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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刚，1956年生，1996年至1998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完成博士后研究，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选》學研究会会长、先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代表著作有《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昭明文选）研究》《（文选）版本研究》《萧统评传》（合作）《（玉台新咏）与南朝文学》《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等。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春秋左传》校注及研究”工作。
杨阿敏：请谈谈您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情况？
傅刚：我出生于江苏省睢宁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不识字。但是我父亲很能干，属于对农活儿非常精通的那种。20世纪50年代初曾被选为江苏省劳模，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劳模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回来后参加了国家关于农村的所有改革运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一直是我们那个自然村的生产队长，在当地有些影响。但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受到冤枉，郁闷生病，1968年便去世了。母亲是家庭妇女，人很善良，一辈子没有骂过人，也没有骂过孩子，她对我影响很大。
杨阿敏：小学时您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的学校是一种什么状态，请谈谈您的中小学学习状况？
傅刚：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小学的时候就读过《水浒》《说岳》《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以及《三侠五义》《小五义》《天山四义》《蜀山剑侠传》等，这些书在农村比较多，容易借到。我们地处苏北，文风不是很盛，但毕竟也算江苏，民间还是有些藏书的。比如我在一个亲戚家里借到一本《三国演义》的石印本，以及全套的高中语文课本。中学里面学不到什么东西，课本里基本都是社论之类的内容。我们有几个同学都爱好文学，像姚健、史进、刘桂平等，常聚在一起互相借书、读书。还有一个同学刘占海的父亲是我们县棉麻公司经理，棉麻公司的仓库里面堆满了从各乡镇收回来的所谓“四旧”的书，我那个同学每次就去仓库里抱些书回家看，我从他那里蹭着读了很多书。有这样的经历就知道了生活比较不容易，会比较珍惜生活。
现在对“文革”前十七年否定得比较多，但对那时候还是小孩子的我来说，还是充满了温暖和亲切。我觉得那时候的人充满了理想，整个社会是安定的，当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很平稳。我记得上小学，常常在天不亮的时候，一个人端个小煤油灯从我们家走到学校去。学校离我们家二三里路远，要经过很空旷的一片农田，在两个村庄之间，有一些坟地，还是很野的。但是一个小孩子端着小煤油灯，经常那么走也没有任何事情，非常安定，家长也从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学校当时的教育，好像就是读书、唱歌、值日、少先队活动等，当时也都觉得很幸福，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温馨的。
我1968年小学毕业，当时江苏省的县级中学好像都停课了，到1970年才复课。我家地处县城边上，睢宁县中学是我们县最好的中学，允许县城周围的农村每个生产队可以推荐一个孩子去县中读书，我们生产队大概看我父亲的面子推荐了我，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社会风气比现在好多了。因为当时的生产队长儿子也小学毕业在家，也可以推荐去的，但是我们队里还是推荐了我。睢宁县中学是传统的老学校，前身是清代所建的昭义书院，那是县里面最好的学校，我现在也感觉到我的成长跟中学的教育分不开。
20世纪70年代的中学教育，主要是以政治为纲，所以教材内容多是社论，但1971、1972年教育回潮，着实抓了一阵子教育。那时候我的理科成绩蛮好的，数理化在班里面都拔尖，想着好好读书说不定将来还能上大学。当然因为理科比较好，就想考理科。文科是学那些大批判文章，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真要写大批判文章，都是有根底的。你看现在很多我们这个年代的学者，如果学术态度不端正的话，他写文章的批判味道是很浓的。初中毕业后，经过考试，我升上高中，高中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教育回潮期，学校里经常举行各种竞赛，数学竞赛、化学竞赛都是经常的，在这段不长的时期里，我觉得对我们这批人的学科培养和训练是非常好的。可惜高二开始，全国开始批判教育，学校也不敢抓教学了，我感觉考大学完全没了希望。那时候教育体制是初中、高中加起来五年，好像我们也没有高三，高二就可以毕业了。当时想，怎么办？上大学没希望了，就想当作家，学写作，于是看各种各样文学类的书籍。
杨阿敏：1975年高中毕业后，为什么去县糖厂工作？当时对生活有什么期待？
傅刚：生活需要。高中毕业之后，我回到农村，生产队农活又累，收入又低，于是通过关系让人介绍到我们县糖厂做临时工。说是糖厂，其实一年烧糖只有三个月，九个月都烧酒。因为我们那地方的糖厂是用甜菜来制糖的，甜菜的量只够烧三个月，所以其他九个月就烧酒。大部分时间我是在酒班上工作，临时工是按天计酬，一天一块钱。在糖厂烧糖的工作我是比较高兴的，我们厂的工程师姓蔡，我们叫他老蔡，是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老蔡人非常好，比较照顾我，把我分到最好的一个工种：分蜜车间。分蜜车间是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出糖。
烧酒工作非常苦。因为每个酒班是承包量的，一开始给你两千斤的料子，你干完为止，干完就下班，八小时干完八小时下班，六小时干完六小时下班。两千斤料子估计六小时就可以做完，但是手一刻都不能停的。我个子小，木锨很大，一刻不停挥舞六七个小时，绝对是体力活，一个班下来，人都瘫了。但就这样，厂领导觉得这人潜力可挖，因为人家都是八小时下班，你们六小时就下班了，他们不平衡，所以又加任务，由两千斤加到两干五百斤，再加到三千斤。三千斤要做满八个多小时才能干完，这下可真是累瘫了。
酒班的工人都是正式工，只有我是临时工，正式工有星期天，可以轮休，临时工虽说按天计酬，就是说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可以休息，但是酒班的班长觉得多个人干活，对酒班有好处，所以他就不让我休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敢反抗啊，得罪了班长，他要是跑到厂长面前说不让你干了，我就得回家了，所以只能咬着牙干。所以我那时人生的最大理想就是可以有星期天！当时我们酒厂有三个酒班，只有我这个班多我一个临时工，其他班心里就不平衡了，所以三个班长钩心斗角，互相比心眼。我在酒厂里一共做了一年多，到高考的时候就不做了。生活逼迫吧，那时候做满了三十天可以有三十块钱，这在我们那地方已经算很好了。我父亲去世后，就我跟我母亲两个人，三十块钱觉得还是不错的。 杨阿敏：在恢复高考之前您读过哪些书？哪些书让您印象深刻？
傅刚：当时特别喜欢读高尔基的书，高尔基的书读了很多，如《人间》三部曲等。我们那个地方私人手里还是有一些书的，除了我上面讲的那位住在棉麻公司的同学，他给我提供了不少书。还有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如姚健、史进、刘桂平等人，也都向他们不时借一些书来读。此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我家的邻居，县农科所技术员老潘家的藏书。老潘农业技术水平非常高，但他当时是右派，政治上应该有压抑的，他爱好文学和音乐，家里有不少藏书。他太太是教音乐的老师，就在我读的小学当音乐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两家处得非常好。老潘高大、英俊，是个美男子，南方宜兴人，多才多艺，人也好，喜欢喝酒。我爸也喜欢喝酒，他们经常来往。我跟他的女儿也是从小在一起上学读书的，算是儿时的玩伴。有时候老潘两口子回宜兴老家，孩子就托住在我们家。他们喜欢外国文艺，所以他们家有一些外国的书，古典书也有，我以前看的那些唐五代词之类的书，就是在他家借的。此外，像《我的艺术生活》《皇家猎宫》《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和普希金的诗集等，也是从他们家借的。
