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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阿多（Pierre Hsdot，1922-2010），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其深厚的古典文献学造诣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国内关于阿多的译著却并不多，研究论文更是鲜见，其著作的中文译本最早在大陆发行已经是他逝世之后的事情了（《古代哲学的智慧》，[法]皮埃尔·阿多著，张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
阿多出生于法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童年和青年时期在基督教修道院和神学院中度过。基督教经院哲学，尤其是托马斯主义神学是他哲学思考的开始，然而阿多对于哲学和生活的思考、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起于斯却未终于斯，转向了“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对于神秘主义的兴趣，对于古希腊罗马思想的热忱，使得他与基督教信仰渐行渐远，逐步脱离“神圣”而步入“凡俗”，从宗教的生活转向哲学的生活。阿多将哲学看作“对世界的知觉的一种改变”，毕生在追求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或者说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这种作为哲学的生活方式，在阿多看来，与基督教信仰的体验不同，也与凡俗的、无意识的生活方式迥异。这种具有“精神性”的修炼方式，或者生活方式，是阿多对于“自我”在世界中的实现的一种解释，也是其整个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纵观阿多的整个哲学生涯，对于“什么是哲思？”的追问贯穿始终。对他而言，哲学是一种亲身参与的“体验”，而非体系性的构建，古代哲学文本的书写方式与哲学话语中的不连贯之处使得它们难以形成严密的体系，但是在阿多看来，这些不连贯之处是可以解释的，这些古代文本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在促成一种哲学“培育”的效果，即具有“引导性”，引导众人进行“思想的体验”与“如何思考”的实践，也就是“精神修炼”。
人们在研究古代哲学的文本时，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忽略时间性问题，将古代哲学文本与现代哲学文本等同对待，不去考虑词语含义的古今之变，也未曾领会思想与心态的历时演变。阿多对此提出批评，强调对于文本的诠释要谨慎地结合具体语境或语法，当然不仅仅是文本的问题，还涉及语词含义、语境等方面。同样对文本中的语境给予重点关照，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以英国政治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斯金纳强调著者的“意图”，因为著者是在某個特定的历史语言环境中，面向特定的读者进行书写，对于其著作的真正理解，就不能限于单纯的文本，而是要对文本存在其中的“语境”加以考察。阿多与斯金纳的相似点在于对文本客观性的重视，他认为在诠释时要达到某种客观性，尽可能对文本做客观的定位，要考虑到文本所处的传统与具体的语境；尽可能地减少主观的影响，作品应当放置到它所出自的历史实践中去研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哲学文本对当下价值的缺失：古代文本书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当下此刻，其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特有的来自古代的源泉与启发。
阿多格外重视文本的写作方式，尤其关注古代哲学文本以对话录体裁所呈现出的口语化特点。对话形式决定了书写情境的特定性，问题或回答总是有其目的，相互熟悉的问者与答者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对话，并非为面向普遍性而言说，而是以一种自由对谈的方式呈现思想的跃动。阿多认为这体现了人们之间的一种生动的关系，他在这里借鉴了维克多·戈尔德施密特的话形容这样的情景：“哲学与其说传达信息，不如说培育心灵。”
