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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是在中国参加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49年他出生在北京,7岁以前只会汉语。他在上世纪60年代当过红卫兵,也曾是“老三届”的一员……这些复杂的经历融合在一起,让所有听说过他故事的人唏嘘不已。见过他的人,无不佩服他那一口纯正的京腔,简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殊不知,他是英国人,名叫卡尔·柯鲁,正式的身份是外企名特葡萄酒公司的总经理。
柯鲁(Carl Crook) 身材高大,标准的西方人,唯有性格略微内向些,但是一聊起来,满口的北京话让人惊奇。一个朋友甚至半开玩笑说,柯鲁说话好像有人在他背后演双簧。不仅是说北京话倍儿溜,他还时不时冒出“他们外国”之类的词语。接受电视采访时,也时不时冒出来几句毛主席诗词。
如今,柯鲁住在北京西三环一套改造后的四合院里,事实上,柯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在京建房的老外。柯鲁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和历史,尤其是北京的文化和历史。从出生到现在,除了1973年到1984年这11年,他已经在中国住了40多年,他的父母住在这里的时间更长。柯鲁的父亲戴维·柯鲁克191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36年加入了西班牙国际纵队,随后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到中国,在成都结识了伊莎白,一个出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两人婚后于1947年进入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深入河北农村进行土改调查,曾经写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一书。新中国成立后,柯鲁克夫妇协助中国政府在北京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退休后的伊莎白如今已经90多岁了,依然住在北外的校园里。
年幼的柯鲁先进入崇文小学,后考进北大附中学习。当时粮食紧缺,柯鲁跟所有在华的外国人一样品尝了“忆苦饭”的滋味。“忆苦饭呢,就是要回忆旧社会的苦,当时吃的就是一些粗粮,什么高粱啊,棒子面儿啊,再掺一点糠类的东西啊,比那个棒子面儿还差一点,忆苦饭肯定不好吃。”柯鲁说。
红卫兵柯鲁衣食无忧内心忧
1967年,“文革”刚刚开始,柯鲁的父母因所谓的“间谍罪”被抓了起来。柯鲁加入了北大附中红卫兵中的“红旗”派,但他更多的应该是一个旁观者。“当时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的参与比较边缘,只是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并没有参加武斗。”柯鲁说,自己的家也曾被其他红卫兵抄过。
1969年,柯鲁和弟弟先后在海淀农机修配厂、北京第一汽车修理厂当了6年的工人。柯鲁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日子也没有那么苦,这或许是因为对于自己的年轻时代,人们习惯把它美化的原因吧。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柯鲁克夫妇终于获得了解放。柯鲁回忆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个招待会上,向被关押过的这些外国专家道歉,并为他们全家举杯,希望这一事件不会使他们对中国留下痛苦的回忆。柯鲁说,父母即使在狱中也从未怀疑过自己所选择的生活道路的正确性。
虽然没有受什么苦,但是柯鲁对“文革”的感受却并不轻松。“物质上没有经历缺吃少穿之苦,但精神上曾感到压抑。”他说,“谈起‘文革’,大家都自认为是受害者,但是很多人也应该认识到自己也是施害者,当年抄过我家的红卫兵,如今见了面,也没有想起来要道歉。”谈到中国人如何走出“文革”的历史心结时,柯鲁说,美国的南北战争造成2500万国民中有100多万人死去,比中国“文革”还残酷,他们也是在几代人过世后才坦然反思的,可能中国也要走这条路。
回英国探亲补习英语
柯鲁克夫妇被解放3个月后,柯鲁离开了中国,不过他始终没有脱离与中国的关系。1974年在朋友马妮的帮助下,他们一起去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念书,马妮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拿到教育学的硕士学位后,柯鲁又考入斯坦福大学,拿到了东亚学的硕士学位。
柯鲁7岁之前几乎没有学过英语。柯鲁后来解释说,父母都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教师,所以中文口语并不太好,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跟中国人正常交流,在家里父母当时都说中文。因此,1957年,他跟家人赴加拿大和英国探亲时不得不上英语补习班。直到去美国上大学后,柯鲁才真正地融入英语的环境。
除了语言,影响柯鲁最深的就是中国文化了。他说:“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在文化上我应该算是中国人,中文可以说是母语。在北京就像回到家乡一样。”柯鲁也承认,美国的自然环境清洁优美,所以他时常也想回美国生活一段时间。柯鲁说,能够在中英两种文化中找到归宿是他的幸福,这还得感谢他的父母。
能做葡萄酒生意得益于
改革开放
