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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把《许倬云说美国》看作自己可能的 “最后一部著作”。今年阴历七月初十，他将年满90周岁。
几年前，由于年事渐高，行动不便，许倬云夫妇卖掉了带花园的独栋房子，搬到有物业管理的公寓居住。2015年，邻居家失火，殃及池鱼，连带整栋楼都需要整修。两位老人不得不搬到保险公司提供的临时中转公寓租住，直到2017年才搬回整修好的家中。就是在这样的奔波客居中，许倬云完成了《许倬云说美国》的书稿。
1957年秋天，27岁的许倬云第一次踏上美国领土，到芝加哥大学深造，“盼望着理解这个人类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大陆，能否落实人类的梦想。在超过一甲子的时间让他有机会近距离研读美国这本“大书”后，他却目击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许倬云不禁发问：“何以境况如此日渐败坏？”
一生沉醉于考古、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在年届九旬时著书剖析一个帝国的变迁，他心中惦念的，却仍是他一直依恋，在著作中不断追溯其历史荣光又对其近代命运悲戚莫名的故国。期望着以美国的现象与中国的处境互相对比，由此警惕，避凶趋吉。他真正要问的，还是“中国向何处去？”
这些年，他一直在用不同角度和方式反复讲着他想说的话。“我们中国过去一直要赶英超美，但是西方现代文明到了第三期，已是穷途末路了。”“一切都要重新构建”“中国应该最有资格做这样的构建工作，但我们的本钱以前用光了，必须用全世界的文化资源来构建。”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说：“他是极端爱中国的一个人。”19岁起离开中国大陆，许倬云自认故国种种，他已没有发言的资格，只是塞马依风，越鸟栖南，总盼着“中国一天一天更好”。
许倬云生于1930年，江苏无锡人，他和双胞胎弟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出生时他只有三磅重，因为肌肉发育不良，一直不能动，直到七岁才能坐在椅子上。8岁以前的记忆在许倬云心中已经模糊，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跟随家人一路撤退逃难的颠沛流离，才是他真正有意识的心灵经验的开始。
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在海军任职，孙中山曾坐他指挥的军舰到上海勘察。湖北沙市沦陷前，许凤藻在此任职，抗战時兼任货运稽查和筹办粮饷，上班时都背着枪支随时准备打仗。
许倬云记得，那时常有人到沙市投奔他们。有一回，一个姓廖的海军军官带着两个小兵在他家住了一周，天天给他讲故事。有天深夜，廖队长辞别，许凤藻身为将军却还向廖队长行军礼。原来，当夜廖队长带着两个小兵乘小船，装了一船炸药划到日本军舰旁，自杀攻击，连人带船一起炸掉了。
许倬云青年时期在台湾。
在逃难的路上，许倬云数次目睹轰炸后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上午还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下午已变成一堆残骸，日本军机对着路上、船上的难民俯冲扫射。不良于行的许倬云只能由家人背着，挑夫挑着，辗转流徙。某个深夜，挑着许倬云的一个挑夫突然倒地而亡，前面的队伍已经走出很远，另一个挑夫忙跑去追。深山野岭，年幼的许倬云独自坐在翻倒的滑竿和死去的挑夫旁，过了许久，才看到家人来寻他的火光。
那时留下的悲伤和恐怖太过稠密，几十年后还不能散去。1957年到美国读书时，许倬云在睡梦中听到“呜呜”而过的警车还会惊坐而起，恍惚中以为是“鬼子”的飞机又来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陆远在2004年到2010年间常伴于许倬云身边，许倬云曾对他讲起一段对自己童年影响极深的往事：他永远忘不了一个清晨，只有八九岁的许倬云坐在门边的台阶上，一排排年轻的川军小兵从他面前经过，他们从沙市取道信阳，直奔台儿庄。母亲说：“不知道这些人还有多少能回来。”很快，许倬云就知晓了什么叫轰炸与流亡。
成年后，他专门去翻看了那段历史，川军派出的一个师，从士兵到师长在台儿庄全体阵亡。多年后，他回想起那一幕仍忍不住眼含泪光，那个画面切开了他的童年，他的心境从那时起不再是无忧无虑了。
许氏兄妹抗战时在后方农村。 
许倬云的父母许凤藻、章舜英。 
许倬云夫妇与母亲、孩子，摄于20世纪70年代初。
与同龄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抗战8年在老家安徽潜山县闭门读书不同，年少的许倬云不得不直面那段家国离乱，饱受国难沧桑。也许与这段经历有关，许倬云与余英时等同时代学者相比，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多是遥远的同情与依恋，而较少苛责和批判。他总是从中国文化过往的辉煌中寻找传承，希望以此为今天的中国思索出路。
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中国思想史学者葛兆光看来，那个家国有难的时代，是许倬云年轻时代的记忆，这种记忆会伴随一生，这是许倬云那一代人家国情怀的来源之一。
那段“不知道下一站是哪里，不知道下一步境况如何”的日子，让许倬云看见每个个体的苦难，也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许倬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看到人类的精神”。 在重庆吴家营的广场上，许倬云曾看到大批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兵，开刀没有麻药，大哭小叫。后来医官忍不住了，一枪打死一个，一枪再打死一个。许倬云说：“教我怎么能不恨日本人？”但他在50岁后，逐渐“把偏狭的国族观念放在一边”，尽管并不容易，也不舒服，“要常常跟自己在脑子里打架”。但他看到，狭义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个观念，在历史上都可能是冲突的祸源。
现在，他只把人类和个人看作两个实在的东西，姓氏也罢，族群也罢，国家也罢，都变动不居。许倬云曾举例说，读古代史时看到荆轲、田横都壮烈无比，“今天看起来不是开玩笑吗？”吴王和越王打得昏天黑地，也是为了国族，“但是今天江苏跟浙江分得开吗？”
现在的他，珍惜每一个人的价值。
许倬云直到16岁抗战胜利后才正式进学校接受教育。在此之前，他没办法走崎岖的山路去上学，只能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许倬云说，那时的阅读“大半是自己瞎摸而来”。不过一到周末，父亲就会给他讲数学、讲历史。父亲许凤藻喜欢阅读名臣奏议，常常自己读着就跟许倬云说：“这一段好，你听听……”许倬云得益于父亲这套像英国式的全科教育，学得很杂，也使他发现自己对史地特别有兴趣。
1946年初，许倬云进入无锡辅仁中学，考进去时，中文、国文、史地分数非常高。学校隔壁就是东林书院，只用一排矮松树隔开。许倬云记得，每当有学生不听话不用功，老师就会把他拉到松树林边罚站，对着里面的东林祠堂说：“你对不对得起你祖宗？”
40年后，他的学生葛岩在匹兹堡大学兼职教学助理，遇到美国学生问“你们中国人没有上帝，你们怎么忏悔？” 许倬云笑着对他说：“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谁犯了错，他的爸爸就会揪着他的耳朵把他丢到祖宗牌位的面前，大喝一声，‘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许倬云家中就一直保留着一卷祖宗轴子，上面写了历代祖宗世系表，是当年赴美时哥哥抄给他的。每到春节，他一定把轴子供起來祭祖，他自小在美国长大的独子也会在祖宗轴子前三鞠躬。
