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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过去了，大家仍然安然无恙。但是，今年1月份的天气却让所有北京人见识到了“世界末日”中黑色雾霾。根据媒体报道，不仅是北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50万都在遭受这种严重污染。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也在承受破坏环境的后果。
要建成和谐社会，不仅要解决环境问题，还要解决人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失败者，但我们要追求的不是结果上的绝对平等，而是给暂时处于劣势的人平等发展的机会。
要达成这些目标，政府要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做到位，而民间的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就要谈到那个除了房地产以外我说得最多的话题：公益。
华远是国有企业，办企业就是为政府提供税收，为社会创造更多福利。随着改革开放和公司发展，华远在公益上特别是民间公益上的投入也越来越多。
截至目前，华远共资助过20个公益组织和各种公益项目。在与中国改革有关的学术研究方面，资助中国改革基金会研究农民问题和国企改革的课题。在推动北京市体育文化等公共活动方面，支持桥牌运动长达16年。在环境保护方面，支持阿拉善生态协会和北京植物园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此外，还资助中国经济学奖等。我本人也是北京慈善协会的副会长。
在这些捐赠过的组织里，乐平基金会和阿拉善生态协会是我参与最多的，也是目前看来发展势头最好的。这两个组织恰好一个是解决人的问题，一个是解决环境的问题。
乐平基金会是个有“历史”的组织。早在2004年，我们几个学者和企业家在茅于轼、吴敬琏等几位老先生的主张下，希望发起一个公益基金会。第一次申请没有得到批准，暂时把筹集来的钱放在茅老创立的富平学校这个平台上做家政女工的培训和就业服务、农村小额贷款的试点以及其他一些公益项目。第二次申请还是没有批准，于是就在2008年用这笔钱筹建了一个社会投资公司，专门投资服务穷人的社会企业。股东除富平学校和华远集团外，还有联想控股、信远控股、资和信担保和亚信的丁健，都是支持创新公益的企业家和投资人。第三次申请，批准了，这时候已经是2010年底，在富平学校和富平社会投资公司的平台上已经有了富平家政和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两家社会企业，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从富平学校创立到现在乐平基金会的逐步规范化，是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前面是野蛮生长，逐渐找到能做的服务内容和合作的农村社区、锻炼团队。在取得适合的法律地位后，才开始正规的治理。现在，乐平基金会、富平学校、富平社会投资公司已经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社会投资平台，下面有5个社会企业，分别为城乡贫困群体提供微型金融、城市就业、儿童学前教育和生态农业发展服务，资金总规模已达到一亿元。
无论现在的乐平基金会还是原来的富平学校，都是要解决贫困问题，为穷人服务。我对于这个组织的认可，来源于理念上的认同。我们不是出于廉价的同情给穷人发钱，穷人不是施舍的对象，而是需要服务的客户。
穷人用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相对高质量的服务。比如，乐平在2011年底创办的千千树儿童之家，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村子里，专门招收打工者的子女和附近的农村儿童。教学质量比普通农村幼儿园好得多，师生比达到1比10，每天提供三餐，一周开园六天，一个月才收三百多块钱。这种服务是商业资本不会提供的，穷人也不可能在市场上得到，我们就来做。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相对贫困的群体是有尊严的，服务也是有效率和可衡量的。
当然，这样的学前教育三百多块肯定是不够的，怎么办？一方面可以适度提高一点价格，达到支付能力与成本的平衡。另一方面就需要社会投入，结合企业和一些个人的公益需求，获得校车、三餐、冬季取暖、医务室、教师工资等单项捐助，把社会资源有效地整合进来。这个模式做好了，还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现在千千树的课程已经在青海、甘肃、山西等地试用，还配套培训了300多名农村幼儿园教师。
乐平所倡导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是一种创新的公益形式，到底行不行，还要由结果说了算。目前来看，运行比较平稳，这些年来直接服务了3万多个农村家庭。让他们能拿到贷款发展生产、到城里放心就业、让他们的孩子得到比较好的学前教育，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在这个阶段，乐平能做出一个个示范的模型，未来还需要更多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加入，把这种模式推广出去，扩大公益效果。
乐平是一个由精英发起和组织起来的公益机构，有一群因共同的公益事业而相遇的企业家。迄今为止，我们这些股东从未拿过一分钱的分红。相比传统慈善，这不是转移财富的过程，而是创造财富的过程。发展到今天，乐平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名人效应，它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业务团队。理事会负责做决策，理事个人的公益诉求和精神正在逐渐组织化，通过一个组织更有效率地传递给社会。
另一个我参与最多的公益组织就是阿拉善生态协会。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环保组织，很多企业家参与，并在其中得到了参与公益的乐趣。阿拉善对中国草根环保组织的支持，对企业家参与公益的探索，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
现在我在这两个机构里都担任监事，都是监督的角色。一个是监督财务，另一个是监督理事会的履职情况以及决策是否合理。
除了参与这两项公益的工作，近一年来我还与王巍等企业家共同发起了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邀请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推荐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参加者以年轻人为主，非常踊跃，他们乐于与“权威”交锋，有独立的思想，这也是让我在青年一代身上看到希望的地方。
