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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官场的卧底，扒了官场的裤子，让人家都不高兴，就好像一个得过“非典”的病人——被完全孤立了。过去那种前呼后拥的风光日子永远不再有了。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确实想干事，有点政治理想的人，早早地离开了官场？
“你扒了官场的裤子，人家肯定都不高兴”
新民周刊：写《官路》这本书，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姜宗福：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写内心的感受，写亲身的经历？我写这本书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个很真实的官场，让大家知道官员心里在想什么，把这个情况反映出来，让高层、给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一些思考：究竟这个政治体制应该怎么改？我就是要让高层了解一个基层官员的真实情况。
新民周刊：你一直强调在写亲身经历 ，《官路》出版时你虽然用了“普扬”的化名，但这本自传体小说以第一人称行文，让大家会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这样你昔日的同僚与领导看了肯定会不高兴，你心里有没有过衡量？
姜宗福：肯定有过衡量。我说过，我像官场的卧底。你扒了官场的裤子，人家肯定都不高兴，无形之中就把你自己孤立了。
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是非常的孤立了。我好像是曾经得过一次“非典”的病人一样——人家就这么看我。也不会有哪个官场上的领导，跟我很深入地交流；原来的同僚，看到我就是很平常地打个招呼，很礼貌地点个头这样的。
新民周刊：这本书出版以后，有人向你表达过不满或不高兴之类的么？
姜宗福：那倒没有。如果当初是真名真姓写出来，可能会有人找我理论理论。但现在，谁敢跳出来对号入座呢？他不敢跳出来了。
新民周刊：这种对于你的疏离，是在你出书之后产生的，还是一直如此？
姜宗福：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非常沉默，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起这个事情，也没有哪个过去的同僚主动打电话问问，不像我炮轰房价、炮轰张艺谋的时候，会有人打电话说你出名了之类的。接着，有很多人偷偷地打听书里写什么，担心把自己卷进去。第三个阶段，当然有些人就不希望这本书出版了，我在微博里有句话，虽情非得己，但总算见了阳光。很耐人寻味。
新民周刊：你的写作过程，还算顺利么？
姜宗福：不是很顺利。我去年5月6日离开临湘以后，大概七八月份就住院了，痛风结节，动手术切除，动了11个地方，也很痛苦。 我住院将近一个月，是在医院里用电脑写出这本书的。我老婆天天跟我吵架，不让我写，我老婆觉得很恐惧啊！到现在为止，她还是觉得很恐惧，她就是怕别人报复嘛！因为你揭露了好多官场里不该揭露的东西，说不定哪天走在街上，被别人打一棒子，不省人事，你也搞不清楚，就完了。这个危险，也可能存在。但我跟她的想法不一样，毕竟是法制社会。另外，我的书里也没有具体写哪个领导贪污腐败什么的，我主要是写一种官场生态，当初因为信息不对称，他不知道你书里面究竟写什么，以为你曝了一个腐败大案，把他卷进去。
新民周刊：你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纠结过吗？
姜宗福：当然是有恐惧的。但我这个人向来做事胆子很大。我认定了要做一件事情，不会去考虑什么的。有人认为我是为了泄愤，是心理不平衡，还有人觉得我是要整一本畅销书出来赚点钱，并不是这样的，我不是心血来潮。早在4年以前，我就跟《女报》副总编辑樊舟聊过想写这本书，那时我已经在临湘市做市长助理了，我跟他讲，真实的官场和我们了解的官场，太不一样了。
官场“潜规则”，大家就是不说，但是我说了
新民周刊：你暴露了领导签字很有讲究这些“潜规则”，你后来想过会引起外界的关注吗？
