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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北京和北京人民有一种特殊的亲密的感情。他热爱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关心北京人民的生活，关注北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他曾对北京的古迹和其他重点建筑的保护、北京的城市建设给予了高度关注，留下了许多佳话。
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三次电示保护北平名胜古迹和大学校园
平津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对北平做了和平解放与武力解放的两手准备。
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进逼北平城郊，截断了敌军南逃西撤的道路。傅作义部一度负隅顽抗。15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急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为保护名胜古迹和高校，人民解放军不用炮击，与顽抗之敌展开近战和肉搏。17日，毛泽东在给林、罗、刘并告程、黄的电报中指示：“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 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当晚，前线部队两位干部由张奚若教授带领，来到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家，请梁思成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城区重要古迹建筑和文物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
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又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短短1个月内，毛泽东连续三次电示保护学校和文化古迹，足见其对古迹和其他重点建筑保护工作的重视。
支持拆除城墙、发展工业，推进北京城市布局的改变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北平市建设局在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的批准下，开始修复城墙。
1949年9月16日，由阿布拉莫夫为组长的苏联市政专家小组来到北平帮助北平草拟城市规划方案。12月，苏联专家小组在市政会议上提出建议，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设置政府行政中心区，梁思成当场表示不同意，他主张在旧城的西部新建行政中心，使旧城得到整体保护。
1953年，由陈占祥、华揽洪分别组织人员编制的甲、乙方案，在有些问题上与党对改造和扩建首都的意见不一致，两个方案均未通过。随后，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畅观楼小组），聘请苏联专家做指导，修改完成了《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明确提出：“将天安门广场加以扩大，东起原东三座门，西起原西三座门，在其周围修建高大楼房作为行政中心。”行政中心区位置的确定，决定了北京旧城改造的政策。
《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第一次，这个第一次也奠定了50多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基调。行政中心区位置的确定、旧城改造的基调一定，整个北京城的改建和扩建工作得以全面展开；这次城市规划将北京的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确定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提出要将其建设成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明确提出“三为”的建设总方针，即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
毛泽东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北京市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纪念解放一周年时明确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多次强调，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是北京一切工作的基础。
1953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看到工人数量少，问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首都是不是要搬家？”刘仁很受震动。北京市委认为，北京要建设工业大城市，就要改变城市布局，要体现为中央、生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三为”城市方针，那些有坍塌危险、危及人民生命安全且阻碍交通、影响生产和工作的古城墙日益成为北京城市发展的障碍，由于以古城墙为代表的古建筑存、废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北京市一直没有下定拆除的决心。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毛泽东的话推动了古城墙拆除的进程。在拆除城墙的过程中，城砖还发挥了填垫坑洼、修浚明沟等作用。
现在，我国的综合国力与5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北京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演变成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新格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新建卫星城镇同步进行，但行政中心区固定不变的位置，北京三大产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从“三为”发展到“四个服务”（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都是新世纪新北京的城市建设对毛泽东时代首都城市建设的继承和发展。
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动员和参与北京三大水库建设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命脉，而北京缺水，水利建设尤为重要。毛泽东不仅指示北京市根治了灾难深重的永定河，修建了官厅水库，而且还亲自参与建设十三陵水库和关心密云水库的修建情况。
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它的修建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1954年4月12日，经过4万多人两年半的忘我劳动，官厅水库主体工程刚刚完工，毛泽东就到工地视察。他在同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人怕出名猪怕壮。”教育大家谦虚谨慎继续前进。当他看到工人登着竖井阶梯上上下下很费力时，就关切地对工地负责同志说：“能不能做成电梯？”毛泽东在官厅水库的5个多小时里，水不喝，饭不吃，一直和工作人员一起视察工地。是年5月底，官厅水库胜利完工，毛泽东欣然写下了“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工”的题词。