1949年春天，许倬云跟随家人赴台，考取台湾大学时，他的历史和中文考卷被阅卷教员推荐给校长傅斯年，在傅斯年的建议下，原本报考外文系的许倬云在念了一学期后转入历史系。当时的台大历史系，汇聚了李济、沈刚伯、严耕望等一批从大陆过去的名家。在名师指导下读完本科、硕士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一年后，1957年许倬云得益于胡适的帮助，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美国被他视为人生转折，“整个的突破”。在芝大，他师从写出《中国的诞生》的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顾立雅给许倬云很大的自由，由着他“乱七八糟地选课”。20世纪中叶，正赶上美国汉学研究划时代地转向，汉学从传统东方学分支的地位中独立了出来，关注点从古代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研究方法也开始引入社会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
许倬云那时住在神学院宿舍里，舍友有犹太教教士、天主教神父、不同宗派的牧师，甚至还有一两位和尚，他们晚上常在大洗澡间边淋浴边讨论各种问题，“一抬杠就没完没了”。因此，许倬云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选修了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宗教课程，又选了和宗教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学课程，还开始关注城市经济学。
在这个过程中，许倬云发现一些观念深藏在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明的潜意识里，这促使他开始以更宽远的尺度衡量文明的发展，逐渐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
那些看似“杂乱”的选课给许倬云的博士论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很大帮助，譬如他发现中古欧洲城市的出现与春秋晚年的城市出现完全合拍。在论文中，他将两千多个《左传》中的人物排出一百多个家族谱系，根据这些人物的家世与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社会变动的方向与幅度，做了一项系统性的分析。
许倬云将自己的学术思考形容为四面四角立体型，即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每个系统本身又可分为几个层次，且都是动态的。在这种立体治学体系中，文化是有生命的生物体。在当年，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系统论。
1965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为名出版了许倬云的论文，并拿这本书当做亚洲研究丛书的第一本。这使许倬云很快在国际学界获得了一定发言权。费正清1967年写给史语所所长李济的一封信中说：“顾立雅手上有个学生，是你们史语所来的人”，“他写的这本书已经是小经典了”。
2006年，大陆出版了许倬云论文中译版《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葛兆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80年代中期就已经听说过这本书，《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晚一些出版的《西周史》，“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很有影响”。
不只学问长进，许倬云还在留学期间参加了当时波及全美的黑人民权运动，目睹了芝加哥选举的舞弊，得以深入观察美国。
“我本以为美国民主制度下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却在民主自由的背后看到那么多的丑陋东西。”许倬云说，“那五年我从青年人一步跨到成年人”。
1962年，许倬云32岁，博士毕业。他对“三十而立”有自己的理解，“立”不是建功立业，而是“自立，不跟着人走”。他要在“读书以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尽管美国有五份工作找他，他还是回到台湾，接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台湾大学的合聘。
1964年，台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陈永发被上古史课吸引，因为授课老师许倬云的课堂让人“耳目一新”。他不但中外古今涉猎极广博，常从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讲课，而且课堂非常开放，指引学生去看大量资料，喜欢有人提出不同观点，甚至从校外找不同的学者来给学生讲述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
許倬云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旧址留影。
如今，已经成为“中研院”院士的陈永发回忆起50多年前的那段记忆还非常感慨。“那个时代的老师视野普遍都很窄，上课讲一讲，听完了就考试。” 很多历史系学生都很迷茫，不知道历史学用来干什么，许倬云对本科生都会花力气指导，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给学生启发性，给我们开眼界，让我们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告诉我们做学问的途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64年，才担任副教授两年的许倬云就升为教授并很快接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同年，还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许倬云出任系主任后的第一桩事，就是把当时由于政治原因被“教育部”派到台大历史系的一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兼课取消，一年后干脆对这些人停聘。这在当时是没人敢碰的“马蜂窝”，但许倬云非常反感当时国民党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粗糙”解释，坚持学术上的自由，拒绝政治干预。
许倬云任职台大历史系主任时与毕业生合影。
对于那些主张自由主义又有骨气的学者，许倬云内心都很敬重。当年台大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殷海光家门口有个馄饨摊子，是为了暗中监视他的掩护，别人都不敢上门，许倬云照样登门拜访。殷海光在台大申请演讲总不批准，有一次许倬云就去申请，演讲时他和殷海光一起上台，说：“今天我不想讲了，请殷先生代打。”
“中研院”院长王世杰也是块硬骨头，按当年的体制，“中研院”直属于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有许多公务要向上汇报。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王世杰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许倬云回忆。后来，遇到公务上的事，王世杰就派许倬云去，借此机缘，许倬云得以颇早就与蒋经国等政坛高层有了往来。
许倬云和蒋经国熟悉之后，两人的谈话常不限于公事，美国社会、工会力量、民主制度、自由的意义，都是他们谈论的话题。许倬云一直记得蒋经国谈话时，“两眼直盯住你看”，不插嘴，问：“然后呢？”“还有呢？”一层层追问下去。许倬云常常对他说，思想管制不得，永远管制不得，就是秦始皇想管思想也失败。
