱负重，两人相濡以沫最终步入金婚。该剧生活气息浓厚，观众似乎能从剧中的人物看到自己的生活与经历。
而不管剧中人物受到何种诱惑，不变的是对家庭的责任以及希望家庭和睦所作出的共同努力。电视剧中的人物表现出对国家、对家庭、对人生的强烈责任感。人物的经历折射出时代脉搏，反应出各个时代的热点，凸显着社会现实矛盾，关照着现实人生。
（二）对仁爱孝悌美德的弘扬
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其讲究仁爱家人，长幼有别。“仁爱”源于儒家，其核心就是爱人，以一颗仁者之心去爱护他人。孝悌是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和睦。“入则孝”“出则悌”是所提倡的“孝道”是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以此为刚，形成了中华民族家庭社会中强烈的人情味，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作用。“几部表现伦理亲情的电视剧的出现，让人重新认识到家庭对人情感的疗养，亲情对振作精神的力量。亲情是一剂良药。[3]”
而在电视剧中，也有不少人物体现和传递着这种精神。《长白山下我的家》中尊老爱幼、父慈子孝的朝鲜族人民；《孝子》中忍辱负重，克尽孝道的水兰；《国门英雄》中在男友困难，母亲病倒之时，挺身而出照顾家人的魏晴都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仁爱孝悌精神的欣赏与呼吁，在他们的身上，观众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美德的复苏，他们以博大的精神弘扬着这一美德，对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的传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年轻一代理解和传承传统仁爱孝悌观念更是重要。
（三）对奉献家庭观念的传播
由于中华民族长期受到儒家、道家文化的熏陶，其“仁爱”浸透着对家人的照顾与爱戴，企图从家庭中获得人性德行的诠释。不仅如此，家庭作为人从小生长的环境，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共性存于民众内心深处，形成心理的共性，从而使得审美主体拥有了部分相同的审美潜意识，为电视剧人物的设置铺设了厚重的文化土壤。而对于电视观众而言，只有那些在我们熟悉的意识与文化中经过创新的艺术表现才会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和敏锐的知觉。
《情深深雨蒙蒙》中的依萍虽然被父亲打骂，甚至一度被逐出家门，但却在父亲一家落难时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照顾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大宅门》中为一家兴盛而呕心沥血的白家二奶奶，为延续家族挺身而出对抗日本兵的白颖宇，甚至是为全家生计而冒险进药的“窑姐”杨九红，这一系列的人物无不体现出对家庭奉献精神的讴歌，是观众在人物设置的拟态环境中得到审美心理的流传与扩散。
三、电视剧人物对“治国”理念的传播
中国电视剧讲究“文以载道”，以符号为承载某种情感，赋予艺术作品更深的内涵，这也是德国实验心理学家罗伯特·费舍尔的“移情”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自己内心宏大的情感灌注到作品形象中，使之与主体有着一样的生命，成为接受主体主观体验的情感表现。人们在观看“治国”如此宏大的电视剧之时，总是将自己从琐碎的生活中抽身而出，忽视自我知觉的情感状况，企图与电视剧所设置的人物完全融合，从而实现个人情感的彻底释放。治国，用今天的话说，不仅仅是爱国之情，也可以看成是人处世之道。处世美德的主要内容有：爱国奉献，勤劳敬业，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礼貌谦让等。
（一）对爱国奉献观念的传播
无论在传统文化还是在现代文化中，爱国主义精神一直占有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位置，其热爱祖国，奉献祖国的精神绵延至今，成为了历代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力量源泉。“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都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励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4]”
而在电视剧中，爱国奉献这一民族精神也被玲离尽致的融入其中，不少人物的设置都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这一情怀。从早期的《霍元甲》到《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到近些年来的如《潜伏》中的余则成，《悬崖》中的周乙，《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的李大本事，《向东是海》中的周汉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的科学家们，《雪豹》中的特战队员们。无论谍战片中的卧底党员，还是抗战时期的战争英雄，亦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商人，这一系列的形象无一不展示出在不同年代下中国人民的抵御外敌，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精神。
