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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人雷晓晖(1904—2005),在她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有着极不平常的经历:参与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进程中,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笔者有幸在雷晓晖老人健在之年,对她进行过采访。她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她对自己曲折辉煌人生的讲述犹在耳畔。笔者根据采访笔录,整理成文,告慰老人,以飨读者。
从进步青年到中共党员
1924年,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北上。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一时,粤、浙、苏、湘、川等省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到京后,察觉段祺瑞千方百计抵制国民会议的召开,遂与李大钊等决定于1925年3月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以加强革命派力量,反对军阀段祺瑞的专制统治,扭转革命局势。
1904年出生于四川安岳县、年仅20岁的雷晓晖被推为代表,出席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四川精英不少,为什么女青年雷晓晖会被推举呢?
这要从她少年到青年时期的社会表现说起。
7岁时,在私塾读《女四书》、《烈女传》的雷晓晖在讲堂上质问先生:“妇女也是人,为什么不能跟男人一样?”
勃然大怒的先生无以回答,用戒尺击打雷晓晖稚嫩的手掌心。雷晓晖没有求饶,没有掉眼泪,她愤然跑回家,将事情原委告诉父母,告别了私塾。
1916年,雷晓晖进入安岳县立女子小学。她刻苦好学,勤奋上进,学习成绩名列班级第一名,获得的奖学金可以支付学费。为能掌握一技之长从事社会工作,争取女子独立和解放,小学毕业的雷晓晖就读了县立女子蚕桑传习所。所长“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和“实业救国”的办学理念,深受学生及社会进步人士的拥护与支持。哪知,雷晓晖入校1年后,县政府下令停办传播进步思想的学校。从小具有反抗封建、仇恨黑恶势力的雷晓晖,投身到护校运动中,她和传习所的进步师生联合社会进步力量赶跑了县长。
几经周折,雷晓晖于1920年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中学部。1921年夏,《新青年》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在女师校进步师生中传阅,雷晓晖从中受到了教育和启迪。其时在省立一中读书的李硕勋、阳翰笙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成都的创建,在蓉城各校学生组织间奔走联络、宣传发动。这样,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等一批建团积极分子志同而道合了。经过对团章的宣传,各校建团积极分子的努力活动,到了这年秋天,在成都建立团组织的条件成熟了。在那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童庸生、刘弄潮等在成都锦江河畔望江楼上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改称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笔者注)。团组织建立后,全川的学生运动在团组织的领导下迅猛发展,促进和丰富了全川的革命运动。作为四川团组织创建人之一的雷晓晖,积极在女师校宣传团的性质、作用,团结广大同学,培养、吸收她们中的进步分子加入团组织。女师校团的组织不断壮大,进步学生阵营不断扩大。她迈出校门参加校际间团和学生会活动,参与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在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前后,四川军阀把教育经费挪作军费,军队驻扎校园,许多学校因无办学经费和校舍而停课、停办。此情延至1922年夏,四川教育界爆发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四川社青团、学联号召全川联合抗争,组织各校学生参加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而举行的游行大会。在筹备时李硕勋、阳翰笙来到女师校联络。同是四川社青团创建人的雷晓晖热情接待,积极支持,坚决响应。经李硕勋、阳翰笙指导,雷晓晖在女师校进步师生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女师校自治会,她英勇地带领同学们投身到学潮中。风起云涌的学运迫使省议会不得不同意召开教育经费独立代表大会,讨论教育经费独立问题。经过学生、教职员等各界代表与省议会谈判、磋商,最终通过划拨全川肉税为教育经费的议案。四川社青团、学联、教职工联合会取得了斗争胜利,然而组织发动领导和参与这场斗争的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等,被省长勒令校方开除了他们的学籍。
被省立一女师开除学籍的雷晓晖,来到重庆二女师校读书。在这里她结识了肖楚女、张闻天等,受其教诲和影响,雷晓晖勇于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当时四川学生界较有影响的人物。
1925年5月,接到李硕勋电报邀请的雷晓晖,从重庆到了上海,准备报考上海大学。当年8月,雷晓晖考入上海大学就读社会系,同李硕勋、阳翰笙同班。10月,雷晓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选代表出席中共“五大”