支持自由主义又大力改革台大历史系系务，许倬云得罪了不少人。在回台之初，他还和老友胡佛等人创办了独立经营的刊物《思与言》，介绍新知，希望通过学术讨论，理性地为台湾找到出路，这更成了他的罪状，越来越多地受到打压。
多年后回想起来，许倬云坦言，60年代台湾的气氛令人窒息，32岁到40岁生活在台湾，日子外面风光，其实并不好过。他的母亲常常不放心，觉得他在外面会不会一下子失踪。1969年，许倬云收到匹兹堡大学的邀请，决心再次赴美。
2008年12月， 许倬云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的身份出席颁授学位典礼。图/香港中文大学
人虽然去了美国，但随着蒋经国时代的到来，许倬云仍然在参与整个台湾的民主化进程。1972年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每年夏天召开“国家建设会议”都会邀请许倬云参加，他们也有过多次单独的深谈。
70年代，陈永发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他几次拜访许倬云都感到其对当时台湾政治走向的关心。“他很反对国民党当时的威权政治，他透过他能接触到的高层管道，谏言了很多。” 陈永发说，“不过，他晚年看到台湾的现状也是很失望的，因为很多东西跟他设想的并不一样。”
在2013年出版的《许倬云说历史：台湾四百年》中，许倬云“恨铁不成钢”地批评了台湾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并将这些缺陷陈述出来，“提供给大陆作为发展的参考”。他对大陆读者说，希望“能够以同情之心、以彼此谅解之心来理解台湾”。
尽管在台的几年气氛比较压抑，但许倬云在这期间有了意外收获。1970年再次来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访问教授（1972年转为长聘教授）时，他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带着结婚一年的妻子孙曼丽和8个月大的孩子。
刚结束博士学业回台湾时，嫂嫂们担心他的残疾，曾劝他：“老七（许倬云排行第七），去乡下随便找一个女人回来，可以生孩子管家就行。”许倬云不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那样就行了？”许倬云心中一直存着一道界限，要找到那个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的女孩子，“能看得见另一边的我，不是外面的我”，不是这样的人跨不过他心中的界限。
孙曼丽是陈永发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曾是许倬云的学生。不过在学校时他们并无过多交往，直到孙曼丽毕业两年后，因为工作的事情两人有些书信往来，才发现“凡事都谈得拢”。
与许倬云夫妇熟识的南京大学人文社会高级研究院行政人员马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夫妇一直相濡以沫。认识他们十几年，从未见他们有过争执。“每次许先生外出，师母都送到门口，还要亲昵地摸摸他的头。” 对于残疾，许倬云的态度一直坦然，并不因此自卑自弃或是有所忌諱，有时还会自嘲。他在芝大读书时，要上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课得去三楼，他在书中提到这段往事：“爬上去很辛苦，得用屁股坐在楼梯上，一阶一阶往上爬，到了三楼，楼梯都让我擦得干干净净了！”
在匹兹堡大学留下任教后，和自己当年的导师一样，他也给了学生很大自由度。“从精神上来看他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学问好，文笔好，对人还非常诚恳，没有任何偏见，哪怕你是一个不起眼的学生，他也能和你很平等地交谈。”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1982年，她和王小波赴美攻读硕、博学位，他们都是许倬云的学生。
有一段时间，王小波上许倬云一对一的“个别指导学习”课程。由于心脏不好，王小波“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许倬云身体残疾也坐不直。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许倬云对王小波无所设限，允许他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
1987年，葛岩也作了许倬云的学生，下课后还常去许倬云家里做客。每年春节，他都和几个大陆、台湾的同学聚到许倬云家里包饺子。遇到台湾或大陆学者访美与许倬云一起吃饭，许倬云总要找葛岩相陪。有一次，葛岩到了餐厅门口才知道要求正装，但那时候他刚到美国不久，既没有车也没有西服。许倬云让孙曼丽赶紧开车带葛岩去找人借衣服，在楼下等他换好了正装，又开车把他带回餐厅。
“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现在自己也带学生，才体会到老师的用心，为我了解前辈学者、开阔眼界创造机会。”如今已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的葛岩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葛岩记忆中，导师有很多令他感怀的大小事。小到为在南京萍水相逢的一个裁缝专门从美国带去拆线器;大到将岗位让给暂时无法回国的大陆访美学者，为解决别人的困境自己做出牺牲。许倬云也从不支使学生，哪怕是查阅资料这种小事，都不会请学生代劳。
1992年，许倬云拿给葛岩一本书，是王小波寄来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本书获得第十三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那便是由许倬云推荐给《联合报》的。正是因为这次获奖，王小波才真正下决心辞职做全职作家。后来，王小波对刘心武说，尽管导师身有残疾，但导师精神上的健美给予了他宝贵的滋养。
许倬云作品（部分）：《万古江河》《说中国》《许倬云说美国》
一直被许倬云视为“守护神”的孙曼丽在一次闲谈中也对马敬说过：“外人以为你们许老师什么事都要依靠我，他们不知道，我要是没了他才真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我精神上的力量。”
重庆南山一盏油灯旁，许凤藻常常给无法进学堂的幼子读欧阳修的《泷冈阡表》，“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也总讲“苟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许倬云明白，这是父亲让他了解何为仁者的用心，他用一生去践行、追寻着父亲教他的这个“仁”字，期望有一日“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90年代末，许倬云从匹兹堡大学荣休，当时正赶上与许倬云私交甚笃的台湾新闻界泰斗、《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捐资成立“华英文化教育基金会”，奖助母校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学子。余纪忠盛邀许倬云担任董事，借此，许倬云得以与大陆高校有了较多来往接触。
在一直未被系科僵硬界限框住的许倬云眼中，当时大陆的学科间隔之严格以及师徒一对一相承的传统，使得学科很难进展。科技还好，人文社会只能闭门造车。
1992-1998年，许倬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通识跨学科课程，名称叫做“宇宙与人生”，动员了许多人和他一起讲，连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都跨过去了。