其中不少人物身上所展现的高超的本领，豪迈的气质，勇敢的作风无不让人们热血沸腾。随着不少人物的家喻户晓，其身上所传递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让人耳濡目染，比起空洞的说教，呆板的宣传，这些人物将其精神韵味传达的更持久，更有效，也更有力度和张力。
（二）对勤劳勇敢精神的传播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以勤劳勇敢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凭借这一精神，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文明。正所谓人生在勤，不索何获？而我国的不少电视剧人物形象在传播这一传统民族精神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与价值。
以中央电视台开年大戏《闯关东》为例，这部长达52集的鸿篇巨制详实而生动的描绘了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和个人在动荡年代的奋斗历史。从义和团运动到军阀割据，从日本侵略到全面抗日。它用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出了勤劳的“闯民”形象。那些以朱开山、朱传文为代表的“闯民”用自身的行动将“勤劳勇敢”这一精神进行了深层诠释。“闯民”们耕地、淘金、拼命的想在这块土地上立足生存，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劳动是他们生活的本态，劳作是他们生命的常客。他们用实际行动传递着勤劳勇敢的朴实的中国人形象。
（三）对法治建设思想的传播
《淮南子·氾论训》书曰：“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表明了“法治”思想由来已久。而在当前媒体普法宣传和舆论监督中法治含量下降，新闻对于法律的解读不到位的情况下，电视剧所设置的人物无论是对于法治思想，还是对于实体法律的宣传都能起到良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法治建设思想的传播。 从《义不容情》、《法政先锋》中，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香港的法制思想和法律条款，而通过《法律与秩序》、《金装律师》等则对美国的法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在《神探狄仁杰》、《大宋提刑官》中，通过人物推断判案的过程和提审犯人的程序，观众对中国古代的法律设置，法制思想，甚至于法医学便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过具象的人物设置，浓缩的故事情节，电视剧人物活灵活现的将枯燥的法律传之大众，对于中国电视剧发展而言，法制思想的传播可以说是当今电视剧艺术发展的重要战略性选择之一。
四、结 语
电视剧作品面对的是广大观众群体，它存在的最核心目的是寻求更多的“接受”，只有把握住了观众的心理需求，找准电视剧创作的目标和方向，才能在这个视觉时代适应受众需求。笔者在对电视剧传统美德传播分析的过程中，总结出如下几点，希望对中国电视剧创作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
1.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以及传统的优秀文化，并融入其情节，人物，对白，镜头等创作方式中，为我国电视剧艺术审美心理提供民族意识的支撑；
2.充分发挥我国电视剧扎根传统，取材传统的优势，为我们多元化的电视剧创作提供广阔而又合理的想象元素，发展出更多的类型电视剧以满足不同欣赏者的审美需求；
3.提升电视剧拍摄的画面观感及对白的趣味性，学会以热开头等结构技巧瞬间抓住观众视觉，吸引其继续观赏；
4.学会向多种艺术形式“融合”优点，向电影学习情节紧凑，向文学学习逻辑严密，向绘画学习色彩明艳，向建筑学习永恒审美等，以增强电视剧观后的余味，给予观众长期的审美体验；
5.将电视剧的教育意义潜移默化的融合在电视剧的人物性格中，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电视剧素材，有很特别的民族性格和想象能力，更有着广泛的民族基础，只要我们在电视剧创作上立足于本土，同时跟上时代发展，就必定能够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
总之，电视剧人物的形象不仅在电视传播、网络传播上传递中中国传统美德，经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将会获得更大的传播效果。其现代化的创作手法和民族化的人物设置构建了中国电视剧艺术的独特品质，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品格和文化气派，使中国电视剧在世界电视剧种中独树一帜，开始向着电视制作强国迈进。而以此为载体的中华文明开始真正的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 Chaney，David（1986） A symbolic mirror of ourselves： civic ritual in mass society.InCollins，R. Et al.（eds）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A Critical Reader，Sage Publications，London， 1986.
[2] 梅雨.试论我国电视审美心理的构成及其流变性[J].艺术百家，1998（4）.