雷晓晖到上海不久,帝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备考的雷晓晖关注事态的发展,同情和支持工人和工人运动。进入上海大学后,她一边刻苦学习,一边关心在“五卅”惨案中受到迫害的工人。当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刘华(四川宜宾县人)被帝国主义巡捕房逮捕,引渡至上海戒严司令部关押时,雷晓晖接受党组织的指派,以刘华表妹的身份前往监狱探视,带去党的关怀和工人群众的温暖。她向上海警方陈述刘华反对帝国主义无罪,要求释放刘华。虽然营救无果,但是雷晓晖是执行了党赋予的任务的。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办,由两党进步人士领导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校长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于右任,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恽代英、张太雷、沈雁冰、肖楚女等一批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理论家和教育家在该校任教——传播革命火种。风华正茂的雷晓晖在这里接受到了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的熏陶,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1月,上海大学建筑校舍募捐委员会决定,利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之机,向华侨代表募捐。雷晓晖受派前往广州,完成募捐任务后回到学校。新学期开学之际,她无钱缴学费,向党组织讲明情况后向校方请假回到四川。
才华横溢、表现出色的雷晓晖回到四川重庆,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负责人的杨闇公(中共党内身份是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相当于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笔者注),安排雷晓晖任省党部妇女部部长,负责筹组重庆妇女联合会。雷晓晖在杨闇公等共产党人领导下,把重庆的妇女发动和组织起来了,成立了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把重庆乃至全川的妇女运动推向了高潮,她亦成为巴蜀知名的妇运领导人。
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悍然向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城区开炮,造成中国军民伤亡千余人,损毁房屋上千间,财产损失价值2000多万元,制造了“万县惨案”。身为“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雷晓晖,带领群众展开了抗英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严重的空前危机。为挽救处于低潮的革命事业,中共中央决定4月27日至5月6日在汉口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聂荣臻和雷晓晖由湖北选区选为出席党的“五大”代表,聂荣臻因肩负重任未出席,雷晓晖届时参加了大会。参会代表有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项英、蔡和森、雷晓晖等82人,代表着全国5.7万多名党员。在“五大”会议期间,雷晓晖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等。大会讨论时毛泽东力主痛击蒋介石的发言,给雷晓晖留下深刻印象。“五大”后,湖北军阀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相继,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参加到蒋介石屠杀革命的阵营中,“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为保存和培养革命力量,雷晓晖被党组织安排去莫斯科学习。因前一批赴莫斯科的同志在上海被捕,党组织通知雷晓晖返回四川工作。
雷晓晖从武汉辗转回到重庆,此时的重庆已不是大革命时期的重庆了,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杨闇公等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雷晓晖鉴于自己在四川团组织和学生、妇女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又是从武汉归来的中共“五大”代表,为防不测,她改名“雷志烈”,勉励自己意志更坚定,斗争更猛烈。
反动派四处抓捕从武汉归来的人,雷晓晖在重庆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她得悉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派省临委候补委员何人可在川南宜宾整顿党组织,建立了宜宾特支。于是,她来到宜宾,与宜宾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作特支建于宜宾县城的中共宜宾县委的宣传部长。何人可因事回家,特支指定雷晓晖代理县委书记。一个月后,何人可调离宜宾,雷晓晖与上级党组织负责人的联系中断了,失去了组织联系的雷晓晖在宜宾展开不了工作,被迫离开宜宾。
1928年初雷晓晖回到川北,被杨衡石(杨尚昆之兄,中共党员)聘请到潼南县(今重庆市辖)双江镇(杨尚昆的老家)小学任教。这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来到双江镇,了解雷晓晖等人的情况后,根据他们的请求,同意成立以杨衡石为书记的中共双江镇支部,雷晓晖恢复了组织生活,在党支部中负责宣传工作。
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军需处长兼广汉县县长雷语高,是雷晓晖的堂叔。1928年下半年雷晓晖在成都治病时,雷语高前来看望时提出要雷晓晖到广汉养病。党组织根据雷晓晖提供的信息,经研究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同意雷晓晖在广汉养好病后在广汉谋一职业作掩护。病愈后的雷晓晖任广汉女中校长,由于有雷语高的关系,他积极在国民党驻广汉军队中展开活动,常风尘仆仆地在成都和广汉之间往返奔忙。当时,共产党员曹荻秋在广汉做军运工作,雷晓晖负责联络和情报传递。1930年10月25日夜,驻广汉的国民党部队两个团宣布起义,很快占领了县城,起义官兵与民众3000多人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路军,成立了广汉县苏维埃政府。起义失败后,保管着“广汉县苏维埃政府”大印的雷晓晖,处在革命风暴的中心,尽管她撤离到成都,仍受到敌人追捕。为摆脱敌人追捕,她到崇庆、丰都等县隐蔽。后来,县城乡间险象环生,雷晓晖又转到重庆。
再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雷晓晖,四处奔波,无限思念战友。广汉起义后流散的战友安全吗?在武汉相识的邓颖超、蔡畅、聂荣臻等怎么样了?夜黑如漆,阴森恐怖。她没有动摇,没有退缩,她坚信黑夜终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与赵君陶组成革命家庭
