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晓:央企可纳入人大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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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新年前后,“公益型国企”一下子成为经济界的一个热词。
  事情源自年底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一次论坛上的讲话,他表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国企向两个方向集中,未来会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国企:公益型国企和竞争型国企。公益型国企主要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
  此概念立刻引发激烈的讨论。之后,国资委对此予以纠正称,邵宁提出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不等于“公益型国企”,“具有公益性质的国企强调的是其对国计民生的保障作用。而公益型企业的说法会让人误解为这类企业只强调公益型,而不顾盈利性和竞争力”。
  对于国企的定性,社会上一直存在诸多争议。就此,《中国周刊》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咨询部部长张春晓。张春晓提出,必须对国企进行有效的监管,他个人认为,可以考虑将监管纳入全国人大的监管体系当中,具体如何操作,尚需进一步研究。
  
  Q=《中国周刊》
  A =张春晓
  
  国企公益不等于生活中的公益
  Q:关于公益型国企的争议很多,有些观点认为这一提法是倒退。你怎么看?
  A:国有企业自身就带有一种公益。这种公益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自身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这可以叫做政治责任。对这个公益千万不要理解成咱们现实生活中的那个公益的概念。
  
  Q:这个不同于一般企业的政治责任具体指什么?
  A:咱们一般的企业都具有社会责任,最低的社会责任就是我生产什么就应该是什么,我生产火腿肠,里面不应该有瘦肉精,我生产馒头,里面不应该有色素,我生产奶粉,就不应该是劣质奶粉。
  对中央企业来说,我们提出过“两国两重一新一特”。这两国是什么呢,就是国计民生、国家安全。两重,重要的基础设施,重要的自然资源。一新,新兴产业;一特,特殊行业。这就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社会责任,更具有了保证国家安全的层面,这就是一种政治责任。
  Q: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央企在责任方面出了问题。中粮旗下的蒙牛出了问题奶,五矿、中石油等公司出了污染事故,并没有证明他们比一般的企业做得好?
  A:你说的这个,恰恰是国资委要关注和完善的问题,因为国资委是出资人。
  有些企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不应当忌讳谈这个问题。问题出现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想解决的办法,或者说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疼,那不行。要针对问题,找出办法怎么样从简单的一般性的管理,到真正实现制度化、法人化的管理。更重要的还要实现公众化的监督,使它尽可能不出问题。
  
  考虑通过人大进行监督
  Q:制度化、法人化、公众化……能具体谈谈吗?
  A:现在央企117家,已经有42家完善了董事会监事会。当然,不是完善了董事会监事会就一定做好了,这谁也不敢保证。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推进了管理的方式方法。
  因为是国有企业,所以更要纳入到阳光下操作。对于公众的监督,我个人一直有一个观点,既然是国有企业,就要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除了商业机密,都要向公众公开。
  刚才说的完善法人治理,成为公众化的公司,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市场化的运作。那么在国家层面上,是不是应该考虑一种行政促进的可能。通过人大,是不是能进行更广泛的监督?
  
  Q:央企董事会推行是重点之一,有些成绩,但也有不客气的说法。从人员构成来看,很多独立董事就是退下来的国企老干部,有人质疑这是养老所。
  A:董事会还是一种形式,是不是最有效,还需要在发展中去论证。我们也是在摸索。西方董事会制度的背景是私有化,但现在我们央企产权非常清晰,就是国家的。我们所要赋予董事会的责任,还不仅仅是一般所谓资产概念的董事会,它还要有政治责任。所以咱们国企的经营就是在摸索,完全学西方的东西没法学。只能用一些感觉比较有效的手段,提升国有资产运营的效率,仅此而已。
  
  Q:你还是回到了政治责任上。
  A:对,这个政治责任,甚至是它在三大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中最重要的责任。政治责任一定不是狭隘的那种所谓的政党政治。你把前面的国有去掉,如果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了企业,那是一种悲哀。
  
