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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山友的高海拔攀登始于1999年5月，在短短四年间，从6000米到8848米，这种在攀登高度上的飞速进步，远远快于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截至目前，深圳已有六人登顶8000米以上的高山。登顶6000米以上雪山达到140多人次，深圳的业余资山界之所以能够在高度指标上取得如此快速，显著的进步。与这座城市的移民色彩密切相关——经济独立的生存理念、相互容纳的人际氛围、讲究计划性注重风险控制的行事风格，以及年轻朝气的人口结构，使得深圳登山的发展在开始之初就拥有良好的土壤。同时，一批既有高海拔攀登经验。文具备相当热情的组织者，自愿投入到日常的基础活动中。以老带新，相互促进，成为深圳登山发展的领军力量。如何去看待这么一批民间攀登者，每个人有着各自的视角和认知层面，以下选择了深圳登山群体中比较受媒体关注的几个人，管中窥豹地认识一下这个群体的某个侧面。
山友十一郎
1986年，十一郎第一次背包去海边徒步、扎营，从此开始玩户外。1996年，他组织身边的户外爱好者，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玩户外，并形成深圳第一个户外组织。1997年，他第一次接近雪山——珠峰，并于两年后发起成立国内第一家正规注册的登山俱乐部——深圳市登山家俱乐部。
2000年初开始正规学习冰雪技术，他很快通过中登协攀冰培训，取得攀岩初级教练资格，并很快成为教练并陆续攀登过青海玉珠峰，新疆慕士塔格山、四川四姑娘三峰，西藏念青唐古拉中央峰、珠峰、欧洲高加索山脉的厄尔布鲁士山。
十一郎是深圳登山圈子里的名人，身兼深圳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中登协户外运动委员会委员，全国登山人士驻深圳接待处主任等多项官方及民间职务，除了组织日常登山活动、组织深圳山友参加西藏登山大会、参加高山救援，他还积极涉足攀岩、探洞、徒步、定向、自行车、滑雪、背包自助游等户外活动。2003年，他加入中国珠峰登山队作为队员兼总指挥助理。
之所以投入户外运动的组织工作，是因为，关注同类人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他说，在大山面前，人应该学会谦卑。对他而言，登山是自由意志的体现。登山的魅力是语言难以穷尽的，他希望自己的每次登山活动，都有不同以往的经历获收获。
笑言自己已经退隐江湖的十一郎，在2005年抢注了8844．43的域名并拍卖。将所得悉数投入建立了苹果教育慈善基金会，他找到了另一个值得投入的理想。
真水无香 神仙伴侣
在深圳的登山爱好者中，有许多夫妻或情侣搭档，共同攀登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李伟文、粱群夫妇莫属。
从2000年的玉珠峰开始，李伟文和粱群一起攀登了包括珠峰、欧洲最高峰、非洲最高峰、南极洲最高峰在内的八座雪山，加上三次冬季攀冰训练和频繁的日常拉练，登山是他们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
作为大学教师，李伟文有着学者型的细腻性格。2003年4月28日，在珠峰6500米ABC营地第一次试用氧气，其他队员大都关注的是阀门如何开闭，面罩是否合适，李伟文却提出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调节器阀门刻度分别为2和4时，流量是简单的两倍关系吗？”
“随着瓶内压强的递减，同一个刻度的流量是不是一样呢？”
在场几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职业登山家都无法解答。大概他们从来没有用这么量化的思维方式考虑高山氧气的流量问题。随后李伟文找出纸笔，默默演算了一遍，说：“这个变化肯定不是一个线性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认识梁群这么多年，她不仅很难得地具备一名攀登者的各项素质而且那种荣辱不惊、平淡低调的为人作风，在当前国内民间登山界日益浮躁喧嚣的氛围中，更显得弥足珍贵。
依然是2003年的珠峰攀登，5月21日第一组成功登顶下撒，在半夜两点多ABC的基地台终于捕捉到粱群的声音。
“我是粱群”我和协作普多吉在7900米空置的外国队营地，我很累，眼睛很疼，看不了东西，手指可能冻伤了……我们现在没有热水，氧气，燃料，找到一条睡袋……在经历了25个小时超高海拔的艰苦跋涉之后，体能极度衰弱。冻伤并且雪盲的梁群，丝毫没有一丝惊慌，她用微弱的声音，清晰准确地向下面通报了地和协作的情况，为后续的接应提供了充分有效的信息。
