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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建国后少有的几部以儿童为主角的战争题材电影，《小兵张嘎》以独到的表现手法塑造了聪明勇敢的嘎子形象，讲述了“人小鬼大”的嘎子智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故事，并以此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抗战的艰辛历程。
近年来，战争题材电影——特别是抗日题材电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种是写实主义，着力展现冷酷血腥的战争场面，并从中体察人性的复杂。另一种则是夸张的浪漫主义，夸张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方式甚至扭曲了现实。《小兵张嘎》与以上两种风格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游走在两者之间，既没有用纯粹直接的血腥场景刺痛观众的心灵，又没有让主人公成为战无不胜的“小超人”，而是采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方式，既有对个人情感的浪漫化表达，也有对现实場景的生活化展现，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一、《小兵张嘎》中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发源于文艺复兴，是文艺创作的主要方法之一，其创作特点是从创作者个人内心出发，着重表现个人的情绪与感情，用夸张并且充满想象的手法表现对象。《小兵张嘎》在人物的刻画、情节的设置上，均使用了适度夸张的手法，这也符合20世纪60年代的典型艺术特征。
（一）浪漫化的人物
浪漫化的人物不是《小兵张嘎》的“专利”，而是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共同特点，因为当时国家需要塑造一批带有革命英雄主义光彩的新人形象来感染人民、激励人民、凝聚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小兵张嘎》中的正面人物，均闪耀着浪漫的革命主义光彩，嘎子、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在银幕上的形象均极具正义感和革命热情。
罗金宝武艺高强，枪法精湛，又足智多谋，用一支扫把就能缴一支枪，一个人单挑两名伪军，堪称一个完美的武工队领导，完全能代表同时期电影中出现的抗日英雄形象。奶奶虽然出场不多，仅有的几个镜头分别是为伤员做饭、在日军的威逼面前挺身而出，最后壮烈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这集中代表了典型的爱国群众的形象，为了抗日大业不惜牺牲自己。钟连长出场次数虽也不多，但是他在鬼子的刀枪面前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在群敌环肆的情况下将鬼子打翻在地，将中国军人的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嘎子虽然是个孩子，带有孩子身上的稚气，但活脱脱像是罗金宝的缩小版，他不仅聪明，还勇敢地只身前往县城去找武工队队长罗金宝参加抗日革命。最重要的是，他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展现出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才具备的素质。
而反派人物不仅作风低劣，而且形象丑恶。伪军士兵胆小如鼠，贪婪成性，欺软怕硬。翻译官被嘎子用假枪一顶就没骨气地投降，在根据地溜须拍马。伪军军官只顾逃命，在水中连滚带爬。鬼子龟田是电影中最大的反派，他貌似亲善但实际上凶残成性，体现了日本侵略者在华的丑恶行径。
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对刻画人物形象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将正派人物的优点与反派人物的缺点浓缩出来，集中投射到电影里，使电影人物可以瞬间在观众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浪漫化的主要特征，创作者在创作中占有鲜明的位置，也传达出不容置疑的价值观，传递的思想感情直接而强烈。
当然，这种创作手法也有自身的缺憾，因为人不是单向度的，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体，当他被几个特点完全代表时，就容易走向扁平化。现今的“抗日神剧”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样的创作手法，产生了手榴弹炸毁飞机的笑话。不过，《小兵张嘎》中的人物虽然善恶分明，但并没有超出观众所能接受的界限，对人物略微的夸张体现了人物特点与时代特色，与现今某些影片塑造“纸片人”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浪漫化的情节设置
