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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鸟爱好者到
职业环保人
1999年，正在成都大学企业管理系上大三的沈尤利用暑假去了一趟四川若尔盖，作为暑期社会实践的内容，沈尤和其他同学的工作是了解这片湿地的沙漠化状况及其影响，他们也在当地种树治理沙漠。若尔盖之行是沈尤第一次关注到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若尔盖回来以后，沈尤撰写了相关的文章，并在2000年成都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一等奖，2001年，沈尤的关于若尔盖环境问题的文章又帮助他捧回了第七届全国“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的四川省特等奖和全国三等奖。
2001年，大学毕业的沈尤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似乎与环保没有了交集，直到有一天，四川省地勘厅（现更名为地勘局）的一位总工程师联系到了他，这位工程师是当时成都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的一个评委，他通过四川团省委找到学校，又通过学校才辗转找到了沈尤，当时在国内关注湿地问题的人并不多，这位老师鼓励他继续关注湿地问题，在此后召开的地质公园大会上，沈尤开始和环保领域的专家学者有了较多的交流。
2002年，沈尤进入四川省邮电建设工程局（现更名为四川省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班，业余时间依然会关注生态，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区（wwf中国）支持了一个叫wwf中国的网站，其中的活跃分子紫竹芒城便是沈尤，借着这个网站，他也认识了“高山兀鹫”、“随风而来”等观鸟爱好者，高山兀鹫的真名叫杜科，杜科毕业于西南林业大学，早在上大学时就深受西南林业大学鸟类学家韩联宪教授的影响，有着专业的保护鸟类的知识，在wwf中国网站的观鸟专区，他算得上是一个小名人，当时正赶上洞庭湖举办第一届中国观鸟大赛，杜科和沈尤叫上几个同伴，组成了黄河龙队去参赛，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小圈子。
同年，wwf赞助了一项科考项目，主要是以武汉为中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察水鸟。这个机会让沈尤见到了在论坛里已经相识两年的“随风而来”，“随风而来”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论坛武汉分站的骨干格桑梅朵，后来又成为了沈尤的夫人。
2004年，沈尤夫妇和杜科为核心的小圈子已经很有一些影响力，大家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一些观鸟的活动，当时杜科在Green SOS兼职，他们共同从保护国际基金会（CI）申请了1万美元用于在成都的观鸟推广，靠着这一笔资金，三个人开始做观鸟的培训，不到半年时间，这个圈子就聚集了70多名稳定的观鸟爱好者。
2004年11月11日，沈尤、格桑梅朵和杜科正式成立了成都观鸟会。观鸟会确立的宗旨是，研究并保护鸟类栖息地，引导并推广观鸟产业。这个宗旨至今没有改变。
成立成都观鸟会
随着会员的不断增多，2004年地，沈尤和另外两个创始人将成都观鸟会正式注册成为民非组织，当时的观鸟会并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沈尤、杜科和格桑梅朵都有自己的工作，每个人都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各种观鸟的活动。
成都观鸟会一直在面对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做观鸟的培训。沈尤和另外几位创始人希望通过推动人们亲近和了解自然来改变人们的消费选择和价值方向。沈尤认为，传统的消费选择可能会把鸟当成食物吃掉，但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都愿意赏花看鸟，护鸟所获得的回报也许会更大，这种外围力量的推动会有利于鸟类的保护。
2006年起，成都观鸟会开始系统地在成都市中小学推广普及环境教育，这一项目得到了英特尔公司和奥地利望远镜厂商施华洛世奇的资助，一年内完成了7所学校的推广。
