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泉山位于北京海淀区西山山麓、颐和园的西侧。山中奇岩幽洞，小溪潺潺，流泉活水，有风水宝地之说。“玉泉”的名称最早出现在《金史》上，因为这里的泉流“水清而碧、澄洁似玉”，故称“玉泉”。泉水自山间石隙喷涌，水溅银花，宛如玉虹，自古以来就是京郊有名的风景游览地。作为中央军委驻地的玉泉山，见证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入京初，毛泽东常住
　　 1949年3月，中共“进京赶考”以香山作为临时驻地，西山从此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有时住香山“双清别墅”，有时在中南海办公，有时还住玉泉山。玉泉山有一座程家花园，是程砚秋的别墅。程砚秋在这里养了几只水貂，还种了一块菜地，非常清静雅致。毛泽东尤其欣赏这里清新自然、幽静质朴的田园气息，因此每次到玉泉山都于此处歇息。
　　 当时，蒋介石与其国民党虽然退出大陆，却不甘心失败。他们处心积虑地等待时机准备“反攻大陆”，还从台湾直接派遣一批以刺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高级干部为主要目标的行动小组。在他们的暗杀名单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郭沫若等二十余人。台湾保密局出的牌价是，刺杀一个部长级干部可以立大功，刺杀局级干部可立中功，刺杀局级以下干部可立小功。如果刺杀了李济深、郭沫若等一类的人物，可得50两黄金。
　　粉碎特务行刺阴谋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白天在中南海办公，晚上回到玉泉山休息。出中南海往西北，过了青龙桥，再走一段就是玉泉山。有几次，毛泽东和江青在离大门很远的地方就下车，慢慢散步走进玉泉山大门。这一段路有一里多长，没有人住，也没有车马往来，安静极了，是享受大自然的好地方。谁料，毛泽东的这一“细微”习惯却被台湾特务“嗅”着了。
　　 有一次，就在毛泽东和江青如此散步之时，这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怪的“闲人”，这个人一身农民装束，肩上背着一个钱褡子。机警的警卫凭着职业敏感，警觉地“盯”上了这个人，一是这种钱褡子并非北京人的用物;二是玉泉山一带并没有集贸市场。根据这两点，警卫们断定：此人形迹可疑。
　　 这个家伙果然有问题，他注意到便衣插在腰上的枪，就往山边一个小店走去。那人进了屋，两个便衣也跟了进去，这人做贼心虚，慌忙伸手到大衣袋里去掏枪，便衣立即猛虎扑食般地扑过去，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枪缴下，利索地把他抓了起来。经审问，那人正是台湾当局派出的特务，名叫唐尧，潜入大陆伺机暗杀中共领导人。
　　历史转折中的玉泉山9号楼
　　 “文革”期间，叶剑英主管军队工作，而他在玉泉山的住所9号楼便成了当时老干部的临时“庇护所”。当年曾生活在附近的人回忆，叶剑英时常在家中开会，而小院门口则停着那个年代能见到的国内顶级轿车。
　　 1976年10月6日晚，在抓捕“四人帮”之后的8小时，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的住所，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会议从6日晚10时一直开到7日凌晨4时，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叶剑英等分别讲话。
　　 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現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决定中央政治局开会或集体办公或找人谈话及其他活动，都在玉泉山5号楼会议厅进行。
　　 从10月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一系列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但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待遇。1976年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在叶剑英的安排下，12月10日晚，邓小平住进301医院。住院期间，中办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起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玉泉山，成为历史性转折时刻的见证地。
　　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
　　 现在的玉泉山，不仅是中央军委的驻地，而且还是一系列中央文件的诞生地。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当时成立的起草组就驻在玉泉山。其后，玉泉山便成为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曾多次参与起草的学者高尚全说：“我参加过三次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每次都是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进行的。”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需要制定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1993年5月31日，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组长的25人起草小组开始进驻玉泉山，任务就是为十四届三中全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25人的起草小组在玉泉山度过了紧张难忘的5个多月。据小组成员、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梦奎回忆：“总的算起来，（最后）提交全会讨论的《决定》草案，是第八稿。当时起草组有同志开玩笑说，七搞（稿）八搞（稿），总算搞出来了。”
　　 作为“纲领性”文件，全会的决议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一句措辞、每一个观点的阐述都经过深思熟虑。当遇到各方有不同意见时，往往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达成一致。
　　 让高尚全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力市场”写入《决定》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的仍然是“劳务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当时有种看法是：劳动力怎么能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而高尚全和其他一些人主张，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列席常委会的高尚全提出确立“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会后，高尚全又去找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温家宝回答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几经辗转，反复研讨后，“劳动力市场”这一概念最终写入了《决定》。
　　 2013年，在玉泉山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起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也透露了一个细节：“我参加过好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每一次中央文件起草完之后，中央领导都要请我们起草组的成员吃一次饭，表示感谢。但这一次，没有了，取消了，也算是中央带头勤俭。包括我们吃饭也改成了自助餐。”
　　 风景优美的玉泉山不仅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还是决定我国改革发展方向的许多文件的诞生地，有人将之称为“中国政治的后花园”，还是非常恰当的。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