以对话录、格言集这样的文学体裁为代表的古代哲学文本，在今人看来缺乏系统性，太过片段化，阿多称之为古代哲学的“对话性特征”。在他看来，在当前时代要恢复古代哲学的这种特征是极为困难的，因为现代哲学的系统性论述都带有提出“自足体系”的愿望，这与古代哲学不同，现代哲学日益走向纯粹，强调话语、体系，而远离人和人的生活。在阿多这里，现代哲学存在追求自我满足的体系的危险，它偏离了哲学的本质，而倾向于话语体系的建构，放弃了“广袤星空不可描述”的体验，而去追逐“言说的自成系统”，这是一种哲学的“异化”。“诚然，两千年里，哲学用了种种方法来禁止那些与自身不一致的思想，在此意义上，哲学本身确实是在体系化。但是，一旦对注释性质的思想运动进行具体研究，我们即可发现，思想是按一些非常多样化的方式在运作的。”（《古代哲学研究》，[法]阿多著，赵灿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10-11页）哲学话语需要一种新的伦理观，借助于此，“哲学话语才能拒绝把自身作为自足的目的或者更糟糕地把自身作为哲学家的雄辩展示，而化为一种自我超越的渠道，抵达宇宙理性的层面并朝向他者敞开”（《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皮埃尔·阿多与雅妮·卡尔利埃、阿尔诺·戴维森对话录》，[法]皮埃尔·阿多著，姜丹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73页）。
对于哲学文本中表面上的不连贯和不一致问题的思考促成了皮埃尔，阿多“精神修炼”观念的诞生，他将这种“精神修炼”视为一种自我的实践，目标在于实现个体的一种转变，或者一种自身的转化。古代的哲学文本不会追求一种体系性的“自我满足”，而是希望产生一种“培育”的效果。“精神修炼”，更偏向一种生活的选择、一种生活模式的感受或者改变，引导或者转变受众的心态，以及他们认识周围事物的方式。阿多将所有的哲学都视为一种修炼，这种修炼包括教诲性的话语和引导我们行动的内心话语，在他看来，关键在于思量如何去实践我们的知识，而不是执著于苦思冥想。当然，哲学话语并不能理解成修炼本身。“修炼”是哲学“话语”向自身“行动”转化的必经之路，这意味着对于“话语”的接受、转化以及付诸“行动”：思想的“转向”或者是行动的实践。“外部话语”转化为“内心话语”，“内心话语”引导着“自我”的转变，阿多认为“精神修炼”更倾向于通过内心话语的形式进行，这意味着“精神修炼”不只是一种心理过程，更可以表述为一种自我的“内在超越”。哲学，作为生活方式，面向的是对于人本身的思考。
在柏拉图那里，“哲学思考”意味着修炼面向死亡；在伊壁鸠鲁派那里，“精神修炼”意味着对意识的审查；在斯多葛学派那里，“精神修炼”意味着迎向生活困苦的准备……种种这些，都是“人”本身的问题，都是面向作为存在的“人”的修炼或思考，这关涉人的“精神性”的生活，有一种“神秘主义”或者说超越理性的思维与存在，它是对于人的生活或生存方式的思考，是对于至善的探究，是对“人”与“世界”的整体性、统一性状态的体悟。所以阿多指出“精神修炼旨在确立灵魂中的安宁”。 精神修炼的哲学与纯粹思辨的哲学存在某种形式的对立，阿多将此描述为两种传统的分化：“从中世纪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传统的延续性——一种偏重哲学话语，另一种则在哲学中容纳生活方式与实际亲历的习练的视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139页）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现代的”（尤其是十八世纪及其以后）哲学与“古代的”（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一种对立，前者沉溺于建立自说白话的话语体系，后者则与生活相关，介入人的实践领域。一切还需要去实践，阿多指出“完善话语的自满自足”对所有的哲学家都意味着一种危险。“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哲学的“未完成”才是哲学永恒的美。
皮埃尔·阿多“精神修炼”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思索死亡”，并不是思考死亡本身，而是思考如何去面对“死亡”。死亡，是人类诞生至今挥之不去的永恒恐惧；人，向死而生，死亡彰显出了人存在的意义，思索死亡与思索人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世界，呈现出入的空间性；死亡，呈现出入的时间性。人存在于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体系当中，人的无数瞬间之“时刻”共同组成了人从生到死在空间中的轨迹。唯有在当下瞬间，我们是存在的，过去与未来都是我们所无法把控的，当下“就是我们可以行动的唯一时刻”。
