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阅读时，遇到两个有趣的人。一是北宋的诗僧道潜，一是明朝旅行家徐霞客。
　　道潜在一次聚会中，遇见杭州刺史苏轼。道潜席上赋诗，苏轼甚爱之。二人遂结为忘形之交。东坡遭“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他不远千里赴黄州。后来东坡再起，到杭州，道潜自然又赴杭州。东坡又遭贬至海南岛，道潜二话不说，又要转海南相访。东坡作书劝止道潜才作罢。一番坎坷后，东坡被召回，中途至常州而逝，道潜作悼诗数首。这位本是弃绝七情六欲的化外之人，拂去虚妄，直抵性情本质。
　　徐霞客32年游历了21个省。不避风霜雨雪，不惧豺狼虎豹，三次遇盗，数次绝粮，几次险些丧命……朋友问他：“你游历天下，有何意义？”
　　徐霞客说：“我喜欢。”
　　他是真喜欢。《徐霞客游记》开篇写宁海天台山，“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情感与山光合而为一，自在自得。那个年代，男人立身讲的是功名利禄，徐霞客却别开一条僻径，走独属自己的人生。
　　我细细揣摩二人生平，陷入的是现代人思考的窠臼：他们这一生，都做了些什么？有什么價值？譬如，道潜追随友人，游山玩水，腻在一起，虚度光阴；徐霞客呢，虽有一部游记传世，可在他生前并不为人所知。支撑他们一生游荡的，肯定不是现世功利。
　　立心，赋予人生意义。穿越时间，率性纯真，成为自己，令人长久回味。
　　我想起一位国学家的论断：什么是最可怕的文化？就是只讲效率功利、不计其他的工具文化。什么样的民族没有未来？就是只讲效率、只讲利害、只讲功利、以成败论英雄的民族。（摘自《羊城晚报》 米丽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