2007年，观鸟会的培训扩展到15所学校，很多都是学校主动邀请。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成都观鸟会的环境教育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当时成都观鸟会邀请台湾的生命教育专家季洁芳教授到成都市红岩小学做生命教育课程的探索，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成都观鸟会与红岩小学的合作一直持续到现在。
类似的环境教育在大学也开展了，最让沈尤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成都观鸟会的许多大学生志愿者已经到了硕士或博士阶段，但现在依然还活跃在观鸟会，他们在许多专业性的、科研性的项目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沈尤认为观鸟者数量的增加带来的价值不可估量。30万人中如果有10万人能够成为观鸟爱好者，他们可能参与观鸟旅游，购买望远镜等周边产品和相关的文化衍生品，1万人一年将有可能带动10万元的消费，再加上社会产值的带动是1比4，10万人可以带动40万元的产值。观鸟会的副会长唐军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观鸟旅游公司，唐军自己也是一名出色的鸟导。
沈尤把这些工作叫做生态价值体系的重构：不是说看到鸟就是一盘菜，看到一棵树就想把它做成家具，看到一条河就修电站，看到一座山就开矿，看到海就做渔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非常庞大的体系，它有生态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各样的服务体系，所以生态价值体系也应该是极其多样的，鸟不只是吃掉这么一个价值。除了吃还能观赏，吃它卖200块钱，观赏它要挣200块钱。
这也是沈尤一直坚持做观鸟的公共推广的原因，以至于英特尔公司在第二年提出更换环境教育的主题时，沈尤没有丝毫的动摇。
观鸟会的难题
在建立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这一方面，沈尤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红岩小学的校长升任教育局局长以后，成都观鸟会继续与新任校长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实际上，面对所有合作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来来走走，他都能将合作继续下去。而在资助方那里，他也总能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又获得相应的支持。
然而，在成都观鸟会经历了迅速发展滞后，志愿者的管理却让他感到困扰。
会员制的管理方式：组织化以后的观鸟会采取会员制的管理方式，面向全社会提供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两种选择，在提交入会申请后，得到批准的会员需要缴纳一定的会员费（社会人士（已工作）100元一年，学生50元一年，团体会员一年2000元以上），会员享有观鸟会的各项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参加观鸟会的活动；获得观鸟会服务的优先权；对成都观鸟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与此同时，会员也需要履行相关的会员义务。 观鸟会并不希望通过收费的方式让会员在资金上做出贡献，观鸟会始终是一个服务于社会的机构，人的参与才是最核心的。为了确保良好的参与度，沈尤还曾弹劾掉好几个不开会、不履行职责的常务理事。
沈尤认为观鸟会的每一个会员都应该贡献自己的能力，不是说出了钱就等于出了力。只有这样才不会引起内部分化。虽然有的人出钱了，有的人可能没有出钱，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出力。在户外活动中，不能有的人在用力推车，有的人只是在旁边喊一个一二三。
最让沈尤感到困扰的是，的确有很多人将缴纳会费等同于履行义务，这些人可能并不积极参与观鸟会的各种活动，却不断地提出意见和想法。不久以前，几个爱好摄影的会员私自去军用机场拍摄军用飞机，沈尤还因此被相关部门约谈。
收费不高、麻烦不少的会员制还要不要继续？接二连三的麻烦让沈尤在心里打起了鼓。按照常理，会员在缴纳会员费以后与机构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在西方，很多会员制的组织都将工作的核心放在服务会员上，观鸟会关注的是社会效益，不可能最大限度满足会员的诉求。
放弃收费会不会增加观鸟会的财务负担？其他人会不会接受这个提议？一想到取消会员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