另一个来源是我的一个亲戚有一箱藏书放在我们家里，里面有《西游记》《红楼梦》《官场现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也有现代小说如《青春之歌》和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等。不过，我那时候不喜欢《红楼梦》和《官场现形记》，所以没有读。
高中阶段，尤其是教育批判以后，眼见上大学无望，我就想唯一的出路只能像高尔基一样当个作家了，于是到处借书抄书。我抄的书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的《散文特写选》《小说特写选》等，还有刘白羽的《红玛瑙集》、秦牧的《土地》、杨朔的散文集《雪浪花》，古典的有《唐诗一百首》《唐五代词》《楚辞》等。很可惜，考研究生以后书扔在家里，后来搬家几次就找不到了。
因为想要学习写作，想得到理论上的指导，还读过一些文学理论方面的书。我有一段时间对什么是散文、什么是特写感到迷惑，到处找书想看如何分辨它们之间的区别。毕竟那时候书少，也不好找，所以是找到什么看什么，我记得看过的书有北大中文系1955级编的《中国文学史》、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北大中文系编的《语法修辞》、苏仲翔的《李杜诗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冉欲达的《文艺学概论》、阿垅的《诗是什么》等，还有一本苏联人写的好像是《小说原理》，作者名字忘了。
我曾跟我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同事开玩笑说，现当代文学的代表作我大部分都读过，你们都不一定超过我。因为那些小说现在年轻人不会读的，觉得没意思的不会去看。我在那个教育环境中长大，就觉得很有趣，如《洋铁桶的故事》《小英雄雨来》《无名高地有了名》，这些你们都不会再看了，很多书我说名字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名家如巴金、茅盾、叶圣陶等，他们的代表作我都读过。鲁迅更不用说了，我抄过《野草》的。当时很喜欢贺敬之的诗，特别是《雷锋之歌》。当时新华书店的书是可以出租的，我到新华书店租《雷锋之歌》回来抄了一遍。《雷锋之歌》是很厚的一本书，我可以全部背诵下来，一直到上大学时还能背，大学毕业后长时间不背就忘了。
杂七杂八的，碰到什么读什么，就读了不少。1975年的时候，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沈括的《梦溪笔谈》，影印出版的。我也不知道它好坏，翻了一下里面谈到了律诗，就把它买了。买了以后听别人告诉我，卖书的人是我同学的姐姐，据她说新华书店一共就卖掉这一本。（线装书？）不是线装，平装的，那时候哪有线装书，就是有，我不懂，也不会买的。很穷，买书是抠着钱买的。买《梦溪笔谈》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糖厂做临时工了，攒了一点钱就买书。还是喜欢买书，很小就喜欢买书，量力为出。那时还自己订了《朝霞》《人民文学》《诗刊》三种杂志，也还算是可以的。余秋雨的名字就是那时在《朝霞》上见到的，当时想他的名字应该是出自李贺的诗“石破天惊逗秋雨”。文学史看了几遍，1955级编的那本，别的文学史倒是没有，当时能见到的少。20世纪50年代初的高中语文课本我倒是想办法找了不少，每一册都有好文章，有很多很好的小说、散文。就这样我也在阅读中培养了自己的文学爱好和风格，我特别喜欢孙犁、茹志鹃、张有德、艾芜这种风格的小说和散文。乱七八糟地读，当然还是想当作家嘛。现在回想起来都还如在目前，每种书的来源都十分清楚，如1955级编的这本文学史是糖厂一位姓陈的同事借给我的，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是我们村里一位姓张的姐姐的书，《李杜诗选》是我中学同学吴昆借给我的，《金云翘传》是向中学同学史进借来的，我们一起读，一起抄。普希金的诗也是他拿来的，当时很喜欢普希金，他的诗和小说我都喜欢，我能背很多普希金的诗。《通鉴选》是我们村一位姓刘的借给我的，是他从县中图书馆借来没有还，他本是县中的学生，“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就待在家里务农了。
（杨阿敏：您说的这些书很多都很专业，能够在小县城里找到这些书还是不容易的。）我们不像南方，南方文风更盛，我们地方文风不盛，能找到这些书也真是不容易，但也不是没有。因为我们地方上还是有不少大学生，像我刚才讲的农科所那几位，他们不一定是大学生，可能有些是中专、农业技术学校毕业，他们水平其实很高。中学时候有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通過各种途径借来一些书供我们抄。那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姚健突然找到两首好诗，其实就是“古诗十九首》里面的，当时不知道，还说这诗写得真好，就是“迢迢牵牛星”那首，当时真心觉得好，所以说这种机会还是蛮多的。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受到一些冲击，地方上所谓士绅这个阶层已经没有了，藏书就基本上消失了。听说我们那个村庄有一家有点藏书，1966-1976年间埋在地下，我们不熟悉，平时估计也不借给别人看。所以他有哪些书我并不知道。我有一个亲戚喜欢文学，他藏了一柳条箱子书放在我们家，那时候小，就偷偷撬开偷出来看，什么《官场现形记》《红楼梦》《西游记》等。农村里有一些《说岳》《水浒》《三国演义》一类的书，在民间很流行，中国社会基层的文化和价值观其实是这些书教育的结果。 （杨阿敏：我感觉您那时候比现在的大学生阅读量还多一些）因为现在你们有教学任务，学生都是一天到晚做作业，复习考试，我们那时候没有呀。而且我们那时候书少，就会千方百计去找书看，现在书多了再加上压力又大，就厌烦了，也没时间去看。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啦，以前的读书欲望是如饥似渴。
杨阿敏：还记得当初参加高考的情形吗？当时是如何备考的？
傅刚：因为当时在工厂里也想着写作，自费订了三本杂志，有一些文娱活动也会找我，觉得我是高中毕业出来的，能写点东西。但自己当时对前途是非常悲观绝望的，心想可能要干一辈子临时工了，正式工要很硬很硬的关系才有机会，我们没这么硬的关系，很绝望。这时突然大喇叭上广播讲恢复高考了，然后大家奔走相告，一些关系好的同学告诉我高考恢复了，我非常高兴：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想参加高考，孤注一掷。于是去找厂长，说能不能请个假让我复习一下，考完以后再回来工作。
厂长是个好人，但是我们也没什么特殊关系，他不会特别照顾你，我提出要复习考试还以为比较困难，结果他一口答应，说没问题，你去复习考试吧。当时年轻不懂事，很高兴以为准假了，结果家里人一听说就责骂我说，你怎么能请假呢？厂里不要你怎么办？我说应该不会，厂长同意了呀！结果考完之后我去找厂长，厂长说你回家等通知吧。当然我现在也不是说这个厂长不好，他是个好人，他儿子是我中学同学，到现在关系都非常好。可能还是从厂里需要考虑吧，觉得没必要增加这么个临时工。我就只好回家了，等通知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幸好后来考上了。
从通知到考试也就半个多月，好像是II月份考试。我们江苏省比较特别，因为江苏省考生太多了，所以要分两次考试。先是各个地区初考，初考刷下来以后再参加省里考试。第一批很多发挥失常的，我们中学有好几位平时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发挥失常了，也没再参加第二年的考试，很可惜。徐州初考考两门：语文、数学，省考考四门：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当时分文理科，我报的是文科。高考结束后就等通知，我们是地方院校，最后才放榜，等通知的日子很煎熬。我们同学里考得最好的是南京大学和上海第二医学院，我是徐州师范学院录取的。还记得邮递员骑着车子送通知的景象，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脱离农村了，前途有希望了！
杨阿敏：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机会十分宝贵。在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四年是怎么度过的？