北京十三陵水库是一座蓄水81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陪同下， 头戴草帽，身穿布衣，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参加了义务劳动，询问了工程的进展和水库的基本情况，还欣然为水库和水库建设者题词，毛泽东题写了“十三陵水库”5个字，刘少奇写了“劳动万岁”，周恩来题写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朱德题写了“移山造海，众志成城”。这些领导人墨宝如今篆刻在大坝东端的纪念碑上。如今的十三陵水库风景秀丽、轻舟快艇、鱼游禽戏，九龙游乐园古色古香、典雅别致，水下龙宫更以神奇美景独树一帜，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中外游人到此观光旅游，分享毛泽东亲自劳动、题名的十三陵水库的湖光山色和人文美景。
密云水库是新中国诞生后，我国自行设计、自行修建的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蓄水43.75亿立方米。1958年9月1日开工，经过20万名水库建设者艰苦奋斗，1960年9月全部建成，工期之短、质量之好、投资之省在水利建设中堪称典范。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怀密云水库建设，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河北省以及其他省、市、区在人力、物力上给密云水库建设无私援助。在水库建设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后到水库工地视察，指导修建工作。水库建成后，当年即拦洪蓄水，成为北京市的重要水源工程。
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是新中国初期自行设计、修建的中、大型水库，不仅为首都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供水、供电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三座凝聚着毛泽东关怀和劳动的水库，直到现在仍在为首都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心首都公共建筑，指导和视察“国庆十大工程”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为了迎接共和国的第10个国庆纪念日，要改建天安门广场，并在北京建设一批公共建筑工程，即:万人大礼堂（后称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钓鱼台国宾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后决定中国美术馆缓建，补充了民族饭店与华侨大厦），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简称“国庆十大工程”。
“国庆十大工程”的核心是天安门广场改建。此前，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多次改建：1949年开国大典前，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整治，立国旗旗杆、移华表和石狮；1950年，拆除东、西三座门；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将观礼台改建为永久性建筑；1955年，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建，拆除了沿公安街和西皮街的东西两道宫墙，广场面积扩展了近1公顷，天安门前的榆槐树换植油松，广场铺砌了混凝土方砖……毛泽东对次改建的态度是：改造天安门广场要反映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气魄要大，要使它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毛泽东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
1958年12月，中央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亲自介绍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会议通过了综合设计方案：天安门是一个庄严雄伟的政治性广场，保留正阳门和箭楼，拆除中华门，东西两侧分别为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其体形、体量和高度，既取决于建筑物本身的需要，也要与广场的整体性，乃至旧有的古建筑相协调。广场面积初定40公顷，略呈长方形。
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从1959年3月开工至1959年9月结束，仅用了6个月时间。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面积达44公顷。广场中心干道长390米，宽80米，可同时通过150列纵队游行队伍，广场中部可容纳40万人游行聚会。这就是当年天安门广场改建的最终结局，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安门广场的格局。
在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中，工程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国庆十大工程”的“重中之重”万人大礼堂，即人民大会堂。1959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视察万人大礼堂工程时，询问万里：“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呢？”万里答：“施工中叫人大礼堂工程，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泽东说：“有些封建。”万里接着说：“还有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毛泽东听后打比方说:“我们的总路线前边应有主语，但把它省略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要问老百姓，你到哪里去了？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去，就叫人民大会堂吧。”自此，万人大会堂正式改名为人民大会堂，沿用至今。
同样是“国庆十大工程”的北京火车站，从设计到施工始终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1959年9月14日晚上，北京站建成伊始，毛泽东在彭真、吕正操、武竞天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北京站。陪同参观的建站总指挥和副总工程师说自己是外行，没经验。毛泽东肯定了他们的工作，并鼓励说：“世上的好多事情，开始都是外行干成的，你们说没有经验是外行，北京火车站不是建设得很好吗！”并欣然答应为北京站题写站名。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关怀和指导下，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钓鱼台迎宾馆等工程于国庆十周年前夕如期建成。不仅美化了首都北京，而且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印象，成为新中国伟大成就代表的第一批标志性建筑。尽管之后的北京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北京，城市建筑发展越来越快，摩天大楼层出不穷，但“国庆十大工程”仍然是代表首都、代表中国的首要标志性建筑。这些伟大建筑的持久生命力，凝聚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全国各地建筑师、艺术家、专家和建筑工人的智慧和汗水，体现了新中国蓬勃的生命力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热豪情。