2006年春节前，沈尤在妻子格桑的鼓励下，辞职全心投入观鸟会的工作，尽管担任会长，但沈尤是纯粹的志愿者，不领取任何报酬，养家糊口的重任也因此落在了妻子的身上，早期的观鸟会没有办公场所，2008年5月，在成都观鸟会第一届换届选举前夕，几个创始人做了一次财务总结，观鸟会有一万多的缺口，大家主动将这笔抹不平的账认了回去，当时唐军认领了2000元，而沈尤自己认领了9000元。
在现有状态下，取消会员收费制会不会影响到观鸟会的财务状况？沈尤陷入了沉思。
观鸟会成员的管理需要规范化，在这一点上秘书长杜科的想法和沈尤基本一致，但取消收费是不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仍然值得推敲。
在分析了观鸟会的财务状况以后，实际上，成都观鸟会的收入中，会员费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比例，这笔收入主要是用于机构的零散开支及年会等活动的开销，连行政费用都算不上。
2007年以后，成都观鸟会正式取消了会员收费。取而代之的是将参与度作为发展会员的主要参照条件，参与鸟类的官方活动累计超过200小时就可以注册成为会员。这直接体现出观鸟会鼓励会员参与协会活动的主张，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这也为观鸟会进一步明确规则提供了可能，此后几年里，除了观鸟会自己组织的大型户外活动外，以观鸟会为名义组织的各种活动逐渐不再冒头。
财务上的难题却没那么容易解决。观鸟会成立的第一年，沈尤和另外几个创始人处于贴钱又贴人的状态，第二年，观鸟会逐渐调整，通过运作项目逐步增加收入，随着影响力的逐渐扩大，阿拉善基金会为成都观鸟会提供了每年八万元的行政成本，观鸟会逐渐有了专职员工和行政支出，扭转了赔钱做公益的现状。但主要的创始人沈尤和杜科依然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观鸟会也想过减少对外界资金支持的依赖程度，增加自我造血的能力。沈尤曾积极促成与一家旅行社的合作，组织深圳的一批学生来成都参加观鸟夏令营，他们希望通过和旅行社长期建立合作获得收入。但效果并不理想，来参加夏令营的人没有预想的多，组建下一届夏令营的想法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沈尤和几个创始人还想过通过售卖鸟类的衍生品来获得收入，但经过讨论，这个主意后来还是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一款玩具或者小文具，从最初设计到找工厂加工都需要成本，而销售的渠道在哪、会不会有市场，这些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基金会停止了行政经费的资助，观鸟会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沈尤目前还没有答案。
职业环保人
1999年，正在成都大学企业管理系上大三的沈尤利用暑假去了一趟四川若尔盖，作为暑期社会实践的内容，沈尤和其他同学的工作是了解这片湿地的沙漠化状况及其影响，他们也在当地种树治理沙漠。若尔盖之行是沈尤第一次关注到生物多样性的问题。若尔盖回来以后，沈尤撰写了相关的文章，并在2000年成都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一等奖，2001年，沈尤的关于若尔盖环境问题的文章又帮助他捧回了第七届全国“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的四川省特等奖和全国三等奖。
2001年，大学毕业的沈尤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似乎与环保没有了交集，直到有一天，四川省地勘厅（现更名为地勘局）的一位总工程师联系到了他，这位工程师是当时成都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的一个评委，他通过四川团省委找到学校，又通过学校才辗转找到了沈尤，当时在国内关注湿地问题的人并不多，这位老师鼓励他继续关注湿地问题，在此后召开的地质公园大会上，沈尤开始和环保领域的专家学者有了较多的交流。
2002年，沈尤进入四川省邮电建设工程局（现更名为四川省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班，业余时间依然会关注生态，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区（wwf中国）支持了一个叫wwf中国的网站，其中的活跃分子紫竹芒城便是沈尤，借着这个网站，他也认识了“高山兀鹫”、“随风而来”等观鸟爱好者，高山兀鹫的真名叫杜科，杜科毕业于西南林业大学，早在上大学时就深受西南林业大学鸟类学家韩联宪教授的影响，有着专业的保护鸟类的知识，在wwf中国网站的观鸟专区，他算得上是一个小名人，当时正赶上洞庭湖举办第一届中国观鸟大赛，杜科和沈尤叫上几个同伴，组成了黄河龙队去参赛，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小圈子。