傅刚：到了学校才知道，1977年江苏省凡是报考文科的学生，基本上都由本地区录取。比如说我是徐州地区的，是不会被录取到南京师范学院。除了成绩非常好，可以考入南京大学，似乎徐州地区没有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我们一个同学考了320分，应该是南大的录取线，但也被留在了徐师。
我一直不善于考试，所以对考进徐州师范学院略有些失望，但当时已经很满足了。1976年以后第一届大学生还是挺轰动的，我考上大学以后，有好多年我们那个地方都没有人考上大学，所以我在地方上还是造成点轰动，大家会说：傅家那个孩子考上大学了！
到徐州师院以后就是想读书。到图书馆一看，图书馆这么多书，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原先找书多辛苦，东一本西一本的，碰到什么读什么，到图书馆发现这么多书就很高兴。徐州师范学院是江苏省四所老师院之一，它的底子还是很深厚的。以前的老学校特别注重图书馆的建设，首先书要齐备，不像现在建校要把校舍、计算机、实验室、仪器什么的做好，不重视图书馆，以前是重视图书馆的，我发现有这么多书就开始拼命读。
我们一般都是徐州地区来的学生，有少数下放到徐州地区的知青也在这儿，应该说第一届能考上都是很优秀的。当年大学考试时，我们一个班里61个人，每次考试90分以上的人都达到40多人，那时候没有分数限制，有多少就多少，大家学得都很好。我年龄属于中等，还有比我小的，有1961、1962年出生的，年龄大的有1946年、1947年出生的，差别很大。像老高三毕业的人，有的甚至已经接到了高校录取通知书了，因为1966年有些特殊专业、特殊学校提前招生，所以有些人水平非常高，跟人家一比我们这些人就差了许多，必须努力学习啊！而且1976年之后，文化就像断粮了一样，我们大多数都是拼命读书，基本没有玩的时间。
快毕业的时候前途基本也定了。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有个规定，徐州地区的毕业生不允许到政府机关工作，理由是徐州的教育落后，这批大学生一定要去各个地区中学当教师。我们那一届没有去政府机关的，都到中学里面去了，后来有些去政府机关的，也是从中学里面跑出来的。整个苏北只有徐州师范学院一个高校，淮阴地区都没有，我们也承担了对淮阴的师资支援，因此必须有一批人要分到淮阴地区工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回自己老家的。这对很多人尤其是老三届来说太难了，他们都结婚有孩子了，肯定是不想离开家，学校也没办法，就只能尽量照顾老三届和有家庭孩子的人。我比较特殊，因为我母亲年老多病，系里就照顾我，把我分回到我们县工作，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
对于我来说，分配到睢宁县中学，还是很幸运的。临毕业之前，我忽然想起来，在徐州待了四年，我还没去过徐州动物园，所以要走的那几天，专门找了一个时间去动物园转了一圈。那时候时间挺紧，就是一天不读书就很恐慌的那种感觉。
杨阿敏：本科毕业论文《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论陆云（与兄平原书）》不仅发表于1984年第2期的《文艺理论研究》，还被收录到201 6年新出的《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中。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
傅刚：这是我的读书心得。当时读了很多书，在图书馆里面抱着丁福保的《汉魏六朝名家集》-本本地往下读，读完了，做了厚厚一本笔记。最后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在笔记里面找题目，觉得这个还不错，就挑了这个題目。因为据我所知，讨论陆云的理论文章很少，好像就朱东润先生在1949年前提过，所以就选这个题目写了。那个时候也不懂学术论文怎么写，所以写好以后，就送请古代文学吴汝煜老师看。吴汝煜老师看了以后说，你这个属于古代文论的文章。那个时候我还真不了解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的区别，当然，我们也开设古代文论课，但我一直认为处理的都是相同的问题，不应该切割得这么开，直到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吴老师建议我去找郝立诚先生，请他做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郝老师看了以后，觉得我写得还不错，夸奖了我。他说这个问题他也没考虑过，应该是蛮新的。郝立诚先生是中央大学20世纪30年代初的毕业生，资格比较老。他的学问很好，陆机《文赋》都是背诵的，但文章写得不多。他有位堂哥叫郝立权，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出版过《陆士衡诗注》，蛮有名的。这篇文章后来完成了，作为我的毕业论文。 徐州师范学院毕业了，我就回到睢宁县中学，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当时在睢中的时候投给过《徐州师范学报》，当时学报大概看到是中学老师寄来的稿就没用。到上海读研究生以后，我又送请马茂元先生看，马先生看了，觉得我写得好，他说这个问题讨论不多，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材料也蛮新的。马先生推荐我的这篇文章到《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现在看来，这个文章讨论的题目还是蛮早的，提出一些看法也是蛮早的，这也算是自己本科阶段的总结吧。
杨阿敏：本科阶段，有没有让您特别敬佩的老师？
傅刚：我们徐州师院虽然是个地方院校，但是我们好老师很多。尤其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入学以后学校非常重视，专门为我们1977级配备老师。比如说中文系，都是配备我们系里面被认为最好的老师，现在看来也是这样，虽然是个地方院校，老师的水平都是很高的。
比如说现代汉语专业的廖旭东老师，他后来担任系主任，也做过徐州师院副院长，他的现代汉语研究在国内学术界里是名列前茅的。当年教育部指定的全国教材《现代汉语》，就是他跟兰州大学的黄伯荣先生二人合编的。廖先生的水平非常高，他是北师大黎锦熙先生的学生，他的理论水平也好，对资料很熟悉，而且古今兼通，这在当代学者里不是很多。现在很多研究现代汉语的人不懂得古代汉语，虽然廖老师的专业是现代汉语，但是他给我们上的是《说文解字》课，对《说文解字》非常熟悉。晚年还出版过《楚辞语法研究》。他人也很正，工作很认真。他后來做系主任，对于我们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风的培养和建立，是有贡献的。
像古代文学的老师，应该说从不同方面对我都产生深远影响。比如王进珊老师，他原来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因为院系调整等各种原因，调来徐州师范学院。他教我们宋代文学，但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属于才子型，1949年前在上海已经很有名气了。他精通戏曲，不仅研究，同时创作剧本。他是一位讲究生活的人，人也好，对我们很关心。又比如吴奔星老师，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教授、诗人，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很有地位。教我们古代文学的郭广伟老师，他精于吟诵，《诗经》《论语》《孟子》，都能背诵。现在看到一些人到处吟诵，和他一比，只能说是野狐禅了。他的研究成绩也好，出版过《权德舆诗文集》。郭老师一直教我们二班，当时1977级两个班，我们二班的先秦两汉隋唐文学史是郭老师教的，他是一个旧式的学者，对资料非常熟悉，备课也很认真，这对我们影响很深。所以我们古代文学能够学得好，有专业兴趣，跟郭老师的上课有关。
另外在当时属于中年的老师，就是我们徐州师范学院培养起来的，都非常优秀，像邱鸣皋老师、吴汝煜老师等，邱鸣皋老师给我们上宋词研究选修课，明清文学是郑云波老师上的，郑老师也是非常优秀的老师，他教明清小说，对材料非常熟悉。他非常会上课，没有讲义，就拿张卡片如数家珍地讲，小说被他讲得绘声绘色，又富有学术性。当时郑老师对我们影响很大，他担任中文系副主任，对我们指导也蛮多的，这几个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我因为学习过的学校比较多，能够有所比较，应该说以上这些老师的水平，丝毫不比别的院校差。像邱鸣皋老师给我们上的词史，材料之丰富，线索之清楚，各家观点、说法一一排列整齐，清清楚楚的，加上他个人的案断，很有学术水平。我做了厚厚一本笔记，现在的高校里能有这样深度的课程并不多的。
