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苏民与新中国民间文艺:“在场者”的历史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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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苏民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入民间文艺研究领域,迄今六十余年持续关注多民族民间文艺,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民间文艺。他以“在场者”的身份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高等院校民间文艺理念、研究旨趣的分野。正因他对两者的深刻理解与全面把握,促成了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所开始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多学科融通建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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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拉沁夫小说《茫茫的草原》的情节人物等深受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影响,但后者笔下的哥萨克人没有融入国家意识形态符号秩序,以悲剧结尾,而前者笔下的蒙古族人获得了国家建设者和捍卫者的成员身份。此因玛拉沁夫坚守塑造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初衷,讲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中国故事。
受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北宋文人的“谏诤”观呈现出以“大一统”和民本思想为出发点的时代性特征。宋夏关系是主导北宋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推助北宋文人谏诤精神形成的主导原因。在北宋的诗文、奏议中,我们随处可见文人对宋夏关系全方位的展现与评判,从中可以窥探北宋文人富有时代性的“谏诤”观念。有鉴于此,文章以宋夏关系为研究视点,集中讨论北宋文人“谏诤”观念的生成背景与创作实践,以此对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层观照。
金章宗在位约二十年间,国力盛极而衰,文学平缓上升。他雅好文辞,改革科举制度,重用和关心文人,营造出有利于文学发展的环境。他经常发表一些精要剀切的文学评论,鼓励和鞭策文人,引导文人创作活动。他天资聪颖,咏物词、写景诗清雅纯熟,标志着完全融入汉语文学的巨大进步。金章宗朝为金末文学高潮的到来作出了重要的积累。
晚清时期,发生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一系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重大事件,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这个时期,全国包括八旗进行了英勇抵抗,八旗中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诗人。他们的诗歌除了书写个人情感之外,将“黄帝胄”“中华”“华夏”入诗,抒发了全国同仇敌忾共同抗战的愿望,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华”意识,并以此为核心展现了对国家局势强烈的忧国情怀,从而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以诗证史的作用,因此也就具有特殊价值。
李锋的《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考论》是古代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力作,其创新之处主要有三,即对“土司子弟入学”制度及其影响性的研究,对容美土司家族文学交往史的系统性梳理和整体性把握,以及考证过程中对地方志等文献的娴熟运用。这不仅对于土司文学、土家族文学研究有重要的价值,对于古代民族文学的研究也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浙江海盐“待佛”活动的仪式文本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个神歌抄本《伏羲王》很早被公布,因涉及兄妹婚母题而被神话研究者经常使用,其实它只是被改造过的节选本。现通过对原抄本的细读,结合实际的仪式过程,发现它袭用了道教的神灵框架,本名应为《三天三宝》,展示的却是盘古、伏羲和神农的远古“三皇”神话,在承袭过程中有所新创,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神话地层”的层累、叠压、打破诸状况,以及其中蕴含的现实性功能导向。
《踏摇娘》源自社会生活,随时代与社会变化不断进行艺术再造与加工,于唐代开元年间发展为较成熟的教坊剧目,今存文本以唐代《教坊记》《隋唐嘉话》《通典》所载最具代表性。检校诸本所记,则《踏摇娘》演变形式的重要阶段依次为:北齐前的踏歌抒情表演雏形,北齐时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踏谣”叙事,隋末融入舞蹈、歌唱、审美等因素的“踏摇”综合表演,入唐后逐步定型过程中向《谈容娘》的表演形式靠拢并引发论争。虽然每一历时阶段的发展并不均齐,但总体上呈现出兼采多种艺术形式、调适于社会发展需求的渐进特点。
探寻《玛纳斯》史诗的早期演述者是史诗研究者关注的话题,且其热度持续不减,相关讨论亦可谓见仁见智。文章根据柯尔克孜族民间传说和《玛纳斯》的文本内容,阐释了该史诗“第一位演唱者”——主人公英雄玛纳斯的四十勇士之一厄尔奇乌鲁的演述活动;并在与荷马史诗比较的基础上,对《玛纳斯》的早期演述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
盛昱《红楼梦赋图册》是由《红楼梦》小说“元典”到题咏之作沈谦《红楼梦赋》,再到由赋之“语像”而形成的、异于直接从小说文本衍生而出的“图像”之作。因“赋”的渗入而使小说与图像产生距离感,这便在从“语像”到“图像”的演变过程中被赋予“闺阁昭传”与“移情”礼闱的文化内涵,实现由“我注红楼”到“红楼注我”的转化。
口头传统是了解华北宗族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往关于华北宗族的研究大多依赖于文字记述,却忽略了文字叙事与口头叙事之间的差异,前者带有明显的士大夫文化特征,而地方化和日常化的口头叙事结构却为我们探究华北宗族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即呈现出民间宗教传统与宗法原则的整合与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