指挥系统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告诉他们此时的应对措施，同时从ABC派出最后两名状态稍好的夏尔巴，并希望粱群他们坚持到次日中午11点左右。
电波在夜空中传递，梁群说：“好的，我们一定彼此照应，坚持到接应的到达。”作为全程参与此次攀登的成员 我深知团在接近3000米高度的陌生营地是如何的艰难。度过接下来漫长的九个小时，需要极为坚强的毅力和稳定的心理素质。
那次攀登，李伟文没有能够登山，表面原因是他在关门时间后报从指挥，坚决下撤。事后大家才知道，李伟文之所以没有能够及早通过人满为患的第二台阶，是因为到达第二台阶下面时，他一直关注着在上方攀登的梁群，并因此被后面的几个攀登者“超车”，从而延迟了他通过第二台阶的时间——要知道，前面多一个人，就意味着要多等待至少20分钟。从珠峰下来，李伟文、粱群既没有在巨大的荣誉面前迷失自我，也没有因冻伤的损害而消沉，他们依然保持着乐观积极，平和低调的本色。有人说：“是金子，总有闪光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则表现出更深的一层意义：“只有能够保持本色的，才是金子。”
当登山成为一种标签
王石不但是登山界以外普通受众最为所熟知的名人，而且也是深圳登山圈子里的“异数”一深圳山友以六、七十年代生人为主，而王石第一次攀登雪山已经是47岁的“高龄”，同时他的身份也较为特殊，“只有他一个人是上市公司领导，拥有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社会资源。
作为国内登上世界最高峰年纪最大的人，王石并不是一步达到这个高度的。1997年9月我们一起去了趟西藏，据王石自己说，那是他到特区工作14年第一次给自己放长假。那回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珠峰的真容。
随后的两年，王石开始为第一次走上雪山做准备，其中包括日常的体能拉练，主动结识中国登协的专业人士。
1999年4月，王石等人促成中登协组织了第一次面向普通登山爱好者的高山攀登活动，虽然从个人很小，但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这应该算是中国第一次正规的商业登山活动。
王石对于自己的攀登，曾经走过一个自我甄别的过程。1999年玉珠峰之后，他尝试过章子峰，博格达这样的技术型山峰。两次攀登的区别在于，博格达虽然只有5445米，却是松散的组织模式，他半途返回7548米的章子峰更高，队伍中教练协作的实力强大，保障有力，他成功登顶。
从那以后，王石把目标盯上了七大洲最高峰。从全世界完成七大洲 攀登的人口构成而言，这项指标，也许并不在真正攀登者的视野中，但在民间登山刚刚起步的中国，这无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光环——哪怕是作为客户上去的呢。
2003年的珠峰攀登，很形象地展现出王石作为一名商界人士行事的另一个侧面：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这支队伍的所有队员都来自于业余登山界，都是第一次攀登8000米以上的山峰。基于安全的考虑，在前期的准备和适应过程中，组织方与参与者之间有过这么样一个共识达到8000米以上就算成功，之后看情况而定。不把登顶作为硬性目标。出发前王石曾宣布过自已的目标；到达8000米以上高度，减肥。
经历几次激烈争论并确定了分组，作为B组成员的王石，在“神秘地”与整个指挥系统失去无线电联络若干小时之后，最终在八次登顶珠峰的扎西次仁等夏尔巴的带领下站在了世界之巅。
下山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王石才坦言，从这次活动的准备期间开始，他就铆足了劲儿一定要登顶……当然，最后他如愿以偿。
在完成七大洲之后，王石瞄准着“中国人的7 2”。可惜，这次拔得此项“殊荣”头筹的，却是另外三位中国人——他们比玉石提前了12天。然而，无论怎样，王石依然会有所收获——至少，他是中国成千上万个上市公司老总惟一完成“7 2”的人；或者，是中国完成“7＋2”年纪最大的人等等。
想飞的登山者
2005年夏天，当雨人告诉我他准备加入一支小队伍，去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的时候，我丝毫不担心他的能力，而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不会打算从卓奥友顶上飞下来吧？”身材健硕的雨人爽朗地一笑，回答我：“呵呵，郎你放心，暂时还没这个打算。”
可我却依然怀疑，这个“登山＋飞伞”发烧友会不会真的弄个中国的飞翔记录出来，直到9月27日，栽接到他们从老定日打回的电话，告诉我己于25日顺利登顶，并全体返回，我才确信这个雨人没飘到尼泊尔去。