吴汝煜老师教一班，他既会上课，研究成果也很突出，文章写得好。他的专业是唐代文学，出版了好多重要的著作，如《刘禹锡传论》《全唐诗人名考》等。他后来还出版了《史记论稿》，显示出他的专业领域很广。《史记论稿》是当代《史记》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吴老师的《史记论稿》都是由专题论文组成的，所以就很深入。吴老师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也不是我的指导老师，但是我一直同他联系比较多，我很敬佩他的学问和研究的态度。很可惜，他刚50岁就去世了，现在回想起来，吴老师50岁的年龄，学问已经晋升到同时代人之上，入于更高一辈学者之列了，所以很多人误认为吴老师是老一辈学者。我回想我在50岁时所取得的成绩，和吴老师比，差得还是蛮远的。如果吴老师在的话，他现在取得的成果应该是更加卓越，他在学界的地位也应该更高。
其他的老师当然也很好，因为我学的是古代文学，所以对古代文学的老师印象比较深刻一些。因为这些老师在各方面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也不能说谁最有影响。我们的老师都是非常亲切的，对学生都非常好。我读了研究生以后的几位老师也都是非常好的老师，运气比较好吧，都碰到了最好的老师。
杨阿敏：本科毕业后为什么选择考研进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继续学习古代文学？
傅刚：其实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准备考研究生了。其实我当时对研究生不了解，我那时就知道大学生，不知道还有研究生。我们班里有个同学叫闰华，他是先知先觉者，他好像上大学初就考过一次研究生，应该参加过第一届或第二届研究生考试。然后他就带着我们成立了一个古典文学兴趣小组，我们以前经常在一起讨论，挺有兴趣的。那时候才知道有研究生这么一个说法。我本科毕业的时候考过一次，当时没考好失败了。闫华当时就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因为徐州师范学院的学生，一下就考到社科院文学所，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是最高学府了。另外还有一班的张宏生，考进了南大跟程干帆先生读书。我们那一届考出了两个研究生，对我们也是鼓舞。
我没考上当时就回去了，但心里还是想考研究生，不想当中学老师，所以回到家里就一直做准备。我在睢宁县中学被分配在初一教语文，教学以外就是做考试准备。我是1982年1月份毕业参加工作的，当年的半年时间是不能考的，等到过了一年.就是1983年参加考试。我是我们那个县中学里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老师，在我之前也有一些老大学生考研究生，都没考上。
当时也没什么别的考虑，因为我的专业主要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1983年的时候，全国只有上海师范学院招魏晋南北朝文学，其他学校是招汉魏六朝文学或者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我觉得我的准备主要都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如果跨段的话担心自己考得不好，所以就选择了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是曹融南老师招生。我是入校以后才知道的，因为那年全国只有上海师范学院招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生，所以考生很多，好像20多个人考，最后参加面试的是3个人。3个人参加面试，可能我的出身最低，是苏北一个中学的初一老师，毕业的院校也不算什么名校。另外两位我知道一位是杭州的，另一位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应该都比我出身高，但是面试以后曹老师就录取了我一个，据说当时曹老师可以录取两个的，但最后只招了我一个人。 杨阿敏：硕士期间师从曹融南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学，导师是怎么指导您读书治学的？
傅刚：曹老师是非常认真的一个老师，如果放在《世说新语》里的话，曹老师应该是属于“方正”一类的人物。他当时招我一个学生，马茂元先生也招一个学生，所以我们两个学生一起跟曹老师和马老师上课。曹老师每次上课都是认真备课的，他有备课笔记，这一点和研究生的其他导师不太一样。每周到他家里去，他给我们上两个小时的课，现在我给研究生上课也感觉到了，讲两个小时是很累的。
曹老师是1933年入学中央大学，1937年毕业。他出身于江南一个士绅家庭，父亲是江南有名的士绅，家里有藏书。而且他父亲写有学术笔记，遗稿在曹先生家里，我见过。据说太老师与钱仲联先生都有交往。曹先生中大的老师有黄季刚先生、汪东先生、吴梅先生等。曹先生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季刚先生来上课经常会迟到，上课以后就会骂娘，主要骂胡适，有时一堂课会骂半节课，骂完之后讲课，虽然就讲那一点点，但是会让你受益无穷。曹老师他们一班有六个人，有江西师大的余心乐先生、西北师范大学的彭铎先生，他是做古汉语研究的。中央大学出来做文字学的比较多，都是非常有名的，像彭铎先生水平就很高，可惜去世很早。
曹先生1933年考大學的时候，同时报考了三个大学：北大、武大，还有中央大学。结果武大没录取，北大和中大都录取了，他本来想去北大读书的，但家里人不同意，说当时北平已经不太平了，所以就不让到北京来，就让他选了中央大学。
季刚先生跟他们讲，读书不到50岁不要发文章，确实是这样的，曹先生文章写得很少，他对这一点也不太满意。其实写作是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的，可以促进你思考的深度，所以不写作是不好的。而且你时间长了不写以后，习惯就不会有了，写不出来了，不光是懒的问题。经常不写后，不写的习惯就形成了，不愿意写了，就永远眼高手低，主张必须要写。所以曹先生对这方面就有点不太满意，他说如果他来北大读书的话，也许自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老先生很长寿，2017年去世，是百岁老人。
曹先生发表成果不多，所以在学术界可能知道的人也不太多。晚年整理的《谢宣城集校注》是他的代表作。曹先生退休以后到80多岁，甚至90多岁的时候还经常跑图书馆，每天都在读书看书，充实自己的学问。他学问非常好，是属于那种老派的学者，写得很少，但其实他的学问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从小受家学教育。他发表出来的成果就是《谢宣城集校注》，这部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在国内影响很大，到目前为止，在几部《谢宣城集校注》里他这本书算是非常好的，体例准确、规范，参考价值高。前言写得非常好，所以他不是不会写文章。
当时我们年轻不懂事，以为曹先生不善于写作。但看了他的几篇文章，一个是《谢宣城集校注》的前言，另一个是他编的《魏晋六朝散文选注》的前言，都写得好，属于那种具有深厚学术素养所养成的温润的文风。这样的文笔1949年后的大学生是写不出来的，我们写的文字，自然不自然地用很多夸张的套语，属于1949年后带有时代特点的语言，不典雅。曹先生的文章一看就是那种很温润典雅的古典笔法，很可惜他没有写很多，这方面我觉得曹先生有点可惜了。
杨阿敏：在曹融南先生身边学习工作多年，您对曹先生的治学与为人有什么认识？
傅刚：曹先生为人当然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从本科导师郝立诚开始，到我博士后的老师，一个比一个年轻，年龄最大的好像是郝立诚老师，是我本科的老师，然后是曹融南老师，再是曹道衡老师，最后是袁行霈老师，蛮有意思的现象。曹融南老师刚才讲了是方正，一丝不苟，他跟学生平时不苟言笑的，但是其实他的内心非常和蔼，很关心学生。因为他是大家庭里的老大，老大在旧家庭里面的身份地位都是不让表达自己的个性。他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是这个样子。他的几个弟弟读书都非常厉害，他有一个弟弟原来是学化学的院士，他们家的家风很好。
但曹先生其实是懂得变通的人，表面上他很冷，其实内心还是蛮热的。他跟我讲过，他的儿子当年下放到东北去，曹先生就说到东北那个地方你可以喝点酒。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们的家训是祭祖都不用酒的，就是说他们家规是不喝酒的，但是他儿子到东北去了，他说那个地方冷，你可以喝点酒。所以曹先生内心是很热的。其实他年轻的时候是中央大学的篮球队队员，可想而知他的性情、内心世界也是很丰富的，但平时上课不太能感觉到。我是1985年跟他一起到西安和北京访学，跟随他有十多天的时间，那个时候曹先生表现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就好像陶渊明讲的脱离樊笼外的状态，非常高兴，言谈也很多，很兴奋。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曹先生是非常可爱的人。
