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广大民众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对教育均衡发展的需求近年终于被提上日程：按学区入读小学，取消升中考试、对口中学派位等政策的推行，均是基于教育公平的目的。然而长久以来义务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形成的痼疾，并非一夕间就能通过简单的政策调整得到转变。
“88.6%的网友认为本市‘小升初’问题严重及非常严重”、“家长平均为‘小升初’择校准备阶段的花费为4.4万元，北京地区高达8.7万元”，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日前发布调查报告《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出现的这一串数字，表明了“小升初”这座大山的重量，更直指中国基础教育的顽疾和痛处。
现状
为“占坑”，4年花费竟超10万元
“小升初就是把孩子变成‘小牲畜’！”面对记者，一边心疼孩子辗转在各“占坑班”、“补习班”的辛苦，一边又不得不逼孩子上“战场”，在北京市某政府机关工作的田先生冲口而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我国35个主要城市进行了2010年度公众教育满意度调查，88.6％的公众认为本地中小学择校问题“非常严重”、“比较严重”，而这一数据在北京地区接近100％。在北京，“金坑”、“银坑”、“土坑”、“粪坑”，这些旁人看来不知所云的词汇，对经历过“小升初”的孩子家长来说却“门儿清”。所谓“坑”，即“占坑班”，是指公办重点学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可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金坑”，即与最顶尖中学关联性最大的培训班，不上该培训班就不可能通过“点招”被录取；“银坑”、“土坑”次之；“粪坑”则是需提防的陷阱。为了扩大被重点中学录取的几率，家长们往往要让孩子同时占好几个“坑”。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占坑班”家长每年花费在8000元以上，有的家长4年实际花费可达10万元甚至更多。
费钱的是家长，受累的是孩子。调查数据显示，孩子小学阶段参加奥数班培训的累计时间平均为2.6年，每周用于“占坑班”的时间平均为4.3小时。有数据显示，从9岁开始，北京小学生视力下降明显增加，身体力量素质下降，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其直接原因是升学压力过大、课业负担过重并缺乏体育锻炼。
原因
有令不行，择校费不降反升，行情看涨
“想不择校都难！”一位爸爸，从孩子一上学，就开始研究择校问题。他分析道：“为什么宁愿花钱也要择校呢？还不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均。”他感慨，“平民百姓要想让孩子享受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必须掏钱择校。”对此，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小升初”困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有令不行，政府管理难度大。报告指出，在“小升初”择校竞争中，政府、学校和市场、家长和学生是三个主要的利益相关方。一方面，主张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国家意志、法律规定非常明确，一方面，市场推动和家长的择校需求十分强劲。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软弱被动的是政府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择校架空免试就近入学。在90年代，“小升初”政策明晰而简单，即考试入学为主和极少数的择优入学，保送生不足5%。随着“占坑班”、推优、特长生、条子生、共建生等择校途径的增多，通过划片、电脑派位免试就近入学这一“小升初”最基本的入学方式逐渐萎缩，参与电脑派位的人群已从起初的80%以上降至不足50%。
在“小升初”的升学竞争中，少数重点学校为提高升学率抢挖优秀生源，人为地将好学生集中在一起，形成重点学校教学质量高的假象，进而可以得到更多的择校生生源和高额择校费。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日益严重，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怪圈：择校费收得越多，名校资金就越充分，师资队伍就越雄厚，教学设备就越充足，教学水平就越高。学生愿意来，家长就更得掏钱……
2010年底，教育部发布“禁令”，要求各地3到5年基本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但是，广州、北京、南京等地中小学择校费不降反升。在一些城市，收取赞助费是合法的、甚至“明码标价”，各地捐资助学择校费都看涨，有的已超过10万元。
思路
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设立学校最高标准
