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死》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主题复杂且充实，并非随意简单地对庄子的思想进行批判。笔者认为应当结合作者表达方式的特殊性和庄子在本文中的具体行为加以分析，感悟鲁迅藏在这类喜剧化的闹剧背后所要真正表达的内涵。《起死》特殊的结构为后文的隐喻埋下伏笔，庄子形象设定及其与汉子的冲突皆是隐喻的体现。
　　一、戏剧表达所呈现的独特性
　　鲁迅对中国的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很早就说过：“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在《起死》中，鲁迅就是想在“涂饰太厚，废话太多”的历史中，鉴别出中国人深处的灵魂，剖析一直隐藏在国民心灵深处的国民性，在给读者展现一个不同的庄子时，也想以此来使人们进行思考并生发出深刻反思。即想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背景是大片荒地、土冈、杂乱的蓬草、路径、水溜、远远的房屋。此处寥寥几笔便描写了一个荒凉的景象，使故事一开始便笼罩在萧条的氛围中。在原文《庄子·至乐》中，未见这样的描写，所以可能是鲁迅另加上去的。《起死》的文体采用的是剧本形式，这样的道具和舞台场景应当是作者有意安排的。一是为展现战国时代兵荒马乱的景象，符合庄子所处的时代特征;二是文本中独特的对话，根据巴赫金的小说理论，通过自由虚构的方式，将高尚和怪诞、生和死、古代与现代同置一个舞台上最易形成“对话性”，鲁迅于《起死》中的这种处理，使文本中人物的对话性得到增强;三是作为道具背景，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如庄子口渴喝水，汉子几次欲躲进蓬草丛中以遮身。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一个荒凉萧条的大背景下，作者为读者呈现了一场跨越时空，超越现实的对话。庄子是战国时期的人，汉子本为殷商时代人，在与庄子的争论过程中，却声称要扭他去见始于宋代的保甲;自家包裹里的五十二个圆钱，用的竟是周代的钱币。文本中还有不少，诸如“自杀是弱者的行为”“真是上流的文章”等皆是现代表达方式。根据郑家建的“把现代话语和话语背后相关的问题，带入文本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语境中，使时间在这里形成一种互相指涉、重叠、变异乃至相互消解的隐喻性方式……一是这些进入古代语境中的现代话语、事件、现象，并非一种纯粹的本然性，在这些话语、事件、现象背后渗透的是一系列价值判断。二是这些进入古代语境的现代话语、事件、现象，同时也改变了古代语境的存在方式，使得文本中的古代，现代的时间表现形式获得一种隐喻性的内涵”。这对于读者来说是一场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离奇对话。除了这三位活生生的人物，亦有鬼魂和司命大神的存在，在为剧情笼上神秘色彩的同时，不同时空、不同世界的人物都聚焦于这一个场景，也增添了不少闹剧的成分。
　　作者自嘲的“油滑”和独具一格的戏剧表达方式，同是作品独创性的一大表现。“油滑”在《故事新编》中是指作者有意将今人今事交融在古人古事之外，其结果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此举虽使文本显得晦涩难懂，但在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如此描述：“鲁迅曾叹息道，别国的检查不过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做官，现在却来改文章。”作者的写作处于时局动荡、战火纷飞的时代里，在此形势下，作者不得不采用这样迂回的写作手法来表达个人的看法，这正是鲁迅特有的战斗方式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下的产物。《起死》最大特点之一便是把古人写活了，作者并未将庄子描写成为高高在上的圣人，令旁人大众无法触及，也没有不分黑白加以颂扬，反而用夸张手法直接讽刺，一些生活性的描写，使得人物平常化。如渴了也需要“海子”来解渴，说明他也有“正常人的生理需求”。或许作者是为了批判社会中的这类人而将其漫画化，这样的角色塑造的确容易使读者平易近人，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在总体上，作者仍是以史实为出发点。如庄子说的“我的衣服旧了，很脆，拉不得”，依据就是《庄子·田子方》“庄子衣大布而补之。”作者“油滑”的笔墨未影响主要情节的走向，也没有影响到整个作品风格和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
　　角色穿越时空而来，却并非是被赋予了小说式的润色而自由的活动，而是按照鲁迅的理解进行活动，这样写使得《起死》没有受到叙事地点的约束，能够展现出跨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以及独特的艺术讽刺性。
　　二、“漫画化”庄子的讽刺效果