在情节设置上，影片也使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配合人物的塑造与剧情的发展，其中三个主要剧情就是巧遇罗金宝、卖瓜智斗翻译官和河畔偷袭追逃军官。
嘎子孤身一人来到县城意图加入武工队为奶奶复仇，巧遇了罗金宝，但反被罗金宝所制，随后被武工队吸纳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这里寻找组织的情节用浪漫化的偶遇代替，一方面节省了影片时间，另一方面隐喻了武工队与嘎子的紧密联系，奠定了军民同心的基调。
卖瓜的片段更为经典，罗金宝与嘎子两个人表面上在河边卖瓜，实则守株待兔，等候翻译官自投罗网。翻译官刚走到瓜铺前，罗金宝便与翻译官进行了一番言语上的试探交锋，最后由嘎子用一把假枪顶住了翻译官的后腰，翻译官顿时举手投降。这个情节的设置是敌我斗争中常见的“智斗”桥段，只是作了简化——正面人物通过非战斗的方式与敌人进行交锋，一方面表现出正面人物的智慧勇敢与沉稳，反面人物的丑恶也在对比中被展露无遗，另一方面也在情节上达到了第一波高潮。《智取威虎山》里有名的杨子荣“脸为什么红了”唱段，《沙家浜》中阿庆嫂与胡司令的“智斗”唱段都属于这一类。
影片的第二波高潮是武工队在河畔奇袭伪军获得大胜，这是在嘎子被没收枪支之后。嘎子在村子里与朋友比赛摔跤犯了规被责骂，又赌气将胖子家的烟囱用茅草堵上，再次接受了禁闭的惩罚。在这种压抑的情绪下，趁武工队战斗时冲出去追击一名落荒而逃的伪军军官，不仅将其制服，还夺得了第二支手枪。如果将夸张程度作一个排序的话，这三个情节的关系是递进的，起初嘎子与罗金宝只是巧遇，第二次罗金宝就带着嘎子执行任务，第三次嘎子直接参加了战斗。
在现实环境中，一个军人的成长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与战争的洗礼，但在电影的浪漫化表达中，嘎子得到了飞速的成长。这展现了英雄人物的能力与个人魅力，与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结合，可以使观众明确感受到嘎子机灵勇敢的优秀品质。
但是这也容易造成另外的问题，就是在拔高英雄人物的时候造成与现实的脱节与失真。所幸电影巧妙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弥补了这样的缺陷，真实生动地描写、刻画人物，真实再现生活。
二、《小兵张嘎》中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样，都是一种文艺创作主要的表现手法，现实主义追求细节刻画的真实可信，从客观角度忠实反映现实情况，所以也被称为写实主义。《小兵张嘎》的创作受到了苏联社会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理论的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现于1934年，同时期中国引进了这一系列理论并运用于指导文艺创作”。[1]《小兵张嘎》虽然在人物与情节设置上使用了浪漫化的艺术手法，但在反映嘎子这个主角的童真与现实生活方面，还运用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原汁原味地展现了一个孩子的世界和白洋淀的生活场景，使影片充满亲切的味道，消除了距离感与政治上的说教意味。 （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
这部电影的成功，就在于在前期准备与表现方式上以现实主义为纲。编剧徐光耀和导演崔嵬两个人都有长期在冀中地区进行革命斗争的经历，这使影片的背景环境真实可靠。徐光耀将自己搜集到的真实“嘎人嘎事”溶于嘎子这个角色的身上，保证了人物行动的合理性。导演崔嵬以儿童角度观察生活，再现生活。这其中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嘎子这个真实可爱的儿童形象，他充满了天真童稚的气息，又嘎味十足，招人喜爱，“张嘎及影片中其他几个儿童的形象，整整影响了一代小观众”。[2]为了将影片中几个儿童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出来，崔嵬在数百个儿童中选中了安吉斯等几个小演员，努力从形象上力求真实。
一個人物是否真实可信不仅在于其有多符合剧本上的描写，也不仅是在剧情之中如何塑造与加工，更在于人物的一颦一蹙之间展露出的性格特征，这在儿童表演中是非常困难的。儿童在表演中很可能因为政治意味的浓厚而变成了“小大人”，虽然是小孩子的面孔，但是却满嘴都是成年人的口吻。崔嵬为了解放孩子们的天性，一反常规地取消了对词与排练，“从第二天起，演嘎子和胖墩的小演员都脱光膀子、赤脚，和白洋淀的孩子们一块儿去玩，让演玉英的李小燕去划船。小演员们听了极开心，十几天过去了，他始终不给小演员们排练，相反，他跟他们一起游泳，组织他们和当地孩子摔跤”。[3]这种方式让孩子们放松了心情，将生活中的真实一面展现在了银幕上。
嘎子在奶奶去世之后的悲痛，在与同伴摔跤时咬人，在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之后将胖墩家的烟囱堵上，甚至是与钟连长短暂的互动中，适时展现的模仿小猫的孩子情态，让这个孩子不仅有英雄的一面，也有成长中的缺点，让他先是一个孩子，其次才是小革命者。正是这种细节的存在使角色不仅停留在行动与理念上，更上升到了人性的层面，丰满了角色的世界，从而使这部影片具有了常看常新、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