许倬云着急现在的教育把很多年轻人圈在一个学科当中，没有机缘打破，陷入重围。“求知的经验，其实可以比求得的知识更有意义。”许倬云说。
2002年余纪忠去世前，专门委托许倬云：“南大是我的母校，如果他们有什么事，希望你帮一帮他们。”许倬云一直未敢忘记老友嘱托。2005年，许倬云在南京大学筹划创建了中国大陆高校首家“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推动大陆高校开展跨学科研究。彼时，欧美国家在此领域已经先行了很多年，斯坦福大学1980年就成立了人文学中心，普林斯顿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所成立于1973年。
南大创办了“高研院”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大陆有足够资源的高校纷纷开始跟进，“高研院”逐渐成为大陆人文社科高等教育制度里的一环。
从那时起，许倬云每年都有几个月在南京忙碌，除了参加会议，作学术讲演，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与每个院系在“高研院”的驻院学者长谈，为他们的研究做指导，帮助他们按课题整合成不同队伍。原本南京大学要聘许倬云做院长，许倬云说：“我不做你们的官，只尽心意，也不拿任何报酬。”仅要求南大提供住宿和每天接送的车辆。
许倬云与费孝通（左）、金耀基（右）。
除了几位驻院的学者，众多南大各系科的教师也慕名而来，希望和许倬云探讨问题，只要时间能排开，他统统都接待，有时和一个人谈，有时和五、八、十来个人一起谈。
许倬云在南大的那几年，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陆远一直陪在他身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家对他的学术根基之深广都非常敬佩，无论哪个院系哪个专业的学者，他都能谈。”
常在南京的那段时间，许倬云又寻回了儿时记忆中的生活，听昆曲，吃小笼包，和许氏宗亲及辅仁故友相聚。他回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故乡无锡，尽管他还能说一口标准的无锡话，小时候居住过的那个承载上百口人的大宅“既翕堂”和门前的弄堂却已消失，如今已是无锡市检察院的大楼，仅在东林书院，他又见到了自明朝起就立在家门口的“抱鼓石”。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许倬云感慨：“先人遗宅，从此只能在记忆之中而已。” 2013年，许倬云动了脊柱手术，身体状况使他不能再长途跋涉回国。在他手术后不久，南大几位学者赴美交流访问时专程去看望他。他含泪哽噎着说：“我今年八十三岁了，余用很少，不能再飞行了，不能回去与大家共事了。”但如果“派人过来或送年轻人来，我拼着老命教他”。
许倬云一生都在思考，少时无法像别人一样去外面玩耍，他只能在室内看书思考。青年时在美国动五次足部矫正手术，手术后不能去上课，就在病床上思考。他认为经历这些痛苦值得，不仅磨练他的性情，也逼着他去想大问题。
荣休后，许倬云终于有时间把他一直思考的大问题形诸文字。海外生活多年，许倬云总听到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就是优秀，你看学校里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人。”“一些思想史好是好，但論的都是天大地大的问题，老百姓看不懂。”有一次他去餐馆吃饭，老板问他，中国菜这样那样的烹饪方法，是从哪里开始的？许倬云一想：“哎，中国通史上还真没交代。”
就这么琢磨着，许倬云决定为常民写作。写老百姓读得懂的书，写日常生活的“零零碎碎”，写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而是在历史上不吝啬“给出去”，也不惭愧“拿进来”的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状态中，慢慢长大的。
2006年，《万古江河》出版，与他之前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等上古史研究专著不同，许倬云第一次下笔撰写大历史。尽管展现的是大历史，但书中没有武力，不讲开疆辟土，只讲文化圈的扩大，讲国家下面的广土众民，关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思想信仰，而不像传统史书将更多笔墨放在帝王将相身上。他努力将中国历史和文化这样的大问题，讲得通俗易懂。
许倬云说：“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世界帮忙，这是儒家的本分。我将《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就是为了这目标。”
《万古江河》出版当年就卖出了20万册，次年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9年，《万古江河》被清华大学校长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给了每一个考取清华大学的新生。
2010年和2015年，许倬云又出版了《我者与他者》和《说中国》，同样是大历史著作，讨论历史与文化中的对外关系及历史与文化中“中国”的变动。
学者葛兆光最喜爱这三本书。他认为这才是大学者放下身段，为一般读者写的历史书。“大历史要有大判断，非博览硕学之士，不能下大断语。在许先生这种大历史著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如今，历史知识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歪曲、遮蔽和改写，特别需要真正专业的学者，用不是‘戏说’或‘歪批’的方法，来给大众普及和清理。” 葛兆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研究和思考，对于许倬云已经成为习惯。2013年动大手术的前一夜，他还在思考如何合并儒家的董仲舒与《西铭》、佛家华严宗的圆融观照与新教、丹麦宗教心理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及法国哲学家德日进与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思想，合并众家，找出原点。他认为这个原点是宇宙的原点，这里有存在（being），没有神。无法动笔记录，他就用小录音机录音。
陆远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和许多名人一样，许倬云也有不少“不得不去”的饭局、会议、应酬。这种场合，他常常会用一只手搭在拐杖上，下巴往手上一靠，闭上双眼做打盹状。进入晚年后，许倬云的两道眉毛越长越长，向下耷拉，每次靠在拐杖上假寐，用陆远的话说，“那样子好像一尊佛一样，宝相庄严”。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打盹，只是进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去思考萦绕在内心的问题。这时要是谁提起他感兴趣的话题，他马上就可以睁开眼，接着话茬聊下去。
也许是时刻都保有思考习惯的原因，许倬云几乎是最高产的历史学家。在两岸出版的专著超过四十本，合著超过二十本，最近十年在他80岁后出版的新作高达八本。
曾有人问许倬云“著书立说的乐趣何在？”许倬云回答：“在它的过程。有些人喜欢下棋，有些人喜欢打麻将，都是过程。我喜欢研究工作的过程。”
既然是过程，就只是到现在为止暂时得来的结论，这个结论还可以往前推，还可以改变，还可以修正。在他年近六十撰写《许倬云问学记》时曾说，尽管年龄在中国旧日观念里可以算老头子了，但并不认为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已经定型，还继续有成长的机会和需要。
