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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7位开国上将中，周纯全属于较少为一般民众所知晓的人物。而在红军时期，周纯全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红四方面军中的高级将领。作为一员猛将，周纯全作战勇敢，右眼在战斗中受伤失明，成为独目将军。新中国成立后，这位独目上将长期在军事后勤战线工作。为党的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2007年八一前夕。经中央军委批准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就收入了战功卓著的周纯全将军。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
周纯全1905年10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八里湾附近的雷家田村。这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村里只有6户周姓人家，其中数周纯全家最为贫寒。他家无田无地，父亲早年去世，遗下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周纯全排行老大，为了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4岁时他就只身到武汉谋生，先是在茶楼做杂役。不到16岁进了汉口惠工织布厂当工人。
1923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影响日益扩大。周纯全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这一年，惠工织布厂的工人开展增资罢工斗争，他自告奋勇参加了纠察队，把守厂门。罢工期间。有几个纠察来抓他，他凭着身强力大，还会打一手好拳，一下子就打倒了3个警察，吓得其他警察也不敢再来抓他了。由于工人们团结一心，资本家被迫答应提高工资。罢工胜利后，周纯全没有忘记京汉铁路的阶级兄弟。又投身到组织“二七”后援会的工作中。他为坚持斗争的工人兄弟和死难者的家属东奔西跑。筹措粮款，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后来被工人们推选为“二七”后援会负责人。在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和大革命即将到来之际。周纯全和党组织有了接触。
1925年春，周纯全回到了家乡。在八里湾南门庙高小当校工。这所学堂有教师10多人，学生200余名，董必武任该校名誉校长。他经常到八里湾指导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学校中好几名教师都是黄安早期农民运动的骨干。董必武对斗争热情高的周纯全非常关怀，常给他讲革命道理，帮助他提高文化水平。在董必武等人的帮助下，周纯全阅读了一些政治书籍。开始树立解放工农、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他积极为党工作，董必武等人开会的时候，他就放哨警戒，还帮助传递文件。1926年11月，周纯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特别交通员，经常往来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与黄安县和大别山其它一些地区。出色完成了许多任务。
1927年春。黄安县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周纯全不辞劳苦，白天黑夜走村串户，和贫苦农民交朋友，向农友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广大贫苦农民开始觉醒。八里湾的农民协会象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沉睡的山乡沸腾了。农民们高举着农会的大旗，拿着大刀、梭镖，涌向四乡游行，“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震天动地，吓得地主豪绅惊恐不安。为了替贫苦农民伸冤，周纯全和其他农会负责人将八里湾一个大恶霸捕押到县城。同另几个劣绅一起被镇压。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震动了鄂东地区，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兴起。
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出生入死做贡献
1927年10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了。周纯全积极参与了暴动前的筹备组织工作。并出席了黄麻两县党团骨干在七里坪举行的重要会议。在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中，周纯全指挥一路农民自卫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攻入黄安城中，接着又迂回到敌人一翼，挡住敌人的退路，对活捉伪警长、歼灭守敌起了关键作用。县城解放后，起义部队宣布成立县农民政府。周纯全当选政府候补委员。
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党组织派周纯全去汉口找湖北省委。到了汉口，省委机关已被破坏。路上又被叛徒发现，周纯全急忙离开汉口，回来找部队。但部队也分散了。后来几经辗转，到信阳和组织接上了关系。由于周纯全参加过工人运动和“农暴”。党决定他担任京汉南段特委兼信阳县委书记。恢复几经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他留着胡须，一天要化装几次，在敌特、叛徒的跟踪和搜捕中神出鬼没。由于敌人重兵包围封锁，大别山区的游击战争相当困难，经费和枪支弹药极为缺乏。为此，党组织要周纯全筹集经费和武器。
接受任务后。周纯全和另外两个同志多方侦察敌情，制订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当时在信阳敌警备司令部旁边有个银行，因为靠近敌司令部，戒备不严。银库无人站岗。周纯全手中没有武器。但他想了一个办法，让那位同志把两块青砖研磨成手榴弹的样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带上两枚手榴弹翻墙进入银行院中，设法炸开银库的闸。一进门，他就把手榴弹高高地举起来，顿时把看管人员吓得跪地求饶，很快从银库中取走700块银洋和2000个多铜板。不久，他们又用同样的办法将郊区一个财主开设的钱庄中的300块银洋取走。在开展地下斗争时，虽然生活非常困苦，但周纯全筹到的这大笔钱款，却分毫不动，全部上交给党。后来他们又了解到城里敌军司令部有个护兵，每天带着手枪到一条巷子的住户家中饮酒作乐。在掌握敌卫兵活动规律后，周纯全在夜色中隐蔽起来。另两个同志在附近放哨。当那个敌护兵从取乐的地方摇摇晃晃走出来。身材魁梧的周纯全突然扑向敌人。趁他没有清醒之时，顺手把枪夺下来，然后飞快地消失在黑暗中。