姜宗福：签字的技巧是从中国的古代就传下来的，只是现在的人把它用得有点登峰造极了，包括人家找领导批条子、打招呼等等（都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不会去签字、发短信，不会亲自去打电话，那就要通过秘书的方式，推得干干净净，叫作不留痕迹……像这样，都是公开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当时在书里写出来，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这就反映了官场和民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始终觉得官场是很神秘的一个地方，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而且这都是一种生存本能。
新民周刊：你书中提到你朋友教给你“十八条官规”，以及你总结的“官场四种煎熬”，这些是怎么来的？
姜宗福：那是官场里面的“潜规则”，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的事情。实际上，我的书里、言论里讲的这些“潜规则”、官场弊端，官场上是人人尽知，大家就是不说，但是我说了。讲真话不容易，大家都在讲假话的时候，你讲真话，你不是个傻子吗？人家就把你当成傻子！
新民周刊：你觉得你自己吃了讲真话的亏？
姜宗福：那当然！我吃了很多亏，都是因为讲真话！但这个是骨子里面的，改不了，也没想过去改。
前几天，我老婆都在怨我说，其实好多事情，只要你说出来，就可以改变。我就是不说！我老婆那时候调工作，前任的那位培养我的局长，对我非常好，只要我跟他讲，即便是开玩笑地讲，我老婆不会像现在这样赋闲在家里、打打零工。在临湘，我当副市长的时候，我只要跟我书记说一下：我老婆下岗了，能不能重新安排一下？也可能她就调到财政局或什么单位去了。但我就是不开口。我老婆逼过很多次，我就跟她讲：你到外面随便找个公司打打工，也交“三金”，也有退休工资，何必去求人呢？好多时候开个口还是很容易的，也并不掉什么面子，但说穿了，我就是不愿意求人，不愿意屈服。我到现在还是这个观点。这是性格决定了的。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你在书中提及，你在当副市长期间，经常孤独地在食堂吃晚饭，那时你的心里会感觉失落么？
姜宗福：基本上是这样的。我开玩笑说，我是“常委”叻，食堂的“常委”！
肯定有失落感的。一到吃晚饭的时候，人家都有人请，高朋满座。只有像我这样的人，一到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女厨师帮你做饭，吃完就走人。实际上不是我没有饭局，是因为我这种性格导致了（这种局面），别人不愿意喊我，我不喝酒，一天到晚又很较真，又不去唱歌，又不去洗脚，什么都不搞，也玩不来。
新民周刊：你也提到，“现实是财政很穷，官员很富”。
姜宗福：是啊，这是事实。人家住个党校就能敛一笔财，只要一个副市长、副县长在党校学习，那么你分管的线上的人或跟你有利害关系的人都会去看望你，不是白看的，是送红包的。像有的领导，他住党校一个月，那笔收入是不少的。
新民周刊：你说过，要在官场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
姜宗福：是啊，就是跟大家和稀泥嘛，人家来了，你收，人家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嘛。那大家才高兴呀！比方，一个领导如果进娱乐场所的话，你是下面哪个单位的，陪他去，如果你给这个领导喊一个小姐而你自己不喊一个的话，那个领导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只有他叫一个小姐的时候你也叫一个，这才能融入，他才对你有一种信任感。很简单，在官场混，也就这样。
新民周刊：你理解的官场上那套常规的东西，是什么？
姜宗福：就是戴着个面具吧。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的官员成了一种职业了，现在官员缺乏理想。这种职业最可怕的是，现在开始“世袭”了，“官二代”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个副市长，是鸡肋”
新民周刊：有人评价你从记者到官员的转型挺失败的，你赞同么？
姜宗福：不能叫失败，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性格的必然。如果我要选择继续做官，我改变就是了。不该说的我不说，该说的好话我一样地说，又不是很难。但我觉得，说假话没意思。
我现在在学院里很传奇的。当时我们院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四顾茅庐，要我兼这个经管系的主任。经管系有个旅游专业，他也知道，我是搞改革出来的人，还是有点办法。我就把这个担子接过来了。当时民院的职业教育这一块很薄弱，而且招生数量急剧下跌，我接管的经管系2010年招了97个学生，而此前是297个，一下子跌了200人，那么800人规模的一个系，可能玩3年就玩不下去了。我认为，我们高职院校缺少的是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不改革不行，那样不仅我的经管系办不下去，整个我们全国的高职都会面临很大问题。现在我也担心我的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