同年，wwf赞助了一项科考项目，主要是以武汉为中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察水鸟。这个机会让沈尤见到了在论坛里已经相识两年的“随风而来”，“随风而来”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论坛武汉分站的骨干格桑梅朵，后来又成为了沈尤的夫人。
2004年，沈尤夫妇和杜科为核心的小圈子已经很有一些影响力，大家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一些观鸟的活动，当时杜科在Green SOS兼职，他们共同从保护国际基金会（CI）申请了1万美元用于在成都的观鸟推广，靠着这一笔资金，三个人开始做观鸟的培训，不到半年时间，这个圈子就聚集了70多名稳定的观鸟爱好者。
2004年11月11日，沈尤、格桑梅朵和杜科正式成立了成都观鸟会。观鸟会确立的宗旨是，研究并保护鸟类栖息地，引导并推广观鸟产业。这个宗旨至今没有改变。
成立成都观鸟会
随着会员的不断增多，2004年地，沈尤和另外两个创始人将成都观鸟会正式注册成为民非组织，当时的观鸟会并没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沈尤、杜科和格桑梅朵都有自己的工作，每个人都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各种观鸟的活动。
成都观鸟会一直在面对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做观鸟的培训。沈尤和另外几位创始人希望通过推动人们亲近和了解自然来改变人们的消费选择和价值方向。沈尤认为，传统的消费选择可能会把鸟当成食物吃掉，但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都愿意赏花看鸟，护鸟所获得的回报也许会更大，这种外围力量的推动会有利于鸟类的保护。
2006年起，成都观鸟会开始系统地在成都市中小学推广普及环境教育，这一项目得到了英特尔公司和奥地利望远镜厂商施华洛世奇的资助，一年内完成了7所学校的推广。
2007年，观鸟会的培训扩展到15所学校，很多都是学校主动邀请。汶川地震发生以后，成都观鸟会的环境教育开始有了自己的特色，当时成都观鸟会邀请台湾的生命教育专家季洁芳教授到成都市红岩小学做生命教育课程的探索，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成都观鸟会与红岩小学的合作一直持续到现在。
类似的环境教育在大学也开展了，最让沈尤感到欣慰的是，当年成都观鸟会的许多大学生志愿者已经到了硕士或博士阶段，但现在依然还活跃在观鸟会，他们在许多专业性的、科研性的项目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沈尤认为观鸟者数量的增加带来的价值不可估量。30万人中如果有10万人能够成为观鸟爱好者，他们可能参与观鸟旅游，购买望远镜等周边产品和相关的文化衍生品，1万人一年将有可能带动10万元的消费，再加上社会产值的带动是1比4，10万人可以带动40万元的产值。观鸟会的副会长唐军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观鸟旅游公司，唐军自己也是一名出色的鸟导。
沈尤把这些工作叫做生态价值体系的重构：不是说看到鸟就是一盘菜，看到一棵树就想把它做成家具，看到一条河就修电站，看到一座山就开矿，看到海就做渔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非常庞大的体系，它有生态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各样的服务体系，所以生态价值体系也应该是极其多样的，鸟不只是吃掉这么一个价值。除了吃还能观赏，吃它卖200块钱，观赏它要挣200块钱。
这也是沈尤一直坚持做观鸟的公共推广的原因，以至于英特尔公司在第二年提出更换环境教育的主题时，沈尤没有丝毫的动摇。
观鸟会的难题
在建立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这一方面，沈尤很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红岩小学的校长升任教育局局长以后，成都观鸟会继续与新任校长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实际上，面对所有合作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来来走走，他都能将合作继续下去。而在资助方那里，他也总能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又获得相应的支持。
然而，在成都观鸟会经历了迅速发展滞后，志愿者的管理却让他感到困扰。