雷晓晖第一次与赵君陶相识,是1925年夏在杭州。应在杭州的李硕勋、阳翰笙之约来到杭州的雷晓晖,同中共早期著名党员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住在一室。活泼、开朗的赵君陶将自己对中国社会、政治的见解毫无保留地向雷晓晖倾诉。接触中使雷晓晖知晓了许多新鲜事物,增长了新的知识,结识了这位见多识广的朋友。在后来的妇女运动中,雷晓晖与女界先锋和妇运领导人蔡畅、邓颖超、赵君陶、何宝珍(刘少奇的第一位夫人)等走到了一起,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和深厚的个人感情。
上世纪30年代初,雷晓晖结识了成都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成为共产党员的谢啸冬,他们结成了伴侣。1932年,在重庆民生女子职业学校任教的雷晓晖,由于叛徒告密,险遭逮捕。可是,她失业了,举家迁往重庆,雷晓晖靠帮人织毛衣贴补家计。
1932年9月底,朋友悄声告诉雷晓晖:赵君陶拖儿带女来到重庆,住在朝天门大江东旅馆,举目无亲,生活非常困难。听罢,雷晓晖赶到旅馆,见到此时的赵君陶脸色苍白,着一身半旧的灰色旗袍,身边带着约4岁的儿子,怀里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
战友相见,分外激动。雷晓晖与赵君陶拥抱在一起,痛哭一阵后问:“李硕勋呢?”赵君陶递上一张发黄的字条——李硕勋的遗书。一切的一切,雷晓晖明白了,她为战友流下悲伤的眼泪。
见面后,雷晓晖见赵君陶确实生计艰难,将母子3人接到家中。两家8口人挤在两间狭窄的楼房中,组成奇特的革命家庭。生活全靠雷晓晖帮人织毛衣和丈夫教书的微薄薪水艰难维持。历经动荡的赵君陶,终于找到了暂时落脚之处、一个热情温暖的家。
3个月后,赵君陶见雷晓晖家太困难了,坚持要外出找工作。雷晓晖托人介绍,赵君陶到合川中学任教。一次,赵君陶听到学校一反共职员说:“雷晓晖家恐怕不是一般人家,可能是搞共党秘密活动的。”第二天,赵君陶请假回重庆报信,雷晓晖即刻搬了家。
在后来的岁月里,雷晓晖与赵君陶失去了联系。
1979年,75岁的雷晓晖到北京,住在大女儿谢幼辉家里,在北京的阳翰笙来看望她,从阳翰笙那里得到了赵君陶的信息:从北京化工学院党委书记位上退下来了,离休在家。雷晓晖当即给赵君陶去信,约面谈。赵君陶接信后由孙女李小琳陪伴,专程看望雷晓晖。在过道里赵君陶认出了雷晓晖,喊声“志烈姐……”因过度兴奋和激动竟昏过去了。慢慢苏醒的赵君陶握住雷晓晖的手久久不放,喜泪涌流。两位老人谈在杭州、在武汉、在上海、在重庆、在北京……
1985年底赵君陶去世了,看见党报载赵君陶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悲痛万分的雷晓晖感到党对战友的评价是公正的、事实求是的,赵君陶是受之无愧的。
艰苦奋斗为了新中国
赵君陶带着子女离开雷晓晖家后,雷晓晖先后在重庆宏育中学、巴县经纶淑慎小学和马王小学、重庆妇女学校、广安女中、重庆北碚小学等任教。其间屡遭反动派盯梢监视、叛徒告密、特务追捕,脱险、转移、隐蔽,终化险为夷。
1936年到1939年,雷晓晖多次跳出特务、叛徒加害的劫难,来到巴县马王小学任校长。马王地处偏僻,群众基础好,雷晓晖利用合法身份在师生及周围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她在师生中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国内形势教育,鼓励师生登台自由发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的罪恶行径,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暴行。她倡议全校师生在草帽上书写“团结抗日”、“抗战到底”、“全民抗战”表达抗日决心。她千方百计增修校舍,接纳避日本飞机轰炸而居住附近的儿童入学。在3年半的校长职任里,学生人数由80人增加到400多人,学校影响力日益扩大,声誉远播。她在学校建立抗日救亡阅览室,存各种进步书刊、报纸供师生阅读,成为宣传抗日的阵地。组织《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生活》、《群众》等进步书报刊在校内出售。她提笔将中共中央“抗战救国十大纲领”写在学校的墙上,要求学生熟记背诵,向周围的人讲解其意。她带领学生为前方抗日将士募集寒衣,写慰问信,组织师生为抗战将士制作了棉衣40多件,前方将士备受鼓舞。她还组织歌咏队、戏剧队、演讲队,逢节假日和赶集日向群众作抗日救亡宣传,各项活动有声有色。
国民党特务多次威胁雷晓晖,她不得不于是年底再到重庆。几经曲折,雷晓晖在华文中学找到一份工作。可是,报到那天遇到叛徒,她趁敌机轰炸警报骤响时离开了华文中学。
后来,雷晓晖来到广安县,在广安师范和广安中学任教。在这里,许多人都知道她是参加过广汉起义的,不愿与她往来。对于周围一些人对她另眼相看,冷漠、歧视,她不气馁、不灰心,她安下心来以教书职业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她与杨玉枢、李君实等(暂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取得联系,常在她家里讨论革命形势,他们机智灵活地在当地反动势力中展开策反工作。广安有一群不满国民党统治、憎恨社会黑暗和官僚腐败的进步人士,常聚在一起谈论中国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雷晓晖主动与他们接触、结识,大家都觉得心情格外舒畅。经过多次交往在思想上达成了某些共识,有人提议组织“读书会”,开展读书讨论活动。雷晓晖觉得这一形式好,发动大家从不同渠道搜集毛泽东的文章、共产党延安整风文件等,互相交换阅读,相约时间谈心得体会,各抒己见。后来,“读书会”改名“自动社”。当时广安城区没有共产党组织,“自动社”的活动像一块磁石,很快就把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聚集到一起。
为壮大革命力量,1945年在雷晓晖的组织领导下,由谢啸冬、张广才等进步教师成立了“乙酉学会”,出版会刊《言荃》,推动了广安及川北的学生运动,揭露和抨击了社会丑恶,团结了一批进步力量。
1946年,广安中共组织在雷晓晖等努力工作下得以恢复重建,在党组织中雷晓晖负责学运和妇运。她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入团、入党。党组织的重建,党员队伍的壮大,为广安革命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1948年5月,因广安党工委主要负责人叛变革命,包括雷晓晖的丈夫谢啸冬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被特务和军警逮捕。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谢啸冬等获得了自由,投身到新的斗争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雷晓晖和她的战友们感到无比荣耀和幸福!
