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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金陵十三钗》为代表的“谋式”电影进行剖析，就会发现因果相承的轨迹——在电影美学追求与商业考量之间的小心权衡与大胆推进。
《金陵十三钗》梦碎电影“金球奖”，失意“金像奖”，在令张艺谋的拥趸们扼腕叹息之际，也恰逢其时地给“贬张派”以有力证据：投资6个亿拍出的电影照样儿不叫人“待见”。
也许,有些人太看重获奖的标签了；也许，有些人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了，以致混淆了张艺谋不同电影自身存在的巨大差异。但不管怎样，一个有文化自信的民族，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审美判断。
谁让张艺谋一不小心成为中国电影的文化符号呢？作为“替身”，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但若拨开人们心中的戾气，对于以《金陵十三钗》为代表的“谋式”电影来番冷静客观的剖析，就会发现一条因果相承的轨迹——在电影美学追求与商业考量之间的小心权衡与大胆推进。
书写中国式大片的新高度
如同一道闪电，撕开笼罩在中国电影天空多年的灰霾，为中国电影带来一缕清新，也预示出中国电影复苏崛起的新气象。
《金陵十三钗》，可以说是张艺谋继电影《三枪》饱受诟病后孤注一掷的绝地反击战，庆幸的是，我们在危崖之处看到的这部根据旅美作家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新作，是经过痛苦的蜕变和顽强的自我超越之后，以世界的眼光，精巧的结构，典型的环境，缜密的逻辑，再赋予善意、真诚与艺术化的解读，将电影美学与电影商业相克相悖化为相辅相成的追求后，苦心打磨出来的精诚奉献。
《金陵十三钗》的问世，似乎可以说不单为国人，也在世界人民面前支撑起堪称经典，走向国际的中国式大片的新标本、新高度，从而为导演自己，也为中国电影人奉上了一份易帜标新的高蹈之作。
与侧重从正面表现南京大屠杀酷烈场面的正剧及悲剧不同，这部具有史诗般恢宏与强大心理震撼的战争题材片，突破了以往意识形态在角色限定及价值观方面的固化阐释，摒弃了概念化再现历史的陈窠昔臼，在一种几乎封闭性的叙事结构中，借助极为典型的环境，通过善与恶的厮杀、正与邪的较量、美与丑的碰撞，将个体形象、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普世价值有机结合，演绎出在死亡面前，不同阶层的人迸发出来的各具特色的人性交响，形象阐释出超越国家、民族、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世界性命题，从而引起国际意义上的广泛共鸣。
选取教会女学生的童真目光作为视角，随其体验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所历经的生死浩劫与性格反差，最能激起人们的心灵震荡，应该说，这是比原著更具像，更感性，更适于电影表现的方式与切入点。的确，一个小女孩眼里所看到的东西，除了客观存在的残忍与酷烈，仍不乏主观感受到的崇高与善良，以及由此升发出来的极具张力的人性美。
可贵的是，影片虽然选取了小女孩的视角，却没有自觉不自觉地采取简单化、幼稚化，乃至类型化的处理，而是将角色反差极大的人物放置在因战争而偶遇在教堂——这样一种极为封闭、极为逼仄、极为凶险，因而也就极为典型的环境中，然后将每个人属于本性的东西经外力的挤压不断抻出、外化并加以放大对比，譬如：影片对女学生与妓女这对矛盾与细节的刻画既跌宕起伏，相互作用又合情入理，颇具戏剧张力，因而构造了比原作反差更大，视觉冲击力和心理冲击力更强的美学意象；而被日本兵追逐的女学生书娟在情急之中对躲藏在地窖里妓女们的会意一瞥，以及妓女们被女学生准备集体跳楼的悲壮举动所震撼，决意顶替赴死并欲刺杀侵略者的凛然与大义，符合人物在特殊情态下急速转化的性格逻辑与事理走向。最打动人心并令人慨叹的是：她们虽是沦落风尘成为被人诋弃的一族，但在危难时刻却敢于用自己的身躯，换取未成年女学生的生存权力，并捍卫了国家与民族的精神贞操，其超然义举，与冒死营救的铁血军人，与毅然向死的女学生，与自愿赴死的小杂役相互映照，各显情怀，相得益彰。
