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解除了其他任何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偶然性以及大多植根于此的人类痛苦，同时也解除了，人内心世界的张力。
　　秦晖教授在《改造我们的福利观》(见7月30日《南都周刊》)一文中，对欧洲福利国家的历史沿革以及当代宪政平台上左翼社会民主主义与右翼自由放任论者之间的关系，做了精到的梳理。我猜想，秦先生发表这篇六千盲长文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纠正目前在国内相当有市场的左右两翼在这个问题上的含混与误导。
　　不像中国许多的所谓“自由主义者”，秦晖一点也不担心对福利国家的追求会造成他们想象中的国家破产甚至权力扩张。在他看来，民众在福利和税收问题上同政府的讨价还价，打开了通往民主、法治与宪政的大门。
　　然而，也许是有些矫枉过正的缘故，我总觉得，秦晖文章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主张“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是一回事情，或只是“多”和“少”的问题，在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但真实的情况是，20世纪诞生的福利国家观念从根本上改写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契约，重新界定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瑞典是举世公认的福利国家的典范，我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学习过几个月，因而自认为可以撷取自己在那个遥远的“幸福国度”里一鳞半爪的亲身感受。
　　福利国家盛行“大锅饭”、容易“养懒人”，在许多批评者眼里，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我在瑞典的所见所闻却告诉我。事实并非经济学教科书推演出来的逻辑结果那么简单和黑白分明。以对工作和生活的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衡量。如果瑞典人是“懒人’的话，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的人能算不赖的。
　　诚然，福利国家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甚至注定是难以维系的。但根据我在瑞典的观察，其根源不在于我们这里的评论者所言的“大锅饭”、“养懒人”。事实上，福利国家的问题源于更深的社会精神层面。
　　在瑞典的几个月里，让我感触良多的是这个国家里人们普遍的平静状态，你看不到惟利是图、不守信誉的奸猾恶人，但你也遭遇不到我们这里几乎遍地都是的渴望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以及狂热激情。可能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预见的那样，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是不鼓励精英和出类拔萃的才智的。福利国家就是这类平等社会的几臻完美的形态。在瑞典这样的人人平等地享受着国家提供的优越保障的社会，绝大多数民众对各领域里凤毛麟角的精英抱有的不是敬意和羡慕。而是根深蒂固的怀疑乃至敌视。久而久之，人们都被一种平静的社会氛围教育和熏陶得心平气和，大多数人甚至都不会觉得旁人无法企及的特殊成就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事情。
　　福利国家损失的不是局部的效率，而是整体的创造力。瑞典社会充斥着极为细分化的各行各业的“专家”，他们能够把本专业的问题及工作研究和发展到无与伦比的细致精微程度。但是，瑞典没有“大师”。如果说几十年前的瑞典，各行各业还涌现过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和成就的话，我敢说瑞典未来几乎不可能诞生英特尔、微软这样引领时代潮流的企业和巴菲特、索罗斯这样开风气之先的杰出人物。
　　生活在瑞典，你既不必奢望自己能取得什么大的成就，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穷困潦倒；既没有什么能让你兴奋，也没有什么会令你愁苦。福利国家解除了其他任何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偶然性以及大多植根于此的人类痛苦，同时也解除了人内心世界的张力。因此，在我看来，完美的福利国家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它是向往富足和宁静生活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天堂，但却是极少数天赋创造者难以忍受的玻璃牢笼。当这个天堂把这些少数人关进牢笼以后，它也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于是，福利国家就成了静止的天堂。
　　沐浴在纯净得没有一丝杂质的斯堪的纳维亚的阳光下，我仿佛看到了人类历史的终点。我可以有十分把握地说，一个福利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引领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世界性大国的。因此，这种模式也许非常适合只有900万人口的瑞典，但如果美国也想把自己建设成为福利国家，那就等于主动放弃领导世界的地位。至于福利国家的模式是否适合中国，我不想评论，这正是眼下这场讨论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