会员制的管理方式：组织化以后的观鸟会采取会员制的管理方式，面向全社会提供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两种选择，在提交入会申请后，得到批准的会员需要缴纳一定的会员费（社会人士（已工作）100元一年，学生50元一年，团体会员一年2000元以上），会员享有观鸟会的各项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参加观鸟会的活动；获得观鸟会服务的优先权；对成都观鸟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与此同时，会员也需要履行相关的会员义务。 观鸟会并不希望通过收费的方式让会员在资金上做出贡献，观鸟会始终是一个服务于社会的机构，人的参与才是最核心的。为了确保良好的参与度，沈尤还曾弹劾掉好几个不开会、不履行职责的常务理事。
沈尤认为观鸟会的每一个会员都应该贡献自己的能力，不是说出了钱就等于出了力。只有这样才不会引起内部分化。虽然有的人出钱了，有的人可能没有出钱，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出力。在户外活动中，不能有的人在用力推车，有的人只是在旁边喊一个一二三。
最让沈尤感到困扰的是，的确有很多人将缴纳会费等同于履行义务，这些人可能并不积极参与观鸟会的各种活动，却不断地提出意见和想法。不久以前，几个爱好摄影的会员私自去军用机场拍摄军用飞机，沈尤还因此被相关部门约谈。
收费不高、麻烦不少的会员制还要不要继续？接二连三的麻烦让沈尤在心里打起了鼓。按照常理，会员在缴纳会员费以后与机构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在西方，很多会员制的组织都将工作的核心放在服务会员上，观鸟会关注的是社会效益，不可能最大限度满足会员的诉求。
放弃收费会不会增加观鸟会的财务负担？其他人会不会接受这个提议？一想到取消会员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
2006年春节前，沈尤在妻子格桑的鼓励下，辞职全心投入观鸟会的工作，尽管担任会长，但沈尤是纯粹的志愿者，不领取任何报酬，养家糊口的重任也因此落在了妻子的身上，早期的观鸟会没有办公场所，2008年5月，在成都观鸟会第一届换届选举前夕，几个创始人做了一次财务总结，观鸟会有一万多的缺口，大家主动将这笔抹不平的账认了回去，当时唐军认领了2000元，而沈尤自己认领了9000元。
在现有状态下，取消会员收费制会不会影响到观鸟会的财务状况？沈尤陷入了沉思。
观鸟会成员的管理需要规范化，在这一点上秘书长杜科的想法和沈尤基本一致，但取消收费是不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这仍然值得推敲。
在分析了观鸟会的财务状况以后，实际上，成都观鸟会的收入中，会员费只是占很小的一部分比例，这笔收入主要是用于机构的零散开支及年会等活动的开销，连行政费用都算不上。
2007年以后，成都观鸟会正式取消了会员收费。取而代之的是将参与度作为发展会员的主要参照条件，参与鸟类的官方活动累计超过200小时就可以注册成为会员。这直接体现出观鸟会鼓励会员参与协会活动的主张，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这也为观鸟会进一步明确规则提供了可能，此后几年里，除了观鸟会自己组织的大型户外活动外，以观鸟会为名义组织的各种活动逐渐不再冒头。
财务上的难题却没那么容易解决。观鸟会成立的第一年，沈尤和另外几个创始人处于贴钱又贴人的状态，第二年，观鸟会逐渐调整，通过运作项目逐步增加收入，随着影响力的逐渐扩大，阿拉善基金会为成都观鸟会提供了每年八万元的行政成本，观鸟会逐渐有了专职员工和行政支出，扭转了赔钱做公益的现状。但主要的创始人沈尤和杜科依然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观鸟会也想过减少对外界资金支持的依赖程度，增加自我造血的能力。沈尤曾积极促成与一家旅行社的合作，组织深圳的一批学生来成都参加观鸟夏令营，他们希望通过和旅行社长期建立合作获得收入。但效果并不理想，来参加夏令营的人没有预想的多，组建下一届夏令营的想法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沈尤和几个创始人还想过通过售卖鸟类的衍生品来获得收入，但经过讨论，这个主意后来还是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一款玩具或者小文具，从最初设计到找工厂加工都需要成本，而销售的渠道在哪、会不会有市场，这些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如果基金会停止了行政经费的资助，观鸟会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沈尤目前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