党组织根据周纯全对武汉地区比较熟悉的情况，又指示他到汉阳兵工厂利用关系购买了30多支枪和一批弹药。但如何把这批武器运到大别山，却是个大问题。所有的道路上，布满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盘查非常严密，过去向山里运送物资都受到损失，还牺牲了许多同志。周纯全曾为这件事整天闷闷不乐。后来他与武汉地下党取得联系。想出一条运武器的办法。他们买了一口棺材。把武器弹药装进去，棺材上贴着金色的寿字，绑着一只大红公鸡。由几个党员抬着，另一些人化装成办丧事的亲属，哀声痛哭，跟着棺材出了武汉。路途中，周纯全机警灵活，沉着地应付了几道城镇关卡敌人的盘查，使这批武器弹药安全地运到了大别山。
1928年5月。周纯全调任鄂东特委兼黄安县委常委，当年秋任安南(黄安南部)办事处主任、特务队党代表。办事处指挥两支赤卫队和一个特务队。任务是解决部队经费和武器弹药，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抗粮、租、捐、税、债)，打击土豪劣绅。当时，一些土豪勾结民团武装。疯狂地对参加过“黄麻起义”的农民及亲属进行阶级报复，安南地区的农民运动一时低落，不少农民赤卫队解散。有个恶霸地主。他有十余名如狼似虎的家丁。依仗自己担任民团头目，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他曾枪杀交不起租的佃户，还把抓到的游击队员用绳子捆住，让爪牙用皮鞭棍棒活活打死。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游击队向他筹款，他假装满口答应，暗中调集保安队设下埋伏。周纯全发现后，立即指挥游击队冲出埋伏圈。
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周纯全带领游击队袭击了这个恶霸的家。他们通过内线，让一个长工 悄悄地把院门打开，游击队冲进院子，抓住这个恶霸，把他押到一座石头山上。宣布他的罪恶，接着就地正法。当公布这个恶霸罪行的告示贴出来之后，民心大快，许多乡亲都称赞“纯全立了大功，给老百姓报了仇”。不久，这一带的农民协会、赤卫队都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1929年5月1日，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鄂豫边总工会筹委会。周纯全任委员长。1931年，鄂豫皖省委成立，周纯全当选省委常委。在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还被任命为省苏维埃保卫局长兼鄂豫皖苏区游击总司令。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中，周纯全参与领导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等方面的工作，对鄂豫皖苏区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转战川陕。屡建战功
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指挥卫立煌的部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周纯全指挥各地的游击队经常乘敌不备，到处袭击敌人，使国民党匪军遭到很大伤亡。后来因为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十师政委甘济时牺牲，周纯全调十师任政委。在七里坪遭遇战中。他与师长王宏坤带领部队和敌人整推打了一天，双方多次进行肉搏战。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把周纯全的帽子打掉了，额头上一块皮肤也被烧焦，但他毫不在乎，沉着地指挥部队，掩护方面军总部甩开敌人的追击。
为了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敌人作战，保存红四方面军的有生力量。中央分局黄柴畈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当部队越过平汉线向西行军途中，在湖北枣阳一带遭到敌人围追堵截。这个地区北面和东面是黄柏山，西面和南面是汉江，回旋余地很小。敌人7个师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枣阳和新集附近的好几个高地都被敌人抢占。激战中。师长王宏坤负重伤，师领导只剩下周纯全一人。有一次敌人已冲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机关前，周纯全当机立断。带领28团、30团的干部组成突击队，与敌展开肉搏，终于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缴枪上千支，从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掩护总部安全迅速地向西北方向转移。
周纯全不仅英勇善战、指挥果断，而且还善于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带动部队树立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向川北进军途中，部队路过汉江，时值2月中旬，天气寒冷，江水刺骨，江上无船摆渡，敌人又在后面追击，情况十分紧急。周纯全站在部队前列作了政治动员，然后他第一个带头脱下衣服。跳入冰冷的汉江，涉水抢渡。战士们很快跟在他的后面涉水渡江。甩开敌人的追击。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反“围剿”的作战。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周纯全担任东线左翼作战部队(包括第4军大部、33军全部和30军265团)的指挥任务。他坚决执行“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在宣汉、老君场、大竹、杨柳关、井溪坝等地，多次击退敌人疯狂的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为方面军主力的反攻和夺取反六路“围攻”的辉煌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反六路“围攻”中，周纯全负伤。伤愈后，他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川陕省委书记。当时川陕苏区的斗争十分艰苦，粮食和盐极为匮乏。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周纯全动了很多脑筋。他提议省苏维埃召开粮食工作会议，又把十几个县委书记组织起来，发动他们下去办粮站，由县委书记当站长，并制定了妥当的粮食收购政策，很快保证了部队的供应。在当时，盐比粮食还要紧缺，直接维系川陕根据地的命脉。为了从白区搞到食盐，周纯全经常派一些有经验的同志。携带大量银元去白区一些城镇买盐。当时盐价高达10块大洋1斤。周纯全信任干部，善于使用干部。他还把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传授给这些同志，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使许多次“特殊任务”圆满完成。
