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不思进取，面对纷繁万象，既不动手，也不动脑，反向古人处讨说法，特别是浅学而坚信之人，或以一己之见，硬坐为古人立言之意，或竟不求知而求不知，不积累知识而积累无知，直至痴人说梦的无上境界。
　　
　　《周易》在中国的历史，实可谓心智的痛史。一本无辜的书，在几千年里，被欺骗和自我欺骗萦绕，被浸泡在反智的肥料中，生长为参天的愚昧之树，荫蔽着文明社会中反文明的古老动机。
　　古人重鬼谋，因为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不可解释的事情，远多于已知的。殷人看重的，是用甲骨来占卜，那时也有用蓍草来进行的筮占，草比龟甲易得，地位便低。周人起于西陲，不得已而重筮法，等到他们灭亡了殷商，发动文化改造，篮占的地位升高。西周的筮师，把占筮所得的兆象和解释的话搜集起来，择精编次，使成一书，便是后人说的《易经》了。
　　《易经》里有两项内容，一项是卦象，一项是筮辞，卦象排列整齐，对今天来说，只是小学生水平的数学游戏，对上古人来说，倒也妙趣无穷。至于筮辞，大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半的原因，是陆续采撷，来源非一，另一半原因，是筮师要把话说得尽量含糊，多歧义而莫名其妙，才容易在事后自圆其说。篮辞的这个特点，后来被大大地利用了。
　　后世占卜的花樣很多，有占梦的，占物的，占星的，占风的，占打喷嚏的，占耳鸣的，用棋子的有灵棋经，用牙牌的有牙牌诀，用三枚铜钱的有火珠林，用五枚铜钱的有金钱卦，再加上扶箕，灵杯，抽签，测字，谶纬推背，六壬遁甲，戏法不同，各有参考书，《易经》说到底，便是这样—种参考书，只是它成书极早，周人能编成这样一本书，也算了不起，其文献地位不容怀疑。
　　但故事仅仅才开始。后人不思进取，面对纷繁万象，既不动手，也不动脑，反向古人处讨说法，特别是浅学而坚信之人，或以一己之见，硬坐为古人立言之意，或竞不求知而求不知，不积累知识而积累无知，直至痴人说梦的无上境界。他们中间的老实人，当真相信《易经》里实实在在地蕴藏着日从东出，水向西流，万物化生，以及自己的不幸命运的终极解释。
　　世界上最愚昧的事，是允许自己处在愚昧中。假如我们同意，对广袤世界最少经验的古人，拥有最好的解释，那么，我们也就同意了，理性的目的是迷信，知识的目的是混沌，不可积累的高于可积累的，无可验证的优于可验证的，而且，我们还同意了，文明的方向从一开始就前后颠倒，是从终点驶向起点，其意义至多是保持人类的寿命，使其有时间达到古人已经达到的境界——愚昧。
　　《易经》只是《周易》的一半。另一半，通常称为《易传》的，成篇于战国时代至前汉，是先哲解释《易经》的文字。《易经》里没有哲学，《易传》里有，杂糅着先秦好几家学说，意思平常，但文字漂亮。那时附《易》立说的论文，有许多种，今本《周易》里的，是其一部分。
　　《易传》开了一种风气，后人追踵，有了易学。论者或说，易学中的哲学，不容忽视，而且中国的古典哲学家，鲜有不研究《周易》的。那么，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周易》岂不大大有功?这等于在说，文王拘而演八卦(当然，这只是传说，不可信)，那么，禁锢对周易也有功了。中国哲学确实和易学关系紧密，但它从这种关系中受益何在?我们不能说，没有了《周易》，那些头脑就要停止思考了，我们倒是看到，从汉代到宋明，无数智力浪费在封闭的构造里，而且，《周易》的结构，在周人那里，是原始，在后人那里，便是幼稚，中国古典哲学经两千年而不脱稚气，谁能说和《周易》没有关系呢?
　　《周易》无辜，出了毛病的是我们的知识传统。《周易》这本书，若在书架上找，百中无一，若在人心里找，万无一失，传统中的反智特性，对我们浸淫之深，已到了令人不自知的程度。更令人气沮的是，事实和逻辑，这两种我们以为最强大的力量，都不足以动摇《周易》的信徒，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恰恰是要忽视事实和逻辑。对半信半疑的人，若要相劝，也只能诉诸日常经验，比如请他思考，在他相识的人中，喜欢说《易》的，恰是那些诚实而头脑清晰的人，还是相反?
　　所谓“不必读书目”，针对的只是日常阅读。治学者自然要读《周易》，但对普通读者来说，没有另一本书，是像《周易》这样，不读而不必心不安理不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