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很早就对罗蒂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从他的《哲学和自然之镜》、《后哲学文化》、《后形而上学希望》等著作中获取一些重要的思想滋养，然而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和视角，更重要的是，一直感到没有能力和资质来评价罗蒂的深刻思想。而今，罗蒂与崇敬他、喜爱他的人辞别而去，我却萌生了表达自己对这位伟大哲人景仰之情的强烈冲动。这不仅源自他的思想睿智对我的深深打动，更源自2004年7月罗蒂的中国之行给我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我有幸在黑龙江大学聆听了罗蒂关于“分析的哲学与对话的哲学”的演讲，并且有机会同丁立群教授一起，对他进行了专访，就后现代主义、分析哲学、文化哲学、新实用主义等问题向他当面请教。
　　哲人虽已仙逝，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一切宛如昨日。在这位伟大的哲人面前，我们丝毫不会感到紧张或自卑，无论在他的讲座中，还是在对他的访谈中，丝毫看不到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屑一顾的轻视或令人窒息的推理，只有耐心的倾听、清晰的解答、平和的诉说、会心的微笑，更令我感动的是他对自己的对话者和交流者的重视（与这次会面时隔不久，我就收到罗蒂亲笔签名的哲学论文集第3集“Truth and Progress”，落款时间为“2004年8月19日”）。罗蒂给我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一种伟大的包容，以及这种包容所具有的人格力量。
　　其实，罗蒂的包容绝不限于他的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而是渗透到他的全部理论和思想之中，构成了他的思想之本质特征。正像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样，罗蒂既热爱杜威，也热爱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他还熟悉维特根斯坦、施特劳斯、弗雷格、罗素、普特南、伽达默尔、戴维森、德里达、福柯、阿多诺等许多思想家。在2004年7月中国之行的座谈中，他明确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德沃金以及沃尔泽等人等同起来，认为他们之间分享着基本相同的社会理想或者乌托邦。在我们的访谈中，罗蒂明确地说道：“我并不认为我将试图作某些原创性的工作。我一直都这样认为，我的工作基本上是把别人的工作综合起来，并试图寻找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杜威、德里达和戴维森等人之间的关系”（衣俊卿，丁立群，“走进罗蒂——与罗蒂先生关于分析哲学、后现代主义和文化哲学的对话”，载《求是学刊》2004年第5期）。
　　罗蒂熟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也喜欢实用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还了解心智哲学、当代政治哲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等。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们或是把罗蒂称作后现代主义者，或是把他命名为新实用主义者，而他本人并不简单地认可这些标签，他说：“我从来都不明白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一些哲学家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但是我不明白的是这种划分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同上）。罗蒂所要做的，并不是对这些流派进行比较和取舍，以便最终将自己定位于或归宗于某一方面。在他的视野中，很多貌似对立和冲突的思想流派，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和对立，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的。例如，在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叙事哲学）的对峙中，表面上看，罗蒂既批判了分析哲学，又批判了大陆哲学，因此，他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批判和指责。但是，实际上罗蒂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和对立。他明确指出：“对我来说，我不想把分析哲学家的问题和大陆哲学家的问题看作两回事儿。只能说，对于二流哲学家来说是这样。”（同上）
　　此外，在其他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到罗蒂思想的包容性。他谦虚地自称“没有根基”，谦虚地申明自己没有做什么“原创性的工作”，而只是对各种重要的哲学观点进行比较与综合，只是与不同的哲学家进行对话。然而，这并不是一种折中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思想拼盘，而是一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伟大的包容。因此，罗蒂在引发了许多争论，并招致不同方面的各种批评的同时，也得到了善意的交流、对话、赞许和敬佩。哈贝马斯在悼念罗蒂的文章中把罗蒂誉为“哲人、诗人与友人”，充分肯定罗蒂的独创性，他说道：“在过去几十年，我在当代哲学家中，还没有发现有第二个人，能够像罗蒂那样以新视角、新洞见和新阐述去面对自己的同行和其他人”（Habermas，Philosopher，Poet and Friend, www.signandsight.com/features/1386.html）。
　　的确如此，我们越是深入研读罗蒂的著作和思想，就越是能够感受到他的伟大包容所特有的力量。他正是通过与不同哲学洞见和哲学视角的对话、交流、交锋，展示出包容所特有的理论穿透力。这种包容的力量是他反对和摧毁本质主义、表象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主要理论武器。罗蒂反复告诉我们，不需要站在文化之外的、具有特权的“大写的哲学”；我们需要的是在文化之中促进文化激进转变的“小写的哲学”。这正是《后哲学文化》的主题。他说，所谓的“后哲学”指的就是“克服人们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建立与某种非人类的东西（某种像上帝，或柏拉图的善的形式，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或实证主义的物理实在本身，或康德的道德律这样的东西）联系的信念。我认为，传统的、前实用主义的哲学充满了德里达所谓的‘出现的形而上学’，即希望发现某种固定不变的、使我们有可能用认识来代替意见的东西。在我看来，一种文化可以看作是后哲学的文化，仅当其放弃了这样的希望，连同在现象与实在、意见与知识之间的对立。”（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序，第9页）
　　罗蒂思想的包容所具有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对本质主义的摧毁，更表现在其积极的理论建构能力。罗蒂对传统哲学的“在场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会导致虚无主义，相反，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罗蒂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后现代哲学家”。他的核心观点在于，摧毁本质主义和建立社会共识并不矛盾，换言之，社会关于普遍政治原则的共识并不是依据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而形成的。正如他的经典著作《偶然性、反讽和协同性》所要证明的那样，哲学层面上的绝对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瓦解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层面上的政治与道德的虚无主义。人们对于普遍政治原则的共识依赖的是实际的需要和现实的实践，这是一种“后形而上学希望”。所以，罗蒂断言：“现代性仍在继续。我们仍然在试图实现法国大革命和美国解放运动时确立的社会政治理想，包括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正因为如此，罗蒂明确反对那种越来越专门化和专业化的、越来越被忽视的哲学，而主张热忱地投身于社会与政治的公共辩论，积极介入现实文化批判的哲学。
　　罗蒂走了，留下许多争论，以及他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和包容并蓄的哲学胸怀。如今，我们不应期待重新出现公元前“轴心时期”人类精神的金字塔现象：即大多数人愚昧和平庸与少数精英出类拔萃并存的状况。在信息化时代，与其孤独地梦想自己能够或者某人能够有朝一日一劳永逸地发现或发明出绝对的真理，不如谦虚地同更多的智者对话。回想起蔡元培先生一百年前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并没有导致思想的混乱和平庸，而是引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壮丽波澜，罗蒂的博大胸怀更显其光辉和力量。我们这些无悔地走在哲学之路上的人们，真诚地希望能够与罗蒂伟大的包容情怀同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