历史与她开了个大玩笑
1949年底,广安解放了。
雷晓晖被党组织安排到广安县城关区,她以崭新的姿态、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政权建设中。
1952年后,雷晓晖在广安师范、广安一中任教。在教育工作岗位上连续几届当选区、县人民代表。随着谢啸冬调入《南充日报》工作,雷晓晖到了南充,继续从事她钟爱的教育工作。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为党和人民事业立有功劳的雷晓晖先被错划为“右派”,后被诬蔑为“假党员”,受到迫害。不但断送了政治生命,而且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力、掐断了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历经艰苦革命岁月磨砺的雷晓晖用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坚韧的精神支撑着挺了过来。
上年纪的南充市民都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茧市街一带,常有个老太婆低头扫大街。她人缘好,大人、小孩都喜欢听她讲故事。她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似乎没人知道。有人打听到她孩子的爸爸姓谢,人们就亲热地叫她“谢妈”。她——就是雷晓晖。
雷晓晖没有工作,被“内管”。10多年了,她似乎适应了这种饱含屈辱的生活。丈夫去世了,小女儿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谁也没有想到,曾叱咤风云的蜀中女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妇女部长、出席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共“五大”会议的雷晓晖“一落千丈”,遭到如此厄运。
厄运始于1957年“反右”时期,她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被划为“右派”。当时只是口头宣布,说没有载入个人档案。1958年雷晓晖被下放到广安观塘小学教书,每月发给少许生活费,白天上课、课余打扫校内清洁卫生,晚上到生产队参加夜战。有一次,严重的浮肿病险些要了她的命。1962年,调到南充火花公社一小任教的雷晓晖,工作之余和年轻的教师们讲述她历经的风风雨雨。她讲她与聂荣臻、邓颖超、蔡畅、赵君陶等人的交往,她讲党的“五大”会议……消息传到“上面”的耳朵里,一名领导人说:“怎么,你们小小的火花公社还有个‘五大’代表?我就算老家伙了,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我怎么不知道?”这样,“伪造历史”、“造谣惑众”的帽子,牢牢地扣在雷晓晖的头上。随即,“上面”来人甩给她250元退职费和“不适宜作教师”的通知,扬长而去。
从此以后,各种学习会、批判会都少不了她,“上面”通知街道办对她实行“监管”。在逆境中,雷晓晖坚持每天到邮局阅报栏读报,关心政治、了解社会动态。
她一次又一次向上级申诉,请求组织查清她的历史,落实政策。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雷晓晖的申诉只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澄清历史还本来面目
1979年,党中央开始在全国纠正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激动万分的雷晓晖找到广安方面,请求落实政策。广安方面说:处理你为“右派”时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档案,无从落实。她找到南充方面,从落实政策办公室得知所谓“伪造历史”和“造谣惑众”罪名的由来。急切中她大胆提出:“如果找到当年的知情人证明,行不行?”对方回答:“可以是可以,但是必须要由出具证明人所在单位加盖公章才有效!”
于是,雷晓晖向聂荣臻、阳翰笙去信。已是共和国元帅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接信后,经严密思索后将复信内容告诉身边工作人员,以中央军委聂副主席办公室名义复信雷晓晖:
雷晓晖同志:
来信悉。荣臻同志说,他是“五大”代表,记得你也是“五大”代表。以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他奉命去上海了解情况,因此没有出席“五大”。特此证明。
此致
敬礼
一九七九年五月廿一日
紧接着,阳翰笙的回信也来了。
南充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雷兴政(现名雷晓晖)同志和我是上海大学社会系同班同学,我当时是上海大学的党总支书记,所以对她的情况比较了解。她1925年参加了革命,在“五卅”运动中和北伐时期都是很活跃的积极分子,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并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她是湖北区的代表之一。雷兴政同志当时在武汉从事妇女运动,是武汉妇女工作的骨干分子。当时党中央是由蔡畅和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所以雷兴政同志和邓大姐的确有过工作关系。当时我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做党的工作,所以上述情况我可以作证。
专此
敬礼
阳翰笙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
有聂荣臻和阳翰笙的证明,雷晓晖的一切问题得到解决。中共中央组织部来函:承认雷晓晖1925年参加革命和“五大”代表资格,享受地师级待遇。历史,终于还了她本来面目。
壮心不已奉献党和人民
1983年阳翰笙到了四川,专程接雷晓晖到重庆见面。战友重逢感慨良多,激动万分。
1995年7月,91岁高龄的雷晓晖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故乡——安岳县,受到人民热烈欢迎。当得知家乡不少孩子因贫困面临失学,她为家乡的希望工程捐款3000元人民币表示心意。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有72年党龄的雷晓晖向中央组织部交纳特别党费1000元,表达对党的忠诚和热爱。为迎接党的“十五大”,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央档案馆等单位联合摄制反映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21集文献电视专题片。摄制组在中共南充市委领导陪同下专访雷晓晖,住南充市歌剧院职工宿舍的雷晓晖老人再次被摄影机聚焦。惟一健在的“五大”代表、93岁的她慈祥可亲,精神饱满,谈吐自如。
2001年“七一”前夕,96岁的雷晓晖再次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1000元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祝福党成立80周年。
2005年1月8日,中共“五大”代表,百岁老人雷晓晖安祥地离开了我们。
笔者有幸在雷晓晖老人健在之年,对她进行过采访。她的音容笑貌浮现眼前,她对自己曲折辉煌人生的讲述犹在耳畔。笔者根据采访笔录,整理成文,告慰老人,以飨读者。
从进步青年到中共党员
1924年,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邀请孙中山北上。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下,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一时,粤、浙、苏、湘、川等省纷纷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到京后,察觉段祺瑞千方百计抵制国民会议的召开,遂与李大钊等决定于1925年3月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以加强革命派力量,反对军阀段祺瑞的专制统治,扭转革命局势。
1904年出生于四川安岳县、年仅20岁的雷晓晖被推为代表,出席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四川精英不少,为什么女青年雷晓晖会被推举呢?
