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两岸学术交流会上，认识了一位台湾学者。她介绍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性别研究，其中一个项目是访谈那些在大陆投资的台商，研究他们的“长距离家庭关系”，以及他们与大陆女性之间常常发生的“亲密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若不是碍于场合严肃，我还想说，本地市井的八卦话题如“包二奶”、“一国两妻”等，原来可以做成“亲密关系”研究，好有启发哦。
　　当然这是开玩笑。其实我由此想到的是，与台商群体对应的另外一面即农民工群体，应该也可以这样去研究。农民工远离家乡外出打工，他们的家庭关系也是被距离拉开了。
　　那么拉开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举个例子。有一段时间，满大街都是移动电话的广告。画面上，农民工用手机问候远方的爸爸妈妈，还表现出一脸的幸福。其实谁都知道，真正幸福的是手机厂商与电信商。他们要推动手机普及，可是农民工不是商人，没有那么多应酬；广告就是在“长距离家庭关系”上做文章，给他们创造出需求。家庭成员面对面的亲密关系，现在变成了远隔千里的“电子亲密关系”。
　　如果以为技术进步多好啊，帮助人们克服距离障碍，密切了家庭关系，那就真是被广告洗脑了。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实现技术进步，首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远离家庭。远离家庭的工人才有可能日夜加班，其产品例如手机的产量才能提升，价格才能下降。然后，远离家庭的工人才需要大量消费手机，市场才能扩大，利润才能增加。说到底，这是一个“私家不幸商家幸”的故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意味着对传统家庭结构的冲击和拆解。它使个人与家庭结构“脱嵌”，把个人从家庭关系、社区肌理和文化传统中“拔出来”，然后嵌入到全球生产链条的某一个位置上。这样一来，个人就变得“个体化”了，他们没有家庭和其他组织作为依托，完全是个体面对一切。而工厂只需要精力旺盛、眼疾手快的青壮年劳动力，也就是仅仅抽取人的生命中的某个片段加以利用。在这个意义上，人也被碎片化了。
　　个体化和碎片化，使生产过程变得“轻盈”，易于调度和操控。有一则轶事说，乔布斯脑子里对苹果手机产生了新的要求，他的副手立即带着样机飞赴深圳富士康，当晚10点，在宿舍里休息的工人就被召集出来，在流水线上日夜赶工，拿出了更加完美的样品。相比之下，美国工人不可能这样做，他们每天都要按时下班，过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家庭生活。
　　农民工成为全球生产链上的轻盈要素，这是一种噩梦般的剥夺与灾祸吗？不能这样简单地看。个体化对于农民工来说，有三重涵义。首先，它意味着农民工从传统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在流动中增加了工资收入，还见了世面。渐渐地有些农民工还知道，一身自由、拔腿就走，可以成为对付老板的手段。
　　其次，个体化意味着风险。没有家庭的依托和支撑，没有国家制度的保障，个体便毫无屏障地暴露在风险面前。而农民工流动的路上，风险和陷阱无处不在。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中，远方的家人鞭长莫及，只慢一拍，便阴阳永隔。这就是长距离家庭关系中蕴含的风险。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城市边缘人群整体的社会心理，会逐渐充满了紧张、焦虑、纠结，甚至歇斯底里。
　　最后，从农村中脱嵌出来的农民工，会积极主动地将自己“再嵌入”到新环境中，最常见的，就是在轻盈流动状态下寻求两性间的亲密关系，这当中，既包括真诚的爱情和家庭建立，也包括各种商业化的性交易，还包括一种中间状态，即临时的性伴关系、频繁更换的性伴以及多性伴关系等等。各种基于地域老乡关系而形成的网络关系，也是明显的例子。
　　这一切加总后的效果，是对传统家庭的孝道观念和两性关系观念构成冲击。进一步地，它也对职业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带来影响，其长远效果尚难预测。考虑到农民工是几亿人的年轻群体，只能说，要了解中国社会的未来变化，这是一个必须观察的基本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