2010年，“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义务教育法以及有关地方政策、法规，也已作出明确规定和部署。然而，多年以来，“不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对“牛校牛孩”的强烈追求，使得“虎妈”、“变态娘”越来越多，形成了巨大的惯性；再者，择校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利益链，动谁的“奶酪”都不容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新浪教育频道联合开展的网络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治理“小升初”择校热需要多项措施合力解决。首选为“均衡教育资源，有效缩小学校差距”，占79.8%；其次为“全面公开的阳光录取招生程序”，占42.5%；还有40.2%的人认为应该“恢复‘小升初’统一考试”。
报告针对北京市当下“小升初”的乱象，提出“六管齐下”的治理思路——“规范办学行为、调整小升初政策、缩小学校差距、改革办学体制、社会监督、教育问责”。具体来看，杨东平给出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2012年，实现取消赞助费和择校费；2013年，实现取消占坑班，还要调整划片、扩大就近入学，并且取消共建生、条子生和推优生；在2015年取消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实行示范性高中名额下放，实施教师流动制度以及学校合理布局均衡配置资源。
共建生是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由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在杨东平看来，北京市义务教育秩序整顿最为艰巨的任务，是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而这项措施的本质是限制权力。调查建议，首先公开政府机关与名校共建的状况，逐渐减少名校招收共建生的比例，到2013年全部取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机关要做出表率，率先取消与名校共建的制度。从现实出发，在条子生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可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建立公正的程序，限制比例和数额，条子生需通过市、区教育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在报告中，给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设立“最高标准”似乎是一条颇为新颖的思路，以此来限制示范校过度发展和豪华学校的出现。国家的财政教育经费，原则上也不应再投向重点中学。（摘自《人民日报》）
（责任编校：白水）
延伸阅读
破解择校热，应打破利益共同体
文/储朝晖
长期以来，“小升初”择校成为北京等全国大中城市的老大难问题。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现有义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不同人群对学校选择权利的不平等是这一问题持久未解的根源。
择校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以优择校，学校想选择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于是各种“升学班”屡禁不止。二是以权择校，有一定权力的人利用或借助他人权力达到择校目的。三是以钱择校，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用钱买名额，由此产生了办班、“条子生”、“择校费”三大利益链。
然而，小升初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选择，依据义务教育的属性，人人都有平等享受的权利，解决小升初“择校热”实质上就是要斩断这三条利益链。择校问题出现后，各地也采取了一些解决措施，但没有抓到关键点，在一些地方问题反而加剧。原因在于相关权力部门的掌控者与优质学校在一定程度上站到利益的同一边，普通民众与相对薄弱学校则站在利益的另一边，这种利益格局导致一些所谓的“名校”对政府的公开政策充耳不闻。不打破这一利益格局，任何均衡义务教育的具体措施都只能是隔靴搔痒。
那么择校问题是否就无解呢？并非如此。
义务教育应是政府向公众提供的公益产品，各级政府首先要坚定每一个人都能平等享受义务教育资源的目标和理念，同时要有可操作、可监控的机制和规程。这个机制其实并不复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产队分少量稻谷蔬菜时就有一个很好的做法，由某一个人将所分物品依照户数分成若干堆，然后再让那些老弱户先选取，一般户后取，分堆的人最后取，这个过程在各户的监督下进行，大家都感到很公平。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将这一做法总结为“分蛋糕”的理论。
解决义务教育擇校问题的基本原理就是运用好上述“分蛋糕”的理论，让无权无钱的普通民众子女最先选择，让义务教育的直接提供和决策者的子女最后选择，并严格按这一原则制订出各地可操作、可监控的规程，在公开透明的状态下完成这一过程，这才是从根本上有效促进义务教育均衡的关键。