高瞻远瞩，指示北京修建地下铁道
早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毛泽东深谋远虑，发出响亮的号召：“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他第一个倡导北京要搞地下铁道，不仅北京要搞，很多大城市也要搞。
1953年9月28日，北京市委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始了北京地铁的筹备工作，通过调查研究和学习苏联经验，提出了“浅埋加防护”的建议，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木樨地和公主坟两处进行了井点降水工程试验、打拨桩试验和抓斗挖槽试验。
1965年1月15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根据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指示，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送了《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近期规划方案》的专题报告。2月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欣然圈阅同意，毛泽东挥笔批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遵照毛泽东的“二·四”指示，2月7日，正式成立了以杨勇为组长，万里、武竞天为副组长的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
北京地铁是中国的第一条地铁，当时我国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没有相关的车辆检修人员，更没有现成的地铁管理模式可借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由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解放军铁道兵十二师、北京市建工局和北京市市政工程局等单位的4万多名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施工队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仅用4年零3个月的时间，全长23.6公里的一期工程线路就告成功。1969年10月1日，第一趟地铁电动客车从古城车辆段呼啸着驶向地下，宣告了中国地下铁道的正式开通，谱写了新中国地铁建设的新篇章，也拉开了首都地铁辉煌建设的序幕。
北京地铁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经历了从最初按照“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兼顾城市交通”的建设方针，到注重安全行驶，再到从战备型向运营生产型过渡的变化历程。40多年过去了，北京地铁打通了一线、环线、八通线、13号线，4号线、5号线、10号线和奥运支线，机场线将于2008年投入运营，北京市的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200多公里，轨道交通的客运量预计将占北京市公交总运量的50%，为广大的北京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北京地铁的巨大变化，反映了首都城市建设、城市交通的飞速发展和新中国的辉煌成就。这些发展和成就凝聚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智慧和心血，也反映了首都人民在北京城市建设史上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取得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探索，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都有成体系的科学理论和实践认识。尽管毛泽东对城市建设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但他在首都的城市建设上，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对北京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三次电示保护北平名胜古迹和大学校园
平津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对北平做了和平解放与武力解放的两手准备。
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进逼北平城郊，截断了敌军南逃西撤的道路。傅作义部一度负隅顽抗。15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急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为保护名胜古迹和高校，人民解放军不用炮击，与顽抗之敌展开近战和肉搏。17日，毛泽东在给林、罗、刘并告程、黄的电报中指示：“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 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当晚，前线部队两位干部由张奚若教授带领，来到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家，请梁思成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城区重要古迹建筑和文物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
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又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短短1个月内，毛泽东连续三次电示保护学校和文化古迹，足见其对古迹和其他重点建筑保护工作的重视。
支持拆除城墙、发展工业，推进北京城市布局的改变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北平市建设局在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的批准下，开始修复城墙。
1949年9月16日，由阿布拉莫夫为组长的苏联市政专家小组来到北平帮助北平草拟城市规划方案。12月，苏联专家小组在市政会议上提出建议，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设置政府行政中心区，梁思成当场表示不同意，他主张在旧城的西部新建行政中心，使旧城得到整体保护。
1953年，由陈占祥、华揽洪分别组织人员编制的甲、乙方案，在有些问题上与党对改造和扩建首都的意见不一致，两个方案均未通过。随后，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畅观楼小组），聘请苏联专家做指导，修改完成了《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明确提出：“将天安门广场加以扩大，东起原东三座门，西起原西三座门，在其周围修建高大楼房作为行政中心。”行政中心区位置的确定，决定了北京旧城改造的政策。
《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的第一次，这个第一次也奠定了50多年来北京城市建设的基调。行政中心区位置的确定、旧城改造的基调一定，整个北京城的改建和扩建工作得以全面展开；这次城市规划将北京的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确定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提出要将其建设成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明确提出“三为”的建设总方针，即为中央服务、为生产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
