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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著名经济学家，人本发展理论创立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提起李佐军，人们会想起去年六月的那场“钱荒”，他正是这场危机的预言者。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众多专家里的活跃分子，李佐军先后师从张培刚和吴敬琏两位经济学大师。不久前，他出版了新书《第三次大转型》，借此告诉社会：新一轮改革将如何改变中国。
《检察风云》：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转方式、调结构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调结构我们提了这么多年，目标却一直未能实现，原因何在？
李佐军：尽管年年都在说调结构，但客观上，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调结构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原因有很多，最核心的原因是，调结构的体制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调结构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型，政府的职能没有转变，调结构是调不好的。
当然，调结构是很痛苦的事情，需要脱胎换骨，不是那么春风拂面。而产业结构调整不只是淘汰落后产能，还有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产业要接上去。所以，调结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又涉及很多利益补偿问题，涉及部分就业问题，需要做很多工作。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使新的产业能够接续上，也要做很多工作。两者衔接好之后，调结构才能真正顺利推进。
《检察风云》：今年上半年GDP增速为7.4%，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中速增长期。在你看来，调结构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吗？
李佐军：首先，调结构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是，经济增长速度合适。过去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调结构没有动力。而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慢，调结构也没有能力。随着中国经济迎来中速增长的时代，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很多企业面临非常大的生存压力。这时调结构更合适。
其次，市场为调结构带来压力。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业形势不太好，国企的利润下降，中小企业面临很大的困难。很多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行业都面临比较大的生存压力。利用这样的新机会，有利于把一部分产能过剩、低附加值，以及一些不利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行业、企业和项目淘汰。
第三，政策的正确引导为调结构创造了条件。比如在淘汰落后产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政府出台了很多规划和相关政策，可以说，政策环境已经有了一些好转。如果利用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机会，加快结构调整的力度，调结构应该可以取得明显的进展。
此外，那些享受到曾经高速增长带来的利益的产业、企业，有一定的积累，也更有实力来实现转型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补偿措施，通过转移支付措施来推动结构调整。这些都是调结构的有利条件。所以我认为，调结构已经迎来了最好的时机。如果不把调结构当回事，可能还会走上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老路。
《检察风云》：调结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调什么”。也就是说，调结构主要调的是哪些方面的结构？
李佐军：实际上，至少涉及六个方面的结构调整：
一是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原来主要依靠原材料、土地等普通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要转到依靠高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和信息等）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也是中国一直在强调的创新驱动。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实际上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前提条件。
二是排放结构调整。排放结构调整就是要增加好的排放，减少不好的排放，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绿色低碳化。好的排放是指氧气、水蒸气等，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来增加；不好的排放包括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
三是产业结构调整。这是我们强调得最多的一个方面。第一，原来主要发展农业、工业，今后要更多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提高非农产业的比重；第二，由原来更多的发展低端、低附加值、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向高端、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第三，由原来发展没有品牌的产业，向发展品牌产业转型，提高品牌附加值，在国际的分工体系中，参与产业链高端的分工，向微笑曲线的前后端转移，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区域结构的调整。这包括几个方面内容：第一，要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最核心的是要让农民进城，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要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要推进集约、集群、绿色低碳的城镇化。第二，区域的东中西部、南北等地要公平竞争。原来，我们鼓励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今后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要让各个地方公平竞争。第三，要建立主体功能区，进行产业转移。此外，还包括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等内容。
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增长动力结构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原来主要是靠需求边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作为经济的增长动力，今后主要是靠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机构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三驾马车”只能解决短期问题，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一定要靠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第二，“三驾马车”内部也需要结构调整：从主要依靠外需向主要依靠内需转型；从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消费转型；从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转型。