遵循这一原则，义务教育的区域环境将会得到持续改善，毕竟，没有哪个决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到最差的学校，他们必然努力改善差校，尽快实现校际均衡；遵守这一原则，才能拆分优质学校与权力掌控者的利益共同体，才有可能使由于权力的倾斜导致的“择校”问题得到根本性的矫正，政府也才有可能在教育方面重建自身的信誉，恢复自己的执行力。
（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校：白水）
“88.6%的网友认为本市‘小升初’问题严重及非常严重”、“家长平均为‘小升初’择校准备阶段的花费为4.4万元，北京地区高达8.7万元”，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日前发布调查报告《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出现的这一串数字，表明了“小升初”这座大山的重量，更直指中国基础教育的顽疾和痛处。
现状
为“占坑”，4年花费竟超10万元
“小升初就是把孩子变成‘小牲畜’！”面对记者，一边心疼孩子辗转在各“占坑班”、“补习班”的辛苦，一边又不得不逼孩子上“战场”，在北京市某政府机关工作的田先生冲口而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我国35个主要城市进行了2010年度公众教育满意度调查，88.6％的公众认为本地中小学择校问题“非常严重”、“比较严重”，而这一数据在北京地区接近100％。在北京，“金坑”、“银坑”、“土坑”、“粪坑”，这些旁人看来不知所云的词汇，对经历过“小升初”的孩子家长来说却“门儿清”。所谓“坑”，即“占坑班”，是指公办重点学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可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金坑”，即与最顶尖中学关联性最大的培训班，不上该培训班就不可能通过“点招”被录取；“银坑”、“土坑”次之；“粪坑”则是需提防的陷阱。为了扩大被重点中学录取的几率，家长们往往要让孩子同时占好几个“坑”。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占坑班”家长每年花费在8000元以上，有的家长4年实际花费可达10万元甚至更多。
费钱的是家长，受累的是孩子。调查数据显示，孩子小学阶段参加奥数班培训的累计时间平均为2.6年，每周用于“占坑班”的时间平均为4.3小时。有数据显示，从9岁开始，北京小学生视力下降明显增加，身体力量素质下降，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其直接原因是升学压力过大、课业负担过重并缺乏体育锻炼。
原因
有令不行，择校费不降反升，行情看涨
“想不择校都难！”一位爸爸，从孩子一上学，就开始研究择校问题。他分析道：“为什么宁愿花钱也要择校呢？还不是因为教育资源不均。”他感慨，“平民百姓要想让孩子享受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必须掏钱择校。”对此，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认为，“小升初”困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有令不行，政府管理难度大。报告指出，在“小升初”择校竞争中，政府、学校和市场、家长和学生是三个主要的利益相关方。一方面，主张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国家意志、法律规定非常明确，一方面，市场推动和家长的择校需求十分强劲。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软弱被动的是政府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择校架空免试就近入学。在90年代，“小升初”政策明晰而简单，即考试入学为主和极少数的择优入学，保送生不足5%。随着“占坑班”、推优、特长生、条子生、共建生等择校途径的增多，通过划片、电脑派位免试就近入学这一“小升初”最基本的入学方式逐渐萎缩，参与电脑派位的人群已从起初的80%以上降至不足50%。
在“小升初”的升学竞争中，少数重点学校为提高升学率抢挖优秀生源，人为地将好学生集中在一起，形成重点学校教学质量高的假象，进而可以得到更多的择校生生源和高额择校费。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日益严重，形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怪圈：择校费收得越多，名校资金就越充分，师资队伍就越雄厚，教学设备就越充足，教学水平就越高。学生愿意来，家长就更得掏钱……
2010年底，教育部发布“禁令”，要求各地3到5年基本解决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但是，广州、北京、南京等地中小学择校费不降反升。在一些城市，收取赞助费是合法的、甚至“明码标价”，各地捐资助学择校费都看涨，有的已超过10万元。
思路
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设立学校最高标准
2010年，“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义务教育法以及有关地方政策、法规，也已作出明确规定和部署。然而，多年以来，“不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对“牛校牛孩”的强烈追求，使得“虎妈”、“变态娘”越来越多，形成了巨大的惯性；再者，择校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利益链，动谁的“奶酪”都不容易。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新浪教育频道联合开展的网络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治理“小升初”择校热需要多项措施合力解决。首选为“均衡教育资源，有效缩小学校差距”，占79.8%；其次为“全面公开的阳光录取招生程序”，占42.5%；还有40.2%的人认为应该“恢复‘小升初’统一考试”。