公益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权利。一个社会的进步，在根本上取决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崛起，而公益组织正是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每个人来说，想要什么样的社会，就要为此做相应的努力。所以，想要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看见晴天，最终要靠我们自己。
要建成和谐社会，不仅要解决环境问题，还要解决人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失败者，但我们要追求的不是结果上的绝对平等，而是给暂时处于劣势的人平等发展的机会。
要达成这些目标，政府要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做到位，而民间的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就要谈到那个除了房地产以外我说得最多的话题：公益。
华远是国有企业，办企业就是为政府提供税收，为社会创造更多福利。随着改革开放和公司发展，华远在公益上特别是民间公益上的投入也越来越多。
截至目前，华远共资助过20个公益组织和各种公益项目。在与中国改革有关的学术研究方面，资助中国改革基金会研究农民问题和国企改革的课题。在推动北京市体育文化等公共活动方面，支持桥牌运动长达16年。在环境保护方面，支持阿拉善生态协会和北京植物园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此外，还资助中国经济学奖等。我本人也是北京慈善协会的副会长。
在这些捐赠过的组织里，乐平基金会和阿拉善生态协会是我参与最多的，也是目前看来发展势头最好的。这两个组织恰好一个是解决人的问题，一个是解决环境的问题。
乐平基金会是个有“历史”的组织。早在2004年，我们几个学者和企业家在茅于轼、吴敬琏等几位老先生的主张下，希望发起一个公益基金会。第一次申请没有得到批准，暂时把筹集来的钱放在茅老创立的富平学校这个平台上做家政女工的培训和就业服务、农村小额贷款的试点以及其他一些公益项目。第二次申请还是没有批准，于是就在2008年用这笔钱筹建了一个社会投资公司，专门投资服务穷人的社会企业。股东除富平学校和华远集团外，还有联想控股、信远控股、资和信担保和亚信的丁健，都是支持创新公益的企业家和投资人。第三次申请，批准了，这时候已经是2010年底，在富平学校和富平社会投资公司的平台上已经有了富平家政和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两家社会企业，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从富平学校创立到现在乐平基金会的逐步规范化，是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前面是野蛮生长，逐渐找到能做的服务内容和合作的农村社区、锻炼团队。在取得适合的法律地位后，才开始正规的治理。现在，乐平基金会、富平学校、富平社会投资公司已经形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社会投资平台，下面有5个社会企业，分别为城乡贫困群体提供微型金融、城市就业、儿童学前教育和生态农业发展服务，资金总规模已达到一亿元。
无论现在的乐平基金会还是原来的富平学校，都是要解决贫困问题，为穷人服务。我对于这个组织的认可，来源于理念上的认同。我们不是出于廉价的同情给穷人发钱，穷人不是施舍的对象，而是需要服务的客户。
穷人用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购买相对高质量的服务。比如，乐平在2011年底创办的千千树儿童之家，在北京通州的一个村子里，专门招收打工者的子女和附近的农村儿童。教学质量比普通农村幼儿园好得多，师生比达到1比10，每天提供三餐，一周开园六天，一个月才收三百多块钱。这种服务是商业资本不会提供的，穷人也不可能在市场上得到，我们就来做。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相对贫困的群体是有尊严的，服务也是有效率和可衡量的。
当然，这样的学前教育三百多块肯定是不够的，怎么办？一方面可以适度提高一点价格，达到支付能力与成本的平衡。另一方面就需要社会投入，结合企业和一些个人的公益需求，获得校车、三餐、冬季取暖、医务室、教师工资等单项捐助，把社会资源有效地整合进来。这个模式做好了，还可以推广到其他地区。现在千千树的课程已经在青海、甘肃、山西等地试用，还配套培训了300多名农村幼儿园教师。
乐平所倡导的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是一种创新的公益形式，到底行不行，还要由结果说了算。目前来看，运行比较平稳，这些年来直接服务了3万多个农村家庭。让他们能拿到贷款发展生产、到城里放心就业、让他们的孩子得到比较好的学前教育，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在这个阶段，乐平能做出一个个示范的模型，未来还需要更多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加入，把这种模式推广出去，扩大公益效果。
乐平是一个由精英发起和组织起来的公益机构，有一群因共同的公益事业而相遇的企业家。迄今为止，我们这些股东从未拿过一分钱的分红。相比传统慈善，这不是转移财富的过程，而是创造财富的过程。发展到今天，乐平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名人效应，它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业务团队。理事会负责做决策，理事个人的公益诉求和精神正在逐渐组织化，通过一个组织更有效率地传递给社会。
另一个我参与最多的公益组织就是阿拉善生态协会。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环保组织，很多企业家参与，并在其中得到了参与公益的乐趣。阿拉善对中国草根环保组织的支持，对企业家参与公益的探索，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
现在我在这两个机构里都担任监事，都是监督的角色。一个是监督财务，另一个是监督理事会的履职情况以及决策是否合理。
除了参与这两项公益的工作，近一年来我还与王巍等企业家共同发起了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邀请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推荐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参加者以年轻人为主，非常踊跃，他们乐于与“权威”交锋，有独立的思想，这也是让我在青年一代身上看到希望的地方。
公益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权利。一个社会的进步，在根本上取决于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崛起，而公益组织正是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每个人来说，想要什么样的社会，就要为此做相应的努力。所以，想要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看见晴天，最终要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