我刚到学院，学院对我的看法也很复杂，有一种是，学生、老师都想求变，希望有个人站出来去改革，我现在就是站出来的这个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觉得，步子迈得过大，他们也受不了，觉得你的商业化意识过浓。年终考评的结果，全院的选票中，选我优秀的50%，称职的50%。
新民周刊：现在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进入官场么？
姜宗福：也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基本上官路断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人的政治生命也有限，哪怕我现在还在官场上面，我今年42岁了，也就是还干个10年。如果我这10年从政，退下来肯定是特别平庸。
新民周刊：现在想想，你有什么遗憾吗？
姜宗福：遗憾就是政治理想没有实现，未来也不可能有了。
新民周刊：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姜宗福：我觉得现在的状态蛮好。绝大多数时候我对自己这种生活状态是很满意的，我现在有一种成就感，特别是2010年下半年，一个是我的汉字研究方面的散文、随笔被《花城》重磅推出，这对一个搞学术的人来说，是最看重的。第二个就是对于《瓷道》的研究，我认为已经填补了一个空白。然后在高校的改革方面，有点小小的收获，我在民院有江湖地位。至于说我《官路》的出版，这不算成果，说穿了，《官路》的走红，得益于这个题材和我的这段经历，但它可能在我的整个人生历程当中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无非是把知名度提高了，不能算成果。
但有时候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落感，就是看到比我不如的、我认为很糟糕的官员还在升官的时候，自己心里还是有一种小小的落差。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确实想干事，有点政治理想的人，早早地离开了官场？
权力，你如果用好了，就是实现理想的一种平台；你用得不好，就会害了自己一生。我觉得我失去了做事的一个平台。你说不留恋，那是撒谎。偶尔失落，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毕竟过去前呼后拥，那种风光，到哪里人家都全部给你安排好了，你一坐下，人家就把烟给你放到嘴边。那种日子，永远不再有了。
“你扒了官场的裤子，人家肯定都不高兴”
新民周刊：写《官路》这本书，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姜宗福：我为什么一直强调写内心的感受，写亲身的经历？我写这本书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个很真实的官场，让大家知道官员心里在想什么，把这个情况反映出来，让高层、给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提供一些思考：究竟这个政治体制应该怎么改？我就是要让高层了解一个基层官员的真实情况。
新民周刊：你一直强调在写亲身经历 ，《官路》出版时你虽然用了“普扬”的化名，但这本自传体小说以第一人称行文，让大家会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这样你昔日的同僚与领导看了肯定会不高兴，你心里有没有过衡量？
姜宗福：肯定有过衡量。我说过，我像官场的卧底。你扒了官场的裤子，人家肯定都不高兴，无形之中就把你自己孤立了。
实际上，我现在已经是非常的孤立了。我好像是曾经得过一次“非典”的病人一样——人家就这么看我。也不会有哪个官场上的领导，跟我很深入地交流；原来的同僚，看到我就是很平常地打个招呼，很礼貌地点个头这样的。
新民周刊：这本书出版以后，有人向你表达过不满或不高兴之类的么？
姜宗福：那倒没有。如果当初是真名真姓写出来，可能会有人找我理论理论。但现在，谁敢跳出来对号入座呢？他不敢跳出来了。
新民周刊：这种对于你的疏离，是在你出书之后产生的，还是一直如此？