1984年,柯鲁终于又回来了。这回他的身份是西方石油公司北京联络处的主任,负责煤矿业务。这个中国通很快便用自己的中国关系打开了市场。4年后,由于国际市场煤价狂跌,西方石油公司退出合资公司。柯鲁又在北京一个从事跨国运输的英国公司干了两年多。
1994年柯鲁和朋友在中国开了一家从事包装技术工作的公司,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开始经营进口葡萄酒,不久这就成了他们公司的主要业务,也是柯鲁与葡萄酒打交道的开始,从此葡萄酒成了柯鲁的一大爱好。“我们大概是在中国最早经营葡萄酒的一家外国公司,那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经营进口葡萄酒生意的公司,竞争这么激烈。”作为最早的开拓者,柯鲁也在推广葡萄酒文化,他翻译了不少西方有关葡萄酒的介绍,在中国媒体上发表。渐渐地葡萄酒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并进入到北京诸多餐厅里。
柯鲁说,中国目前人均葡萄酒消费量不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10,所以潜力巨大。可以肯定,10年后中国人还会喝更多的葡萄酒。北京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各种葡萄酒的需求将会变得越来越大,其地位也会越来越高。
柯鲁似有遗憾地说,自己没有继承父母的革命精神,却经常在问自己能为中国做些什么,毕竟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为北京这几十年的发展感到高兴。出于对北京古都风貌和传统文化保护的担心,他曾经给北京市规划部门写过信,也曾经为古城内四合院被拆掉表示痛心。柯鲁认为进口葡萄酒也为北京的发展增添了一些色彩。如今,他的公司从以前的六七名员工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人,也算是给社会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
中式庭院生活
柯鲁的家虽然紧临西三环,但却是闹中取静。走进这座改造后的两层楼的四合院,映入眼帘的是院子里那高大的枣树上挂满的红彤彤的枣子,院内藤萝缠绕,房屋严格遵照中国传统的方式,窗户、门都做成中式花格,古色古香,让人想不到这是一位英国人的家。
院子里有一个像井一样的烤炉,点燃木炭烧烤,旁边有一个测温表,能很好地控制温度。冬天,柯鲁就在这儿烤全羊、开葡萄酒款待朋友。来这里的朋友不少是柯鲁小时候的好友,跟他一样的红色革命后代。柯鲁说,有一次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外国朋友,在院子里吃烤全羊,兴致来了,大家还一起合唱样板戏。“听起来够怪的吧, 一群老外唱样板戏。”
客厅里最显眼的还是墙上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是柯鲁父母年轻时在晋冀鲁豫边区的照片,他们穿着当时臃肿的军棉袄,就像当时很多的中国革命者一样。柯鲁说,尽管时代变了,他还是很尊重父母的看法。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希望中国富裕起来,但是他们更重视社会关系,比如社会的公平公正。而他觉得如今中国富裕起来,已经是一个难得的成就了。
柯鲁(Carl Crook) 身材高大,标准的西方人,唯有性格略微内向些,但是一聊起来,满口的北京话让人惊奇。一个朋友甚至半开玩笑说,柯鲁说话好像有人在他背后演双簧。不仅是说北京话倍儿溜,他还时不时冒出“他们外国”之类的词语。接受电视采访时,也时不时冒出来几句毛主席诗词。
如今,柯鲁住在北京西三环一套改造后的四合院里,事实上,柯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在京建房的老外。柯鲁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和历史,尤其是北京的文化和历史。从出生到现在,除了1973年到1984年这11年,他已经在中国住了40多年,他的父母住在这里的时间更长。柯鲁的父亲戴维·柯鲁克1910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36年加入了西班牙国际纵队,随后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到中国,在成都结识了伊莎白,一个出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两人婚后于1947年进入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深入河北农村进行土改调查,曾经写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一书。新中国成立后,柯鲁克夫妇协助中国政府在北京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退休后的伊莎白如今已经90多岁了,依然住在北外的校园里。
年幼的柯鲁先进入崇文小学,后考进北大附中学习。当时粮食紧缺,柯鲁跟所有在华的外国人一样品尝了“忆苦饭”的滋味。“忆苦饭呢,就是要回忆旧社会的苦,当时吃的就是一些粗粮,什么高粱啊,棒子面儿啊,再掺一点糠类的东西啊,比那个棒子面儿还差一点,忆苦饭肯定不好吃。”柯鲁说。
红卫兵柯鲁衣食无忧内心忧
1967年,“文革”刚刚开始,柯鲁的父母因所谓的“间谍罪”被抓了起来。柯鲁加入了北大附中红卫兵中的“红旗”派,但他更多的应该是一个旁观者。“当时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的参与比较边缘,只是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并没有参加武斗。”柯鲁说,自己的家也曾被其他红卫兵抄过。