这要从她少年到青年时期的社会表现说起。
7岁时,在私塾读《女四书》、《烈女传》的雷晓晖在讲堂上质问先生:“妇女也是人,为什么不能跟男人一样?”
勃然大怒的先生无以回答,用戒尺击打雷晓晖稚嫩的手掌心。雷晓晖没有求饶,没有掉眼泪,她愤然跑回家,将事情原委告诉父母,告别了私塾。
1916年,雷晓晖进入安岳县立女子小学。她刻苦好学,勤奋上进,学习成绩名列班级第一名,获得的奖学金可以支付学费。为能掌握一技之长从事社会工作,争取女子独立和解放,小学毕业的雷晓晖就读了县立女子蚕桑传习所。所长“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和“实业救国”的办学理念,深受学生及社会进步人士的拥护与支持。哪知,雷晓晖入校1年后,县政府下令停办传播进步思想的学校。从小具有反抗封建、仇恨黑恶势力的雷晓晖,投身到护校运动中,她和传习所的进步师生联合社会进步力量赶跑了县长。
几经周折,雷晓晖于1920年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中学部。1921年夏,《新青年》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在女师校进步师生中传阅,雷晓晖从中受到了教育和启迪。其时在省立一中读书的李硕勋、阳翰笙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成都的创建,在蓉城各校学生组织间奔走联络、宣传发动。这样,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等一批建团积极分子志同而道合了。经过对团章的宣传,各校建团积极分子的努力活动,到了这年秋天,在成都建立团组织的条件成熟了。在那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童庸生、刘弄潮等在成都锦江河畔望江楼上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改称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笔者注)。团组织建立后,全川的学生运动在团组织的领导下迅猛发展,促进和丰富了全川的革命运动。作为四川团组织创建人之一的雷晓晖,积极在女师校宣传团的性质、作用,团结广大同学,培养、吸收她们中的进步分子加入团组织。女师校团的组织不断壮大,进步学生阵营不断扩大。她迈出校门参加校际间团和学生会活动,参与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在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前后,四川军阀把教育经费挪作军费,军队驻扎校园,许多学校因无办学经费和校舍而停课、停办。此情延至1922年夏,四川教育界爆发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群众运动。四川社青团、学联号召全川联合抗争,组织各校学生参加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而举行的游行大会。在筹备时李硕勋、阳翰笙来到女师校联络。同是四川社青团创建人的雷晓晖热情接待,积极支持,坚决响应。经李硕勋、阳翰笙指导,雷晓晖在女师校进步师生的支持下,组织成立了女师校自治会,她英勇地带领同学们投身到学潮中。风起云涌的学运迫使省议会不得不同意召开教育经费独立代表大会,讨论教育经费独立问题。经过学生、教职员等各界代表与省议会谈判、磋商,最终通过划拨全川肉税为教育经费的议案。四川社青团、学联、教职工联合会取得了斗争胜利,然而组织发动领导和参与这场斗争的李硕勋、阳翰笙、雷晓晖等,被省长勒令校方开除了他们的学籍。
被省立一女师开除学籍的雷晓晖,来到重庆二女师校读书。在这里她结识了肖楚女、张闻天等,受其教诲和影响,雷晓晖勇于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当时四川学生界较有影响的人物。
1925年5月,接到李硕勋电报邀请的雷晓晖,从重庆到了上海,准备报考上海大学。当年8月,雷晓晖考入上海大学就读社会系,同李硕勋、阳翰笙同班。10月,雷晓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选代表出席中共“五大”
雷晓晖到上海不久,帝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备考的雷晓晖关注事态的发展,同情和支持工人和工人运动。进入上海大学后,她一边刻苦学习,一边关心在“五卅”惨案中受到迫害的工人。当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代理委员长)刘华(四川宜宾县人)被帝国主义巡捕房逮捕,引渡至上海戒严司令部关押时,雷晓晖接受党组织的指派,以刘华表妹的身份前往监狱探视,带去党的关怀和工人群众的温暖。她向上海警方陈述刘华反对帝国主义无罪,要求释放刘华。虽然营救无果,但是雷晓晖是执行了党赋予的任务的。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办,由两党进步人士领导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校长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于右任,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恽代英、张太雷、沈雁冰、肖楚女等一批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理论家和教育家在该校任教——传播革命火种。风华正茂的雷晓晖在这里接受到了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的熏陶,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1月,上海大学建筑校舍募捐委员会决定,利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之机,向华侨代表募捐。雷晓晖受派前往广州,完成募捐任务后回到学校。新学期开学之际,她无钱缴学费,向党组织讲明情况后向校方请假回到四川。