今年，他已90岁，认为自己还是没有定型，随时准备有新问题来的时候用新的思考方式去处理，也不会只用同一种思考方式去处理过去一直面临的问题，而是尝试新角度，每天学习新东西，每天对于过去的思考方式有质疑之处。许倬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已养成习惯，我们做学术研究的人，永远不会认为自己到了终点站，前面永远有更长的路，更远的空间，更复杂的问题等着让我去处理。”
几年前，由于年事渐高，行动不便，许倬云夫妇卖掉了带花园的独栋房子，搬到有物业管理的公寓居住。2015年，邻居家失火，殃及池鱼，连带整栋楼都需要整修。两位老人不得不搬到保险公司提供的临时中转公寓租住，直到2017年才搬回整修好的家中。就是在这样的奔波客居中，许倬云完成了《许倬云说美国》的书稿。
1957年秋天，27岁的许倬云第一次踏上美国领土，到芝加哥大学深造，“盼望着理解这个人类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为立国原则”的新大陆，能否落实人类的梦想。在超过一甲子的时间让他有机会近距离研读美国这本“大书”后，他却目击这个新的政体“病入膏肓”。许倬云不禁发问：“何以境况如此日渐败坏？”
一生沉醉于考古、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在年届九旬时著书剖析一个帝国的变迁，他心中惦念的，却仍是他一直依恋，在著作中不断追溯其历史荣光又对其近代命运悲戚莫名的故国。期望着以美国的现象与中国的处境互相对比，由此警惕，避凶趋吉。他真正要问的，还是“中国向何处去？”
这些年，他一直在用不同角度和方式反复讲着他想说的话。“我们中国过去一直要赶英超美，但是西方现代文明到了第三期，已是穷途末路了。”“一切都要重新构建”“中国应该最有资格做这样的构建工作，但我们的本钱以前用光了，必须用全世界的文化资源来构建。”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说：“他是极端爱中国的一个人。”19岁起离开中国大陆，许倬云自认故国种种，他已没有发言的资格，只是塞马依风，越鸟栖南，总盼着“中国一天一天更好”。
家国离乱
许倬云生于1930年，江苏无锡人，他和双胞胎弟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出生时他只有三磅重，因为肌肉发育不良，一直不能动，直到七岁才能坐在椅子上。8岁以前的记忆在许倬云心中已经模糊，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跟随家人一路撤退逃难的颠沛流离，才是他真正有意识的心灵经验的开始。
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在海军任职，孙中山曾坐他指挥的军舰到上海勘察。湖北沙市沦陷前，许凤藻在此任职，抗战時兼任货运稽查和筹办粮饷，上班时都背着枪支随时准备打仗。
许倬云记得，那时常有人到沙市投奔他们。有一回，一个姓廖的海军军官带着两个小兵在他家住了一周，天天给他讲故事。有天深夜，廖队长辞别，许凤藻身为将军却还向廖队长行军礼。原来，当夜廖队长带着两个小兵乘小船，装了一船炸药划到日本军舰旁，自杀攻击，连人带船一起炸掉了。
在逃难的路上，许倬云数次目睹轰炸后尸横遍野的“人间地狱”，上午还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下午已变成一堆残骸，日本军机对着路上、船上的难民俯冲扫射。不良于行的许倬云只能由家人背着，挑夫挑着，辗转流徙。某个深夜，挑着许倬云的一个挑夫突然倒地而亡，前面的队伍已经走出很远，另一个挑夫忙跑去追。深山野岭，年幼的许倬云独自坐在翻倒的滑竿和死去的挑夫旁，过了许久，才看到家人来寻他的火光。
那时留下的悲伤和恐怖太过稠密，几十年后还不能散去。1957年到美国读书时，许倬云在睡梦中听到“呜呜”而过的警车还会惊坐而起，恍惚中以为是“鬼子”的飞机又来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陆远在2004年到2010年间常伴于许倬云身边，许倬云曾对他讲起一段对自己童年影响极深的往事：他永远忘不了一个清晨，只有八九岁的许倬云坐在门边的台阶上，一排排年轻的川军小兵从他面前经过，他们从沙市取道信阳，直奔台儿庄。母亲说：“不知道这些人还有多少能回来。”很快，许倬云就知晓了什么叫轰炸与流亡。
成年后，他专门去翻看了那段历史，川军派出的一个师，从士兵到师长在台儿庄全体阵亡。多年后，他回想起那一幕仍忍不住眼含泪光，那个画面切开了他的童年，他的心境从那时起不再是无忧无虑了。
与同龄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抗战8年在老家安徽潜山县闭门读书不同，年少的许倬云不得不直面那段家国离乱，饱受国难沧桑。也许与这段经历有关，许倬云与余英时等同时代学者相比，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多是遥远的同情与依恋，而较少苛责和批判。他总是从中国文化过往的辉煌中寻找传承，希望以此为今天的中国思索出路。
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中国思想史学者葛兆光看来，那个家国有难的时代，是许倬云年轻时代的记忆，这种记忆会伴随一生，这是许倬云那一代人家国情怀的来源之一。
那段“不知道下一站是哪里，不知道下一步境况如何”的日子，让许倬云看见每个个体的苦难，也看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许倬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看到人类的精神”。 在重庆吴家营的广场上，许倬云曾看到大批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兵，开刀没有麻药，大哭小叫。后来医官忍不住了，一枪打死一个，一枪再打死一个。许倬云说：“教我怎么能不恨日本人？”但他在50岁后，逐渐“把偏狭的国族观念放在一边”，尽管并不容易，也不舒服，“要常常跟自己在脑子里打架”。但他看到，狭义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个观念，在历史上都可能是冲突的祸源。
现在，他只把人类和个人看作两个实在的东西，姓氏也罢，族群也罢，国家也罢，都变动不居。许倬云曾举例说，读古代史时看到荆轲、田横都壮烈无比，“今天看起来不是开玩笑吗？”吴王和越王打得昏天黑地，也是为了国族，“但是今天江苏跟浙江分得开吗？”
现在的他，珍惜每一个人的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许倬云发现一些观念深藏在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明的潜意识里，这促使他开始以更宽远的尺度衡量文明的发展，逐渐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
整个的突破
许倬云直到16岁抗战胜利后才正式进学校接受教育。在此之前，他没办法走崎岖的山路去上学，只能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许倬云说，那时的阅读“大半是自己瞎摸而来”。不过一到周末，父亲就会给他讲数学、讲历史。父亲许凤藻喜欢阅读名臣奏议，常常自己读着就跟许倬云说：“这一段好，你听听……”许倬云得益于父亲这套像英国式的全科教育，学得很杂，也使他发现自己对史地特别有兴趣。
1946年初，许倬云进入无锡辅仁中学，考进去时，中文、国文、史地分数非常高。学校隔壁就是东林书院，只用一排矮松树隔开。许倬云记得，每当有学生不听话不用功，老师就会把他拉到松树林边罚站，对着里面的东林祠堂说：“你对不对得起你祖宗？”
40年后，他的学生葛岩在匹兹堡大学兼职教学助理，遇到美国学生问“你们中国人没有上帝，你们怎么忏悔？” 许倬云笑着对他说：“你去告诉他们，我们中国人谁犯了错，他的爸爸就会揪着他的耳朵把他丢到祖宗牌位的面前，大喝一声，‘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许倬云家中就一直保留着一卷祖宗轴子，上面写了历代祖宗世系表，是当年赴美时哥哥抄给他的。每到春节，他一定把轴子供起來祭祖，他自小在美国长大的独子也会在祖宗轴子前三鞠躬。