姜宗福：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非常沉默，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起这个事情，也没有哪个过去的同僚主动打电话问问，不像我炮轰房价、炮轰张艺谋的时候，会有人打电话说你出名了之类的。接着，有很多人偷偷地打听书里写什么，担心把自己卷进去。第三个阶段，当然有些人就不希望这本书出版了，我在微博里有句话，虽情非得己，但总算见了阳光。很耐人寻味。
新民周刊：你的写作过程，还算顺利么？
姜宗福：不是很顺利。我去年5月6日离开临湘以后，大概七八月份就住院了，痛风结节，动手术切除，动了11个地方，也很痛苦。 我住院将近一个月，是在医院里用电脑写出这本书的。我老婆天天跟我吵架，不让我写，我老婆觉得很恐惧啊！到现在为止，她还是觉得很恐惧，她就是怕别人报复嘛！因为你揭露了好多官场里不该揭露的东西，说不定哪天走在街上，被别人打一棒子，不省人事，你也搞不清楚，就完了。这个危险，也可能存在。但我跟她的想法不一样，毕竟是法制社会。另外，我的书里也没有具体写哪个领导贪污腐败什么的，我主要是写一种官场生态，当初因为信息不对称，他不知道你书里面究竟写什么，以为你曝了一个腐败大案，把他卷进去。
新民周刊：你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纠结过吗？
姜宗福：当然是有恐惧的。但我这个人向来做事胆子很大。我认定了要做一件事情，不会去考虑什么的。有人认为我是为了泄愤，是心理不平衡，还有人觉得我是要整一本畅销书出来赚点钱，并不是这样的，我不是心血来潮。早在4年以前，我就跟《女报》副总编辑樊舟聊过想写这本书，那时我已经在临湘市做市长助理了，我跟他讲，真实的官场和我们了解的官场，太不一样了。
官场“潜规则”，大家就是不说，但是我说了
新民周刊：你暴露了领导签字很有讲究这些“潜规则”，你后来想过会引起外界的关注吗？
姜宗福：签字的技巧是从中国的古代就传下来的，只是现在的人把它用得有点登峰造极了，包括人家找领导批条子、打招呼等等（都是），所以说，现在的领导不会去签字、发短信，不会亲自去打电话，那就要通过秘书的方式，推得干干净净，叫作不留痕迹……像这样，都是公开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当时在书里写出来，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这就反映了官场和民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始终觉得官场是很神秘的一个地方，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而且这都是一种生存本能。
新民周刊：你书中提到你朋友教给你“十八条官规”，以及你总结的“官场四种煎熬”，这些是怎么来的？
姜宗福：那是官场里面的“潜规则”，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的事情。实际上，我的书里、言论里讲的这些“潜规则”、官场弊端，官场上是人人尽知，大家就是不说，但是我说了。讲真话不容易，大家都在讲假话的时候，你讲真话，你不是个傻子吗？人家就把你当成傻子！
新民周刊：你觉得你自己吃了讲真话的亏？
姜宗福：那当然！我吃了很多亏，都是因为讲真话！但这个是骨子里面的，改不了，也没想过去改。
前几天，我老婆都在怨我说，其实好多事情，只要你说出来，就可以改变。我就是不说！我老婆那时候调工作，前任的那位培养我的局长，对我非常好，只要我跟他讲，即便是开玩笑地讲，我老婆不会像现在这样赋闲在家里、打打零工。在临湘，我当副市长的时候，我只要跟我书记说一下：我老婆下岗了，能不能重新安排一下？也可能她就调到财政局或什么单位去了。但我就是不开口。我老婆逼过很多次，我就跟她讲：你到外面随便找个公司打打工，也交“三金”，也有退休工资，何必去求人呢？好多时候开个口还是很容易的，也并不掉什么面子，但说穿了，我就是不愿意求人，不愿意屈服。我到现在还是这个观点。这是性格决定了的。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你在书中提及，你在当副市长期间，经常孤独地在食堂吃晚饭，那时你的心里会感觉失落么？
姜宗福：基本上是这样的。我开玩笑说，我是“常委”叻，食堂的“常委”！
肯定有失落感的。一到吃晚饭的时候，人家都有人请，高朋满座。只有像我这样的人，一到吃饭的时候，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女厨师帮你做饭，吃完就走人。实际上不是我没有饭局，是因为我这种性格导致了（这种局面），别人不愿意喊我，我不喝酒，一天到晚又很较真，又不去唱歌，又不去洗脚，什么都不搞，也玩不来。
新民周刊：你也提到，“现实是财政很穷，官员很富”。