  高效的两个难题
  Q:它不是一个企业,那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机构?
  A:我给它定义有几个职能。第一是市场竞争主体,它叫企业的时候,就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维护中国的产业利益。再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不管西方怎么定义市场,政府的财政政策很重要,央企要起到导向作用。还有,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有的产品是一般民营企业不愿意提供的,它也要提供。
  
  Q:你刚才讲,央企是要代表国家来竞争。但我们也看到一些不好的事例,比如说铁矿石谈判,我们年年失利,我们的石油比美国还贵,我们的通信资费比很多国家要贵很多。他们的国际竞争并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帶来好处,所以非议也很多。
  A:老百姓对国企不满意,说明还没有达到让老百姓享受成果的地步。至于铁矿石,石油,为什么只要中国的企业去谈,价格就高,那是西方不想听到你中国的声音,人家发展的时间太长,游戏规则他们在制订,不允许我们去改。
  再者,我们很年轻,变成市场竞争型的国企时间不长,国资委才成立九年。我们好多内部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善,管理低效率,也存在一些人为的因素。老百姓越骂越好,越骂越有利于促进监管,老百姓不骂了,反而出问题了。什么意思呢?那是人家觉得你干不好。
  
  Q:那如何能够转变为高效呢?
  A:第一个层面就是在监督这个层面,我们要寻求更好的监督层面。
  
  Q:这个好像是个难题。
  A: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寻求更多的国有资产运营手段,你不觉得这两个都是难题吗?第一个难题,现在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在监管,同时相关部委都在制订相应的监管,但是仍然监管不到位,为什么?因为这是动态的。资产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怎样监管我们运营这方面的人,这很重要。你光监管了,结果投入了100万,产出才是80万,那我还不如不管。
  但如何监管呢,还是要回到公众化,不是说把资产走向市场就一定百分之百市场化监管了。西方完善的上市公司照样会出现安然事件。所以我刚才讲到,从我个人研究上看,考虑在更宏观层面上,把国有资产纳入人大监督体系中。至于怎么操作,还值得深入研究。
  
  不控制核心技术就要被剥削
  Q:也有一种声音,说其实很多行业国有企业是不必要的,如果把它放开了,打破垄断,让民营企业来做的话,可能它资源配置的效率更高?
  A:你说的这个非常好,到底一个产业是国有还是民营不是咱们去说,是市场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要定义为谁进谁退,我们要看市场需要哪个层面的去做,而且这个需要一定不是降低门槛的。而是要在一定高度,自然而然地,不同的体制,不同的所有制都可以进入。
  比如说粮食,粮食现在放开了已经是第12个年头了。为什么现在粮食慢慢还要去管,是因为发现全面放开之后还是有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产业到底是不是完全竞争的,还是属于垄断的,应该从一个动态来看。
  
  Q:你讲到央企的国家属性,但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叫世界企业。好比手机厂商,它是产业链上包括十多个国家的协作。通过全世界资源配置,而提高产品的服务,并能够降低价格。现在再来强调国家性,是不是有一点后退了?
  A:上个世纪90年代,我还在国企,跟日本谈家电中变频技术的转让。我说用3倍的价格来买,对方不卖。他说,如果卖了,他就是民族的罪人。产业链上核心的技术,他们是不卖的,有国家的利益。你看到一个手机,这个手机是来自于不同国家生产的零部件,但核心技术在谁手里,谁才是最赚钱的人。
  上个世纪产业链是越做越长,这个世纪,对于西方来说产业链越做越短。现在的短,反而比那个长更有效,他们让其他国家给生产零部件,提出要世界经济一体化。他们掌握了产业链的控制权,说,现在你们不要谈这种国家的概念,经济区域的概念。我跟你说,这是一场另外的“战争”。
  美国是用了全世界的资源来为他自己2.6亿人谋福利。我们怎么办?千万不能忽略全球市场的这种特殊性,谁要说不存在这些问题,那你就把飞机发动机技术卖给我,我给你十倍的价钱!
  所以,产业链中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控制住,只能被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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