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林毅夫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32.00元
　　经济发展和转轨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两大问题偏偏让中国同时遇上了。在当今世界上，不管是关于发展还是关于转轨，都有着多种思路，而且每种思路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都被采用过。这些不同的思路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作为一个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的大国，中国面临着其他国家没有面临过的复杂形势和困难。但中国挺过来了，30年来的改革开放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生机勃勃的中国。在这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则是中国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
　　林毅夫教授的新著《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以下简称《发展与转型》)是2007年林毅夫教授在剑桥大学作的“马歇尔讲座”的讲稿。“马歇尔讲座”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立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名字命名的。该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这些主讲人中的13位在后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发展与转型》是对林毅夫经济思想的系统总结和阐述。这本书反映了林毅夫教授经济思想的最新动态，可以说是林毅夫教授的巅峰之作。与林毅夫教授以前的著作相比较，这本书融合了他许多新的发现和思想。
　　
　　经济分析的起点
　　
　　在我看来，林毅夫教授经济思想中最闪亮的一点就是他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任何一个经济的发展，都必须服从自己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些产品，或者采用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的那些技术。这样才能够稳定、持续地发展下去。
　　“比较优势理论”说起来很简单，在现实生活中也经常被提到，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做事要“因人制宜”、“因地制宜”，无非就是要考虑各种特定情况。对于一个经济来说也一样。在我们分析一个经济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这个经济在这个特定时刻的状态，也就是它的可用资源状况。这些可用资源是由历史决定的，对于处于某一特定时刻、特定地点、特定场合的决策者来说，一般是不可选择的。作为一个决策者，他只能在这些资源容许的范围内做出选择。因此，此时此地的可用资源结构就成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
　　对这个出发点的重视是林毅夫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往往就忽略了这一点。看有些学术文章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知道作者做出各种判断和建议的依据是什么，打个比方说，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有的人可能会在文章中说明自己分析的出发点，但在不同的文章中出发点可能是不同的。而林毅夫教授不仅重视经济分析的起点，而且在他的所有研究中都坚持同样的出发点，这就是比较优势。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坚持的东西。
　　
　　发展战略的决定因素
　　
　　一个经济在某一特定时刻、特定地点、特定场合的可用资源是不可选择的，但决策者却可以选择这些资源的投向，而后者则跟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些资源的投向呢?林毅夫教授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决策时的社会思潮决定了资源的投向以及经济发展战略。
　　林毅夫教授认为，在二次大战之后，“由于缺乏工业化，特别是缺乏作为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基础的大型重工业，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曾被迫屈从于殖民主义强权。因此，‘以优先发展先进的大型重工业作为现代化的基础’这一社会思潮很自然地产生”，因而这些国家在获得独立之后，“很自然地会追随这一社会思潮并接纳经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国内优先发展先进的大型重工业”(第24页)。
　　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变化对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影响。比如，我国的目标经济制度从一开始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再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的每一个微小的变化都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社会思潮显然对政府经济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把社会思潮引入经济分析，林毅夫教授未必是首倡者，但如此强调其重要性却很可能是经济学界绝无仅有的一个。
　　
　　秩序是天国的第一律
　　
　　在《发展与转型》中，区别于林毅夫教授以前作品的另一大特点是对政府作用的强调。林毅夫教授指出，“政府是每个国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很好地运用这种力量，那就能够逐渐地对落后的、阻碍发展的制度实施改革，从而改善企业家和劳动者面临的激励。增加能够投资于新的产业、技术的国民储蓄和积累，并提高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效率。……相反，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能正确地使用它的权力，那就会引发体制性扭曲，并进而损害企业家和工人所面临的激励。”(第17页)
　　我认为，这不仅是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对整个经济理论的推进。在目前的经济学理论中，我们在考虑一个经济单位的生产投入的时候，往往只考虑劳动力、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技术几种要素。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生产投入品，我称之为“秩序”。首先，任何生产活动都是人类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法律框架、道德规范、文化传统下进行的，而这些就形成了社会和经济活动的“秩序”。这种“秩序”就构成所有经济活动的基础。其次，所有其他要素的组合都得服从一定的规则。比如，劳动合同法，环保规定，食品安全标准，生产安全标准等等。
　　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秩序，比如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和平国家和战争国家的秩序就会大不一样。而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对企业和个人的激励就有着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效率。以前人们把“制度”作为一种投入品，我认为这个不确切，最终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制度，制度只是形成这些关系的条件之一而已。
　　秩序是由政府生产、维护和调节的。因此，如果秩序是经济生活的基础的话，那么为经济活动提供秩序的政府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果真如此，那么从经济理论上说，我们就可能会有两个新的进展。第一，对生产投入品的种类予以扩展，从原来的劳动力、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技术5种投入品增加到包括秩序以后的6种。不管怎么样，常识告诉我们，没有秩序，一切都无法进行。因此，秩序这一因素无疑应该被引入经济学，只不过如何引入是个问题。第二，对政府的职能应给予重新认识。在目前的经济学中，政府并没有被看作一个生产单位，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的眼里，政府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是一种“必要的恶”。如果秩序是一种中间投入品，那么政府就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部分，实际上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的确如此。因此，人类生产活动需要秩序，而秩序是由政府提供的。因而政府就可以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存在于经济学理论中，而不再被冷落。
　　林毅夫教授在书中强调了政府的作用，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理论方面的重要突破之一，也是经济学理论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