若从兼顾票房的商业角度剖析：由噬杀者、铁血军人、殡葬师、纯真学生、小杂役，风尘女子组成的职业鲜明又各具特色的人物画卷与精思巧构，最能满足并调动各阶层人士的正义感、好奇心、审美情趣及内在观赏欲望，因而当演绎者将此真切、艺术而又高度理想化地统御在真善美的母题之下，怎能不掀动起人们久藏心底的情感撞击？而在重温历史、激发良善的同时，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广大受众走进影院并吸引更多专家参与评论，不也正凸显出该片多重的影响力与价值所在？
不走巧，却很“讨巧”；不离主旋律，却触动心弦；情节跌宕却张弛有度；扣人心弦又欲紧还松；叙事繁密但不晦涩难懂；执著于电影美学追求，仍颇具票房价值，这便是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成功所在。然而该片之所以能助张艺谋实现对以往所拍电影的升级与超越，首先还在于对原作的慎重选择，对剧本的精心再造，以及对观众心理与电影市场的精心把握。
在资本“胁迫”下的从容与淡定
张艺谋曾说，《金陵十三钗》改编后的剧本，是他当导演20年来碰到的最好的剧本，常有如获至宝的感觉。而问题是，这样的好事为什么偏偏让张艺谋“碰”到？或许这至少可以说明他还是一位有追求、有眼光、有人脉的导演吧，所以才会有“识珠”者主动推荐。
回顾张艺谋电影的产生过程，一类是借助文学剧本本身深厚的思想内涵与强大张力，尔后根据电影美学的规律进行再度创作，从而获得巨大成功，譬如摘取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菊豆》，先后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秋菊打官司》，荣膺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活着》等；另一类是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文艺片，譬如《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千里走单骑》，但由于拍这类影片主要为“圆”不太“文艺”的文艺片之梦，或为兑现某种承诺，或为了“堵别人的嘴”，因而在这种指向不明朗，追求不清晰的状态下，往往感性支持多于理性投资，其结果必然是“既不商业，也不文艺”，以致遭至票房冷遇。对此，张艺谋倒也并不讳言，他的自我评点是：“毫无商业价值”。
同时，张艺谋还通过对当下观众，特别是国外观众审美情趣的深入研究，凭借其电影摄影师的优势，选取中国古装动作片题材，借助画面的精心拍摄与形式感极强的宏大制作，打造银幕上的视觉奇观。他的野心是要用这些能够冲破语言限制的国际化视觉语汇，赢得海内外观众的共同体认，以使中国的电影走向世界，从而奠定其在中国第五代导演中商业大片导演的地位与声誉。这其中的代表作如《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凭心而论，这类大片在叙事上虽然存在空心化倾向，但其奇炫的色彩，强烈的动感，视觉的震撼和宏大的气势，却令票房效果普遍看好。尤其是《英雄》，于2003年开启了中国式大片投资过亿，票房过亿的先河（该片投资2.5亿，国内票房2.5亿，海外票房11亿，虽被外方买断了在海外的发行权，但总计14亿的海内外票房至今无人打破）；而其执导奥运3年后推出的电影《三枪》，虽然饱受诟病，却依然因其“张艺谋”三个字带来的品牌影响力，最终用8千万的成本换取了2.5亿人民币的票房奇迹。
综观张艺谋的导演经历，前有获奖的赫然战绩，中有票房的“麦城”之旅，后有回报资本的辉煌之路。尽管人们对此褒贬不一，甚至也有人认为他在讲故事方面已经江郎才尽，但张艺谋对自己咬牙坚持的所经历程还是心里有数的：1996年在拍完《我的父亲母亲》（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和《一个都不能少》（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并获得社会影响与票房收益的双重回报后，他曾这样说：“每拍完一部电影，我都有坚定的想法，要参加电影节。我拍的都是文艺片，不是完全的商业电影，电影节是文艺片最大的展台。”可以看出，那时的张艺谋对于电影的商业属性还未形成清醒的认识，他的最大理想还是到国际上拿大奖，以便在艺术上证明自己。而在2000年，当投资高达180万美元的《幸福时光》再次遭遇票房惨败后，识时务的张艺谋才开始审慎思考中国商业电影市场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如何回收电影成本的探索与实践。