才华横溢、表现出色的雷晓晖回到四川重庆,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负责人的杨闇公(中共党内身份是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相当于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笔者注),安排雷晓晖任省党部妇女部部长,负责筹组重庆妇女联合会。雷晓晖在杨闇公等共产党人领导下,把重庆的妇女发动和组织起来了,成立了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把重庆乃至全川的妇女运动推向了高潮,她亦成为巴蜀知名的妇运领导人。
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悍然向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城区开炮,造成中国军民伤亡千余人,损毁房屋上千间,财产损失价值2000多万元,制造了“万县惨案”。身为“万县惨案四川国民雪耻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雷晓晖,带领群众展开了抗英斗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严重的空前危机。为挽救处于低潮的革命事业,中共中央决定4月27日至5月6日在汉口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聂荣臻和雷晓晖由湖北选区选为出席党的“五大”代表,聂荣臻因肩负重任未出席,雷晓晖届时参加了大会。参会代表有毛泽东、刘少奇、瞿秋白、项英、蔡和森、雷晓晖等82人,代表着全国5.7万多名党员。在“五大”会议期间,雷晓晖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等。大会讨论时毛泽东力主痛击蒋介石的发言,给雷晓晖留下深刻印象。“五大”后,湖北军阀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相继,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参加到蒋介石屠杀革命的阵营中,“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为保存和培养革命力量,雷晓晖被党组织安排去莫斯科学习。因前一批赴莫斯科的同志在上海被捕,党组织通知雷晓晖返回四川工作。
雷晓晖从武汉辗转回到重庆,此时的重庆已不是大革命时期的重庆了,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杨闇公等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雷晓晖鉴于自己在四川团组织和学生、妇女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又是从武汉归来的中共“五大”代表,为防不测,她改名“雷志烈”,勉励自己意志更坚定,斗争更猛烈。
反动派四处抓捕从武汉归来的人,雷晓晖在重庆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她得悉中共四川省临时委员会派省临委候补委员何人可在川南宜宾整顿党组织,建立了宜宾特支。于是,她来到宜宾,与宜宾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作特支建于宜宾县城的中共宜宾县委的宣传部长。何人可因事回家,特支指定雷晓晖代理县委书记。一个月后,何人可调离宜宾,雷晓晖与上级党组织负责人的联系中断了,失去了组织联系的雷晓晖在宜宾展开不了工作,被迫离开宜宾。
1928年初雷晓晖回到川北,被杨衡石(杨尚昆之兄,中共党员)聘请到潼南县(今重庆市辖)双江镇(杨尚昆的老家)小学任教。这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来到双江镇,了解雷晓晖等人的情况后,根据他们的请求,同意成立以杨衡石为书记的中共双江镇支部,雷晓晖恢复了组织生活,在党支部中负责宣传工作。
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混成旅军需处长兼广汉县县长雷语高,是雷晓晖的堂叔。1928年下半年雷晓晖在成都治病时,雷语高前来看望时提出要雷晓晖到广汉养病。党组织根据雷晓晖提供的信息,经研究认为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同意雷晓晖在广汉养好病后在广汉谋一职业作掩护。病愈后的雷晓晖任广汉女中校长,由于有雷语高的关系,他积极在国民党驻广汉军队中展开活动,常风尘仆仆地在成都和广汉之间往返奔忙。当时,共产党员曹荻秋在广汉做军运工作,雷晓晖负责联络和情报传递。1930年10月25日夜,驻广汉的国民党部队两个团宣布起义,很快占领了县城,起义官兵与民众3000多人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路军,成立了广汉县苏维埃政府。起义失败后,保管着“广汉县苏维埃政府”大印的雷晓晖,处在革命风暴的中心,尽管她撤离到成都,仍受到敌人追捕。为摆脱敌人追捕,她到崇庆、丰都等县隐蔽。后来,县城乡间险象环生,雷晓晖又转到重庆。
再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雷晓晖,四处奔波,无限思念战友。广汉起义后流散的战友安全吗?在武汉相识的邓颖超、蔡畅、聂荣臻等怎么样了?夜黑如漆,阴森恐怖。她没有动摇,没有退缩,她坚信黑夜终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与赵君陶组成革命家庭
雷晓晖第一次与赵君陶相识,是1925年夏在杭州。应在杭州的李硕勋、阳翰笙之约来到杭州的雷晓晖,同中共早期著名党员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住在一室。活泼、开朗的赵君陶将自己对中国社会、政治的见解毫无保留地向雷晓晖倾诉。接触中使雷晓晖知晓了许多新鲜事物,增长了新的知识,结识了这位见多识广的朋友。在后来的妇女运动中,雷晓晖与女界先锋和妇运领导人蔡畅、邓颖超、赵君陶、何宝珍(刘少奇的第一位夫人)等走到了一起,建立了紧密的工作关系和深厚的个人感情。