在深圳的户外围。雨人应该算第二代雪山攀登爱好者，这么划分，不是按照年龄，而是根据他开始攀登的时间——2003年5月，雨人第一次接触5000米级高山时，第一批玩雪山的五名深圳山友正在向世界最高峰发起冲刺。而他正式攀登有常年雪线的高山，则是2003年9．10月份的唐拉昴曲峰(海拔6350米)攀登。两年半里，雨人连续攀登了八座雪山，成绩斐然。
虽说在雪山攀登方面雨人起步较晚，但在深圳的滑翔伞圈里，他绝对算得上一位“瓴飞人”。雨人是深圳滑翔伞爱好者的热心组织者之一，不仅积极参与各种飞翔活动；而且担任着深圳伞圈一个主要论坛的版主，时不时地发挥着“老鸟”的带头作用。
别看雨人外表粗犷豪爽，他的文采却相当细腻。2004年夏天他去了慕士塔格，回来写就的登山日记标题是《雾岭无声方受雪，冰岚如梦不离云》；2005年的卓奥友峰则是《路呵路，飘满红罂粟》。文章的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豪迈与敏锐兼得的风致，着实耐看。
像雨人这样兼顾多种爱好的山友在深圳还有不少，有玩潜水的，有机自行车的，有玩自驾的……可谓“山水相融，户外一家”。其中，登山与飞翔，都是与地心引力进行对抗的运动。记得我们曾聊起过1990年10月7日从珠峰顶上飞伞下撒的Jcan NoeI Roche，和Roche Beruand aka Zebulon父子。而今过了卓奥友这个门槛，如果哪一天，我看见雨人也像一只人马一样从世界之巅飘忽而下，我丝毫不会觉得奇怪。
当一个个登上过6000米山峰的深圳山友开始出现在媒体视野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那些在深圳民间登山的推动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组织者——逆流居士。桑珠小莉、贼老窝，男人老狗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高海拔攀登经历和冰雪技术经验，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地组织各种训练和交流活动，带领后来的山友们有序地加入高海拔攀登的行列。
没有他们的积极组织，就难以形成目前这样一个雪山攀登群体，在深圳这个讲究效率与收益的商业化城市，对登山发自内心的真正喜爱、对同类人真诚的关注，或许才是他们长期为山友无私奉献的原动力。
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在深圳登山界不断出现登高纪录的同时，也普遍存在着“重高度、轻难度”的倾向，以及自主攀登活动比例少的局面。
缺少冰雪技术训练的环境，是深圳山友面临的实际限制。而疏于自主攀登，则或多或少是由于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对商业服务的依赖。
对于一个真正的攀登者而言，仅仅做一名好的登山客户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在已有的水平基础之上，增强自主攀登和技术攀登的内容，似乎是每个关注深圳登山的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山友十一郎
1986年，十一郎第一次背包去海边徒步、扎营，从此开始玩户外。1996年，他组织身边的户外爱好者，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玩户外，并形成深圳第一个户外组织。1997年，他第一次接近雪山——珠峰，并于两年后发起成立国内第一家正规注册的登山俱乐部——深圳市登山家俱乐部。
2000年初开始正规学习冰雪技术，他很快通过中登协攀冰培训，取得攀岩初级教练资格，并很快成为教练并陆续攀登过青海玉珠峰，新疆慕士塔格山、四川四姑娘三峰，西藏念青唐古拉中央峰、珠峰、欧洲高加索山脉的厄尔布鲁士山。
十一郎是深圳登山圈子里的名人，身兼深圳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中登协户外运动委员会委员，全国登山人士驻深圳接待处主任等多项官方及民间职务，除了组织日常登山活动、组织深圳山友参加西藏登山大会、参加高山救援，他还积极涉足攀岩、探洞、徒步、定向、自行车、滑雪、背包自助游等户外活动。2003年，他加入中国珠峰登山队作为队员兼总指挥助理。
之所以投入户外运动的组织工作，是因为，关注同类人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他说，在大山面前，人应该学会谦卑。对他而言，登山是自由意志的体现。登山的魅力是语言难以穷尽的，他希望自己的每次登山活动，都有不同以往的经历获收获。
笑言自己已经退隐江湖的十一郎，在2005年抢注了8844．43的域名并拍卖。将所得悉数投入建立了苹果教育慈善基金会，他找到了另一个值得投入的理想。
真水无香 神仙伴侣
在深圳的登山爱好者中，有许多夫妻或情侣搭档，共同攀登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非李伟文、粱群夫妇莫属。