恰逢其时，中国广电总局于2002年颁布了新的《电影管理条例》，从此，中国的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向民营资本全方位开放。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来势之猛，中国大片时代到来的速度之快，令张艺谋备感震惊：2003年，《英雄》在人民大会堂拍卖音像版权时，他曾谨慎地建议定价80万，结果却拍了1780万！
《英雄》，是划分中国国产电影创作理念与运作模式的分水岭，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唤起了国人对国产电影的信心与热情，勾画出几多人对电影这一方兴未艾暴利产业的憧憬，从此开始吸引民营和国际资本的洪流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的国产电影。除此之外，另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意义是：彻底唤醒了张艺谋对商业大片创作、运作和对中国电影未来市场必然走向的清醒认识，以及对资本的敬畏与责任心。正源于此，当买断北美发行权的美国片商要求他将珍爱至极的1小时50分钟的《英雄》再剪去20分钟时，几经挣扎后还是遵从了这个建议。
作为商业片领军人物的张艺谋，已经实现了在资本“胁迫”下的从容与淡定。他曾说：“我的商业标准是不让投资人赔钱，导演不能永远认为艺术第一，商业无用。现在，我很不喜欢有人说这意味着导演要牺牲艺术，要捶胸顿足地堕落下去，这不能划等号。西方很多导演都走过这样的路，他们仍旧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保持自己的特色，保持艺术才华。”
美学与商业兼备的理想之梦
其实，圈内圈外的人都能感觉得到，张艺谋为人低调务实，不事张扬，投资人之所以愿意与他合作，一是在总体上他从来没让投资者赔过钱，二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这个民族长久以来倡导和认可的做人风格——既不做荷戟独行的狂野斗士，也不做桀骜不驯又伤痕累累的文化英雄；其次，“拽、牛、不配合，要价高，出尔反尔这些毛病，在张艺谋身上一点儿也没有。”
与他做人的信条相契合，作为电影生产的组织者、表现者、掌控者和引导者，张艺谋虽然始终引领中国电影风潮与探索之先河，却大都小心翼翼穿行于相对小成本的文艺片与高成本的商业片之间。因为要顺应现实、对资本负责，以赢得更多机会，张艺谋就必须学会妥协与权衡，恰如他本人总结，执导奥运给他带来的最大无奈和收获，就是“妥协”与“协调”，以致感慨：“个人艺术上的坚持，常常要让位给更大的目标。”
张艺谋确实是个与时俱进的聪明人，但从本质上看，他毕竟是个有较高艺术追求的电影导演，也一直在小心地避免“堕落”，拍完《三枪》后马上接拍《山楂树之恋》便是证明。在拍商业片时，他不可能完全投降于商业逻辑，甚至既不能像赵本山制造笑料时那么没有负担，也不能像周星驰拍电影那么无法无天。而经过多年的储备与历练之后，当他一旦遇到可遇难求的好本子，就必然会在权衡各方因素确认可行之后，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力求完胜。《金陵十三钗》就恰巧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断然出手的兼具文艺片和商业片本质特色的中国式大片。
《金陵十三钗》谋划多年，筹备4年，拍摄近半年，是目前国产电影投资最大，选用好莱坞一线演员及特效与制作团队规模最大的一次实际演练，也可说是对消费时代某种妥协与主动适应后完成的精品之作。张艺谋把严歌苓这部具有惊世骇俗内涵小说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这次，张艺谋将凝聚多年的艺术能量与资本规模集中发力，以期达到深具内涵的文艺片与制作精良的商业片在新的高度上的经典结合。
美学追求与商业考量的完美体
从商业的角度看，《金陵十三钗》这样的题材，是否一定要拍成大片？拍成大片是否要投资6个亿？投资6个亿，成本将如何收回？在其后“新画面”与“博纳国际”因发行《金陵十三钗》与《龙门飞甲》遭遇“死磕”的情况下，利润将如何体现？