川陕苏区的斗争。是又一曲悲壮的人民战争颂歌。在长达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斗中，根据地的群众和党组织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先后有9万多地方武装力量，配合红军在各地打击敌人，有几十万运输大军，源源不断地向红军提供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被服、鞋袜等物资，转送大量伤员。周纯全在反六路“围攻”极艰难的时期任川陕省委书记、川陕苏区游击总司令。为支援红军、支援战争、实现前方后方一体化。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为巩固川陕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巴中城召开，大会总结了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经验。讨论了形势和任务。大会选举周纯全任新一任省委书记。12月上旬，周纯全率省委机关进驻旺苍城文昌宫。在这里领导川陕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了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斗争，同时，为红四方面军准备长征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5年4月中旬。周纯全率川陕省委机关撤离旺苍城，随同红军部队出发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委。
革命道路也有坎坷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周纯全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后方纵队政治委员。1935年8月。周纯全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2月后，周纯全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7月27日，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中央的有关决议，组建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周纯全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20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
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是漫长、复杂和曲折的。一个历经种种磨难考验的共产党员，在他一生也难免出现曲折。1935年至1936年间，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为资本，竭力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野心勃勃，提出：“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7月9日，在张国焘的授意下，中共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
军委常委：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
这几位川陕省委领导成员是：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其中周纯全是省委书记。受张国焘的指使，他们发了这封电报，后来认识到了错误。
甜水堡战斗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纯全。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以和蔼亲切的态度。询问了四方面军的情况，使周纯全受到很大教育，回到驻地，他即电请中央，要求到抗大学习， 提高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水平。长征结束后，周纯全对张国焘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清了经验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离开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岗位。
1937年1月，周纯全进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纯全被派到陕北公学任生活指导委员会干事。1938年2月，出任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5月，调任陕北公学枸邑分校政治部主任。同年底，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后又担任校长。
当时抗大一分校从延安到晋东南。又从晋东南转战山东沂蒙山区，长途跋涉，只有少量武装掩护。每当过封锁线和铁路时，周纯全总要站在道口上检查；过黄河，他第一个背着背包下水。同志们都说，只要周校长在，我们就有安全感。1941年冬。日伪军5万多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妄图将中央山东分局、115师直属队和抗大一分校一举消灭。当时这些机关中有4000多名徒手空拳的干部，只有一分校五大队有几百条杂牌步枪，每条枪仅几发子弹。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周纯全果断指挥这支队伍向西蒙山突围。在一些封锁口上，他直接参加战斗。消灭了几名日军机枪手，待机关和学员全部突围后，他和五大队队长杨大易。带着8名侦察员最后撒出包围圈。