报告针对北京市当下“小升初”的乱象，提出“六管齐下”的治理思路——“规范办学行为、调整小升初政策、缩小学校差距、改革办学体制、社会监督、教育问责”。具体来看，杨东平给出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2012年，实现取消赞助费和择校费；2013年，实现取消占坑班，还要调整划片、扩大就近入学，并且取消共建生、条子生和推优生；在2015年取消初中阶段的重点学校，实行示范性高中名额下放，实施教师流动制度以及学校合理布局均衡配置资源。
共建生是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由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在杨东平看来，北京市义务教育秩序整顿最为艰巨的任务，是取消共建生和条子生，而这项措施的本质是限制权力。调查建议，首先公开政府机关与名校共建的状况，逐渐减少名校招收共建生的比例，到2013年全部取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国家机关要做出表率，率先取消与名校共建的制度。从现实出发，在条子生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可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建立公正的程序，限制比例和数额，条子生需通过市、区教育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
在报告中，给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设立“最高标准”似乎是一条颇为新颖的思路，以此来限制示范校过度发展和豪华学校的出现。国家的财政教育经费，原则上也不应再投向重点中学。（摘自《人民日报》）
（责任编校：白水）
延伸阅读
破解择校热，应打破利益共同体
文/储朝晖
长期以来，“小升初”择校成为北京等全国大中城市的老大难问题。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现有义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和不同人群对学校选择权利的不平等是这一问题持久未解的根源。
择校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以优择校，学校想选择学习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于是各种“升学班”屡禁不止。二是以权择校，有一定权力的人利用或借助他人权力达到择校目的。三是以钱择校，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用钱买名额，由此产生了办班、“条子生”、“择校费”三大利益链。
然而，小升初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选择，依据义务教育的属性，人人都有平等享受的权利，解决小升初“择校热”实质上就是要斩断这三条利益链。择校问题出现后，各地也采取了一些解决措施，但没有抓到关键点，在一些地方问题反而加剧。原因在于相关权力部门的掌控者与优质学校在一定程度上站到利益的同一边，普通民众与相对薄弱学校则站在利益的另一边，这种利益格局导致一些所谓的“名校”对政府的公开政策充耳不闻。不打破这一利益格局，任何均衡义务教育的具体措施都只能是隔靴搔痒。
那么择校问题是否就无解呢？并非如此。
义务教育应是政府向公众提供的公益产品，各级政府首先要坚定每一个人都能平等享受义务教育资源的目标和理念，同时要有可操作、可监控的机制和规程。这个机制其实并不复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产队分少量稻谷蔬菜时就有一个很好的做法，由某一个人将所分物品依照户数分成若干堆，然后再让那些老弱户先选取，一般户后取，分堆的人最后取，这个过程在各户的监督下进行，大家都感到很公平。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将这一做法总结为“分蛋糕”的理论。
解决义务教育擇校问题的基本原理就是运用好上述“分蛋糕”的理论，让无权无钱的普通民众子女最先选择，让义务教育的直接提供和决策者的子女最后选择，并严格按这一原则制订出各地可操作、可监控的规程，在公开透明的状态下完成这一过程，这才是从根本上有效促进义务教育均衡的关键。
遵循这一原则，义务教育的区域环境将会得到持续改善，毕竟，没有哪个决策者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到最差的学校，他们必然努力改善差校，尽快实现校际均衡；遵守这一原则，才能拆分优质学校与权力掌控者的利益共同体，才有可能使由于权力的倾斜导致的“择校”问题得到根本性的矫正，政府也才有可能在教育方面重建自身的信誉，恢复自己的执行力。
（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校：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