从编剧到选角，再到表演的引导，细节的把握，编剧和导演都本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进行着创作，也是这种创作的态度使嘎子嘎得起来，嘎得动人，嘎得真实。一众革命人物的英雄气质被更真实的情感与性格所弥补融合，从单向度上升到了多维度，从平面化延展到了立体化。
（二）现实化的生活场景
电影不仅仅需要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更需要真实的场景将观众带入情境之中，《小兵张嘎》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现实化的生活场景。
素有“华北明珠”之称的白洋淀虽然地处华北，却有着浓厚的水乡情怀。影片一开始，嘎子满身是泥兴冲冲地将一尾大鲤鱼拎进屋里，泥与鲤鱼这两个元素就暗示了影片发生的场景在水畔之乡。而在后来嘎子为钟连长送饭的时候，钟连长愧疚地说了一句“又是大饼和摊鸡蛋”，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生活条件之艰苦，又体现了老百姓对武工队的鱼水情深，仅是这两个细节，真实的生活就展现在了观众的眼前。
电影还采用了大量的镜头来描绘民间生活，将保定地区浓郁的民间风味完全的展示出来。其一就是摔跤，在华北地区流传着一句谚语“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勾腿子”，这其中的“勾腿子”就指的是摔跤项目。影片展现了嘎子与胖墩的摔跤场面，真实地反映了保定人民的运动生活，也将中华民族习武的传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泛舟采荷是电影着重展现的另一个生活侧影，白洋淀的百亩荷塘是华北平原独一无二的盛景，莲藕是白洋淀人民在夏天里重要的农作物，在芦苇荡中划船采藕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电影展现出来，一个水乡淳朴善良的渔民群体显化在观众心中。这种宁静安详的生活方式与紧张残酷的战争场面正好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也表达了对战争罪恶行为的批判和揭露。
电影不仅展示了真实的情节与人性，更展示了真实的生活，对观众来说是一种充足而又可信的论据，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更成为这个地区的文化名片。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电影，用真实的生活细节与生活场景丰满充实人物和背景，这使电影营造出了一个现实的世界，这种现实主义的风格弥合了浪漫化的人物与情节，让影片从生活中来，又在生活之上。
结语
电影中既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适度对人物和情节进行了夸张的描绘，又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将人和生活的细节描摹。浪漫主义赋予英雄以突出的勇敢和智慧，提高了革命军民的地位，批判了战争的罪行。现实主义丰富了人物的向度，使人不仅仅是革命的人、斗争的人，还是生活的人、真实的人。正是这种现实破除了“假大空”的桎梏，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在抗日的主旋律之下谱写了坚实有力的伴奏，让整部影片充满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这说明影片的成功是多重决定的，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小兵张嘎》的浪漫现实主义值得当今战争题材影片学习借鉴。现在的战争题材电影多以单向度的手法为主，所展现的视角也比较单一，战争与生活发生脱节，人物形象扁平化，过分拔高想要突出的英雄形象。以至于观众不能与影片人物情节内容产生通感，丧失了艺术的感染力。《小兵张嘎》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表现战争但不局限于战争，战争的背后还有生活；英雄不仅是英雄，英雄的背后还有人性。这种复合多层次文化的表现方式，才是当今影片需要学习的。
战争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是一段历史的提示，一种国家与民族认同感的构建，一种爱国情怀的觉醒。从战争的悲欢离合之中，折射出的是时间的绵延和人类群体的兴衰，正因为战争题材有如此大的责任，就更需要多元立体的展现那个时代的广阔波澜，通过综合性的手法把握整体，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让战争的枝丫盛放出璀璨的和平与希望之花。
参考文献：
[1]吴甜.浅析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对中国电影的10影响——从影片《伊万的童年》到《小兵张嘎》[J].新闻世界，
2011（7）：237.