1946年10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王牌部队、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为主力，向我辽南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非常严重。党派周纯全到辽南行署任主任。他贯彻执行坚守辽南、发展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肩负起组织后方的艰巨任务。当时困难很多。他想方设法为部队解决了大量粮食和冬装，补充了兵源，并妥善安置了大批伤员和部队干部的家属。1947年辽南恢复时期，周纯全又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在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恢复铁路交通和工厂生产、建立民主政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辽沈战役前，周纯全任四野后勤部第二副部长。他在长征途中被弹片打伤的右眼刚做手术，炎症还没有消退。但为了保证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他带病到冀察热辽地区。检查、布置后勤供应工作。周纯全在组织领导东北战场和第四野战军人关、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中，充分展示了领导和组织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由于战争的影响，周纯全的右眼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最终失明，被战友们戏称为“周瞎子”。
1949年12月，周纯全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海南岛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他积极依靠地方支前委员会，抢修道路，并征集了1000多万公斤粮食和20吨主、副食品，筹集帆船2000多只，为渡海作战创造了条件。海南岛解放后，周纯全改任后勤部政委。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1950年冬，周纯全患高血压症，正准备住院治疗，这时上级让他去朝鲜慰问部队。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一直没有成立后勤部，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十几个人组成的指挥所设在沈阳，离前线很远，加上几个后勤分部，力量太单薄，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化大规模战争的需要。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山洞里。当周纯全出现在他面前时，彭德怀高兴地说：“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参加抗美援朝，管管后勤!”周纯全大感意外，彭德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周纯全说：“那得等我回去交代完工作才能来呵!”
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你现在就开始上任，其他事你不要管了。由我向中央军委去说。”彭德怀笑着说：“你不要感到我强迫了你!其实我们都是被战争强迫的，我，还有洪学智副司令员都是这样!”在志愿军后勤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调周纯全来抓这项工作，无疑是一个加强。1951年5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周纯全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部长（后改任政治委员)。在改善志愿军后勤运输条件等工作中，周纯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出国作战和作战对象的变化。后勤供应由国内战争中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转变为主要靠国家后方统筹供应，后勤供应和运输任务空前繁忙。敌人以百分之七十的空中力量。对志愿军交通运输线进行破坏，妄图切断我后方供应。为了粉碎美军的“空中优势”，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周纯全亲自抓兵站运输线的建设，对战时后勤运输提出许多改进措施，对保证各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51年3月，周纯全到后勤一分部、三分部检查工作，看到指战员们在公路沿线设立对空监视哨，敌机一过来就对空鸣枪报警，行使在公路上的汽车听见后马上隐蔽起来。敌机飞走后。他们又鸣枪解除警报。这种办法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土雷达”。周纯全高兴地说：“这是个好办法，是个创举。”周纯全与干部战士进行研究，加以改进，全面推广。最后确定：每个防空哨位由3到5人组成；哨位与哨位之间相距4里左右，以能听到报警声音为宜；重要地段增加人员。这样，从鸭绿江到三八线，近3000公里的运输线上，共设置防空哨1500多个。用兵近万人。
周纯全头脑清楚，记忆力很强，入朝作战初期，各种战场资料非常缺乏，他凭着长期军事生活的经验。很快掌握了和后勤作战有关的政治、经济、地理多方面情况和资料，打开了后勤工作的局面。他坚强的意志，严细的工作作风，诚恳待人、与人合作的态度，也给一些朝鲜友军将领留下深刻的印象，友军中还曾流传过他的故事。到1952年6月，美军发动的为期一年的“绞杀战”被志愿军彻底粉碎。美远东空军在对其“绞杀战”所作的最后分析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性……绞杀作战未获成效。”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惊叹：“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3年10月，周纯全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部长兼政委为黄克诚)。1955年，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此后，周纯全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政委。周纯全还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纯全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之后一直担任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委员。