从2000年的玉珠峰开始，李伟文和粱群一起攀登了包括珠峰、欧洲最高峰、非洲最高峰、南极洲最高峰在内的八座雪山，加上三次冬季攀冰训练和频繁的日常拉练，登山是他们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
作为大学教师，李伟文有着学者型的细腻性格。2003年4月28日，在珠峰6500米ABC营地第一次试用氧气，其他队员大都关注的是阀门如何开闭，面罩是否合适，李伟文却提出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调节器阀门刻度分别为2和4时，流量是简单的两倍关系吗？”
“随着瓶内压强的递减，同一个刻度的流量是不是一样呢？”
在场几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职业登山家都无法解答。大概他们从来没有用这么量化的思维方式考虑高山氧气的流量问题。随后李伟文找出纸笔，默默演算了一遍，说：“这个变化肯定不是一个线性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认识梁群这么多年，她不仅很难得地具备一名攀登者的各项素质而且那种荣辱不惊、平淡低调的为人作风，在当前国内民间登山界日益浮躁喧嚣的氛围中，更显得弥足珍贵。
依然是2003年的珠峰攀登，5月21日第一组成功登顶下撒，在半夜两点多ABC的基地台终于捕捉到粱群的声音。
“我是粱群”我和协作普多吉在7900米空置的外国队营地，我很累，眼睛很疼，看不了东西，手指可能冻伤了……我们现在没有热水，氧气，燃料，找到一条睡袋……在经历了25个小时超高海拔的艰苦跋涉之后，体能极度衰弱。冻伤并且雪盲的梁群，丝毫没有一丝惊慌，她用微弱的声音，清晰准确地向下面通报了地和协作的情况，为后续的接应提供了充分有效的信息。
指挥系统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告诉他们此时的应对措施，同时从ABC派出最后两名状态稍好的夏尔巴，并希望粱群他们坚持到次日中午11点左右。
电波在夜空中传递，梁群说：“好的，我们一定彼此照应，坚持到接应的到达。”作为全程参与此次攀登的成员 我深知团在接近3000米高度的陌生营地是如何的艰难。度过接下来漫长的九个小时，需要极为坚强的毅力和稳定的心理素质。
那次攀登，李伟文没有能够登山，表面原因是他在关门时间后报从指挥，坚决下撤。事后大家才知道，李伟文之所以没有能够及早通过人满为患的第二台阶，是因为到达第二台阶下面时，他一直关注着在上方攀登的梁群，并因此被后面的几个攀登者“超车”，从而延迟了他通过第二台阶的时间——要知道，前面多一个人，就意味着要多等待至少20分钟。从珠峰下来，李伟文、粱群既没有在巨大的荣誉面前迷失自我，也没有因冻伤的损害而消沉，他们依然保持着乐观积极，平和低调的本色。有人说：“是金子，总有闪光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则表现出更深的一层意义：“只有能够保持本色的，才是金子。”
当登山成为一种标签
王石不但是登山界以外普通受众最为所熟知的名人，而且也是深圳登山圈子里的“异数”一深圳山友以六、七十年代生人为主，而王石第一次攀登雪山已经是47岁的“高龄”，同时他的身份也较为特殊，“只有他一个人是上市公司领导，拥有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社会资源。
作为国内登上世界最高峰年纪最大的人，王石并不是一步达到这个高度的。1997年9月我们一起去了趟西藏，据王石自己说，那是他到特区工作14年第一次给自己放长假。那回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珠峰的真容。
随后的两年，王石开始为第一次走上雪山做准备，其中包括日常的体能拉练，主动结识中国登协的专业人士。
1999年4月，王石等人促成中登协组织了第一次面向普通登山爱好者的高山攀登活动，虽然从个人很小，但从严格意义上而言，这应该算是中国第一次正规的商业登山活动。
王石对于自己的攀登，曾经走过一个自我甄别的过程。1999年玉珠峰之后，他尝试过章子峰，博格达这样的技术型山峰。两次攀登的区别在于，博格达虽然只有5445米，却是松散的组织模式，他半途返回7548米的章子峰更高，队伍中教练协作的实力强大，保障有力，他成功登顶。
从那以后，王石把目标盯上了七大洲最高峰。从全世界完成七大洲 攀登的人口构成而言，这项指标，也许并不在真正攀登者的视野中，但在民间登山刚刚起步的中国，这无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光环——哪怕是作为客户上去的呢。