1949年春天，许倬云跟随家人赴台，考取台湾大学时，他的历史和中文考卷被阅卷教员推荐给校长傅斯年，在傅斯年的建议下，原本报考外文系的许倬云在念了一学期后转入历史系。当时的台大历史系，汇聚了李济、沈刚伯、严耕望等一批从大陆过去的名家。在名师指导下读完本科、硕士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一年后，1957年许倬云得益于胡适的帮助，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美国被他视为人生转折，“整个的突破”。在芝大，他师从写出《中国的诞生》的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顾立雅给许倬云很大的自由，由着他“乱七八糟地选课”。20世纪中叶，正赶上美国汉学研究划时代地转向，汉学从传统东方学分支的地位中独立了出来，关注点从古代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研究方法也开始引入社会学、统计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
许倬云那时住在神学院宿舍里，舍友有犹太教教士、天主教神父、不同宗派的牧师，甚至还有一两位和尚，他们晚上常在大洗澡间边淋浴边讨论各种问题，“一抬杠就没完没了”。因此，许倬云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选修了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宗教课程，又选了和宗教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学课程，还开始关注城市经济学。
在这个过程中，许倬云发现一些观念深藏在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明的潜意识里，这促使他开始以更宽远的尺度衡量文明的发展，逐渐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
那些看似“杂乱”的选课给许倬云的博士论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很大帮助，譬如他发现中古欧洲城市的出现与春秋晚年的城市出现完全合拍。在论文中，他将两千多个《左传》中的人物排出一百多个家族谱系，根据这些人物的家世与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社会变动的方向与幅度，做了一项系统性的分析。
许倬云将自己的学术思考形容为四面四角立体型，即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每个系统本身又可分为几个层次，且都是动态的。在这种立体治学体系中，文化是有生命的生物体。在当年，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系统论。
1965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为名出版了许倬云的论文，并拿这本书当做亚洲研究丛书的第一本。这使许倬云很快在国际学界获得了一定发言权。费正清1967年写给史语所所长李济的一封信中说：“顾立雅手上有个学生，是你们史语所来的人”，“他写的这本书已经是小经典了”。
2006年，大陆出版了许倬云论文中译版《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葛兆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80年代中期就已经听说过这本书，《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晚一些出版的《西周史》，“在我们这一代学者中很有影响”。
不只学问长进，许倬云还在留学期间参加了当时波及全美的黑人民权运动，目睹了芝加哥选举的舞弊，得以深入观察美国。
“我本以为美国民主制度下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却在民主自由的背后看到那么多的丑陋东西。”许倬云说，“那五年我从青年人一步跨到成年人”。
带来新观念的老师
1962年，许倬云32岁，博士毕业。他对“三十而立”有自己的理解，“立”不是建功立业，而是“自立，不跟着人走”。他要在“读书以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尽管美国有五份工作找他，他还是回到台湾，接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台湾大学的合聘。
1964年，台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陈永发被上古史课吸引，因为授课老师许倬云的课堂让人“耳目一新”。他不但中外古今涉猎极广博，常从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讲课，而且课堂非常开放，指引学生去看大量资料，喜欢有人提出不同观点，甚至从校外找不同的学者来给学生讲述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
如今，已经成为“中研院”院士的陈永发回忆起50多年前的那段记忆还非常感慨。“那个时代的老师视野普遍都很窄，上课讲一讲，听完了就考试。” 很多历史系学生都很迷茫，不知道历史学用来干什么，许倬云对本科生都会花力气指导，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给学生启发性，给我们开眼界，让我们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告诉我们做学问的途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64年，才担任副教授两年的许倬云就升为教授并很快接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同年，还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许倬云出任系主任后的第一桩事，就是把当时由于政治原因被“教育部”派到台大历史系的一些“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兼课取消，一年后干脆对这些人停聘。这在当时是没人敢碰的“马蜂窝”，但许倬云非常反感当时国民党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粗糙”解释，坚持学术上的自由，拒绝政治干预。
对于那些主张自由主义又有骨气的学者，许倬云内心都很敬重。当年台大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殷海光家门口有个馄饨摊子，是为了暗中监视他的掩护，别人都不敢上门，许倬云照样登门拜访。殷海光在台大申请演讲总不批准，有一次许倬云就去申请，演讲时他和殷海光一起上台，说：“今天我不想讲了，请殷先生代打。”
“中研院”院长王世杰也是块硬骨头，按当年的体制，“中研院”直属于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有许多公务要向上汇报。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王世杰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许倬云回忆。后来，遇到公务上的事，王世杰就派许倬云去，借此机缘，许倬云得以颇早就与蒋经国等政坛高层有了往来。
许倬云和蒋经国熟悉之后，两人的谈话常不限于公事，美国社会、工会力量、民主制度、自由的意义，都是他们谈论的话题。许倬云一直记得蒋经国谈话时，“两眼直盯住你看”，不插嘴，问：“然后呢？”“还有呢？”一层层追问下去。许倬云常常对他说，思想管制不得，永远管制不得，就是秦始皇想管思想也失败。