六是财富分配结构调整。这涉及政府与民众，以及不同民众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首先要解决政府与民众、企业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以前过分强调“国富”，即国家、中央省级以上财政富裕，企业、老百姓比较穷。今后要强调“民富国强”。政府要更多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原来很多权贵、垄断阶层攫取了过多财富，广大老百姓、普通劳动者获得的收入则偏低。这涉及他们之间的平衡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
《检察风云》：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要“调什么”，进一步而言，“怎么调”是关键。实际上，实现目标的途径是最重要的，调结构一定要设计一套好的政策体系。那么，这个政策体系应该怎么设计？ 李佐军：这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人才政策、投资政策、外汇政策等。
首先，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应该保持长期的相对稳定。有利于调结构的货币政策应该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是重要的社会契约，不能频繁地变动。而频繁地加息、降息、提准、降准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更不利于调结构。
其次，在财税政策方面，要全面减税。第一，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负担过重的问题，为它们提供生存空间。只有这样，调结构才能推进。第二，在分配财富时，政府掌握过多资源、财富；广大民众、中小企业负担过重，收入水平相对偏低。只有通过全面减税政策，才能优化政府与企业、民众之间的财富分配关系，同时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动力。
《检察风云》：税负的确太重了。您对“结构性减税”有何看法？
李佐军：我认为，结构性减税是比较取巧的说法。如果这边减，那边增，就等于没减。当然，在制定财税政策的过程中，也会遇到结构性问题。比如有些企业本身并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那就让它自然淘汰。
有些企业符合产业发展的方向，那就在财税政策方面予以支持、鼓励。除此之外，还有土地政策、人才政策、投资政策、外汇政策等，这些政策也都是要朝有利于调结构的方向推进。尤其是技术人才政策，调结构最重要的引擎是产业要升级，要发展高端、高附加值、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需要新技术，需要有品牌，需要解决知识产权问题。这就需要人才与技术政策与之相配套，才能实现调结构的方向。
《检察风云》：其实，在调结构的过程中，中央和有些地方的意愿并不一致。可能国家层面呼声更高，但地方可能有些懈怠。比如有些地方，钢铁、煤炭等是其主要经济支柱，调结构等于切断了它们的经济命脉。有些地方原本没有那么多负担，可能更加支持？
李佐军：国家有国家层面的考虑，地方有地方的担心。有些地方本来就是煤炭、钢铁大省，你要调结构，它们的经济增长大头就没了。所以地方政府从自身GDP、财政收入和维护当地社会稳定出发，调结构的阻力就比较大。所以，不管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从大局出发、长远出发。
《检察风云》：当深层次的矛盾集中在一起的时候，调整起来是不是非常困难？
李佐军：尽管困难很多，也要痛下决心调整。身上有毒瘤，就要割掉，痛苦以后才可能更好地生存。其实，不少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政策只能引导你去调整，但市场的力量更大，市场是残酷的，它会逼迫你去调整，不允许你再搞那么多钢铁、水泥项目。即使你搞了这些项目，你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只会再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虽然眼前效率还行，但几年后，产品大量积压，还要增加存储费用，又谈何对GDP的贡献？
采写：朱敏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李佐军，著名经济学家，人本发展理论创立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提起李佐军，人们会想起去年六月的那场“钱荒”，他正是这场危机的预言者。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众多专家里的活跃分子，李佐军先后师从张培刚和吴敬琏两位经济学大师。不久前，他出版了新书《第三次大转型》，借此告诉社会：新一轮改革将如何改变中国。
《检察风云》：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转方式、调结构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调结构我们提了这么多年，目标却一直未能实现，原因何在？
李佐军：尽管年年都在说调结构，但客观上，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调结构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原因有很多，最核心的原因是，调结构的体制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调结构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型，政府的职能没有转变，调结构是调不好的。
当然，调结构是很痛苦的事情，需要脱胎换骨，不是那么春风拂面。而产业结构调整不只是淘汰落后产能，还有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产业要接上去。所以，调结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中，又涉及很多利益补偿问题，涉及部分就业问题，需要做很多工作。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使新的产业能够接续上，也要做很多工作。两者衔接好之后，调结构才能真正顺利推进。
《检察风云》：今年上半年GDP增速为7.4%，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中速增长期。在你看来，调结构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吗？
李佐军：首先，调结构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是，经济增长速度合适。过去经济增长速度过快，调结构没有动力。而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过慢，调结构也没有能力。随着中国经济迎来中速增长的时代，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很多企业面临非常大的生存压力。这时调结构更合适。
其次，市场为调结构带来压力。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业形势不太好，国企的利润下降，中小企业面临很大的困难。很多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行业都面临比较大的生存压力。利用这样的新机会，有利于把一部分产能过剩、低附加值，以及一些不利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行业、企业和项目淘汰。
第三，政策的正确引导为调结构创造了条件。比如在淘汰落后产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政府出台了很多规划和相关政策，可以说，政策环境已经有了一些好转。如果利用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机会，加快结构调整的力度，调结构应该可以取得明显的进展。
此外，那些享受到曾经高速增长带来的利益的产业、企业，有一定的积累，也更有实力来实现转型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补偿措施，通过转移支付措施来推动结构调整。这些都是调结构的有利条件。所以我认为，调结构已经迎来了最好的时机。如果不把调结构当回事，可能还会走上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值的老路。