曹先生对学生非常的好，在学术上却要求非常高、非常严。刚才举我的例子就说，录取学生的时候三个人我的出身最低，他可以录取两个，但是他就从严，就录取一个他认为好的。还有一例，有一个外地老师跟他进修，后来要升教授评职称，就请曹先生给推荐，结果曹老师看了他的成果以后觉得他不够格，就给否定了。这在我们当代的高校里面基本上是不大会有的，跟过自己的学生，你给他否定掉的基本上没有。他就是很严格，他是学术上一丝不苟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也都非常尊重他。
作者：杨阿敏，《中华瑰宝》杂志编辑。“尔雅国学”公众号创始人。
编辑：牡碧媛 dubiyuan@163. com
杨阿敏：请谈谈您小时候的家庭生活情况？
傅刚：我出生于江苏省睢宁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不识字。但是我父亲很能干，属于对农活儿非常精通的那种。20世纪50年代初曾被选为江苏省劳模，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劳模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回来后参加了国家关于农村的所有改革运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一直是我们那个自然村的生产队长，在当地有些影响。但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受到冤枉，郁闷生病，1968年便去世了。母亲是家庭妇女，人很善良，一辈子没有骂过人，也没有骂过孩子，她对我影响很大。
杨阿敏：小学时您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的学校是一种什么状态，请谈谈您的中小学学习状况？
傅刚：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小学的时候就读过《水浒》《说岳》《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以及《三侠五义》《小五义》《天山四义》《蜀山剑侠传》等，这些书在农村比较多，容易借到。我们地处苏北，文风不是很盛，但毕竟也算江苏，民间还是有些藏书的。比如我在一个亲戚家里借到一本《三国演义》的石印本，以及全套的高中语文课本。中学里面学不到什么东西，课本里基本都是社论之类的内容。我们有几个同学都爱好文学，像姚健、史进、刘桂平等，常聚在一起互相借书、读书。还有一个同学刘占海的父亲是我们县棉麻公司经理，棉麻公司的仓库里面堆满了从各乡镇收回来的所谓“四旧”的书，我那个同学每次就去仓库里抱些书回家看，我从他那里蹭着读了很多书。有这样的经历就知道了生活比较不容易，会比较珍惜生活。
现在对“文革”前十七年否定得比较多，但对那时候还是小孩子的我来说，还是充满了温暖和亲切。我觉得那时候的人充满了理想，整个社会是安定的，当然生活并不富裕，但很平稳。我记得上小学，常常在天不亮的时候，一个人端个小煤油灯从我们家走到学校去。学校离我们家二三里路远，要经过很空旷的一片农田，在两个村庄之间，有一些坟地，还是很野的。但是一个小孩子端着小煤油灯，经常那么走也没有任何事情，非常安定，家长也从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学校当时的教育，好像就是读书、唱歌、值日、少先队活动等，当时也都觉得很幸福，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温馨的。
我1968年小学毕业，当时江苏省的县级中学好像都停课了，到1970年才复课。我家地处县城边上，睢宁县中学是我们县最好的中学，允许县城周围的农村每个生产队可以推荐一个孩子去县中读书，我们生产队大概看我父亲的面子推荐了我，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社会风气比现在好多了。因为当时的生产队长儿子也小学毕业在家，也可以推荐去的，但是我们队里还是推荐了我。睢宁县中学是传统的老学校，前身是清代所建的昭义书院，那是县里面最好的学校，我现在也感觉到我的成长跟中学的教育分不开。
20世纪70年代的中学教育，主要是以政治为纲，所以教材内容多是社论，但1971、1972年教育回潮，着实抓了一阵子教育。那时候我的理科成绩蛮好的，数理化在班里面都拔尖，想着好好读书说不定将来还能上大学。当然因为理科比较好，就想考理科。文科是学那些大批判文章，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真要写大批判文章，都是有根底的。你看现在很多我们这个年代的学者，如果学术态度不端正的话，他写文章的批判味道是很浓的。初中毕业后，经过考试，我升上高中，高中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教育回潮期，学校里经常举行各种竞赛，数学竞赛、化学竞赛都是经常的，在这段不长的时期里，我觉得对我们这批人的学科培养和训练是非常好的。可惜高二开始，全国开始批判教育，学校也不敢抓教学了，我感觉考大学完全没了希望。那时候教育体制是初中、高中加起来五年，好像我们也没有高三，高二就可以毕业了。当时想，怎么办？上大学没希望了，就想当作家，学写作，于是看各种各样文学类的书籍。
杨阿敏：1975年高中毕业后，为什么去县糖厂工作？当时对生活有什么期待？
傅刚：生活需要。高中毕业之后，我回到农村，生产队农活又累，收入又低，于是通过关系让人介绍到我们县糖厂做临时工。说是糖厂，其实一年烧糖只有三个月，九个月都烧酒。因为我们那地方的糖厂是用甜菜来制糖的，甜菜的量只够烧三个月，所以其他九个月就烧酒。大部分时间我是在酒班上工作，临时工是按天计酬，一天一块钱。在糖厂烧糖的工作我是比较高兴的，我们厂的工程师姓蔡，我们叫他老蔡，是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的。老蔡人非常好，比较照顾我，把我分到最好的一个工种：分蜜车间。分蜜车间是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出糖。
烧酒工作非常苦。因为每个酒班是承包量的，一开始给你两千斤的料子，你干完为止，干完就下班，八小时干完八小时下班，六小时干完六小时下班。两千斤料子估计六小时就可以做完，但是手一刻都不能停的。我个子小，木锨很大，一刻不停挥舞六七个小时，绝对是体力活，一个班下来，人都瘫了。但就这样，厂领导觉得这人潜力可挖，因为人家都是八小时下班，你们六小时就下班了，他们不平衡，所以又加任务，由两千斤加到两干五百斤，再加到三千斤。三千斤要做满八个多小时才能干完，这下可真是累瘫了。
酒班的工人都是正式工，只有我是临时工，正式工有星期天，可以轮休，临时工虽说按天计酬，就是说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可以休息，但是酒班的班长觉得多个人干活，对酒班有好处，所以他就不让我休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敢反抗啊，得罪了班长，他要是跑到厂长面前说不让你干了，我就得回家了，所以只能咬着牙干。所以我那时人生的最大理想就是可以有星期天！当时我们酒厂有三个酒班，只有我这个班多我一个临时工，其他班心里就不平衡了，所以三个班长钩心斗角，互相比心眼。我在酒厂里一共做了一年多，到高考的时候就不做了。生活逼迫吧，那时候做满了三十天可以有三十块钱，这在我们那地方已经算很好了。我父亲去世后，就我跟我母亲两个人，三十块钱觉得还是不错的。 杨阿敏：在恢复高考之前您读过哪些书？哪些书让您印象深刻？
傅刚：当时特别喜欢读高尔基的书，高尔基的书读了很多，如《人间》三部曲等。我们那个地方私人手里还是有一些书的，除了我上面讲的那位住在棉麻公司的同学，他给我提供了不少书。还有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如姚健、史进、刘桂平等人，也都向他们不时借一些书来读。此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我家的邻居，县农科所技术员老潘家的藏书。老潘农业技术水平非常高，但他当时是右派，政治上应该有压抑的，他爱好文学和音乐，家里有不少藏书。他太太是教音乐的老师，就在我读的小学当音乐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两家处得非常好。老潘高大、英俊，是个美男子，南方宜兴人，多才多艺，人也好，喜欢喝酒。我爸也喜欢喝酒，他们经常来往。我跟他的女儿也是从小在一起上学读书的，算是儿时的玩伴。有时候老潘两口子回宜兴老家，孩子就托住在我们家。他们喜欢外国文艺，所以他们家有一些外国的书，古典书也有，我以前看的那些唐五代词之类的书，就是在他家借的。此外，像《我的艺术生活》《皇家猎宫》《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烈火金刚》和普希金的诗集等，也是从他们家借的。
