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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杨开慧烈士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3兄弟来到上海避难。不久，毛岸龙因病去世，毛岸英、毛岸青被身为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收养，过了几年艰苦的生活。党组织考虑到他们的安全问题，一直没有让他们进学校读书。1936年，组织考虑不能再耽误他们的学业，准备寻找机会，送他们兄弟俩出国读书……
暗托少帅送他们出国
1935年1月，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带着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亲自送往陕北，因大雪封山，道路被阻。最后，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乘坐张学良的座机到达延安。从此，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饭也吃得很少，忙问是什么原因。原来，张学良有一对明代的花瓶，十分喜爱，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他很心疼。
这次谈话之后，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作了汇报，告诉他张学良夫妇很喜欢瓷器，为了联络感情，可以买几件瓷器送给他，刘鼎也表示同意。于是，董健吾到南苑门里找到一家古玩店，买了一套宋代彩瓷，给张学良送来，张学良夫妇一见爱不释手，非以重金买下不可。董健吾却坚辞不受。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设家宴为之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何要求，董健吾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学良点头称是。但他又问，有没有私人要求，原来，他还在为馈赠古玩一事感到不安。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意，也就提出要求说：“我有3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答应照办。
出资10万兑现承诺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张学良的老部下李杜的电话，告知张学良已到上海。董健吾听后喜出望外。李杜告诉他，张学良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并约他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咖啡馆见面。张学良此次是来南京开会的，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当时住在上海宝鸡路(现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他曾多次派人潜往东北，组织抗日活动，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苏联，召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张学良来访的目的，一是设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请他把3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
董健吾接到李杜的电话后，认为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出国是件大事，不敢擅自决定，立即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组织上决定，派刘仲华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第二天一早，董健吾和刘仲华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咖啡馆刚刚开门，服务员领他们进了一个幽静的单间，他们要了两杯咖啡慢慢地饮着。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走了进来，张学良向他们介绍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健吾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4人坐定后，张学良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3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3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并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做好出国的准备。
董健吾回去后，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添置了3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当时虽然是夏天，他还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灰色小棉袄。另外，还给每人买了两套海军式服装、皮鞋和衬衫。不久，董健吾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3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麦式的小洋楼，他为3个孩子准备了一间卧室，放置了宽大的席梦思床，还让自己的副官教他们怎样吃西餐，在国外如何生话。
上海地下党经过研究后，决定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3个孩子。
几经辗转终到苏联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3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随行的有他的副官、秘书、翻译，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加上杨承芳和3个孩子，共9人。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
他们到达马赛后，即乘火车去了巴黎。在一家公寓住下后，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却遭到了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提出了抗议。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所以拒绝签证。李杜等人就在巴黎滞留了好几个月，3个孩子抓紧时间学习外文。后来，杨承芳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救国时报》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请苏联政府早发签证。
不久，苏联驻法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岸英兄弟入境并送来签证，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境。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人无心在国外逗留，只好返回了上海。
1937年初，毛岸英兄弟来到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
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
邢大军据《大连法制报》、《炎黄春秋》整理
暗托少帅送他们出国
1935年1月，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带着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亲自送往陕北，因大雪封山，道路被阻。最后，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乘坐张学良的座机到达延安。从此，两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饭也吃得很少，忙问是什么原因。原来，张学良有一对明代的花瓶，十分喜爱，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他很心疼。
这次谈话之后，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作了汇报，告诉他张学良夫妇很喜欢瓷器，为了联络感情，可以买几件瓷器送给他，刘鼎也表示同意。于是，董健吾到南苑门里找到一家古玩店，买了一套宋代彩瓷，给张学良送来，张学良夫妇一见爱不释手，非以重金买下不可。董健吾却坚辞不受。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设家宴为之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有何要求，董健吾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学良点头称是。但他又问，有没有私人要求，原来，他还在为馈赠古玩一事感到不安。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意，也就提出要求说：“我有3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答应照办。
出资10万兑现承诺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张学良的老部下李杜的电话，告知张学良已到上海。董健吾听后喜出望外。李杜告诉他，张学良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并约他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咖啡馆见面。张学良此次是来南京开会的，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当时住在上海宝鸡路(现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他曾多次派人潜往东北，组织抗日活动，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苏联，召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张学良来访的目的，一是设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请他把3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
董健吾接到李杜的电话后，认为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出国是件大事，不敢擅自决定，立即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组织上决定，派刘仲华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第二天一早，董健吾和刘仲华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咖啡馆刚刚开门，服务员领他们进了一个幽静的单间，他们要了两杯咖啡慢慢地饮着。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走了进来，张学良向他们介绍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健吾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4人坐定后，张学良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3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3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并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做好出国的准备。
董健吾回去后，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添置了3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当时虽然是夏天，他还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灰色小棉袄。另外，还给每人买了两套海军式服装、皮鞋和衬衫。不久，董健吾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3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麦式的小洋楼，他为3个孩子准备了一间卧室，放置了宽大的席梦思床，还让自己的副官教他们怎样吃西餐，在国外如何生话。
上海地下党经过研究后，决定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3个孩子。
几经辗转终到苏联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3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随行的有他的副官、秘书、翻译，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加上杨承芳和3个孩子，共9人。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
他们到达马赛后，即乘火车去了巴黎。在一家公寓住下后，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却遭到了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提出了抗议。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所以拒绝签证。李杜等人就在巴黎滞留了好几个月，3个孩子抓紧时间学习外文。后来，杨承芳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救国时报》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请苏联政府早发签证。
不久，苏联驻法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岸英兄弟入境并送来签证，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境。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人无心在国外逗留，只好返回了上海。
1937年初，毛岸英兄弟来到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
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
邢大军据《大连法制报》、《炎黄春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