支持自由主义又大力改革台大历史系系务，许倬云得罪了不少人。在回台之初，他还和老友胡佛等人创办了独立经营的刊物《思与言》，介绍新知，希望通过学术讨论，理性地为台湾找到出路，这更成了他的罪状，越来越多地受到打压。
多年后回想起来，许倬云坦言，60年代台湾的气氛令人窒息，32岁到40岁生活在台湾，日子外面风光，其实并不好过。他的母亲常常不放心，觉得他在外面会不会一下子失踪。1969年，许倬云收到匹兹堡大学的邀请，决心再次赴美。
人虽然去了美国，但随着蒋经国时代的到来，许倬云仍然在参与整个台湾的民主化进程。1972年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每年夏天召开“国家建设会议”都会邀请许倬云参加，他们也有过多次单独的深谈。
70年代，陈永发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他几次拜访许倬云都感到其对当时台湾政治走向的关心。“他很反对国民党当时的威权政治，他透过他能接触到的高层管道，谏言了很多。” 陈永发说，“不过，他晚年看到台湾的现状也是很失望的，因为很多东西跟他设想的并不一样。”
在2013年出版的《许倬云说历史：台湾四百年》中，许倬云“恨铁不成钢”地批评了台湾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并将这些缺陷陈述出来，“提供给大陆作为发展的参考”。他对大陆读者说，希望“能够以同情之心、以彼此谅解之心来理解台湾”。
对于残疾，许倬云的态度一直坦然，并不因此自卑自弃或是有所忌讳，有时还会自嘲。他在芝大读书时，要上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课得去三楼，他在书中提到这段往事：“爬上去很辛苦，得用屁股坐在楼梯上，一阶一阶往上爬，到了三楼，楼梯都让我擦得干干净净了！”
精神的健美
尽管在台的几年气氛比较压抑，但许倬云在这期间有了意外收获。1970年再次来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访问教授（1972年转为长聘教授）时，他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带着结婚一年的妻子孙曼丽和8个月大的孩子。
刚结束博士学业回台湾时，嫂嫂们担心他的残疾，曾劝他：“老七（许倬云排行第七），去乡下随便找一个女人回来，可以生孩子管家就行。”许倬云不肯，“为什么？我为什么要那样就行了？”许倬云心中一直存着一道界限，要找到那个能识人于牝牡骊黄之外的女孩子，“能看得见另一边的我，不是外面的我”，不是这样的人跨不过他心中的界限。
孙曼丽是陈永发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曾是许倬云的学生。不过在学校时他们并无过多交往，直到孙曼丽毕业两年后，因为工作的事情两人有些书信往来，才发现“凡事都谈得拢”。
与许倬云夫妇熟识的南京大学人文社会高级研究院行政人员马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夫妇一直相濡以沫。认识他们十几年，从未见他们有过争执。“每次许先生外出，师母都送到门口，还要亲昵地摸摸他的头。” 对于残疾，许倬云的态度一直坦然，并不因此自卑自弃或是有所忌諱，有时还会自嘲。他在芝大读书时，要上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课得去三楼，他在书中提到这段往事：“爬上去很辛苦，得用屁股坐在楼梯上，一阶一阶往上爬，到了三楼，楼梯都让我擦得干干净净了！”
在匹兹堡大学留下任教后，和自己当年的导师一样，他也给了学生很大自由度。“从精神上来看他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学问好，文笔好，对人还非常诚恳，没有任何偏见，哪怕你是一个不起眼的学生，他也能和你很平等地交谈。”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1982年，她和王小波赴美攻读硕、博学位，他们都是许倬云的学生。
有一段时间，王小波上许倬云一对一的“个别指导学习”课程。由于心脏不好，王小波“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许倬云身体残疾也坐不直。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许倬云对王小波无所设限，允许他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
1987年，葛岩也作了许倬云的学生，下课后还常去许倬云家里做客。每年春节，他都和几个大陆、台湾的同学聚到许倬云家里包饺子。遇到台湾或大陆学者访美与许倬云一起吃饭，许倬云总要找葛岩相陪。有一次，葛岩到了餐厅门口才知道要求正装，但那时候他刚到美国不久，既没有车也没有西服。许倬云让孙曼丽赶紧开车带葛岩去找人借衣服，在楼下等他换好了正装，又开车把他带回餐厅。
“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现在自己也带学生，才体会到老师的用心，为我了解前辈学者、开阔眼界创造机会。”如今已是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的葛岩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葛岩记忆中，导师有很多令他感怀的大小事。小到为在南京萍水相逢的一个裁缝专门从美国带去拆线器;大到将岗位让给暂时无法回国的大陆访美学者，为解决别人的困境自己做出牺牲。许倬云也从不支使学生，哪怕是查阅资料这种小事，都不会请学生代劳。
1992年，许倬云拿给葛岩一本书，是王小波寄来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本书获得第十三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那便是由许倬云推荐给《联合报》的。正是因为这次获奖，王小波才真正下决心辞职做全职作家。后来，王小波对刘心武说，尽管导师身有残疾，但导师精神上的健美给予了他宝贵的滋养。
一直被许倬云视为“守护神”的孙曼丽在一次闲谈中也对马敬说过：“外人以为你们许老师什么事都要依靠我，他们不知道，我要是没了他才真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我精神上的力量。”
重庆南山一盏油灯旁，许凤藻常常给无法进学堂的幼子读欧阳修的《泷冈阡表》，“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也总讲“苟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许倬云明白，这是父亲让他了解何为仁者的用心，他用一生去践行、追寻着父亲教他的这个“仁”字，期望有一日“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跨学科研究
90年代末，许倬云从匹兹堡大学荣休，当时正赶上与许倬云私交甚笃的台湾新闻界泰斗、《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捐资成立“华英文化教育基金会”，奖助母校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学子。余纪忠盛邀许倬云担任董事，借此，许倬云得以与大陆高校有了较多来往接触。
在一直未被系科僵硬界限框住的许倬云眼中，当时大陆的学科间隔之严格以及师徒一对一相承的传统，使得学科很难进展。科技还好，人文社会只能闭门造车。
1992-1998年，许倬云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通识跨学科课程，名称叫做“宇宙与人生”，动员了许多人和他一起讲，连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都跨过去了。
许倬云着急现在的教育把很多年轻人圈在一个学科当中，没有机缘打破，陷入重围。“求知的经验，其实可以比求得的知识更有意义。”许倬云说。