另一个来源是我的一个亲戚有一箱藏书放在我们家里，里面有《西游记》《红楼梦》《官场现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也有现代小说如《青春之歌》和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等。不过，我那时候不喜欢《红楼梦》和《官场现形记》，所以没有读。
高中阶段，尤其是教育批判以后，眼见上大学无望，我就想唯一的出路只能像高尔基一样当个作家了，于是到处借书抄书。我抄的书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的《散文特写选》《小说特写选》等，还有刘白羽的《红玛瑙集》、秦牧的《土地》、杨朔的散文集《雪浪花》，古典的有《唐诗一百首》《唐五代词》《楚辞》等。很可惜，考研究生以后书扔在家里，后来搬家几次就找不到了。
因为想要学习写作，想得到理论上的指导，还读过一些文学理论方面的书。我有一段时间对什么是散文、什么是特写感到迷惑，到处找书想看如何分辨它们之间的区别。毕竟那时候书少，也不好找，所以是找到什么看什么，我记得看过的书有北大中文系1955级编的《中国文学史》、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北大中文系编的《语法修辞》、苏仲翔的《李杜诗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冉欲达的《文艺学概论》、阿垅的《诗是什么》等，还有一本苏联人写的好像是《小说原理》，作者名字忘了。
我曾跟我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同事开玩笑说，现当代文学的代表作我大部分都读过，你们都不一定超过我。因为那些小说现在年轻人不会读的，觉得没意思的不会去看。我在那个教育环境中长大，就觉得很有趣，如《洋铁桶的故事》《小英雄雨来》《无名高地有了名》，这些你们都不会再看了，很多书我说名字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名家如巴金、茅盾、叶圣陶等，他们的代表作我都读过。鲁迅更不用说了，我抄过《野草》的。当时很喜欢贺敬之的诗，特别是《雷锋之歌》。当时新华书店的书是可以出租的，我到新华书店租《雷锋之歌》回来抄了一遍。《雷锋之歌》是很厚的一本书，我可以全部背诵下来，一直到上大学时还能背，大学毕业后长时间不背就忘了。
杂七杂八的，碰到什么读什么，就读了不少。1975年的时候，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沈括的《梦溪笔谈》，影印出版的。我也不知道它好坏，翻了一下里面谈到了律诗，就把它买了。买了以后听别人告诉我，卖书的人是我同学的姐姐，据她说新华书店一共就卖掉这一本。（线装书？）不是线装，平装的，那时候哪有线装书，就是有，我不懂，也不会买的。很穷，买书是抠着钱买的。买《梦溪笔谈》的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糖厂做临时工了，攒了一点钱就买书。还是喜欢买书，很小就喜欢买书，量力为出。那时还自己订了《朝霞》《人民文学》《诗刊》三种杂志，也还算是可以的。余秋雨的名字就是那时在《朝霞》上见到的，当时想他的名字应该是出自李贺的诗“石破天惊逗秋雨”。文学史看了几遍，1955级编的那本，别的文学史倒是没有，当时能见到的少。20世纪50年代初的高中语文课本我倒是想办法找了不少，每一册都有好文章，有很多很好的小说、散文。就这样我也在阅读中培养了自己的文学爱好和风格，我特别喜欢孙犁、茹志鹃、张有德、艾芜这种风格的小说和散文。乱七八糟地读，当然还是想当作家嘛。现在回想起来都还如在目前，每种书的来源都十分清楚，如1955级编的这本文学史是糖厂一位姓陈的同事借给我的，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是我们村里一位姓张的姐姐的书，《李杜诗选》是我中学同学吴昆借给我的，《金云翘传》是向中学同学史进借来的，我们一起读，一起抄。普希金的诗也是他拿来的，当时很喜欢普希金，他的诗和小说我都喜欢，我能背很多普希金的诗。《通鉴选》是我们村一位姓刘的借给我的，是他从县中图书馆借来没有还，他本是县中的学生，“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就待在家里务农了。
（杨阿敏：您说的这些书很多都很专业，能够在小县城里找到这些书还是不容易的。）我们不像南方，南方文风更盛，我们地方文风不盛，能找到这些书也真是不容易，但也不是没有。因为我们地方上还是有不少大学生，像我刚才讲的农科所那几位，他们不一定是大学生，可能有些是中专、农业技术学校毕业，他们水平其实很高。中学时候有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通過各种途径借来一些书供我们抄。那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姚健突然找到两首好诗，其实就是“古诗十九首》里面的，当时不知道，还说这诗写得真好，就是“迢迢牵牛星”那首，当时真心觉得好，所以说这种机会还是蛮多的。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受到一些冲击，地方上所谓士绅这个阶层已经没有了，藏书就基本上消失了。听说我们那个村庄有一家有点藏书，1966-1976年间埋在地下，我们不熟悉，平时估计也不借给别人看。所以他有哪些书我并不知道。我有一个亲戚喜欢文学，他藏了一柳条箱子书放在我们家，那时候小，就偷偷撬开偷出来看，什么《官场现形记》《红楼梦》《西游记》等。农村里有一些《说岳》《水浒》《三国演义》一类的书，在民间很流行，中国社会基层的文化和价值观其实是这些书教育的结果。 （杨阿敏：我感觉您那时候比现在的大学生阅读量还多一些）因为现在你们有教学任务，学生都是一天到晚做作业，复习考试，我们那时候没有呀。而且我们那时候书少，就会千方百计去找书看，现在书多了再加上压力又大，就厌烦了，也没时间去看。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啦，以前的读书欲望是如饥似渴。
杨阿敏：还记得当初参加高考的情形吗？当时是如何备考的？
傅刚：因为当时在工厂里也想着写作，自费订了三本杂志，有一些文娱活动也会找我，觉得我是高中毕业出来的，能写点东西。但自己当时对前途是非常悲观绝望的，心想可能要干一辈子临时工了，正式工要很硬很硬的关系才有机会，我们没这么硬的关系，很绝望。这时突然大喇叭上广播讲恢复高考了，然后大家奔走相告，一些关系好的同学告诉我高考恢复了，我非常高兴：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想参加高考，孤注一掷。于是去找厂长，说能不能请个假让我复习一下，考完以后再回来工作。
厂长是个好人，但是我们也没什么特殊关系，他不会特别照顾你，我提出要复习考试还以为比较困难，结果他一口答应，说没问题，你去复习考试吧。当时年轻不懂事，很高兴以为准假了，结果家里人一听说就责骂我说，你怎么能请假呢？厂里不要你怎么办？我说应该不会，厂长同意了呀！结果考完之后我去找厂长，厂长说你回家等通知吧。当然我现在也不是说这个厂长不好，他是个好人，他儿子是我中学同学，到现在关系都非常好。可能还是从厂里需要考虑吧，觉得没必要增加这么个临时工。我就只好回家了，等通知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幸好后来考上了。
从通知到考试也就半个多月，好像是II月份考试。我们江苏省比较特别，因为江苏省考生太多了，所以要分两次考试。先是各个地区初考，初考刷下来以后再参加省里考试。第一批很多发挥失常的，我们中学有好几位平时成绩非常好的同学发挥失常了，也没再参加第二年的考试，很可惜。徐州初考考两门：语文、数学，省考考四门：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当时分文理科，我报的是文科。高考结束后就等通知，我们是地方院校，最后才放榜，等通知的日子很煎熬。我们同学里考得最好的是南京大学和上海第二医学院，我是徐州师范学院录取的。还记得邮递员骑着车子送通知的景象，那一刻，我知道自己脱离农村了，前途有希望了！
杨阿敏：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机会十分宝贵。在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四年是怎么度过的？
傅刚：到了学校才知道，1977年江苏省凡是报考文科的学生，基本上都由本地区录取。比如说我是徐州地区的，是不会被录取到南京师范学院。除了成绩非常好，可以考入南京大学，似乎徐州地区没有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我们一个同学考了320分，应该是南大的录取线，但也被留在了徐师。
我一直不善于考试，所以对考进徐州师范学院略有些失望，但当时已经很满足了。1976年以后第一届大学生还是挺轰动的，我考上大学以后，有好多年我们那个地方都没有人考上大学，所以我在地方上还是造成点轰动，大家会说：傅家那个孩子考上大学了！