上世纪30年代初,雷晓晖结识了成都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成为共产党员的谢啸冬,他们结成了伴侣。1932年,在重庆民生女子职业学校任教的雷晓晖,由于叛徒告密,险遭逮捕。可是,她失业了,举家迁往重庆,雷晓晖靠帮人织毛衣贴补家计。
1932年9月底,朋友悄声告诉雷晓晖:赵君陶拖儿带女来到重庆,住在朝天门大江东旅馆,举目无亲,生活非常困难。听罢,雷晓晖赶到旅馆,见到此时的赵君陶脸色苍白,着一身半旧的灰色旗袍,身边带着约4岁的儿子,怀里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
战友相见,分外激动。雷晓晖与赵君陶拥抱在一起,痛哭一阵后问:“李硕勋呢?”赵君陶递上一张发黄的字条——李硕勋的遗书。一切的一切,雷晓晖明白了,她为战友流下悲伤的眼泪。
见面后,雷晓晖见赵君陶确实生计艰难,将母子3人接到家中。两家8口人挤在两间狭窄的楼房中,组成奇特的革命家庭。生活全靠雷晓晖帮人织毛衣和丈夫教书的微薄薪水艰难维持。历经动荡的赵君陶,终于找到了暂时落脚之处、一个热情温暖的家。
3个月后,赵君陶见雷晓晖家太困难了,坚持要外出找工作。雷晓晖托人介绍,赵君陶到合川中学任教。一次,赵君陶听到学校一反共职员说:“雷晓晖家恐怕不是一般人家,可能是搞共党秘密活动的。”第二天,赵君陶请假回重庆报信,雷晓晖即刻搬了家。
在后来的岁月里,雷晓晖与赵君陶失去了联系。
1979年,75岁的雷晓晖到北京,住在大女儿谢幼辉家里,在北京的阳翰笙来看望她,从阳翰笙那里得到了赵君陶的信息:从北京化工学院党委书记位上退下来了,离休在家。雷晓晖当即给赵君陶去信,约面谈。赵君陶接信后由孙女李小琳陪伴,专程看望雷晓晖。在过道里赵君陶认出了雷晓晖,喊声“志烈姐……”因过度兴奋和激动竟昏过去了。慢慢苏醒的赵君陶握住雷晓晖的手久久不放,喜泪涌流。两位老人谈在杭州、在武汉、在上海、在重庆、在北京……
1985年底赵君陶去世了,看见党报载赵君陶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悲痛万分的雷晓晖感到党对战友的评价是公正的、事实求是的,赵君陶是受之无愧的。
艰苦奋斗为了新中国
赵君陶带着子女离开雷晓晖家后,雷晓晖先后在重庆宏育中学、巴县经纶淑慎小学和马王小学、重庆妇女学校、广安女中、重庆北碚小学等任教。其间屡遭反动派盯梢监视、叛徒告密、特务追捕,脱险、转移、隐蔽,终化险为夷。
1936年到1939年,雷晓晖多次跳出特务、叛徒加害的劫难,来到巴县马王小学任校长。马王地处偏僻,群众基础好,雷晓晖利用合法身份在师生及周围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她在师生中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国内形势教育,鼓励师生登台自由发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的罪恶行径,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暴行。她倡议全校师生在草帽上书写“团结抗日”、“抗战到底”、“全民抗战”表达抗日决心。她千方百计增修校舍,接纳避日本飞机轰炸而居住附近的儿童入学。在3年半的校长职任里,学生人数由80人增加到400多人,学校影响力日益扩大,声誉远播。她在学校建立抗日救亡阅览室,存各种进步书刊、报纸供师生阅读,成为宣传抗日的阵地。组织《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生活》、《群众》等进步书报刊在校内出售。她提笔将中共中央“抗战救国十大纲领”写在学校的墙上,要求学生熟记背诵,向周围的人讲解其意。她带领学生为前方抗日将士募集寒衣,写慰问信,组织师生为抗战将士制作了棉衣40多件,前方将士备受鼓舞。她还组织歌咏队、戏剧队、演讲队,逢节假日和赶集日向群众作抗日救亡宣传,各项活动有声有色。
国民党特务多次威胁雷晓晖,她不得不于是年底再到重庆。几经曲折,雷晓晖在华文中学找到一份工作。可是,报到那天遇到叛徒,她趁敌机轰炸警报骤响时离开了华文中学。
后来,雷晓晖来到广安县,在广安师范和广安中学任教。在这里,许多人都知道她是参加过广汉起义的,不愿与她往来。对于周围一些人对她另眼相看,冷漠、歧视,她不气馁、不灰心,她安下心来以教书职业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她与杨玉枢、李君实等(暂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取得联系,常在她家里讨论革命形势,他们机智灵活地在当地反动势力中展开策反工作。广安有一群不满国民党统治、憎恨社会黑暗和官僚腐败的进步人士,常聚在一起谈论中国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雷晓晖主动与他们接触、结识,大家都觉得心情格外舒畅。经过多次交往在思想上达成了某些共识,有人提议组织“读书会”,开展读书讨论活动。雷晓晖觉得这一形式好,发动大家从不同渠道搜集毛泽东的文章、共产党延安整风文件等,互相交换阅读,相约时间谈心得体会,各抒己见。后来,“读书会”改名“自动社”。当时广安城区没有共产党组织,“自动社”的活动像一块磁石,很快就把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聚集到一起。
为壮大革命力量,1945年在雷晓晖的组织领导下,由谢啸冬、张广才等进步教师成立了“乙酉学会”,出版会刊《言荃》,推动了广安及川北的学生运动,揭露和抨击了社会丑恶,团结了一批进步力量。
1946年,广安中共组织在雷晓晖等努力工作下得以恢复重建,在党组织中雷晓晖负责学运和妇运。她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入团、入党。党组织的重建,党员队伍的壮大,为广安革命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1948年5月,因广安党工委主要负责人叛变革命,包括雷晓晖的丈夫谢啸冬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被特务和军警逮捕。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谢啸冬等获得了自由,投身到新的斗争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雷晓晖和她的战友们感到无比荣耀和幸福!