毛泽东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北京市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纪念解放一周年时明确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多次强调，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是北京一切工作的基础。
1953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时，看到工人数量少，问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首都是不是要搬家？”刘仁很受震动。北京市委认为，北京要建设工业大城市，就要改变城市布局，要体现为中央、生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三为”城市方针，那些有坍塌危险、危及人民生命安全且阻碍交通、影响生产和工作的古城墙日益成为北京城市发展的障碍，由于以古城墙为代表的古建筑存、废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北京市一直没有下定拆除的决心。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毛泽东的话推动了古城墙拆除的进程。在拆除城墙的过程中，城砖还发挥了填垫坑洼、修浚明沟等作用。
现在，我国的综合国力与50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北京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演变成构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新格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新建卫星城镇同步进行，但行政中心区固定不变的位置，北京三大产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从“三为”发展到“四个服务”（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都是新世纪新北京的城市建设对毛泽东时代首都城市建设的继承和发展。
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动员和参与北京三大水库建设
水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命脉，而北京缺水，水利建设尤为重要。毛泽东不仅指示北京市根治了灾难深重的永定河，修建了官厅水库，而且还亲自参与建设十三陵水库和关心密云水库的修建情况。
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它的修建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1954年4月12日，经过4万多人两年半的忘我劳动，官厅水库主体工程刚刚完工，毛泽东就到工地视察。他在同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人怕出名猪怕壮。”教育大家谦虚谨慎继续前进。当他看到工人登着竖井阶梯上上下下很费力时，就关切地对工地负责同志说：“能不能做成电梯？”毛泽东在官厅水库的5个多小时里，水不喝，饭不吃，一直和工作人员一起视察工地。是年5月底，官厅水库胜利完工，毛泽东欣然写下了“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工”的题词。
北京十三陵水库是一座蓄水81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陪同下， 头戴草帽，身穿布衣，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参加了义务劳动，询问了工程的进展和水库的基本情况，还欣然为水库和水库建设者题词，毛泽东题写了“十三陵水库”5个字，刘少奇写了“劳动万岁”，周恩来题写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朱德题写了“移山造海，众志成城”。这些领导人墨宝如今篆刻在大坝东端的纪念碑上。如今的十三陵水库风景秀丽、轻舟快艇、鱼游禽戏，九龙游乐园古色古香、典雅别致，水下龙宫更以神奇美景独树一帜，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中外游人到此观光旅游，分享毛泽东亲自劳动、题名的十三陵水库的湖光山色和人文美景。
密云水库是新中国诞生后，我国自行设计、自行修建的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蓄水43.75亿立方米。1958年9月1日开工，经过20万名水库建设者艰苦奋斗，1960年9月全部建成，工期之短、质量之好、投资之省在水利建设中堪称典范。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怀密云水库建设，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河北省以及其他省、市、区在人力、物力上给密云水库建设无私援助。在水库建设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先后到水库工地视察，指导修建工作。水库建成后，当年即拦洪蓄水，成为北京市的重要水源工程。
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是新中国初期自行设计、修建的中、大型水库，不仅为首都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供水、供电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三座凝聚着毛泽东关怀和劳动的水库，直到现在仍在为首都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心首都公共建筑，指导和视察“国庆十大工程”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为了迎接共和国的第10个国庆纪念日，要改建天安门广场，并在北京建设一批公共建筑工程，即:万人大礼堂（后称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钓鱼台国宾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后决定中国美术馆缓建，补充了民族饭店与华侨大厦），总建筑面积64万平方米，简称“国庆十大工程”。
“国庆十大工程”的核心是天安门广场改建。此前，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多次改建：1949年开国大典前，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整治，立国旗旗杆、移华表和石狮；1950年，拆除东、西三座门；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将观礼台改建为永久性建筑；1955年，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建，拆除了沿公安街和西皮街的东西两道宫墙，广场面积扩展了近1公顷，天安门前的榆槐树换植油松，广场铺砌了混凝土方砖……毛泽东对次改建的态度是：改造天安门广场要反映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气魄要大，要使它成为庄严宏伟能容纳100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毛泽东向彭真指示:天安门广场要从原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处一直向南拓展，直抵正阳门一线城墙。