毋庸置疑，因其充足的资金保证，使得这部电影无论在导拍演，服化道，特效层面，技术层面，包括高水准的音乐制作及其他各项指标，都已经相当接近人们心目中对张艺谋的理想期待，而在战场特效方面由于接纳了斯皮尔伯格的建议，也确实达到了目前好莱坞所能达到的制作水准。尤其片中创造的“一竖一横一片”视觉意象，“一竖”为八名铁血战士前赴后继勇炸日军坦克的悲壮画面；“一横”为“十三钗”一字排开，在凄绝的音乐背景下从容赴死的诗意画面；“一片”为李教官与日敌同归于尽时天空炸出了一朵花的斑斓画面，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为人称道的经典桥段。
当然，尽管《金陵十三钗》在设置情节，刻画人物、后期制作，以及投资规模均实现了超越，也并不表明它已是一块无暇之玉，譬如：影片将小说中神父的身份改为殡葬师并让他有超越牧师的担当，的确符合一个好故事的需要，但其救赎的力度和戏份是否有必要加得这么重？是否会因此弱化国人形象，还须商榷；女学生们能让出藏身的地窖却不肯让妓女用厕所的设置略显牵强；妓女与女学生生死交换的内在动因既要体现感恩相报的意思，还须小心剥离掺有功利补偿的算计，以悲悯与大爱，甚至为“商女”正名意味的悲壮牺牲更能反衬其灵魂出发的闪光点。但综观全片，《金陵十三钗》遵循“美丽的心灵要赋予美丽的画面”来形象体现这一艺术追求，总体把握还是精准到位，宏微兼俱，令人动容的。
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现实的一个符号，该片冲破了此类题材以往仅能宣示的狭小空间；该片体认了人道主义的真正价值在于不分贵贱；该片为不清楚这段历史的外国人补上了必要的一课；该片独到而真实地弘扬了中国人大义凛然的民族性格；该片为打造中国人的群体形象做出了特有贡献；该片为中国电影的制作与运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片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标本与镜鉴。
因为有了敢于探索电影新路的“张艺谋”们，中国大片真正走向世界才将为时不远！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
责任编辑 董颖
《金陵十三钗》梦碎电影“金球奖”，失意“金像奖”，在令张艺谋的拥趸们扼腕叹息之际，也恰逢其时地给“贬张派”以有力证据：投资6个亿拍出的电影照样儿不叫人“待见”。
也许,有些人太看重获奖的标签了；也许，有些人太想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了，以致混淆了张艺谋不同电影自身存在的巨大差异。但不管怎样，一个有文化自信的民族，还是要坚持自己的审美判断。
谁让张艺谋一不小心成为中国电影的文化符号呢？作为“替身”，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但若拨开人们心中的戾气，对于以《金陵十三钗》为代表的“谋式”电影来番冷静客观的剖析，就会发现一条因果相承的轨迹——在电影美学追求与商业考量之间的小心权衡与大胆推进。
书写中国式大片的新高度
如同一道闪电，撕开笼罩在中国电影天空多年的灰霾，为中国电影带来一缕清新，也预示出中国电影复苏崛起的新气象。
《金陵十三钗》，可以说是张艺谋继电影《三枪》饱受诟病后孤注一掷的绝地反击战，庆幸的是，我们在危崖之处看到的这部根据旅美作家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新作，是经过痛苦的蜕变和顽强的自我超越之后，以世界的眼光，精巧的结构，典型的环境，缜密的逻辑，再赋予善意、真诚与艺术化的解读，将电影美学与电影商业相克相悖化为相辅相成的追求后，苦心打磨出来的精诚奉献。
《金陵十三钗》的问世，似乎可以说不单为国人，也在世界人民面前支撑起堪称经典，走向国际的中国式大片的新标本、新高度，从而为导演自己，也为中国电影人奉上了一份易帜标新的高蹈之作。