阿多说，我们要意识到当下时刻的无限性。由于经历过几次需要麻醉的大手术，阿多对于死亡有深入的体悟和思索。关涉死亡的精神修炼最主要的内容在于对当下生活的思考，即：在死亡来临之前，我们如何生活？阿多赞同两种对待生活之“瞬间”的态度：一种是强调生命在死亡面前的严肃性，将每天作为最后一天来度过，将每个时刻当作最后一个时刻来度过，以一种尊重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另一种是将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以一种平常心对待，赋予每个瞬间以绝对的价值，无论这个“瞬间”处于怎样的“过去”与“未来”之间，即使平庸，即使谦卑，但自有其与众不同的绝对意义，尊重并完成此刻之事，享受此刻有限却无穷的美好。
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来源于对“永恒性”的迷恋和“不朽”的誘惑。当下瞬间的体悟是存在的最为真切的感受，是“自我”与“时间”关系的现世呈现。在时间的领域里，时间是唯一永恒。“永恒”与“不朽”对于“自我”而言，体现出的是一种关于“时间”的目的性；“当下”对于“自我”而言，则体现出一种关于“时间”的片段性，作为人生过程的某个片段瞬间。“幸福就在当下的此刻”，因为“我们仅仅生活在现在”，又因为往事不可追，来事不可待，而“现在的每个时刻都给我们提供幸福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无限可能意味着一种“永恒”，一种“精神性”的永恒，这种“永恒性”是需要通过“精神修炼”而为自身所认识的。在阿多看来。对于当下时刻的专注的修炼不仅在于享受它作为一个“时刻”所呈现出的美好，而更在于体悟这种有限时刻所蕴含的无限价值。他援引了《浮士德》里的一句诗来形容这种修炼：“因而，精神既不前瞻，也不后顾。唯有现在，是我们的幸福。”
如果我们以皮埃尔·阿多对待古代哲学的方式去研究皮埃尔，阿多，亲历其整体的思想运动，探寻其作品的全部意图，我们会发现阿多将哲学话语与哲学式的生活选择进行了区分。他对哲学话语的自足性时刻保持警惕，以一种“生活方式”的态度对待哲学，以一种“精神修炼”的方式进行哲学的思考。
哲学，何以作为生活方式？哲学真能走出抽象理论的象牙塔，面向世俗的生活实践完全敞开？转向生活方式的哲学，并不是将哲学与生活混为一谈，而是在生活中以一种“精神修炼”的方式对待生活，这迥异于那种习惯性的、凡俗的生活，是引导和“培育”众人去体悟个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去体悟时间、智慧与生命的意义，进行一种哲思的生活实践。将哲学作为生活方式，意味着对生活和哲学的观念的双重改变。
阿多出生于法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童年和青年时期在基督教修道院和神学院中度过。基督教经院哲学，尤其是托马斯主义神学是他哲学思考的开始，然而阿多对于哲学和生活的思考、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起于斯却未终于斯，转向了“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对于神秘主义的兴趣，对于古希腊罗马思想的热忱，使得他与基督教信仰渐行渐远，逐步脱离“神圣”而步入“凡俗”，从宗教的生活转向哲学的生活。阿多将哲学看作“对世界的知觉的一种改变”，毕生在追求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或者说一种哲学的生活方式。这种作为哲学的生活方式，在阿多看来，与基督教信仰的体验不同，也与凡俗的、无意识的生活方式迥异。这种具有“精神性”的修炼方式，或者生活方式，是阿多对于“自我”在世界中的实现的一种解释，也是其整个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纵观阿多的整个哲学生涯，对于“什么是哲思？”的追问贯穿始终。对他而言，哲学是一种亲身参与的“体验”，而非体系性的构建，古代哲学文本的书写方式与哲学话语中的不连贯之处使得它们难以形成严密的体系，但是在阿多看来，这些不连贯之处是可以解释的，这些古代文本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在促成一种哲学“培育”的效果，即具有“引导性”，引导众人进行“思想的体验”与“如何思考”的实践，也就是“精神修炼”。
如何理解古代哲学？