1958年12月，中央政治局正式开会讨论国庆工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周恩来亲自介绍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设计。会议通过了综合设计方案：天安门是一个庄严雄伟的政治性广场，保留正阳门和箭楼，拆除中华门，东西两侧分别为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其体形、体量和高度，既取决于建筑物本身的需要，也要与广场的整体性，乃至旧有的古建筑相协调。广场面积初定40公顷，略呈长方形。
天安门广场改建工程从1959年3月开工至1959年9月结束，仅用了6个月时间。按照这一指示进行的天安门广场改建，东西宽500米，南北长860米，面积达44公顷。广场中心干道长390米，宽80米，可同时通过150列纵队游行队伍，广场中部可容纳40万人游行聚会。这就是当年天安门广场改建的最终结局，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安门广场的格局。
在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中，工程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国庆十大工程”的“重中之重”万人大礼堂，即人民大会堂。1959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视察万人大礼堂工程时，询问万里：“你们现在怎么叫这座建筑呢？”万里答：“施工中叫人大礼堂工程，有人提议叫人民宫。”毛泽东说：“有些封建。”万里接着说：“还有说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毛泽东听后打比方说:“我们的总路线前边应有主语，但把它省略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要问老百姓，你到哪里去了？老百姓一定说，到人民大会堂去，就叫人民大会堂吧。”自此，万人大会堂正式改名为人民大会堂，沿用至今。
同样是“国庆十大工程”的北京火车站，从设计到施工始终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1959年9月14日晚上，北京站建成伊始，毛泽东在彭真、吕正操、武竞天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北京站。陪同参观的建站总指挥和副总工程师说自己是外行，没经验。毛泽东肯定了他们的工作，并鼓励说：“世上的好多事情，开始都是外行干成的，你们说没有经验是外行，北京火车站不是建设得很好吗！”并欣然答应为北京站题写站名。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关怀和指导下，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钓鱼台迎宾馆等工程于国庆十周年前夕如期建成。不仅美化了首都北京，而且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印象，成为新中国伟大成就代表的第一批标志性建筑。尽管之后的北京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北京，城市建筑发展越来越快，摩天大楼层出不穷，但“国庆十大工程”仍然是代表首都、代表中国的首要标志性建筑。这些伟大建筑的持久生命力，凝聚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全国各地建筑师、艺术家、专家和建筑工人的智慧和汗水，体现了新中国蓬勃的生命力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热豪情。
高瞻远瞩，指示北京修建地下铁道
早在新中国诞生后不久，毛泽东深谋远虑，发出响亮的号召：“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他第一个倡导北京要搞地下铁道，不仅北京要搞，很多大城市也要搞。
1953年9月28日，北京市委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开始了北京地铁的筹备工作，通过调查研究和学习苏联经验，提出了“浅埋加防护”的建议，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木樨地和公主坟两处进行了井点降水工程试验、打拨桩试验和抓斗挖槽试验。
1965年1月15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根据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指示，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报送了《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近期规划方案》的专题报告。2月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欣然圈阅同意，毛泽东挥笔批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遵照毛泽东的“二·四”指示，2月7日，正式成立了以杨勇为组长，万里、武竞天为副组长的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
北京地铁是中国的第一条地铁，当时我国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没有相关的车辆检修人员，更没有现成的地铁管理模式可借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由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解放军铁道兵十二师、北京市建工局和北京市市政工程局等单位的4万多名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施工队伍，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仅用4年零3个月的时间，全长23.6公里的一期工程线路就告成功。1969年10月1日，第一趟地铁电动客车从古城车辆段呼啸着驶向地下，宣告了中国地下铁道的正式开通，谱写了新中国地铁建设的新篇章，也拉开了首都地铁辉煌建设的序幕。
北京地铁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经历了从最初按照“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兼顾城市交通”的建设方针，到注重安全行驶，再到从战备型向运营生产型过渡的变化历程。40多年过去了，北京地铁打通了一线、环线、八通线、13号线，4号线、5号线、10号线和奥运支线，机场线将于2008年投入运营，北京市的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200多公里，轨道交通的客运量预计将占北京市公交总运量的50%，为广大的北京市民和国内外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北京地铁的巨大变化，反映了首都城市建设、城市交通的飞速发展和新中国的辉煌成就。这些发展和成就凝聚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智慧和心血，也反映了首都人民在北京城市建设史上所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取得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探索，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都有成体系的科学理论和实践认识。尽管毛泽东对城市建设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但他在首都的城市建设上，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对北京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