[3]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4]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关键词：电视剧人物；传统美德；民族；道德
中图分类号：J64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3-0088-03
正如大卫·钱尼（David Chaney）而言，当人们对国家的认同被创造出来以后，人们的归属感，对共同体的“我们感”（we-feeling）就逐渐形成了[1]。而电视是制造“我们感”的强有力工具。尤其是在大型播出平台所播放的历史正剧，更是直接向受众传播着各种形象和符号，从而使得这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在显得真实而可感。传统文化为电视提供了丰富的故事资源，精神价值和文化符号，而在电视的拟态环境中，众多文化符号相互交融，多重时空彼此碰撞，成为共同生活的惯例与范本。
电视剧通过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垫等为中国传统美德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传统美德是指中华文明演化而汇聚成的一种民族文化，其包涵着仁义礼智信忠孝悌等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博大精深的内涵文化。自1958年6月15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我国电视剧的开篇之作《一口菜饼子》起，我国电视剧经历数十年的发展，无论是剧目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在受众群体中的影响力都有了极大的增长。在中国传统美德的传播上，毫无疑问，中国电视剧也将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电视剧人物对“修身”理念的传播
根据马斯洛的心理需求层次理论，电视剧的人物满足了人们最高层次的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从电视剧的人物身上，观众不仅能够获得愉悦的感受，还能从中体验出理想化的自我形态。“修身”源于儒家经典《大学·圣经》中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其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使得个人达到较高的美德素养。个人美德主要包括：诚实守信、自强不息、律己修身等。
（一）对诚实守信精神的赞颂
在我国电视剧的发展过程中，剧种的流行与塑造人物彰显的品质从来是并行不悖的，细数这几年流行的历史电视剧《乔家大院》、《走西口》、《闯关东》等，其中的人物体现出的诚信，知恩图报的品质无不让受众感动，在这些传奇剧，年代剧的类型框架的背后有着浓墨重彩的传统文化背景，均扎根于某种特定的区域文化土壤，体现着诚信知恩的传统美德。
在大气恢弘，气势滂沱的《乔家大院》中，讲述了一个弘扬传统儒商精神，梦想汇通天下的一代民族商人是如何恪守传统诚信，以诚信作为自己的立人之本和经商之道，在民族商业的发展史中走过艰辛历程的故事，更是在字里行间塑造出闪耀着诚信、礼义、爱国之情的晋商；在如山西小调一般的配合着民间血泪的《走西口》中，一曲晋商的诚信之歌在三晋大地流传。因为诚信，田青坚持着自己的道义和立场，即使在事业失败时，他选择的也是毅然变卖家产还债，绝不像父亲一样逃跑，这样的情节塑造与传递出诚信的理念。
（二）对自强不息精神的传播
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名句，意为君子处世，应向天地运转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奋发图强，永不停息。顾炎武曰：“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是这一民族精神的极好诠释。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却一脉相承依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一代代龙的传人将自强不息溶于骨血之中，精铸于灵魂之上。
在电视剧中，《大宅门》中的白景琦虽出身名门，却无名门中的慵懒颓废之气，发明数十钟药材，独撑宅门经历百年风雨；《闯关中》中的朱开山出身草根，自强不息，带领一家人创业经历了种种的悲欢离合；《大染坊》中的陈寿亭来自底层社会的民族工业家庭，在实现强国梦的奋斗经历中，书写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这些鲜活生动的电视剧人物无不反映出中国人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众多电视台的反复播出进一步加深了传播的力度与广度，使其人物身上所具备的精神得到了更加生动和多元的体现。
（三）对克己自律精神的呼吁
根据舒帕尔·卡格安所做的实验，只有那些不是与心中的形象完全雷同和完全不关的形式，即“只有与内在图式有一定差异性的图式，才能引起人的敏锐的一般知觉和审美知觉。[2]”因此，那些与我们心中传统审美心理一致的形象，符号便会让我们产生厌倦之感。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以“追求自由”、“颠覆传统”为契机的人物形象已经愈发受到人们的厌倦，克己自律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回归。
《士兵突击》中严守纪律，懂得恪守自己欲望的许三多已经成为了新的经典符号，反衬着人们对失去自律精神的思考；《创世纪》中的许文彪生活在“乌烟瘴气”的环境中，却时刻提醒自己与污浊划清界限，最终凭借自律精神考上建筑资格证；在《康熙王朝》中康熙贵为皇帝，无论在治国还是用人上依然坚守自己的原则，终成千古一帝。不少电视剧人物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向观众传递出了克己自律的精神，对时代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电视剧人物对“齐家”理念的传播