到徐州师院以后就是想读书。到图书馆一看，图书馆这么多书，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原先找书多辛苦，东一本西一本的，碰到什么读什么，到图书馆发现这么多书就很高兴。徐州师范学院是江苏省四所老师院之一，它的底子还是很深厚的。以前的老学校特别注重图书馆的建设，首先书要齐备，不像现在建校要把校舍、计算机、实验室、仪器什么的做好，不重视图书馆，以前是重视图书馆的，我发现有这么多书就开始拼命读。
我们一般都是徐州地区来的学生，有少数下放到徐州地区的知青也在这儿，应该说第一届能考上都是很优秀的。当年大学考试时，我们一个班里61个人，每次考试90分以上的人都达到40多人，那时候没有分数限制，有多少就多少，大家学得都很好。我年龄属于中等，还有比我小的，有1961、1962年出生的，年龄大的有1946年、1947年出生的，差别很大。像老高三毕业的人，有的甚至已经接到了高校录取通知书了，因为1966年有些特殊专业、特殊学校提前招生，所以有些人水平非常高，跟人家一比我们这些人就差了许多，必须努力学习啊！而且1976年之后，文化就像断粮了一样，我们大多数都是拼命读书，基本没有玩的时间。
快毕业的时候前途基本也定了。我们这一届毕业生有个规定，徐州地区的毕业生不允许到政府机关工作，理由是徐州的教育落后，这批大学生一定要去各个地区中学当教师。我们那一届没有去政府机关的，都到中学里面去了，后来有些去政府机关的，也是从中学里面跑出来的。整个苏北只有徐州师范学院一个高校，淮阴地区都没有，我们也承担了对淮阴的师资支援，因此必须有一批人要分到淮阴地区工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回自己老家的。这对很多人尤其是老三届来说太难了，他们都结婚有孩子了，肯定是不想离开家，学校也没办法，就只能尽量照顾老三届和有家庭孩子的人。我比较特殊，因为我母亲年老多病，系里就照顾我，把我分回到我们县工作，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
对于我来说，分配到睢宁县中学，还是很幸运的。临毕业之前，我忽然想起来，在徐州待了四年，我还没去过徐州动物园，所以要走的那几天，专门找了一个时间去动物园转了一圈。那时候时间挺紧，就是一天不读书就很恐慌的那种感觉。
杨阿敏：本科毕业论文《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论陆云（与兄平原书）》不仅发表于1984年第2期的《文艺理论研究》，还被收录到201 6年新出的《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中。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
傅刚：这是我的读书心得。当时读了很多书，在图书馆里面抱着丁福保的《汉魏六朝名家集》-本本地往下读，读完了，做了厚厚一本笔记。最后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在笔记里面找题目，觉得这个还不错，就挑了这个題目。因为据我所知，讨论陆云的理论文章很少，好像就朱东润先生在1949年前提过，所以就选这个题目写了。那个时候也不懂学术论文怎么写，所以写好以后，就送请古代文学吴汝煜老师看。吴汝煜老师看了以后说，你这个属于古代文论的文章。那个时候我还真不了解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的区别，当然，我们也开设古代文论课，但我一直认为处理的都是相同的问题，不应该切割得这么开，直到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吴老师建议我去找郝立诚先生，请他做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郝老师看了以后，觉得我写得还不错，夸奖了我。他说这个问题他也没考虑过，应该是蛮新的。郝立诚先生是中央大学20世纪30年代初的毕业生，资格比较老。他的学问很好，陆机《文赋》都是背诵的，但文章写得不多。他有位堂哥叫郝立权，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出版过《陆士衡诗注》，蛮有名的。这篇文章后来完成了，作为我的毕业论文。 徐州师范学院毕业了，我就回到睢宁县中学，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当时在睢中的时候投给过《徐州师范学报》，当时学报大概看到是中学老师寄来的稿就没用。到上海读研究生以后，我又送请马茂元先生看，马先生看了，觉得我写得好，他说这个问题讨论不多，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材料也蛮新的。马先生推荐我的这篇文章到《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现在看来，这个文章讨论的题目还是蛮早的，提出一些看法也是蛮早的，这也算是自己本科阶段的总结吧。
杨阿敏：本科阶段，有没有让您特别敬佩的老师？
傅刚：我们徐州师院虽然是个地方院校，但是我们好老师很多。尤其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入学以后学校非常重视，专门为我们1977级配备老师。比如说中文系，都是配备我们系里面被认为最好的老师，现在看来也是这样，虽然是个地方院校，老师的水平都是很高的。
比如说现代汉语专业的廖旭东老师，他后来担任系主任，也做过徐州师院副院长，他的现代汉语研究在国内学术界里是名列前茅的。当年教育部指定的全国教材《现代汉语》，就是他跟兰州大学的黄伯荣先生二人合编的。廖先生的水平非常高，他是北师大黎锦熙先生的学生，他的理论水平也好，对资料很熟悉，而且古今兼通，这在当代学者里不是很多。现在很多研究现代汉语的人不懂得古代汉语，虽然廖老师的专业是现代汉语，但是他给我们上的是《说文解字》课，对《说文解字》非常熟悉。晚年还出版过《楚辞语法研究》。他人也很正，工作很认真。他后來做系主任，对于我们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学风的培养和建立，是有贡献的。
像古代文学的老师，应该说从不同方面对我都产生深远影响。比如王进珊老师，他原来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因为院系调整等各种原因，调来徐州师范学院。他教我们宋代文学，但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属于才子型，1949年前在上海已经很有名气了。他精通戏曲，不仅研究，同时创作剧本。他是一位讲究生活的人，人也好，对我们很关心。又比如吴奔星老师，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教授、诗人，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很有地位。教我们古代文学的郭广伟老师，他精于吟诵，《诗经》《论语》《孟子》，都能背诵。现在看到一些人到处吟诵，和他一比，只能说是野狐禅了。他的研究成绩也好，出版过《权德舆诗文集》。郭老师一直教我们二班，当时1977级两个班，我们二班的先秦两汉隋唐文学史是郭老师教的，他是一个旧式的学者，对资料非常熟悉，备课也很认真，这对我们影响很深。所以我们古代文学能够学得好，有专业兴趣，跟郭老师的上课有关。
另外在当时属于中年的老师，就是我们徐州师范学院培养起来的，都非常优秀，像邱鸣皋老师、吴汝煜老师等，邱鸣皋老师给我们上宋词研究选修课，明清文学是郑云波老师上的，郑老师也是非常优秀的老师，他教明清小说，对材料非常熟悉。他非常会上课，没有讲义，就拿张卡片如数家珍地讲，小说被他讲得绘声绘色，又富有学术性。当时郑老师对我们影响很大，他担任中文系副主任，对我们指导也蛮多的，这几个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我因为学习过的学校比较多，能够有所比较，应该说以上这些老师的水平，丝毫不比别的院校差。像邱鸣皋老师给我们上的词史，材料之丰富，线索之清楚，各家观点、说法一一排列整齐，清清楚楚的，加上他个人的案断，很有学术水平。我做了厚厚一本笔记，现在的高校里能有这样深度的课程并不多的。
吴汝煜老师教一班，他既会上课，研究成果也很突出，文章写得好。他的专业是唐代文学，出版了好多重要的著作，如《刘禹锡传论》《全唐诗人名考》等。他后来还出版了《史记论稿》，显示出他的专业领域很广。《史记论稿》是当代《史记》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吴老师的《史记论稿》都是由专题论文组成的，所以就很深入。吴老师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也不是我的指导老师，但是我一直同他联系比较多，我很敬佩他的学问和研究的态度。很可惜，他刚50岁就去世了，现在回想起来，吴老师50岁的年龄，学问已经晋升到同时代人之上，入于更高一辈学者之列了，所以很多人误认为吴老师是老一辈学者。我回想我在50岁时所取得的成绩，和吴老师比，差得还是蛮远的。如果吴老师在的话，他现在取得的成果应该是更加卓越，他在学界的地位也应该更高。
其他的老师当然也很好，因为我学的是古代文学，所以对古代文学的老师印象比较深刻一些。因为这些老师在各方面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也不能说谁最有影响。我们的老师都是非常亲切的，对学生都非常好。我读了研究生以后的几位老师也都是非常好的老师，运气比较好吧，都碰到了最好的老师。