人们在研究古代哲学的文本时，往往会犯这样的错误：忽略时间性问题，将古代哲学文本与现代哲学文本等同对待，不去考虑词语含义的古今之变，也未曾领会思想与心态的历时演变。阿多对此提出批评，强调对于文本的诠释要谨慎地结合具体语境或语法，当然不仅仅是文本的问题，还涉及语词含义、语境等方面。同样对文本中的语境给予重点关照，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以英国政治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斯金纳强调著者的“意图”，因为著者是在某個特定的历史语言环境中，面向特定的读者进行书写，对于其著作的真正理解，就不能限于单纯的文本，而是要对文本存在其中的“语境”加以考察。阿多与斯金纳的相似点在于对文本客观性的重视，他认为在诠释时要达到某种客观性，尽可能对文本做客观的定位，要考虑到文本所处的传统与具体的语境；尽可能地减少主观的影响，作品应当放置到它所出自的历史实践中去研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哲学文本对当下价值的缺失：古代文本书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当下此刻，其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特有的来自古代的源泉与启发。
阿多格外重视文本的写作方式，尤其关注古代哲学文本以对话录体裁所呈现出的口语化特点。对话形式决定了书写情境的特定性，问题或回答总是有其目的，相互熟悉的问者与答者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对话，并非为面向普遍性而言说，而是以一种自由对谈的方式呈现思想的跃动。阿多认为这体现了人们之间的一种生动的关系，他在这里借鉴了维克多·戈尔德施密特的话形容这样的情景：“哲学与其说传达信息，不如说培育心灵。”
以对话录、格言集这样的文学体裁为代表的古代哲学文本，在今人看来缺乏系统性，太过片段化，阿多称之为古代哲学的“对话性特征”。在他看来，在当前时代要恢复古代哲学的这种特征是极为困难的，因为现代哲学的系统性论述都带有提出“自足体系”的愿望，这与古代哲学不同，现代哲学日益走向纯粹，强调话语、体系，而远离人和人的生活。在阿多这里，现代哲学存在追求自我满足的体系的危险，它偏离了哲学的本质，而倾向于话语体系的建构，放弃了“广袤星空不可描述”的体验，而去追逐“言说的自成系统”，这是一种哲学的“异化”。“诚然，两千年里，哲学用了种种方法来禁止那些与自身不一致的思想，在此意义上，哲学本身确实是在体系化。但是，一旦对注释性质的思想运动进行具体研究，我们即可发现，思想是按一些非常多样化的方式在运作的。”（《古代哲学研究》，[法]阿多著，赵灿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10-11页）哲学话语需要一种新的伦理观，借助于此，“哲学话语才能拒绝把自身作为自足的目的或者更糟糕地把自身作为哲学家的雄辩展示，而化为一种自我超越的渠道，抵达宇宙理性的层面并朝向他者敞开”（《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皮埃尔·阿多与雅妮·卡尔利埃、阿尔诺·戴维森对话录》，[法]皮埃尔·阿多著，姜丹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0一四年版，73页）。
精神修炼
对于哲学文本中表面上的不连贯和不一致问题的思考促成了皮埃尔，阿多“精神修炼”观念的诞生，他将这种“精神修炼”视为一种自我的实践，目标在于实现个体的一种转变，或者一种自身的转化。古代的哲学文本不会追求一种体系性的“自我满足”，而是希望产生一种“培育”的效果。“精神修炼”，更偏向一种生活的选择、一种生活模式的感受或者改变，引导或者转变受众的心态，以及他们认识周围事物的方式。阿多将所有的哲学都视为一种修炼，这种修炼包括教诲性的话语和引导我们行动的内心话语，在他看来，关键在于思量如何去实践我们的知识，而不是执著于苦思冥想。当然，哲学话语并不能理解成修炼本身。“修炼”是哲学“话语”向自身“行动”转化的必经之路，这意味着对于“话语”的接受、转化以及付诸“行动”：思想的“转向”或者是行动的实践。“外部话语”转化为“内心话语”，“内心话语”引导着“自我”的转变，阿多认为“精神修炼”更倾向于通过内心话语的形式进行，这意味着“精神修炼”不只是一种心理过程，更可以表述为一种自我的“内在超越”。哲学，作为生活方式，面向的是对于人本身的思考。