对家庭的奉献作为中国人长期的审美心理的重要特征之一，积淀了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渴望：为家庭的付出与奉献是天经地义，是中华民族在对其自身生活艺术和美中长期的审视中形成的审美意识。中国人自古便讲究“家和万事兴”。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依赖。而家庭美德主要包括：家庭和睦，尊卑孝悌，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等。在“齐家”理念的传播中，电视剧有机的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缝合为一个新的拟态环境，传承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家庭文化。
（一）对家庭和睦美德的传播
家庭的形象成为了代表整个社会的主导性转喻体。重视家庭和睦表现在电视剧的类型上，便是近几年来家庭伦理剧的盛行。从早期的《渴望》到近期的《金婚》、《中国式离婚》、《裸婚时代》，一部部家庭伦理剧如雨后春笋表现出强烈的家庭伦理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电视剧从人物形象到人物关系，均以家庭和睦为崇高的理想追求，带有强烈的民族化倾向，收到观众热烈的追捧与推崇。 以经典伦理剧《金婚》为例，该剧讲述了文丽与佟志这对平凡的夫妻50年的风风雨雨，该剧将共和国的发展史融入进一个小的家庭中。两人从相爱到结婚，从风花雪月到柴米油盐，两人经历过初婚的浪漫，也经历过中年的危机以及老年的丧子。佟志经历了男人在情感与责任间的选择，而文丽也经历女人的无理吵闹与忍辱负重，两人相濡以沫最终步入金婚。该剧生活气息浓厚，观众似乎能从剧中的人物看到自己的生活与经历。
而不管剧中人物受到何种诱惑，不变的是对家庭的责任以及希望家庭和睦所作出的共同努力。电视剧中的人物表现出对国家、对家庭、对人生的强烈责任感。人物的经历折射出时代脉搏，反应出各个时代的热点，凸显着社会现实矛盾，关照着现实人生。
（二）对仁爱孝悌美德的弘扬
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其讲究仁爱家人，长幼有别。“仁爱”源于儒家，其核心就是爱人，以一颗仁者之心去爱护他人。孝悌是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庭和睦。“入则孝”“出则悌”是所提倡的“孝道”是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以此为刚，形成了中华民族家庭社会中强烈的人情味，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作用。“几部表现伦理亲情的电视剧的出现，让人重新认识到家庭对人情感的疗养，亲情对振作精神的力量。亲情是一剂良药。[3]”
而在电视剧中，也有不少人物体现和传递着这种精神。《长白山下我的家》中尊老爱幼、父慈子孝的朝鲜族人民；《孝子》中忍辱负重，克尽孝道的水兰；《国门英雄》中在男友困难，母亲病倒之时，挺身而出照顾家人的魏晴都体现着中国人对于仁爱孝悌精神的欣赏与呼吁，在他们的身上，观众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美德的复苏，他们以博大的精神弘扬着这一美德，对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的传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年轻一代理解和传承传统仁爱孝悌观念更是重要。
（三）对奉献家庭观念的传播
由于中华民族长期受到儒家、道家文化的熏陶，其“仁爱”浸透着对家人的照顾与爱戴，企图从家庭中获得人性德行的诠释。不仅如此，家庭作为人从小生长的环境，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共性存于民众内心深处，形成心理的共性，从而使得审美主体拥有了部分相同的审美潜意识，为电视剧人物的设置铺设了厚重的文化土壤。而对于电视观众而言，只有那些在我们熟悉的意识与文化中经过创新的艺术表现才会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和敏锐的知觉。
《情深深雨蒙蒙》中的依萍虽然被父亲打骂，甚至一度被逐出家门，但却在父亲一家落难时挺身而出，以一己之力照顾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大宅门》中为一家兴盛而呕心沥血的白家二奶奶，为延续家族挺身而出对抗日本兵的白颖宇，甚至是为全家生计而冒险进药的“窑姐”杨九红，这一系列的人物无不体现出对家庭奉献精神的讴歌，是观众在人物设置的拟态环境中得到审美心理的流传与扩散。
三、电视剧人物对“治国”理念的传播
中国电视剧讲究“文以载道”，以符号为承载某种情感，赋予艺术作品更深的内涵，这也是德国实验心理学家罗伯特·费舍尔的“移情”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自己内心宏大的情感灌注到作品形象中，使之与主体有着一样的生命，成为接受主体主观体验的情感表现。人们在观看“治国”如此宏大的电视剧之时，总是将自己从琐碎的生活中抽身而出，忽视自我知觉的情感状况，企图与电视剧所设置的人物完全融合，从而实现个人情感的彻底释放。治国，用今天的话说，不仅仅是爱国之情，也可以看成是人处世之道。处世美德的主要内容有：爱国奉献，勤劳敬业，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礼貌谦让等。
（一）对爱国奉献观念的传播
无论在传统文化还是在现代文化中，爱国主义精神一直占有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位置，其热爱祖国，奉献祖国的精神绵延至今，成为了历代仁人志士的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力量源泉。“在我国历史上，爱国主义从来都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抵御外来侵略和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励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自强不息，具有伟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4]”