[2]余燕芝.《小兵张嘎》：一个“红色经典”的改编于传播[D].广州：暨南大学，2010.
[3]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399.
近年来，战争题材电影——特别是抗日题材电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种是写实主义，着力展现冷酷血腥的战争场面，并从中体察人性的复杂。另一种则是夸张的浪漫主义，夸张的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方式甚至扭曲了现实。《小兵张嘎》与以上两种风格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游走在两者之间，既没有用纯粹直接的血腥场景刺痛观众的心灵，又没有让主人公成为战无不胜的“小超人”，而是采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的方式，既有对个人情感的浪漫化表达，也有对现实場景的生活化展现，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一、《小兵张嘎》中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发源于文艺复兴，是文艺创作的主要方法之一，其创作特点是从创作者个人内心出发，着重表现个人的情绪与感情，用夸张并且充满想象的手法表现对象。《小兵张嘎》在人物的刻画、情节的设置上，均使用了适度夸张的手法，这也符合20世纪60年代的典型艺术特征。
（一）浪漫化的人物
浪漫化的人物不是《小兵张嘎》的“专利”，而是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共同特点，因为当时国家需要塑造一批带有革命英雄主义光彩的新人形象来感染人民、激励人民、凝聚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小兵张嘎》中的正面人物，均闪耀着浪漫的革命主义光彩，嘎子、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在银幕上的形象均极具正义感和革命热情。
罗金宝武艺高强，枪法精湛，又足智多谋，用一支扫把就能缴一支枪，一个人单挑两名伪军，堪称一个完美的武工队领导，完全能代表同时期电影中出现的抗日英雄形象。奶奶虽然出场不多，仅有的几个镜头分别是为伤员做饭、在日军的威逼面前挺身而出，最后壮烈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之下，这集中代表了典型的爱国群众的形象，为了抗日大业不惜牺牲自己。钟连长出场次数虽也不多，但是他在鬼子的刀枪面前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在群敌环肆的情况下将鬼子打翻在地，将中国军人的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嘎子虽然是个孩子，带有孩子身上的稚气，但活脱脱像是罗金宝的缩小版，他不仅聪明，还勇敢地只身前往县城去找武工队队长罗金宝参加抗日革命。最重要的是，他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展现出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才具备的素质。
而反派人物不仅作风低劣，而且形象丑恶。伪军士兵胆小如鼠，贪婪成性，欺软怕硬。翻译官被嘎子用假枪一顶就没骨气地投降，在根据地溜须拍马。伪军军官只顾逃命，在水中连滚带爬。鬼子龟田是电影中最大的反派，他貌似亲善但实际上凶残成性，体现了日本侵略者在华的丑恶行径。
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对刻画人物形象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将正派人物的优点与反派人物的缺点浓缩出来，集中投射到电影里，使电影人物可以瞬间在观众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浪漫化的主要特征，创作者在创作中占有鲜明的位置，也传达出不容置疑的价值观，传递的思想感情直接而强烈。
当然，这种创作手法也有自身的缺憾，因为人不是单向度的，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体，当他被几个特点完全代表时，就容易走向扁平化。现今的“抗日神剧”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样的创作手法，产生了手榴弹炸毁飞机的笑话。不过，《小兵张嘎》中的人物虽然善恶分明，但并没有超出观众所能接受的界限，对人物略微的夸张体现了人物特点与时代特色，与现今某些影片塑造“纸片人”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浪漫化的情节设置
在情节设置上，影片也使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配合人物的塑造与剧情的发展，其中三个主要剧情就是巧遇罗金宝、卖瓜智斗翻译官和河畔偷袭追逃军官。