姜宗福：是啊，这是事实。人家住个党校就能敛一笔财，只要一个副市长、副县长在党校学习，那么你分管的线上的人或跟你有利害关系的人都会去看望你，不是白看的，是送红包的。像有的领导，他住党校一个月，那笔收入是不少的。
新民周刊：你说过，要在官场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
姜宗福：是啊，就是跟大家和稀泥嘛，人家来了，你收，人家怎么做，你也怎么做嘛。那大家才高兴呀！比方，一个领导如果进娱乐场所的话，你是下面哪个单位的，陪他去，如果你给这个领导喊一个小姐而你自己不喊一个的话，那个领导是绝对不会接受的；只有他叫一个小姐的时候你也叫一个，这才能融入，他才对你有一种信任感。很简单，在官场混，也就这样。
新民周刊：你理解的官场上那套常规的东西，是什么？
姜宗福：就是戴着个面具吧。实际上现在我们国家的官员成了一种职业了，现在官员缺乏理想。这种职业最可怕的是，现在开始“世袭”了，“官二代”现象越来越严重。
“这个副市长，是鸡肋”
新民周刊：有人评价你从记者到官员的转型挺失败的，你赞同么？
姜宗福：不能叫失败，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性格的必然。如果我要选择继续做官，我改变就是了。不该说的我不说，该说的好话我一样地说，又不是很难。但我觉得，说假话没意思。
我现在在学院里很传奇的。当时我们院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四顾茅庐，要我兼这个经管系的主任。经管系有个旅游专业，他也知道，我是搞改革出来的人，还是有点办法。我就把这个担子接过来了。当时民院的职业教育这一块很薄弱，而且招生数量急剧下跌，我接管的经管系2010年招了97个学生，而此前是297个，一下子跌了200人，那么800人规模的一个系，可能玩3年就玩不下去了。我认为，我们高职院校缺少的是创业精神和创业技能。不改革不行，那样不仅我的经管系办不下去，整个我们全国的高职都会面临很大问题。现在我也担心我的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
我刚到学院，学院对我的看法也很复杂，有一种是，学生、老师都想求变，希望有个人站出来去改革，我现在就是站出来的这个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觉得，步子迈得过大，他们也受不了，觉得你的商业化意识过浓。年终考评的结果，全院的选票中，选我优秀的50%，称职的50%。
新民周刊：现在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进入官场么？
姜宗福：也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基本上官路断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人的政治生命也有限，哪怕我现在还在官场上面，我今年42岁了，也就是还干个10年。如果我这10年从政，退下来肯定是特别平庸。
新民周刊：现在想想，你有什么遗憾吗？
姜宗福：遗憾就是政治理想没有实现，未来也不可能有了。
新民周刊：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幸福吗？
姜宗福：我觉得现在的状态蛮好。绝大多数时候我对自己这种生活状态是很满意的，我现在有一种成就感，特别是2010年下半年，一个是我的汉字研究方面的散文、随笔被《花城》重磅推出，这对一个搞学术的人来说，是最看重的。第二个就是对于《瓷道》的研究，我认为已经填补了一个空白。然后在高校的改革方面，有点小小的收获，我在民院有江湖地位。至于说我《官路》的出版，这不算成果，说穿了，《官路》的走红，得益于这个题材和我的这段经历，但它可能在我的整个人生历程当中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无非是把知名度提高了，不能算成果。
但有时候我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落感，就是看到比我不如的、我认为很糟糕的官员还在升官的时候，自己心里还是有一种小小的落差。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确实想干事，有点政治理想的人，早早地离开了官场？
权力，你如果用好了，就是实现理想的一种平台；你用得不好，就会害了自己一生。我觉得我失去了做事的一个平台。你说不留恋，那是撒谎。偶尔失落，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毕竟过去前呼后拥，那种风光，到哪里人家都全部给你安排好了，你一坐下，人家就把烟给你放到嘴边。那种日子，永远不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