　　在《起死》中庄子因他和楚王有交情，出于无聊和好奇，借司命大神之手复活汉子杨大却不愿意给他一件衣服，既没有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也没有帮汉子解决任何现实问题，甚至还让巡士来镇压一个缺乏基本生活条件的普通人。在其中，庄子显然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洁身自好、品德高尚的隐士，而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由此可见，鲁迅的本意应当不是批判庄子本身，而是将庄子“漫画化”，通过他多变的行为和荒诞不经的行径，引发众人的深思。就像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曾出自历史上的庄子之口，现在的人却将它变成一句“口头禅”，变成逃避的借口，使得“格言”的原意被遮蔽了。
　　再就作品中的描寫来论喜剧化了的“庄子”的形象。从打扮看：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道冠，布袍，拿着马鞭。这跟“司命大神”的装扮是完全一样的：司命大神道冠布袍，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手执马鞭，在朦胧的东方出现。“庄子”和“司命大神”都是“道士”的样子。在鲁迅的构想中，“庄子”是一个学者也就是知识分子，但精神本质却是“道士”，说出的话更是胡扯。鲁迅就是要批判这样的“庄子”，因为“庄子”象征着现代的知识者，“认为无是非观，遮几免是非”，他们明明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应该具有爱憎分明和判断是非的能力，能够荡涤旧习，以矫社会的弊端，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五四”过后，恰恰是社会精神的倒退使得庄子重新走入现代人生活，当20世纪30年代的文坛上再现出一派标榜庄子的气氛时，鲁迅深有感触，因为那些标榜庄子的人，本身对庄子的思想并无透彻的理解，不过取其一点来发挥罢了，鲁迅深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要摆脱庄子，首先要让社会认识“庄子气”，这就是作者写作的目的之一。 　　《起死》中最显眼的就是庄子言行的不一致：首先，复活汉子是为了让他回家去，最后却连让他回家的基本条件（给他一件遮羞的衣服）都不能满足;其次，他一边认为死和活根本没有区别，却祈求司命大神将他复活，这一行为反映庄子生死观的矛盾;再次，庄子认为“衣服是可有可无的”，却不愿给汉子一件衣服;最后，一方面他表现得无欲无求只为研究学问，另一方面却屡次搬出楚王来开脱，被巡士认出时喜形于色。在文本中，庄子的无是非观一旦牵扯到自身的利益，便不攻自破，自发地显示出他虚伪的内里，作者将其写成喜剧的形式，则是因“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三、庄子与汉子冲突背后隐喻的社会现实
　　从庄子和汉子的冲突来看：两人的对话不在同一个维度，庄子基于学者的态度，注重所生活的时代和历史;而汉子杨大更关心眼前的利益，关注丢失的包裹。他们之间的思考逻辑也不相同：汉子想要自己丢失的物品，伸张的是正当权利，却反被庄子称作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庄子一开始便以一种高高的姿态，以救世主的身份，向汉子发出询问。二者也不处于同一个平等的地位。庄子无聊随手救下杨大，却总以一种无事无非的哲学态度来忽悠他，以摆脱对方的纠缠，直到最后都没有给其任何的实际性帮助。可以说，他在给了汉子生的希望后，又将其置于死的绝望，杨大始终在一个黑暗的深渊中不断重复着先前的悲剧。故事讽刺的是杨大的生死大事可以由庄子掌控，但杨大在复活后连要一件衣服穿这样简单的愿望都没有被满足。故事的主线简单总结就是“救人-骗人-压人”，换言之，密切关注普通群众生死存亡大事的知识分子们却连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无法满足。这段情节正体现了鲁迅对当代知识分子空有理论却无法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的反思：充分反映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存在的隔阂。
　　在现实中，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百姓在生活中真正的需要，一直在绝望中挣扎着的百姓根本无暇也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去思考知识分子们的“远大志向”，而知识分子也不愿普及并解释，正如庄子在问杨大是什么时候的人时，杨大明确叹息道“唉唉，你不懂”，不愿详细解释目的;这样一来二去，形成恶性循环，百姓得不到开化，不支持知識分子的变革运动，运动失败，社会无法进步……
　　作者设计了一个独特的舞台，让不同时代的人汇聚一堂，将复杂的社会压缩成了一个独幕剧。在剧中，闹剧化的故事背景、漫画化的“庄子”，讽刺的背后反映了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冲突，体现了鲁迅对知识分子思想和现实困境的反思。《起死》浓缩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研读的同时了解时代背景，能对理解鲁迅后期思想和知识分子的复杂态度起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