历史与她开了个大玩笑
1949年底,广安解放了。
雷晓晖被党组织安排到广安县城关区,她以崭新的姿态、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政权建设中。
1952年后,雷晓晖在广安师范、广安一中任教。在教育工作岗位上连续几届当选区、县人民代表。随着谢啸冬调入《南充日报》工作,雷晓晖到了南充,继续从事她钟爱的教育工作。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为党和人民事业立有功劳的雷晓晖先被错划为“右派”,后被诬蔑为“假党员”,受到迫害。不但断送了政治生命,而且剥夺了为党工作的权力、掐断了维持生活的经济来源。历经艰苦革命岁月磨砺的雷晓晖用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坚韧的精神支撑着挺了过来。
上年纪的南充市民都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茧市街一带,常有个老太婆低头扫大街。她人缘好,大人、小孩都喜欢听她讲故事。她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似乎没人知道。有人打听到她孩子的爸爸姓谢,人们就亲热地叫她“谢妈”。她——就是雷晓晖。
雷晓晖没有工作,被“内管”。10多年了,她似乎适应了这种饱含屈辱的生活。丈夫去世了,小女儿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谁也没有想到,曾叱咤风云的蜀中女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妇女部长、出席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共“五大”会议的雷晓晖“一落千丈”,遭到如此厄运。
厄运始于1957年“反右”时期,她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被划为“右派”。当时只是口头宣布,说没有载入个人档案。1958年雷晓晖被下放到广安观塘小学教书,每月发给少许生活费,白天上课、课余打扫校内清洁卫生,晚上到生产队参加夜战。有一次,严重的浮肿病险些要了她的命。1962年,调到南充火花公社一小任教的雷晓晖,工作之余和年轻的教师们讲述她历经的风风雨雨。她讲她与聂荣臻、邓颖超、蔡畅、赵君陶等人的交往,她讲党的“五大”会议……消息传到“上面”的耳朵里,一名领导人说:“怎么,你们小小的火花公社还有个‘五大’代表?我就算老家伙了,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我怎么不知道?”这样,“伪造历史”、“造谣惑众”的帽子,牢牢地扣在雷晓晖的头上。随即,“上面”来人甩给她250元退职费和“不适宜作教师”的通知,扬长而去。
从此以后,各种学习会、批判会都少不了她,“上面”通知街道办对她实行“监管”。在逆境中,雷晓晖坚持每天到邮局阅报栏读报,关心政治、了解社会动态。
她一次又一次向上级申诉,请求组织查清她的历史,落实政策。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雷晓晖的申诉只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澄清历史还本来面目
1979年,党中央开始在全国纠正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激动万分的雷晓晖找到广安方面,请求落实政策。广安方面说:处理你为“右派”时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档案,无从落实。她找到南充方面,从落实政策办公室得知所谓“伪造历史”和“造谣惑众”罪名的由来。急切中她大胆提出:“如果找到当年的知情人证明,行不行?”对方回答:“可以是可以,但是必须要由出具证明人所在单位加盖公章才有效!”
于是,雷晓晖向聂荣臻、阳翰笙去信。已是共和国元帅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接信后,经严密思索后将复信内容告诉身边工作人员,以中央军委聂副主席办公室名义复信雷晓晖:
雷晓晖同志:
来信悉。荣臻同志说,他是“五大”代表,记得你也是“五大”代表。以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他奉命去上海了解情况,因此没有出席“五大”。特此证明。
此致
敬礼
一九七九年五月廿一日
紧接着,阳翰笙的回信也来了。
南充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雷兴政(现名雷晓晖)同志和我是上海大学社会系同班同学,我当时是上海大学的党总支书记,所以对她的情况比较了解。她1925年参加了革命,在“五卅”运动中和北伐时期都是很活跃的积极分子,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并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她是湖北区的代表之一。雷兴政同志当时在武汉从事妇女运动,是武汉妇女工作的骨干分子。当时党中央是由蔡畅和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所以雷兴政同志和邓大姐的确有过工作关系。当时我在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做党的工作,所以上述情况我可以作证。
专此
敬礼
阳翰笙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
有聂荣臻和阳翰笙的证明,雷晓晖的一切问题得到解决。中共中央组织部来函:承认雷晓晖1925年参加革命和“五大”代表资格,享受地师级待遇。历史,终于还了她本来面目。
壮心不已奉献党和人民
1983年阳翰笙到了四川,专程接雷晓晖到重庆见面。战友重逢感慨良多,激动万分。
1995年7月,91岁高龄的雷晓晖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故乡——安岳县,受到人民热烈欢迎。当得知家乡不少孩子因贫困面临失学,她为家乡的希望工程捐款3000元人民币表示心意。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有72年党龄的雷晓晖向中央组织部交纳特别党费1000元,表达对党的忠诚和热爱。为迎接党的“十五大”,经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央档案馆等单位联合摄制反映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21集文献电视专题片。摄制组在中共南充市委领导陪同下专访雷晓晖,住南充市歌剧院职工宿舍的雷晓晖老人再次被摄影机聚焦。惟一健在的“五大”代表、93岁的她慈祥可亲,精神饱满,谈吐自如。
2001年“七一”前夕,96岁的雷晓晖再次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1000元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祝福党成立80周年。
2005年1月8日,中共“五大”代表,百岁老人雷晓晖安祥地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