1969年,柯鲁和弟弟先后在海淀农机修配厂、北京第一汽车修理厂当了6年的工人。柯鲁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日子也没有那么苦,这或许是因为对于自己的年轻时代,人们习惯把它美化的原因吧。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柯鲁克夫妇终于获得了解放。柯鲁回忆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个招待会上,向被关押过的这些外国专家道歉,并为他们全家举杯,希望这一事件不会使他们对中国留下痛苦的回忆。柯鲁说,父母即使在狱中也从未怀疑过自己所选择的生活道路的正确性。
虽然没有受什么苦,但是柯鲁对“文革”的感受却并不轻松。“物质上没有经历缺吃少穿之苦,但精神上曾感到压抑。”他说,“谈起‘文革’,大家都自认为是受害者,但是很多人也应该认识到自己也是施害者,当年抄过我家的红卫兵,如今见了面,也没有想起来要道歉。”谈到中国人如何走出“文革”的历史心结时,柯鲁说,美国的南北战争造成2500万国民中有100多万人死去,比中国“文革”还残酷,他们也是在几代人过世后才坦然反思的,可能中国也要走这条路。
回英国探亲补习英语
柯鲁克夫妇被解放3个月后,柯鲁离开了中国,不过他始终没有脱离与中国的关系。1974年在朋友马妮的帮助下,他们一起去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念书,马妮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拿到教育学的硕士学位后,柯鲁又考入斯坦福大学,拿到了东亚学的硕士学位。
柯鲁7岁之前几乎没有学过英语。柯鲁后来解释说,父母都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教师,所以中文口语并不太好,但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跟中国人正常交流,在家里父母当时都说中文。因此,1957年,他跟家人赴加拿大和英国探亲时不得不上英语补习班。直到去美国上大学后,柯鲁才真正地融入英语的环境。
除了语言,影响柯鲁最深的就是中国文化了。他说:“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在文化上我应该算是中国人,中文可以说是母语。在北京就像回到家乡一样。”柯鲁也承认,美国的自然环境清洁优美,所以他时常也想回美国生活一段时间。柯鲁说,能够在中英两种文化中找到归宿是他的幸福,这还得感谢他的父母。
能做葡萄酒生意得益于
改革开放
1984年,柯鲁终于又回来了。这回他的身份是西方石油公司北京联络处的主任,负责煤矿业务。这个中国通很快便用自己的中国关系打开了市场。4年后,由于国际市场煤价狂跌,西方石油公司退出合资公司。柯鲁又在北京一个从事跨国运输的英国公司干了两年多。
1994年柯鲁和朋友在中国开了一家从事包装技术工作的公司,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开始经营进口葡萄酒,不久这就成了他们公司的主要业务,也是柯鲁与葡萄酒打交道的开始,从此葡萄酒成了柯鲁的一大爱好。“我们大概是在中国最早经营葡萄酒的一家外国公司,那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经营进口葡萄酒生意的公司,竞争这么激烈。”作为最早的开拓者,柯鲁也在推广葡萄酒文化,他翻译了不少西方有关葡萄酒的介绍,在中国媒体上发表。渐渐地葡萄酒开始被人们所接受,并进入到北京诸多餐厅里。
柯鲁说,中国目前人均葡萄酒消费量不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10,所以潜力巨大。可以肯定,10年后中国人还会喝更多的葡萄酒。北京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对各种葡萄酒的需求将会变得越来越大,其地位也会越来越高。
柯鲁似有遗憾地说,自己没有继承父母的革命精神,却经常在问自己能为中国做些什么,毕竟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为北京这几十年的发展感到高兴。出于对北京古都风貌和传统文化保护的担心,他曾经给北京市规划部门写过信,也曾经为古城内四合院被拆掉表示痛心。柯鲁认为进口葡萄酒也为北京的发展增添了一些色彩。如今,他的公司从以前的六七名员工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人,也算是给社会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
中式庭院生活
柯鲁的家虽然紧临西三环,但却是闹中取静。走进这座改造后的两层楼的四合院,映入眼帘的是院子里那高大的枣树上挂满的红彤彤的枣子,院内藤萝缠绕,房屋严格遵照中国传统的方式,窗户、门都做成中式花格,古色古香,让人想不到这是一位英国人的家。
院子里有一个像井一样的烤炉,点燃木炭烧烤,旁边有一个测温表,能很好地控制温度。冬天,柯鲁就在这儿烤全羊、开葡萄酒款待朋友。来这里的朋友不少是柯鲁小时候的好友,跟他一样的红色革命后代。柯鲁说,有一次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外国朋友,在院子里吃烤全羊,兴致来了,大家还一起合唱样板戏。“听起来够怪的吧, 一群老外唱样板戏。”
客厅里最显眼的还是墙上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是柯鲁父母年轻时在晋冀鲁豫边区的照片,他们穿着当时臃肿的军棉袄,就像当时很多的中国革命者一样。柯鲁说,尽管时代变了,他还是很尊重父母的看法。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希望中国富裕起来,但是他们更重视社会关系,比如社会的公平公正。而他觉得如今中国富裕起来,已经是一个难得的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