与侧重从正面表现南京大屠杀酷烈场面的正剧及悲剧不同，这部具有史诗般恢宏与强大心理震撼的战争题材片，突破了以往意识形态在角色限定及价值观方面的固化阐释，摒弃了概念化再现历史的陈窠昔臼，在一种几乎封闭性的叙事结构中，借助极为典型的环境，通过善与恶的厮杀、正与邪的较量、美与丑的碰撞，将个体形象、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普世价值有机结合，演绎出在死亡面前，不同阶层的人迸发出来的各具特色的人性交响，形象阐释出超越国家、民族、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世界性命题，从而引起国际意义上的广泛共鸣。
选取教会女学生的童真目光作为视角，随其体验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所历经的生死浩劫与性格反差，最能激起人们的心灵震荡，应该说，这是比原著更具像，更感性，更适于电影表现的方式与切入点。的确，一个小女孩眼里所看到的东西，除了客观存在的残忍与酷烈，仍不乏主观感受到的崇高与善良，以及由此升发出来的极具张力的人性美。
可贵的是，影片虽然选取了小女孩的视角，却没有自觉不自觉地采取简单化、幼稚化，乃至类型化的处理，而是将角色反差极大的人物放置在因战争而偶遇在教堂——这样一种极为封闭、极为逼仄、极为凶险，因而也就极为典型的环境中，然后将每个人属于本性的东西经外力的挤压不断抻出、外化并加以放大对比，譬如：影片对女学生与妓女这对矛盾与细节的刻画既跌宕起伏，相互作用又合情入理，颇具戏剧张力，因而构造了比原作反差更大，视觉冲击力和心理冲击力更强的美学意象；而被日本兵追逐的女学生书娟在情急之中对躲藏在地窖里妓女们的会意一瞥，以及妓女们被女学生准备集体跳楼的悲壮举动所震撼，决意顶替赴死并欲刺杀侵略者的凛然与大义，符合人物在特殊情态下急速转化的性格逻辑与事理走向。最打动人心并令人慨叹的是：她们虽是沦落风尘成为被人诋弃的一族，但在危难时刻却敢于用自己的身躯，换取未成年女学生的生存权力，并捍卫了国家与民族的精神贞操，其超然义举，与冒死营救的铁血军人，与毅然向死的女学生，与自愿赴死的小杂役相互映照，各显情怀，相得益彰。
若从兼顾票房的商业角度剖析：由噬杀者、铁血军人、殡葬师、纯真学生、小杂役，风尘女子组成的职业鲜明又各具特色的人物画卷与精思巧构，最能满足并调动各阶层人士的正义感、好奇心、审美情趣及内在观赏欲望，因而当演绎者将此真切、艺术而又高度理想化地统御在真善美的母题之下，怎能不掀动起人们久藏心底的情感撞击？而在重温历史、激发良善的同时，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广大受众走进影院并吸引更多专家参与评论，不也正凸显出该片多重的影响力与价值所在？
不走巧，却很“讨巧”；不离主旋律，却触动心弦；情节跌宕却张弛有度；扣人心弦又欲紧还松；叙事繁密但不晦涩难懂；执著于电影美学追求，仍颇具票房价值，这便是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成功所在。然而该片之所以能助张艺谋实现对以往所拍电影的升级与超越，首先还在于对原作的慎重选择，对剧本的精心再造，以及对观众心理与电影市场的精心把握。
在资本“胁迫”下的从容与淡定
张艺谋曾说，《金陵十三钗》改编后的剧本，是他当导演20年来碰到的最好的剧本，常有如获至宝的感觉。而问题是，这样的好事为什么偏偏让张艺谋“碰”到？或许这至少可以说明他还是一位有追求、有眼光、有人脉的导演吧，所以才会有“识珠”者主动推荐。
回顾张艺谋电影的产生过程，一类是借助文学剧本本身深厚的思想内涵与强大张力，尔后根据电影美学的规律进行再度创作，从而获得巨大成功，譬如摘取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红高粱》，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菊豆》，先后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秋菊打官司》，荣膺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活着》等；另一类是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文艺片，譬如《有话好好说》、《幸福时光》、《千里走单骑》，但由于拍这类影片主要为“圆”不太“文艺”的文艺片之梦，或为兑现某种承诺，或为了“堵别人的嘴”，因而在这种指向不明朗，追求不清晰的状态下，往往感性支持多于理性投资，其结果必然是“既不商业，也不文艺”，以致遭至票房冷遇。对此，张艺谋倒也并不讳言，他的自我评点是：“毫无商业价值”。