嘎子孤身一人来到县城意图加入武工队为奶奶复仇，巧遇了罗金宝，但反被罗金宝所制，随后被武工队吸纳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这里寻找组织的情节用浪漫化的偶遇代替，一方面节省了影片时间，另一方面隐喻了武工队与嘎子的紧密联系，奠定了军民同心的基调。
卖瓜的片段更为经典，罗金宝与嘎子两个人表面上在河边卖瓜，实则守株待兔，等候翻译官自投罗网。翻译官刚走到瓜铺前，罗金宝便与翻译官进行了一番言语上的试探交锋，最后由嘎子用一把假枪顶住了翻译官的后腰，翻译官顿时举手投降。这个情节的设置是敌我斗争中常见的“智斗”桥段，只是作了简化——正面人物通过非战斗的方式与敌人进行交锋，一方面表现出正面人物的智慧勇敢与沉稳，反面人物的丑恶也在对比中被展露无遗，另一方面也在情节上达到了第一波高潮。《智取威虎山》里有名的杨子荣“脸为什么红了”唱段，《沙家浜》中阿庆嫂与胡司令的“智斗”唱段都属于这一类。
影片的第二波高潮是武工队在河畔奇袭伪军获得大胜，这是在嘎子被没收枪支之后。嘎子在村子里与朋友比赛摔跤犯了规被责骂，又赌气将胖子家的烟囱用茅草堵上，再次接受了禁闭的惩罚。在这种压抑的情绪下，趁武工队战斗时冲出去追击一名落荒而逃的伪军军官，不仅将其制服，还夺得了第二支手枪。如果将夸张程度作一个排序的话，这三个情节的关系是递进的，起初嘎子与罗金宝只是巧遇，第二次罗金宝就带着嘎子执行任务，第三次嘎子直接参加了战斗。
在现实环境中，一个军人的成长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训练与战争的洗礼，但在电影的浪漫化表达中，嘎子得到了飞速的成长。这展现了英雄人物的能力与个人魅力，与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结合，可以使观众明确感受到嘎子机灵勇敢的优秀品质。
但是这也容易造成另外的问题，就是在拔高英雄人物的时候造成与现实的脱节与失真。所幸电影巧妙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弥补了这样的缺陷，真实生动地描写、刻画人物，真实再现生活。
二、《小兵张嘎》中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样，都是一种文艺创作主要的表现手法，现实主义追求细节刻画的真实可信，从客观角度忠实反映现实情况，所以也被称为写实主义。《小兵张嘎》的创作受到了苏联社会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理论的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现于1934年，同时期中国引进了这一系列理论并运用于指导文艺创作”。[1]《小兵张嘎》虽然在人物与情节设置上使用了浪漫化的艺术手法，但在反映嘎子这个主角的童真与现实生活方面，还运用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原汁原味地展现了一个孩子的世界和白洋淀的生活场景，使影片充满亲切的味道，消除了距离感与政治上的说教意味。 （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
这部电影的成功，就在于在前期准备与表现方式上以现实主义为纲。编剧徐光耀和导演崔嵬两个人都有长期在冀中地区进行革命斗争的经历，这使影片的背景环境真实可靠。徐光耀将自己搜集到的真实“嘎人嘎事”溶于嘎子这个角色的身上，保证了人物行动的合理性。导演崔嵬以儿童角度观察生活，再现生活。这其中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嘎子这个真实可爱的儿童形象，他充满了天真童稚的气息，又嘎味十足，招人喜爱，“张嘎及影片中其他几个儿童的形象，整整影响了一代小观众”。[2]为了将影片中几个儿童人物形象真实地再现出来，崔嵬在数百个儿童中选中了安吉斯等几个小演员，努力从形象上力求真实。
一個人物是否真实可信不仅在于其有多符合剧本上的描写，也不仅是在剧情之中如何塑造与加工，更在于人物的一颦一蹙之间展露出的性格特征，这在儿童表演中是非常困难的。儿童在表演中很可能因为政治意味的浓厚而变成了“小大人”，虽然是小孩子的面孔，但是却满嘴都是成年人的口吻。崔嵬为了解放孩子们的天性，一反常规地取消了对词与排练，“从第二天起，演嘎子和胖墩的小演员都脱光膀子、赤脚，和白洋淀的孩子们一块儿去玩，让演玉英的李小燕去划船。小演员们听了极开心，十几天过去了，他始终不给小演员们排练，相反，他跟他们一起游泳，组织他们和当地孩子摔跤”。[3]这种方式让孩子们放松了心情，将生活中的真实一面展现在了银幕上。
嘎子在奶奶去世之后的悲痛，在与同伴摔跤时咬人，在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之后将胖墩家的烟囱堵上，甚至是与钟连长短暂的互动中，适时展现的模仿小猫的孩子情态，让这个孩子不仅有英雄的一面，也有成长中的缺点，让他先是一个孩子，其次才是小革命者。正是这种细节的存在使角色不仅停留在行动与理念上，更上升到了人性的层面，丰满了角色的世界，从而使这部影片具有了常看常新、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