2002年余纪忠去世前，专门委托许倬云：“南大是我的母校，如果他们有什么事，希望你帮一帮他们。”许倬云一直未敢忘记老友嘱托。2005年，许倬云在南京大学筹划创建了中国大陆高校首家“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推动大陆高校开展跨学科研究。彼时，欧美国家在此领域已经先行了很多年，斯坦福大学1980年就成立了人文学中心，普林斯顿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所成立于1973年。
南大创办了“高研院”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大陆有足够资源的高校纷纷开始跟进，“高研院”逐渐成为大陆人文社科高等教育制度里的一环。
从那时起，许倬云每年都有几个月在南京忙碌，除了参加会议，作学术讲演，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与每个院系在“高研院”的驻院学者长谈，为他们的研究做指导，帮助他们按课题整合成不同队伍。原本南京大学要聘许倬云做院长，许倬云说：“我不做你们的官，只尽心意，也不拿任何报酬。”仅要求南大提供住宿和每天接送的车辆。
除了几位驻院的学者，众多南大各系科的教师也慕名而来，希望和许倬云探讨问题，只要时间能排开，他统统都接待，有时和一个人谈，有时和五、八、十来个人一起谈。
许倬云在南大的那几年，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讲师陆远一直陪在他身旁，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大家对他的学术根基之深广都非常敬佩，无论哪个院系哪个专业的学者，他都能谈。”
常在南京的那段时间，许倬云又寻回了儿时记忆中的生活，听昆曲，吃小笼包，和许氏宗亲及辅仁故友相聚。他回到了阔别半个多世纪的故乡无锡，尽管他还能说一口标准的无锡话，小时候居住过的那个承载上百口人的大宅“既翕堂”和门前的弄堂却已消失，如今已是无锡市检察院的大楼，仅在东林书院，他又见到了自明朝起就立在家门口的“抱鼓石”。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许倬云感慨：“先人遗宅，从此只能在记忆之中而已。” 2013年，许倬云动了脊柱手术，身体状况使他不能再长途跋涉回国。在他手术后不久，南大几位学者赴美交流访问时专程去看望他。他含泪哽噎着说：“我今年八十三岁了，余用很少，不能再飞行了，不能回去与大家共事了。”但如果“派人过来或送年轻人来，我拼着老命教他”。
为常民写作
许倬云一生都在思考，少时无法像别人一样去外面玩耍，他只能在室内看书思考。青年时在美国动五次足部矫正手术，手术后不能去上课，就在病床上思考。他认为经历这些痛苦值得，不仅磨练他的性情，也逼着他去想大问题。
荣休后，许倬云终于有时间把他一直思考的大问题形诸文字。海外生活多年，许倬云总听到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就是优秀，你看学校里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人。”“一些思想史好是好，但論的都是天大地大的问题，老百姓看不懂。”有一次他去餐馆吃饭，老板问他，中国菜这样那样的烹饪方法，是从哪里开始的？许倬云一想：“哎，中国通史上还真没交代。”
就这么琢磨着，许倬云决定为常民写作。写老百姓读得懂的书，写日常生活的“零零碎碎”，写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而是在历史上不吝啬“给出去”，也不惭愧“拿进来”的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状态中，慢慢长大的。
2006年，《万古江河》出版，与他之前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等上古史研究专著不同，许倬云第一次下笔撰写大历史。尽管展现的是大历史，但书中没有武力，不讲开疆辟土，只讲文化圈的扩大，讲国家下面的广土众民，关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思想信仰，而不像传统史书将更多笔墨放在帝王将相身上。他努力将中国历史和文化这样的大问题，讲得通俗易懂。
许倬云说：“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世界帮忙，这是儒家的本分。我将《万古江河》写得很浅，就是为了这目标。”
《万古江河》出版当年就卖出了20万册，次年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9年，《万古江河》被清华大学校长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给了每一个考取清华大学的新生。
2010年和2015年，许倬云又出版了《我者与他者》和《说中国》，同样是大历史著作，讨论历史与文化中的对外关系及历史与文化中“中国”的变动。
学者葛兆光最喜爱这三本书。他认为这才是大学者放下身段，为一般读者写的历史书。“大历史要有大判断，非博览硕学之士，不能下大断语。在许先生这种大历史著作中感受最深的，就是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如今，历史知识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歪曲、遮蔽和改写，特别需要真正专业的学者，用不是‘戏说’或‘歪批’的方法，来给大众普及和清理。” 葛兆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研究和思考，对于许倬云已经成为习惯。2013年动大手术的前一夜，他还在思考如何合并儒家的董仲舒与《西铭》、佛家华严宗的圆融观照与新教、丹麦宗教心理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及法国哲学家德日进与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的思想，合并众家，找出原点。他认为这个原点是宇宙的原点，这里有存在（being），没有神。无法动笔记录，他就用小录音机录音。
陆远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和许多名人一样，许倬云也有不少“不得不去”的饭局、会议、应酬。这种场合，他常常会用一只手搭在拐杖上，下巴往手上一靠，闭上双眼做打盹状。进入晚年后，许倬云的两道眉毛越长越长，向下耷拉，每次靠在拐杖上假寐，用陆远的话说，“那样子好像一尊佛一样，宝相庄严”。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打盹，只是进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去思考萦绕在内心的问题。这时要是谁提起他感兴趣的话题，他马上就可以睁开眼，接着话茬聊下去。
也许是时刻都保有思考习惯的原因，许倬云几乎是最高产的历史学家。在两岸出版的专著超过四十本，合著超过二十本，最近十年在他80岁后出版的新作高达八本。
曾有人问许倬云“著书立说的乐趣何在？”许倬云回答：“在它的过程。有些人喜欢下棋，有些人喜欢打麻将，都是过程。我喜欢研究工作的过程。”
既然是过程，就只是到现在为止暂时得来的结论，这个结论还可以往前推，还可以改变，还可以修正。在他年近六十撰写《许倬云问学记》时曾说，尽管年龄在中国旧日观念里可以算老头子了，但并不认为自己的性格和思想已经定型，还继续有成长的机会和需要。
今年，他已90岁，认为自己还是没有定型，随时准备有新问题来的时候用新的思考方式去处理，也不会只用同一种思考方式去处理过去一直面临的问题，而是尝试新角度，每天学习新东西，每天对于过去的思考方式有质疑之处。许倬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已养成习惯，我们做学术研究的人，永远不会认为自己到了终点站，前面永远有更长的路，更远的空间，更复杂的问题等着让我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