2003年的珠峰攀登，很形象地展现出王石作为一名商界人士行事的另一个侧面：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这支队伍的所有队员都来自于业余登山界，都是第一次攀登8000米以上的山峰。基于安全的考虑，在前期的准备和适应过程中，组织方与参与者之间有过这么样一个共识达到8000米以上就算成功，之后看情况而定。不把登顶作为硬性目标。出发前王石曾宣布过自已的目标；到达8000米以上高度，减肥。
经历几次激烈争论并确定了分组，作为B组成员的王石，在“神秘地”与整个指挥系统失去无线电联络若干小时之后，最终在八次登顶珠峰的扎西次仁等夏尔巴的带领下站在了世界之巅。
下山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王石才坦言，从这次活动的准备期间开始，他就铆足了劲儿一定要登顶……当然，最后他如愿以偿。
在完成七大洲之后，王石瞄准着“中国人的7 2”。可惜，这次拔得此项“殊荣”头筹的，却是另外三位中国人——他们比玉石提前了12天。然而，无论怎样，王石依然会有所收获——至少，他是中国成千上万个上市公司老总惟一完成“7 2”的人；或者，是中国完成“7＋2”年纪最大的人等等。
想飞的登山者
2005年夏天，当雨人告诉我他准备加入一支小队伍，去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的时候，我丝毫不担心他的能力，而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不会打算从卓奥友顶上飞下来吧？”身材健硕的雨人爽朗地一笑，回答我：“呵呵，郎你放心，暂时还没这个打算。”
可我却依然怀疑，这个“登山＋飞伞”发烧友会不会真的弄个中国的飞翔记录出来，直到9月27日，栽接到他们从老定日打回的电话，告诉我己于25日顺利登顶，并全体返回，我才确信这个雨人没飘到尼泊尔去。
在深圳的户外围。雨人应该算第二代雪山攀登爱好者，这么划分，不是按照年龄，而是根据他开始攀登的时间——2003年5月，雨人第一次接触5000米级高山时，第一批玩雪山的五名深圳山友正在向世界最高峰发起冲刺。而他正式攀登有常年雪线的高山，则是2003年9．10月份的唐拉昴曲峰(海拔6350米)攀登。两年半里，雨人连续攀登了八座雪山，成绩斐然。
虽说在雪山攀登方面雨人起步较晚，但在深圳的滑翔伞圈里，他绝对算得上一位“瓴飞人”。雨人是深圳滑翔伞爱好者的热心组织者之一，不仅积极参与各种飞翔活动；而且担任着深圳伞圈一个主要论坛的版主，时不时地发挥着“老鸟”的带头作用。
别看雨人外表粗犷豪爽，他的文采却相当细腻。2004年夏天他去了慕士塔格，回来写就的登山日记标题是《雾岭无声方受雪，冰岚如梦不离云》；2005年的卓奥友峰则是《路呵路，飘满红罂粟》。文章的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豪迈与敏锐兼得的风致，着实耐看。
像雨人这样兼顾多种爱好的山友在深圳还有不少，有玩潜水的，有机自行车的，有玩自驾的……可谓“山水相融，户外一家”。其中，登山与飞翔，都是与地心引力进行对抗的运动。记得我们曾聊起过1990年10月7日从珠峰顶上飞伞下撒的Jcan NoeI Roche，和Roche Beruand aka Zebulon父子。而今过了卓奥友这个门槛，如果哪一天，我看见雨人也像一只人马一样从世界之巅飘忽而下，我丝毫不会觉得奇怪。
当一个个登上过6000米山峰的深圳山友开始出现在媒体视野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记住那些在深圳民间登山的推动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组织者——逆流居士。桑珠小莉、贼老窝，男人老狗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高海拔攀登经历和冰雪技术经验，同时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地组织各种训练和交流活动，带领后来的山友们有序地加入高海拔攀登的行列。
没有他们的积极组织，就难以形成目前这样一个雪山攀登群体，在深圳这个讲究效率与收益的商业化城市，对登山发自内心的真正喜爱、对同类人真诚的关注，或许才是他们长期为山友无私奉献的原动力。
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在深圳登山界不断出现登高纪录的同时，也普遍存在着“重高度、轻难度”的倾向，以及自主攀登活动比例少的局面。
缺少冰雪技术训练的环境，是深圳山友面临的实际限制。而疏于自主攀登，则或多或少是由于快速的生活节奏和对商业服务的依赖。
对于一个真正的攀登者而言，仅仅做一名好的登山客户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在已有的水平基础之上，增强自主攀登和技术攀登的内容，似乎是每个关注深圳登山的人必须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