而在电视剧中，爱国奉献这一民族精神也被玲离尽致的融入其中，不少人物的设置都集中体现了爱国主义这一情怀。从早期的《霍元甲》到《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到近些年来的如《潜伏》中的余则成，《悬崖》中的周乙，《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的李大本事，《向东是海》中的周汉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的科学家们，《雪豹》中的特战队员们。无论谍战片中的卧底党员，还是抗战时期的战争英雄，亦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商人，这一系列的形象无一不展示出在不同年代下中国人民的抵御外敌，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精神。
其中不少人物身上所展现的高超的本领，豪迈的气质，勇敢的作风无不让人们热血沸腾。随着不少人物的家喻户晓，其身上所传递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让人耳濡目染，比起空洞的说教，呆板的宣传，这些人物将其精神韵味传达的更持久，更有效，也更有力度和张力。
（二）对勤劳勇敢精神的传播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以勤劳勇敢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凭借这一精神，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文明。正所谓人生在勤，不索何获？而我国的不少电视剧人物形象在传播这一传统民族精神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与价值。
以中央电视台开年大戏《闯关东》为例，这部长达52集的鸿篇巨制详实而生动的描绘了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和个人在动荡年代的奋斗历史。从义和团运动到军阀割据，从日本侵略到全面抗日。它用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出了勤劳的“闯民”形象。那些以朱开山、朱传文为代表的“闯民”用自身的行动将“勤劳勇敢”这一精神进行了深层诠释。“闯民”们耕地、淘金、拼命的想在这块土地上立足生存，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劳动是他们生活的本态，劳作是他们生命的常客。他们用实际行动传递着勤劳勇敢的朴实的中国人形象。
（三）对法治建设思想的传播
《淮南子·氾论训》书曰：“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表明了“法治”思想由来已久。而在当前媒体普法宣传和舆论监督中法治含量下降，新闻对于法律的解读不到位的情况下，电视剧所设置的人物无论是对于法治思想，还是对于实体法律的宣传都能起到良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法治建设思想的传播。 从《义不容情》、《法政先锋》中，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香港的法制思想和法律条款，而通过《法律与秩序》、《金装律师》等则对美国的法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在《神探狄仁杰》、《大宋提刑官》中，通过人物推断判案的过程和提审犯人的程序，观众对中国古代的法律设置，法制思想，甚至于法医学便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过具象的人物设置，浓缩的故事情节，电视剧人物活灵活现的将枯燥的法律传之大众，对于中国电视剧发展而言，法制思想的传播可以说是当今电视剧艺术发展的重要战略性选择之一。
四、结 语
电视剧作品面对的是广大观众群体，它存在的最核心目的是寻求更多的“接受”，只有把握住了观众的心理需求，找准电视剧创作的目标和方向，才能在这个视觉时代适应受众需求。笔者在对电视剧传统美德传播分析的过程中，总结出如下几点，希望对中国电视剧创作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
1.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以及传统的优秀文化，并融入其情节，人物，对白，镜头等创作方式中，为我国电视剧艺术审美心理提供民族意识的支撑；
2.充分发挥我国电视剧扎根传统，取材传统的优势，为我们多元化的电视剧创作提供广阔而又合理的想象元素，发展出更多的类型电视剧以满足不同欣赏者的审美需求；
3.提升电视剧拍摄的画面观感及对白的趣味性，学会以热开头等结构技巧瞬间抓住观众视觉，吸引其继续观赏；
4.学会向多种艺术形式“融合”优点，向电影学习情节紧凑，向文学学习逻辑严密，向绘画学习色彩明艳，向建筑学习永恒审美等，以增强电视剧观后的余味，给予观众长期的审美体验；
5.将电视剧的教育意义潜移默化的融合在电视剧的人物性格中，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电视剧素材，有很特别的民族性格和想象能力，更有着广泛的民族基础，只要我们在电视剧创作上立足于本土，同时跟上时代发展，就必定能够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
总之，电视剧人物的形象不仅在电视传播、网络传播上传递中中国传统美德，经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将会获得更大的传播效果。其现代化的创作手法和民族化的人物设置构建了中国电视剧艺术的独特品质，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品格和文化气派，使中国电视剧在世界电视剧种中独树一帜，开始向着电视制作强国迈进。而以此为载体的中华文明开始真正的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 Chaney，David（1986） A symbolic mirror of ourselves： civic ritual in mass society.InCollins，R. Et al.（eds）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A Critical Reader，Sage Publications，Londo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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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