杨阿敏：本科毕业后为什么选择考研进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继续学习古代文学？
傅刚：其实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准备考研究生了。其实我当时对研究生不了解，我那时就知道大学生，不知道还有研究生。我们班里有个同学叫闰华，他是先知先觉者，他好像上大学初就考过一次研究生，应该参加过第一届或第二届研究生考试。然后他就带着我们成立了一个古典文学兴趣小组，我们以前经常在一起讨论，挺有兴趣的。那时候才知道有研究生这么一个说法。我本科毕业的时候考过一次，当时没考好失败了。闫华当时就考上了中国社科院的文学研究所，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因为徐州师范学院的学生，一下就考到社科院文学所，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是最高学府了。另外还有一班的张宏生，考进了南大跟程干帆先生读书。我们那一届考出了两个研究生，对我们也是鼓舞。
我没考上当时就回去了，但心里还是想考研究生，不想当中学老师，所以回到家里就一直做准备。我在睢宁县中学被分配在初一教语文，教学以外就是做考试准备。我是1982年1月份毕业参加工作的，当年的半年时间是不能考的，等到过了一年.就是1983年参加考试。我是我们那个县中学里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老师，在我之前也有一些老大学生考研究生，都没考上。
当时也没什么别的考虑，因为我的专业主要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1983年的时候，全国只有上海师范学院招魏晋南北朝文学，其他学校是招汉魏六朝文学或者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我觉得我的准备主要都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如果跨段的话担心自己考得不好，所以就选择了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学院是曹融南老师招生。我是入校以后才知道的，因为那年全国只有上海师范学院招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生，所以考生很多，好像20多个人考，最后参加面试的是3个人。3个人参加面试，可能我的出身最低，是苏北一个中学的初一老师，毕业的院校也不算什么名校。另外两位我知道一位是杭州的，另一位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应该都比我出身高，但是面试以后曹老师就录取了我一个，据说当时曹老师可以录取两个的，但最后只招了我一个人。 杨阿敏：硕士期间师从曹融南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文学，导师是怎么指导您读书治学的？
傅刚：曹老师是非常认真的一个老师，如果放在《世说新语》里的话，曹老师应该是属于“方正”一类的人物。他当时招我一个学生，马茂元先生也招一个学生，所以我们两个学生一起跟曹老师和马老师上课。曹老师每次上课都是认真备课的，他有备课笔记，这一点和研究生的其他导师不太一样。每周到他家里去，他给我们上两个小时的课，现在我给研究生上课也感觉到了，讲两个小时是很累的。
曹老师是1933年入学中央大学，1937年毕业。他出身于江南一个士绅家庭，父亲是江南有名的士绅，家里有藏书。而且他父亲写有学术笔记，遗稿在曹先生家里，我见过。据说太老师与钱仲联先生都有交往。曹先生中大的老师有黄季刚先生、汪东先生、吴梅先生等。曹先生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季刚先生来上课经常会迟到，上课以后就会骂娘，主要骂胡适，有时一堂课会骂半节课，骂完之后讲课，虽然就讲那一点点，但是会让你受益无穷。曹老师他们一班有六个人，有江西师大的余心乐先生、西北师范大学的彭铎先生，他是做古汉语研究的。中央大学出来做文字学的比较多，都是非常有名的，像彭铎先生水平就很高，可惜去世很早。
曹先生1933年考大學的时候，同时报考了三个大学：北大、武大，还有中央大学。结果武大没录取，北大和中大都录取了，他本来想去北大读书的，但家里人不同意，说当时北平已经不太平了，所以就不让到北京来，就让他选了中央大学。
季刚先生跟他们讲，读书不到50岁不要发文章，确实是这样的，曹先生文章写得很少，他对这一点也不太满意。其实写作是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的，可以促进你思考的深度，所以不写作是不好的。而且你时间长了不写以后，习惯就不会有了，写不出来了，不光是懒的问题。经常不写后，不写的习惯就形成了，不愿意写了，就永远眼高手低，主张必须要写。所以曹先生对这方面就有点不太满意，他说如果他来北大读书的话，也许自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老先生很长寿，2017年去世，是百岁老人。
曹先生发表成果不多，所以在学术界可能知道的人也不太多。晚年整理的《谢宣城集校注》是他的代表作。曹先生退休以后到80多岁，甚至90多岁的时候还经常跑图书馆，每天都在读书看书，充实自己的学问。他学问非常好，是属于那种老派的学者，写得很少，但其实他的学问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从小受家学教育。他发表出来的成果就是《谢宣城集校注》，这部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在国内影响很大，到目前为止，在几部《谢宣城集校注》里他这本书算是非常好的，体例准确、规范，参考价值高。前言写得非常好，所以他不是不会写文章。
当时我们年轻不懂事，以为曹先生不善于写作。但看了他的几篇文章，一个是《谢宣城集校注》的前言，另一个是他编的《魏晋六朝散文选注》的前言，都写得好，属于那种具有深厚学术素养所养成的温润的文风。这样的文笔1949年后的大学生是写不出来的，我们写的文字，自然不自然地用很多夸张的套语，属于1949年后带有时代特点的语言，不典雅。曹先生的文章一看就是那种很温润典雅的古典笔法，很可惜他没有写很多，这方面我觉得曹先生有点可惜了。
杨阿敏：在曹融南先生身边学习工作多年，您对曹先生的治学与为人有什么认识？
傅刚：曹先生为人当然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从本科导师郝立诚开始，到我博士后的老师，一个比一个年轻，年龄最大的好像是郝立诚老师，是我本科的老师，然后是曹融南老师，再是曹道衡老师，最后是袁行霈老师，蛮有意思的现象。曹融南老师刚才讲了是方正，一丝不苟，他跟学生平时不苟言笑的，但是其实他的内心非常和蔼，很关心学生。因为他是大家庭里的老大，老大在旧家庭里面的身份地位都是不让表达自己的个性。他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是这个样子。他的几个弟弟读书都非常厉害，他有一个弟弟原来是学化学的院士，他们家的家风很好。
但曹先生其实是懂得变通的人，表面上他很冷，其实内心还是蛮热的。他跟我讲过，他的儿子当年下放到东北去，曹先生就说到东北那个地方你可以喝点酒。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们的家训是祭祖都不用酒的，就是说他们家规是不喝酒的，但是他儿子到东北去了，他说那个地方冷，你可以喝点酒。所以曹先生内心是很热的。其实他年轻的时候是中央大学的篮球队队员，可想而知他的性情、内心世界也是很丰富的，但平时上课不太能感觉到。我是1985年跟他一起到西安和北京访学，跟随他有十多天的时间，那个时候曹先生表现得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就好像陶渊明讲的脱离樊笼外的状态，非常高兴，言谈也很多，很兴奋。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曹先生是非常可爱的人。
曹先生对学生非常的好，在学术上却要求非常高、非常严。刚才举我的例子就说，录取学生的时候三个人我的出身最低，他可以录取两个，但是他就从严，就录取一个他认为好的。还有一例，有一个外地老师跟他进修，后来要升教授评职称，就请曹先生给推荐，结果曹老师看了他的成果以后觉得他不够格，就给否定了。这在我们当代的高校里面基本上是不大会有的，跟过自己的学生，你给他否定掉的基本上没有。他就是很严格，他是学术上一丝不苟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也都非常尊重他。
作者：杨阿敏，《中华瑰宝》杂志编辑。“尔雅国学”公众号创始人。
编辑：牡碧媛 dubiyuan@163.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