1985年7月28日，周纯全逝世，终年80岁。
周纯全1905年10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八里湾附近的雷家田村。这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村里只有6户周姓人家，其中数周纯全家最为贫寒。他家无田无地，父亲早年去世，遗下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周纯全排行老大，为了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4岁时他就只身到武汉谋生，先是在茶楼做杂役。不到16岁进了汉口惠工织布厂当工人。
1923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影响日益扩大。周纯全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这一年，惠工织布厂的工人开展增资罢工斗争，他自告奋勇参加了纠察队，把守厂门。罢工期间。有几个纠察来抓他，他凭着身强力大，还会打一手好拳，一下子就打倒了3个警察，吓得其他警察也不敢再来抓他了。由于工人们团结一心，资本家被迫答应提高工资。罢工胜利后，周纯全没有忘记京汉铁路的阶级兄弟。又投身到组织“二七”后援会的工作中。他为坚持斗争的工人兄弟和死难者的家属东奔西跑。筹措粮款，受到工人、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后来被工人们推选为“二七”后援会负责人。在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和大革命即将到来之际。周纯全和党组织有了接触。
1925年春，周纯全回到了家乡。在八里湾南门庙高小当校工。这所学堂有教师10多人，学生200余名，董必武任该校名誉校长。他经常到八里湾指导开展地下革命工作，学校中好几名教师都是黄安早期农民运动的骨干。董必武对斗争热情高的周纯全非常关怀，常给他讲革命道理，帮助他提高文化水平。在董必武等人的帮助下，周纯全阅读了一些政治书籍。开始树立解放工农、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他积极为党工作，董必武等人开会的时候，他就放哨警戒，还帮助传递文件。1926年11月，周纯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特别交通员，经常往来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与黄安县和大别山其它一些地区。出色完成了许多任务。
1927年春。黄安县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风起云涌，周纯全不辞劳苦，白天黑夜走村串户，和贫苦农民交朋友，向农友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广大贫苦农民开始觉醒。八里湾的农民协会象雨后春笋一样建立起来。沉睡的山乡沸腾了。农民们高举着农会的大旗，拿着大刀、梭镖，涌向四乡游行，“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震天动地，吓得地主豪绅惊恐不安。为了替贫苦农民伸冤，周纯全和其他农会负责人将八里湾一个大恶霸捕押到县城。同另几个劣绅一起被镇压。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震动了鄂东地区，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兴起。
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出生入死做贡献
1927年10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了。周纯全积极参与了暴动前的筹备组织工作。并出席了黄麻两县党团骨干在七里坪举行的重要会议。在攻打黄安县城的战斗中，周纯全指挥一路农民自卫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攻入黄安城中，接着又迂回到敌人一翼，挡住敌人的退路，对活捉伪警长、歼灭守敌起了关键作用。县城解放后，起义部队宣布成立县农民政府。周纯全当选政府候补委员。
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党组织派周纯全去汉口找湖北省委。到了汉口，省委机关已被破坏。路上又被叛徒发现，周纯全急忙离开汉口，回来找部队。但部队也分散了。后来几经辗转，到信阳和组织接上了关系。由于周纯全参加过工人运动和“农暴”。党决定他担任京汉南段特委兼信阳县委书记。恢复几经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当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他留着胡须，一天要化装几次，在敌特、叛徒的跟踪和搜捕中神出鬼没。由于敌人重兵包围封锁，大别山区的游击战争相当困难，经费和枪支弹药极为缺乏。为此，党组织要周纯全筹集经费和武器。
接受任务后。周纯全和另外两个同志多方侦察敌情，制订了周密的行动方案。当时在信阳敌警备司令部旁边有个银行，因为靠近敌司令部，戒备不严。银库无人站岗。周纯全手中没有武器。但他想了一个办法，让那位同志把两块青砖研磨成手榴弹的样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带上两枚手榴弹翻墙进入银行院中，设法炸开银库的闸。一进门，他就把手榴弹高高地举起来，顿时把看管人员吓得跪地求饶，很快从银库中取走700块银洋和2000个多铜板。不久，他们又用同样的办法将郊区一个财主开设的钱庄中的300块银洋取走。在开展地下斗争时，虽然生活非常困苦，但周纯全筹到的这大笔钱款，却分毫不动，全部上交给党。后来他们又了解到城里敌军司令部有个护兵，每天带着手枪到一条巷子的住户家中饮酒作乐。在掌握敌卫兵活动规律后，周纯全在夜色中隐蔽起来。另两个同志在附近放哨。当那个敌护兵从取乐的地方摇摇晃晃走出来。身材魁梧的周纯全突然扑向敌人。趁他没有清醒之时，顺手把枪夺下来，然后飞快地消失在黑暗中。