从编剧到选角，再到表演的引导，细节的把握，编剧和导演都本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进行着创作，也是这种创作的态度使嘎子嘎得起来，嘎得动人，嘎得真实。一众革命人物的英雄气质被更真实的情感与性格所弥补融合，从单向度上升到了多维度，从平面化延展到了立体化。
（二）现实化的生活场景
电影不仅仅需要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更需要真实的场景将观众带入情境之中，《小兵张嘎》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现实化的生活场景。
素有“华北明珠”之称的白洋淀虽然地处华北，却有着浓厚的水乡情怀。影片一开始，嘎子满身是泥兴冲冲地将一尾大鲤鱼拎进屋里，泥与鲤鱼这两个元素就暗示了影片发生的场景在水畔之乡。而在后来嘎子为钟连长送饭的时候，钟连长愧疚地说了一句“又是大饼和摊鸡蛋”，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生活条件之艰苦，又体现了老百姓对武工队的鱼水情深，仅是这两个细节，真实的生活就展现在了观众的眼前。
电影还采用了大量的镜头来描绘民间生活，将保定地区浓郁的民间风味完全的展示出来。其一就是摔跤，在华北地区流传着一句谚语“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勾腿子”，这其中的“勾腿子”就指的是摔跤项目。影片展现了嘎子与胖墩的摔跤场面，真实地反映了保定人民的运动生活，也将中华民族习武的传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泛舟采荷是电影着重展现的另一个生活侧影，白洋淀的百亩荷塘是华北平原独一无二的盛景，莲藕是白洋淀人民在夏天里重要的农作物，在芦苇荡中划船采藕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电影展现出来，一个水乡淳朴善良的渔民群体显化在观众心中。这种宁静安详的生活方式与紧张残酷的战争场面正好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也表达了对战争罪恶行为的批判和揭露。
电影不仅展示了真实的情节与人性，更展示了真实的生活，对观众来说是一种充足而又可信的论据，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更成为这个地区的文化名片。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电影，用真实的生活细节与生活场景丰满充实人物和背景，这使电影营造出了一个现实的世界，这种现实主义的风格弥合了浪漫化的人物与情节，让影片从生活中来，又在生活之上。
结语
电影中既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适度对人物和情节进行了夸张的描绘，又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将人和生活的细节描摹。浪漫主义赋予英雄以突出的勇敢和智慧，提高了革命军民的地位，批判了战争的罪行。现实主义丰富了人物的向度，使人不仅仅是革命的人、斗争的人，还是生活的人、真实的人。正是这种现实破除了“假大空”的桎梏，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在抗日的主旋律之下谱写了坚实有力的伴奏，让整部影片充满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这说明影片的成功是多重决定的，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小兵张嘎》的浪漫现实主义值得当今战争题材影片学习借鉴。现在的战争题材电影多以单向度的手法为主，所展现的视角也比较单一，战争与生活发生脱节，人物形象扁平化，过分拔高想要突出的英雄形象。以至于观众不能与影片人物情节内容产生通感，丧失了艺术的感染力。《小兵张嘎》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表现战争但不局限于战争，战争的背后还有生活；英雄不仅是英雄，英雄的背后还有人性。这种复合多层次文化的表现方式，才是当今影片需要学习的。
战争题材电影是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它是一段历史的提示，一种国家与民族认同感的构建，一种爱国情怀的觉醒。从战争的悲欢离合之中，折射出的是时间的绵延和人类群体的兴衰，正因为战争题材有如此大的责任，就更需要多元立体的展现那个时代的广阔波澜，通过综合性的手法把握整体，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让战争的枝丫盛放出璀璨的和平与希望之花。
参考文献：
[1]吴甜.浅析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对中国电影的10影响——从影片《伊万的童年》到《小兵张嘎》[J].新闻世界，
2011（7）：237.
[2]余燕芝.《小兵张嘎》：一个“红色经典”的改编于传播[D].广州：暨南大学，2010.
[3]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