同时，张艺谋还通过对当下观众，特别是国外观众审美情趣的深入研究，凭借其电影摄影师的优势，选取中国古装动作片题材，借助画面的精心拍摄与形式感极强的宏大制作，打造银幕上的视觉奇观。他的野心是要用这些能够冲破语言限制的国际化视觉语汇，赢得海内外观众的共同体认，以使中国的电影走向世界，从而奠定其在中国第五代导演中商业大片导演的地位与声誉。这其中的代表作如《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凭心而论，这类大片在叙事上虽然存在空心化倾向，但其奇炫的色彩，强烈的动感，视觉的震撼和宏大的气势，却令票房效果普遍看好。尤其是《英雄》，于2003年开启了中国式大片投资过亿，票房过亿的先河（该片投资2.5亿，国内票房2.5亿，海外票房11亿，虽被外方买断了在海外的发行权，但总计14亿的海内外票房至今无人打破）；而其执导奥运3年后推出的电影《三枪》，虽然饱受诟病，却依然因其“张艺谋”三个字带来的品牌影响力，最终用8千万的成本换取了2.5亿人民币的票房奇迹。
综观张艺谋的导演经历，前有获奖的赫然战绩，中有票房的“麦城”之旅，后有回报资本的辉煌之路。尽管人们对此褒贬不一，甚至也有人认为他在讲故事方面已经江郎才尽，但张艺谋对自己咬牙坚持的所经历程还是心里有数的：1996年在拍完《我的父亲母亲》（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和《一个都不能少》（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并获得社会影响与票房收益的双重回报后，他曾这样说：“每拍完一部电影，我都有坚定的想法，要参加电影节。我拍的都是文艺片，不是完全的商业电影，电影节是文艺片最大的展台。”可以看出，那时的张艺谋对于电影的商业属性还未形成清醒的认识，他的最大理想还是到国际上拿大奖，以便在艺术上证明自己。而在2000年，当投资高达180万美元的《幸福时光》再次遭遇票房惨败后，识时务的张艺谋才开始审慎思考中国商业电影市场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如何回收电影成本的探索与实践。
恰逢其时，中国广电总局于2002年颁布了新的《电影管理条例》，从此，中国的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向民营资本全方位开放。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来势之猛，中国大片时代到来的速度之快，令张艺谋备感震惊：2003年，《英雄》在人民大会堂拍卖音像版权时，他曾谨慎地建议定价80万，结果却拍了1780万！
《英雄》，是划分中国国产电影创作理念与运作模式的分水岭，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唤起了国人对国产电影的信心与热情，勾画出几多人对电影这一方兴未艾暴利产业的憧憬，从此开始吸引民营和国际资本的洪流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的国产电影。除此之外，另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意义是：彻底唤醒了张艺谋对商业大片创作、运作和对中国电影未来市场必然走向的清醒认识，以及对资本的敬畏与责任心。正源于此，当买断北美发行权的美国片商要求他将珍爱至极的1小时50分钟的《英雄》再剪去20分钟时，几经挣扎后还是遵从了这个建议。
作为商业片领军人物的张艺谋，已经实现了在资本“胁迫”下的从容与淡定。他曾说：“我的商业标准是不让投资人赔钱，导演不能永远认为艺术第一，商业无用。现在，我很不喜欢有人说这意味着导演要牺牲艺术，要捶胸顿足地堕落下去，这不能划等号。西方很多导演都走过这样的路，他们仍旧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保持自己的特色，保持艺术才华。”
美学与商业兼备的理想之梦
其实，圈内圈外的人都能感觉得到，张艺谋为人低调务实，不事张扬，投资人之所以愿意与他合作，一是在总体上他从来没让投资者赔过钱，二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这个民族长久以来倡导和认可的做人风格——既不做荷戟独行的狂野斗士，也不做桀骜不驯又伤痕累累的文化英雄；其次，“拽、牛、不配合，要价高，出尔反尔这些毛病，在张艺谋身上一点儿也没有。”