《检察风云》：调结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调什么”。也就是说，调结构主要调的是哪些方面的结构？
李佐军：实际上，至少涉及六个方面的结构调整：
一是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原来主要依靠原材料、土地等普通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要转到依靠高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和信息等）来实现经济增长，这也是中国一直在强调的创新驱动。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实际上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前提条件。
二是排放结构调整。排放结构调整就是要增加好的排放，减少不好的排放，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绿色低碳化。好的排放是指氧气、水蒸气等，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来增加；不好的排放包括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
三是产业结构调整。这是我们强调得最多的一个方面。第一，原来主要发展农业、工业，今后要更多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提高非农产业的比重；第二，由原来更多的发展低端、低附加值、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向高端、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第三，由原来发展没有品牌的产业，向发展品牌产业转型，提高品牌附加值，在国际的分工体系中，参与产业链高端的分工，向微笑曲线的前后端转移，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区域结构的调整。这包括几个方面内容：第一，要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最核心的是要让农民进城，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要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要推进集约、集群、绿色低碳的城镇化。第二，区域的东中西部、南北等地要公平竞争。原来，我们鼓励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今后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要让各个地方公平竞争。第三，要建立主体功能区，进行产业转移。此外，还包括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等内容。
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增长动力结构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原来主要是靠需求边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作为经济的增长动力，今后主要是靠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机构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三驾马车”只能解决短期问题，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一定要靠供给边的“三大发动机”。第二，“三驾马车”内部也需要结构调整：从主要依靠外需向主要依靠内需转型；从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消费转型；从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转型。
六是财富分配结构调整。这涉及政府与民众，以及不同民众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首先要解决政府与民众、企业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以前过分强调“国富”，即国家、中央省级以上财政富裕，企业、老百姓比较穷。今后要强调“民富国强”。政府要更多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原来很多权贵、垄断阶层攫取了过多财富，广大老百姓、普通劳动者获得的收入则偏低。这涉及他们之间的平衡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
《检察风云》：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要“调什么”，进一步而言，“怎么调”是关键。实际上，实现目标的途径是最重要的，调结构一定要设计一套好的政策体系。那么，这个政策体系应该怎么设计？ 李佐军：这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人才政策、投资政策、外汇政策等。
首先，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应该保持长期的相对稳定。有利于调结构的货币政策应该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是重要的社会契约，不能频繁地变动。而频繁地加息、降息、提准、降准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更不利于调结构。
其次，在财税政策方面，要全面减税。第一，当前迫切需要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负担过重的问题，为它们提供生存空间。只有这样，调结构才能推进。第二，在分配财富时，政府掌握过多资源、财富；广大民众、中小企业负担过重，收入水平相对偏低。只有通过全面减税政策，才能优化政府与企业、民众之间的财富分配关系，同时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动力。
《检察风云》：税负的确太重了。您对“结构性减税”有何看法？
李佐军：我认为，结构性减税是比较取巧的说法。如果这边减，那边增，就等于没减。当然，在制定财税政策的过程中，也会遇到结构性问题。比如有些企业本身并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那就让它自然淘汰。
有些企业符合产业发展的方向，那就在财税政策方面予以支持、鼓励。除此之外，还有土地政策、人才政策、投资政策、外汇政策等，这些政策也都是要朝有利于调结构的方向推进。尤其是技术人才政策，调结构最重要的引擎是产业要升级，要发展高端、高附加值、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需要新技术，需要有品牌，需要解决知识产权问题。这就需要人才与技术政策与之相配套，才能实现调结构的方向。
《检察风云》：其实，在调结构的过程中，中央和有些地方的意愿并不一致。可能国家层面呼声更高，但地方可能有些懈怠。比如有些地方，钢铁、煤炭等是其主要经济支柱，调结构等于切断了它们的经济命脉。有些地方原本没有那么多负担，可能更加支持？
李佐军：国家有国家层面的考虑，地方有地方的担心。有些地方本来就是煤炭、钢铁大省，你要调结构，它们的经济增长大头就没了。所以地方政府从自身GDP、财政收入和维护当地社会稳定出发，调结构的阻力就比较大。所以，不管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从大局出发、长远出发。
《检察风云》：当深层次的矛盾集中在一起的时候，调整起来是不是非常困难？
李佐军：尽管困难很多，也要痛下决心调整。身上有毒瘤，就要割掉，痛苦以后才可能更好地生存。其实，不少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政策只能引导你去调整，但市场的力量更大，市场是残酷的，它会逼迫你去调整，不允许你再搞那么多钢铁、水泥项目。即使你搞了这些项目，你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只会再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虽然眼前效率还行，但几年后，产品大量积压，还要增加存储费用，又谈何对GDP的贡献？
采写：朱敏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