党组织根据周纯全对武汉地区比较熟悉的情况，又指示他到汉阳兵工厂利用关系购买了30多支枪和一批弹药。但如何把这批武器运到大别山，却是个大问题。所有的道路上，布满了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盘查非常严密，过去向山里运送物资都受到损失，还牺牲了许多同志。周纯全曾为这件事整天闷闷不乐。后来他与武汉地下党取得联系。想出一条运武器的办法。他们买了一口棺材。把武器弹药装进去，棺材上贴着金色的寿字，绑着一只大红公鸡。由几个党员抬着，另一些人化装成办丧事的亲属，哀声痛哭，跟着棺材出了武汉。路途中，周纯全机警灵活，沉着地应付了几道城镇关卡敌人的盘查，使这批武器弹药安全地运到了大别山。
1928年5月。周纯全调任鄂东特委兼黄安县委常委，当年秋任安南(黄安南部)办事处主任、特务队党代表。办事处指挥两支赤卫队和一个特务队。任务是解决部队经费和武器弹药，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抗粮、租、捐、税、债)，打击土豪劣绅。当时，一些土豪勾结民团武装。疯狂地对参加过“黄麻起义”的农民及亲属进行阶级报复，安南地区的农民运动一时低落，不少农民赤卫队解散。有个恶霸地主。他有十余名如狼似虎的家丁。依仗自己担任民团头目，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他曾枪杀交不起租的佃户，还把抓到的游击队员用绳子捆住，让爪牙用皮鞭棍棒活活打死。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游击队向他筹款，他假装满口答应，暗中调集保安队设下埋伏。周纯全发现后，立即指挥游击队冲出埋伏圈。
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周纯全带领游击队袭击了这个恶霸的家。他们通过内线，让一个长工 悄悄地把院门打开，游击队冲进院子，抓住这个恶霸，把他押到一座石头山上。宣布他的罪恶，接着就地正法。当公布这个恶霸罪行的告示贴出来之后，民心大快，许多乡亲都称赞“纯全立了大功，给老百姓报了仇”。不久，这一带的农民协会、赤卫队都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
1929年5月1日，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鄂豫边总工会筹委会。周纯全任委员长。1931年，鄂豫皖省委成立，周纯全当选省委常委。在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还被任命为省苏维埃保卫局长兼鄂豫皖苏区游击总司令。在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中，周纯全参与领导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等方面的工作，对鄂豫皖苏区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转战川陕。屡建战功
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指挥卫立煌的部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周纯全指挥各地的游击队经常乘敌不备，到处袭击敌人，使国民党匪军遭到很大伤亡。后来因为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十师政委甘济时牺牲，周纯全调十师任政委。在七里坪遭遇战中。他与师长王宏坤带领部队和敌人整推打了一天，双方多次进行肉搏战。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把周纯全的帽子打掉了，额头上一块皮肤也被烧焦，但他毫不在乎，沉着地指挥部队，掩护方面军总部甩开敌人的追击。
为了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敌人作战，保存红四方面军的有生力量。中央分局黄柴畈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当部队越过平汉线向西行军途中，在湖北枣阳一带遭到敌人围追堵截。这个地区北面和东面是黄柏山，西面和南面是汉江，回旋余地很小。敌人7个师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枣阳和新集附近的好几个高地都被敌人抢占。激战中。师长王宏坤负重伤，师领导只剩下周纯全一人。有一次敌人已冲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机关前，周纯全当机立断。带领28团、30团的干部组成突击队，与敌展开肉搏，终于打垮了敌人两个团，缴枪上千支，从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掩护总部安全迅速地向西北方向转移。
周纯全不仅英勇善战、指挥果断，而且还善于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带动部队树立顽强的战斗作风。在向川北进军途中，部队路过汉江，时值2月中旬，天气寒冷，江水刺骨，江上无船摆渡，敌人又在后面追击，情况十分紧急。周纯全站在部队前列作了政治动员，然后他第一个带头脱下衣服。跳入冰冷的汉江，涉水抢渡。战士们很快跟在他的后面涉水渡江。甩开敌人的追击。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反六路“围攻”。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一次大规模反“围剿”的作战。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周纯全担任东线左翼作战部队(包括第4军大部、33军全部和30军265团)的指挥任务。他坚决执行“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在宣汉、老君场、大竹、杨柳关、井溪坝等地，多次击退敌人疯狂的进攻，消灭了大量敌人。为方面军主力的反攻和夺取反六路“围攻”的辉煌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反六路“围攻”中，周纯全负伤。伤愈后，他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兼川陕省委书记。当时川陕苏区的斗争十分艰苦，粮食和盐极为匮乏。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周纯全动了很多脑筋。他提议省苏维埃召开粮食工作会议，又把十几个县委书记组织起来，发动他们下去办粮站，由县委书记当站长，并制定了妥当的粮食收购政策，很快保证了部队的供应。在当时，盐比粮食还要紧缺，直接维系川陕根据地的命脉。为了从白区搞到食盐，周纯全经常派一些有经验的同志。携带大量银元去白区一些城镇买盐。当时盐价高达10块大洋1斤。周纯全信任干部，善于使用干部。他还把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传授给这些同志，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使许多次“特殊任务”圆满完成。