与他做人的信条相契合，作为电影生产的组织者、表现者、掌控者和引导者，张艺谋虽然始终引领中国电影风潮与探索之先河，却大都小心翼翼穿行于相对小成本的文艺片与高成本的商业片之间。因为要顺应现实、对资本负责，以赢得更多机会，张艺谋就必须学会妥协与权衡，恰如他本人总结，执导奥运给他带来的最大无奈和收获，就是“妥协”与“协调”，以致感慨：“个人艺术上的坚持，常常要让位给更大的目标。”
张艺谋确实是个与时俱进的聪明人，但从本质上看，他毕竟是个有较高艺术追求的电影导演，也一直在小心地避免“堕落”，拍完《三枪》后马上接拍《山楂树之恋》便是证明。在拍商业片时，他不可能完全投降于商业逻辑，甚至既不能像赵本山制造笑料时那么没有负担，也不能像周星驰拍电影那么无法无天。而经过多年的储备与历练之后，当他一旦遇到可遇难求的好本子，就必然会在权衡各方因素确认可行之后，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力求完胜。《金陵十三钗》就恰巧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具备，断然出手的兼具文艺片和商业片本质特色的中国式大片。
《金陵十三钗》谋划多年，筹备4年，拍摄近半年，是目前国产电影投资最大，选用好莱坞一线演员及特效与制作团队规模最大的一次实际演练，也可说是对消费时代某种妥协与主动适应后完成的精品之作。张艺谋把严歌苓这部具有惊世骇俗内涵小说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这次，张艺谋将凝聚多年的艺术能量与资本规模集中发力，以期达到深具内涵的文艺片与制作精良的商业片在新的高度上的经典结合。
美学追求与商业考量的完美体
从商业的角度看，《金陵十三钗》这样的题材，是否一定要拍成大片？拍成大片是否要投资6个亿？投资6个亿，成本将如何收回？在其后“新画面”与“博纳国际”因发行《金陵十三钗》与《龙门飞甲》遭遇“死磕”的情况下，利润将如何体现？
毋庸置疑，因其充足的资金保证，使得这部电影无论在导拍演，服化道，特效层面，技术层面，包括高水准的音乐制作及其他各项指标，都已经相当接近人们心目中对张艺谋的理想期待，而在战场特效方面由于接纳了斯皮尔伯格的建议，也确实达到了目前好莱坞所能达到的制作水准。尤其片中创造的“一竖一横一片”视觉意象，“一竖”为八名铁血战士前赴后继勇炸日军坦克的悲壮画面；“一横”为“十三钗”一字排开，在凄绝的音乐背景下从容赴死的诗意画面；“一片”为李教官与日敌同归于尽时天空炸出了一朵花的斑斓画面，有可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为人称道的经典桥段。
当然，尽管《金陵十三钗》在设置情节，刻画人物、后期制作，以及投资规模均实现了超越，也并不表明它已是一块无暇之玉，譬如：影片将小说中神父的身份改为殡葬师并让他有超越牧师的担当，的确符合一个好故事的需要，但其救赎的力度和戏份是否有必要加得这么重？是否会因此弱化国人形象，还须商榷；女学生们能让出藏身的地窖却不肯让妓女用厕所的设置略显牵强；妓女与女学生生死交换的内在动因既要体现感恩相报的意思，还须小心剥离掺有功利补偿的算计，以悲悯与大爱，甚至为“商女”正名意味的悲壮牺牲更能反衬其灵魂出发的闪光点。但综观全片，《金陵十三钗》遵循“美丽的心灵要赋予美丽的画面”来形象体现这一艺术追求，总体把握还是精准到位，宏微兼俱，令人动容的。
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现实的一个符号，该片冲破了此类题材以往仅能宣示的狭小空间；该片体认了人道主义的真正价值在于不分贵贱；该片为不清楚这段历史的外国人补上了必要的一课；该片独到而真实地弘扬了中国人大义凛然的民族性格；该片为打造中国人的群体形象做出了特有贡献；该片为中国电影的制作与运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片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标本与镜鉴。
因为有了敢于探索电影新路的“张艺谋”们，中国大片真正走向世界才将为时不远！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
责任编辑 董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