在柏拉图那里，“哲学思考”意味着修炼面向死亡；在伊壁鸠鲁派那里，“精神修炼”意味着对意识的审查；在斯多葛学派那里，“精神修炼”意味着迎向生活困苦的准备……种种这些，都是“人”本身的问题，都是面向作为存在的“人”的修炼或思考，这关涉人的“精神性”的生活，有一种“神秘主义”或者说超越理性的思维与存在，它是对于人的生活或生存方式的思考，是对于至善的探究，是对“人”与“世界”的整体性、统一性状态的体悟。所以阿多指出“精神修炼旨在确立灵魂中的安宁”。 精神修炼的哲学与纯粹思辨的哲学存在某种形式的对立，阿多将此描述为两种传统的分化：“从中世纪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种传统的延续性——一种偏重哲学话语，另一种则在哲学中容纳生活方式与实际亲历的习练的视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139页）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现代的”（尤其是十八世纪及其以后）哲学与“古代的”（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一种对立，前者沉溺于建立自说白话的话语体系，后者则与生活相关，介入人的实践领域。一切还需要去实践，阿多指出“完善话语的自满自足”对所有的哲学家都意味着一种危险。“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哲学的“未完成”才是哲学永恒的美。
唯有当下是我们的幸福
皮埃尔·阿多“精神修炼”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思索死亡”，并不是思考死亡本身，而是思考如何去面对“死亡”。死亡，是人类诞生至今挥之不去的永恒恐惧；人，向死而生，死亡彰显出了人存在的意义，思索死亡与思索人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世界，呈现出入的空间性；死亡，呈现出入的时间性。人存在于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体系当中，人的无数瞬间之“时刻”共同组成了人从生到死在空间中的轨迹。唯有在当下瞬间，我们是存在的，过去与未来都是我们所无法把控的，当下“就是我们可以行动的唯一时刻”。
阿多说，我们要意识到当下时刻的无限性。由于经历过几次需要麻醉的大手术，阿多对于死亡有深入的体悟和思索。关涉死亡的精神修炼最主要的内容在于对当下生活的思考，即：在死亡来临之前，我们如何生活？阿多赞同两种对待生活之“瞬间”的态度：一种是强调生命在死亡面前的严肃性，将每天作为最后一天来度过，将每个时刻当作最后一个时刻来度过，以一种尊重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另一种是将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以一种平常心对待，赋予每个瞬间以绝对的价值，无论这个“瞬间”处于怎样的“过去”与“未来”之间，即使平庸，即使谦卑，但自有其与众不同的绝对意义，尊重并完成此刻之事，享受此刻有限却无穷的美好。
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来源于对“永恒性”的迷恋和“不朽”的誘惑。当下瞬间的体悟是存在的最为真切的感受，是“自我”与“时间”关系的现世呈现。在时间的领域里，时间是唯一永恒。“永恒”与“不朽”对于“自我”而言，体现出的是一种关于“时间”的目的性；“当下”对于“自我”而言，则体现出一种关于“时间”的片段性，作为人生过程的某个片段瞬间。“幸福就在当下的此刻”，因为“我们仅仅生活在现在”，又因为往事不可追，来事不可待，而“现在的每个时刻都给我们提供幸福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无限可能意味着一种“永恒”，一种“精神性”的永恒，这种“永恒性”是需要通过“精神修炼”而为自身所认识的。在阿多看来。对于当下时刻的专注的修炼不仅在于享受它作为一个“时刻”所呈现出的美好，而更在于体悟这种有限时刻所蕴含的无限价值。他援引了《浮士德》里的一句诗来形容这种修炼：“因而，精神既不前瞻，也不后顾。唯有现在，是我们的幸福。”
如果我们以皮埃尔·阿多对待古代哲学的方式去研究皮埃尔，阿多，亲历其整体的思想运动，探寻其作品的全部意图，我们会发现阿多将哲学话语与哲学式的生活选择进行了区分。他对哲学话语的自足性时刻保持警惕，以一种“生活方式”的态度对待哲学，以一种“精神修炼”的方式进行哲学的思考。
哲学，何以作为生活方式？哲学真能走出抽象理论的象牙塔，面向世俗的生活实践完全敞开？转向生活方式的哲学，并不是将哲学与生活混为一谈，而是在生活中以一种“精神修炼”的方式对待生活，这迥异于那种习惯性的、凡俗的生活，是引导和“培育”众人去体悟个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去体悟时间、智慧与生命的意义，进行一种哲思的生活实践。将哲学作为生活方式，意味着对生活和哲学的观念的双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