川陕苏区的斗争。是又一曲悲壮的人民战争颂歌。在长达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斗中，根据地的群众和党组织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先后有9万多地方武装力量，配合红军在各地打击敌人，有几十万运输大军，源源不断地向红军提供大批粮食、武器、弹药、被服、鞋袜等物资，转送大量伤员。周纯全在反六路“围攻”极艰难的时期任川陕省委书记、川陕苏区游击总司令。为支援红军、支援战争、实现前方后方一体化。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为巩固川陕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19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巴中城召开，大会总结了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经验。讨论了形势和任务。大会选举周纯全任新一任省委书记。12月上旬，周纯全率省委机关进驻旺苍城文昌宫。在这里领导川陕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了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斗争，同时，为红四方面军准备长征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5年4月中旬。周纯全率川陕省委机关撤离旺苍城，随同红军部队出发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政委。
革命道路也有坎坷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周纯全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后方纵队政治委员。1935年8月。周纯全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2月后，周纯全先后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一军政委、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7月27日，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根据中央的有关决议，组建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周纯全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20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
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是漫长、复杂和曲折的。一个历经种种磨难考验的共产党员，在他一生也难免出现曲折。1935年至1936年间，张国焘以红四方面军为资本，竭力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战略主张。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野心勃勃，提出：“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7月9日，在张国焘的授意下，中共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
军委常委：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
这几位川陕省委领导成员是：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其中周纯全是省委书记。受张国焘的指使，他们发了这封电报，后来认识到了错误。
甜水堡战斗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纯全。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周恩来以和蔼亲切的态度。询问了四方面军的情况，使周纯全受到很大教育，回到驻地，他即电请中央，要求到抗大学习， 提高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水平。长征结束后，周纯全对张国焘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看清了经验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离开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岗位。
1937年1月，周纯全进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纯全被派到陕北公学任生活指导委员会干事。1938年2月，出任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5月，调任陕北公学枸邑分校政治部主任。同年底，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后又担任校长。
当时抗大一分校从延安到晋东南。又从晋东南转战山东沂蒙山区，长途跋涉，只有少量武装掩护。每当过封锁线和铁路时，周纯全总要站在道口上检查；过黄河，他第一个背着背包下水。同志们都说，只要周校长在，我们就有安全感。1941年冬。日伪军5万多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妄图将中央山东分局、115师直属队和抗大一分校一举消灭。当时这些机关中有4000多名徒手空拳的干部，只有一分校五大队有几百条杂牌步枪，每条枪仅几发子弹。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周纯全果断指挥这支队伍向西蒙山突围。在一些封锁口上，他直接参加战斗。消灭了几名日军机枪手，待机关和学员全部突围后，他和五大队队长杨大易。带着8名侦察员最后撒出包围圈。
1946年10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王牌部队、全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为主力，向我辽南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非常严重。党派周纯全到辽南行署任主任。他贯彻执行坚守辽南、发展根据地的正确方针，肩负起组织后方的艰巨任务。当时困难很多。他想方设法为部队解决了大量粮食和冬装，补充了兵源，并妥善安置了大批伤员和部队干部的家属。1947年辽南恢复时期，周纯全又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在放手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恢复铁路交通和工厂生产、建立民主政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辽沈战役前，周纯全任四野后勤部第二副部长。他在长征途中被弹片打伤的右眼刚做手术，炎症还没有消退。但为了保证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他带病到冀察热辽地区。检查、布置后勤供应工作。周纯全在组织领导东北战场和第四野战军人关、南下作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中，充分展示了领导和组织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功勋。由于战争的影响，周纯全的右眼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最终失明，被战友们戏称为“周瞎子”。
1949年12月，周纯全任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负责海南岛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他积极依靠地方支前委员会，抢修道路，并征集了1000多万公斤粮食和20吨主、副食品，筹集帆船2000多只，为渡海作战创造了条件。海南岛解放后，周纯全改任后勤部政委。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1950年冬，周纯全患高血压症，正准备住院治疗，这时上级让他去朝鲜慰问部队。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一直没有成立后勤部，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十几个人组成的指挥所设在沈阳，离前线很远，加上几个后勤分部，力量太单薄，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化大规模战争的需要。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一个山洞里。当周纯全出现在他面前时，彭德怀高兴地说：“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参加抗美援朝，管管后勤!”周纯全大感意外，彭德怀问他有什么想法。周纯全说：“那得等我回去交代完工作才能来呵!”
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你现在就开始上任，其他事你不要管了。由我向中央军委去说。”彭德怀笑着说：“你不要感到我强迫了你!其实我们都是被战争强迫的，我，还有洪学智副司令员都是这样!”在志愿军后勤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调周纯全来抓这项工作，无疑是一个加强。1951年5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周纯全为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部长（后改任政治委员)。在改善志愿军后勤运输条件等工作中，周纯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由于出国作战和作战对象的变化。后勤供应由国内战争中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转变为主要靠国家后方统筹供应，后勤供应和运输任务空前繁忙。敌人以百分之七十的空中力量。对志愿军交通运输线进行破坏，妄图切断我后方供应。为了粉碎美军的“空中优势”，建设“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周纯全亲自抓兵站运输线的建设，对战时后勤运输提出许多改进措施，对保证各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51年3月，周纯全到后勤一分部、三分部检查工作，看到指战员们在公路沿线设立对空监视哨，敌机一过来就对空鸣枪报警，行使在公路上的汽车听见后马上隐蔽起来。敌机飞走后。他们又鸣枪解除警报。这种办法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土雷达”。周纯全高兴地说：“这是个好办法，是个创举。”周纯全与干部战士进行研究，加以改进，全面推广。最后确定：每个防空哨位由3到5人组成；哨位与哨位之间相距4里左右，以能听到报警声音为宜；重要地段增加人员。这样，从鸭绿江到三八线，近3000公里的运输线上，共设置防空哨1500多个。用兵近万人。
周纯全头脑清楚，记忆力很强，入朝作战初期，各种战场资料非常缺乏，他凭着长期军事生活的经验。很快掌握了和后勤作战有关的政治、经济、地理多方面情况和资料，打开了后勤工作的局面。他坚强的意志，严细的工作作风，诚恳待人、与人合作的态度，也给一些朝鲜友军将领留下深刻的印象，友军中还曾流传过他的故事。到1952年6月，美军发动的为期一年的“绞杀战”被志愿军彻底粉碎。美远东空军在对其“绞杀战”所作的最后分析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性……绞杀作战未获成效。”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惊叹：“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3年10月，周纯全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部长兼政委为黄克诚)。1955年，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此后，周纯全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政委。周纯全还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纯全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之后一直担任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委员。
1985年7月28日，周纯全逝世，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