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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评论
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年会的前一周，发表了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们(指发展中国家——编者注)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傲慢。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及其阴谋，我被惊呆了。”
斯蒂格利茨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当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黃金与美元的关系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先后签署了多达111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核心资产——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采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如果这些受援国政治家拒绝这些条件，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休想借到紧急贷款。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银行家最近对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愤怒异常的原因，因为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最初是不相信“阴谋论”观点的，同样，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事实上，从操作层面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上。这种“政策层面”上的阴谋，就不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层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受援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当1995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在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而当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再自由地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又将进一步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受援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拖到半死不活这步田地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1998年，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印尼爆发了大规模暴动；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严重后果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使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第四副药：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他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国际金融集团在苏联东欧剧变和亚洲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把索罗斯刻画成天马行空的“独行侠”或“特立独行”的金融天才。仅凭索罗斯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能单挑英格兰银行，力撼德国马克，横扫亚洲金融市场?恐怕只有大脑简单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传奇。索罗斯与罗斯柴尔德圈子的秘密关系，使得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团的马前卒。
索罗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动都体现出国际银行家们的重大战略意图，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国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以最终完成在伦敦一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基本上实现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80年代中后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势力的扩张。在控制住亚洲的局面后，欧洲重新成为国际银行家重点关注的地区，搞垮东欧和苏联就成为他们下一个主攻方向。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过程中，索罗斯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波兰，索罗斯基金对团结工会夺取国家政权居功至伟，对新波兰的头三位总统有着直接影响力。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诸·鲁丁、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一同炮制了让东欧和前苏联一剂毙命的“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系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 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最后的结局是经济彻底解体，生产严重衰退，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工业企业成片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加剧。此时，国际银行家便以“债转股”方式轻松收购这些国家的核心资产。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伦敦——华尔街轴心在东面战线上，重挫了日本经济咄咄逼人的势头；在西面战线上，打垮了东欧和苏联的经济；德法的欧洲统一货币的梦想也随着索罗斯的搅局而暂时搁浅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志得意满之下，环顾四海之内，唯有瞧着蒸蒸日上的东南亚地区的“亚洲经济模式”越来越看不顺眼。
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国家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关键性领域，以出口为导向、人民高储蓄为主要特色的发展模式，从70年代开始，在东南亚地区迅速流行开来。其运行的效果是，各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这种背离了“华盛顿共识”所极力推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兴趣，严重阻挠了国际银行家制定的“有控制地解体”这一基本战略方针。
于是，国际银行家们决定发动一场亚洲货币绞杀战，制造亚洲金融危机。其主要战略目的是：敲碎“亚洲发展模式”这个招牌，让亚洲货币对美元严重贬值，既压低了美国的进口价格以便于操控通货膨胀率，又可将亚洲国家的核心资产贱价抛售给欧美公司，加快“有控制地解体”的执行进度。
国际银行家的目标首先锁定在泰国身上。1994年以来，泰国出口已显疲弱，而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又被强势美元拖到了极为空虚的程度，危机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时，大量外来的热钱持续涌入，不断推高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泰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有380亿美元之多，但其外债总额更高达1060亿美元，从1996年起，泰国净流出的资金相当于其GDP的8％。为对付通货膨胀，泰国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一措施，更使深陷债务的泰國的处境雪上加霜。
泰国在与金融黑客的交手的正面战场全面失利之后，又错误地主动投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圈套。对“国际组织”的盲目信任，将国家的安危轻易交给外人来裁决，再次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2003年，当泰国提前偿清120亿美元债务，终于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赎身后，泰国总理他信站在巨大的国旗前面发誓：泰国将“永远不能再做(国际资本)受伤的猎物”，决不会再乞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当亚洲国家试图建立自己的“亚洲基金”来紧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区内国家时，理所当然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对。日本本来是“亚洲基金”积极的倡导者，但是迫于伦敦——华尔街的压力，不得不屈从。当时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表示“尽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创的亚洲国家方面有所贡献，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
另一个美国冷战时期的伙伴——韩国，被金融风暴扫倒之后，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国的拒绝来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坚决。美国政府对于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依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意见是应该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但代表华尔街的财政部则坚决反对，甚至指斥奥尔布赖特不懂经济学。最后，克林顿屈从了财政部的看法。
在财政部长鲁宾看来，这个危机正是端开韩国经济大门的绝佳时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之下，对“援助”韩国的条件层层加码，包括韩国必须立刻以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解决与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纠纷等。韩国人愤怒地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在为美国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条件。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韩国陷入金融危机，源于美国财政部当初竭尽全力地逼迫韩国进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资本市场开放。作为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坚决反对这种鲁莽行为，他认为这种开放无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而只有利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
美国银行家对韩国企业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韩国签署协议，就准备蜂拥而入将猎物撕得粉碎。但是，国际银行家小看了韩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韩国人纷纷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黄金和白银，在耗尽全部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黄金和白银这两种金钱的最终支付手段，毫无阻碍地成为外国债权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偿债方式。令国际银行家更为吃惊的是，韩国居然没有出现他们设想中的大规模公司和银行的倒闭潮，西方公司几乎没能收购到任何大型韩国企业。
当韩国终于挺过了最难熬的1998年春天，韩国的出口赢余迅速回升。已经看透华尔街把戏的韩国政府，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几副毒药。所有准备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案件一律冻结，政府果断出面从银行系统中冲销了700到1500亿美元的坏账。当政府接手这些坏账之时，银行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除在银行系统重建之外。
国际银行家和美国财政部空欢喜了一场，微软并吞韩国最大软件公司的图谋落空了，8家韩国地方软件公司最终得手。福特收购韩国KIA汽车公司的计划夭折了，本地公司打破了福特的好梦。外国银行接管两家大型地方银行的行动被中止了，韩国政府暂时把两家银行管理起来。在政府的全力主导下，韩国的经济强劲回升。
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年年会的前一周，发表了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们(指发展中国家——编者注)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傲慢。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及其阴谋，我被惊呆了。”
斯蒂格利茨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当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黃金与美元的关系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先后签署了多达111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核心资产——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采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如果这些受援国政治家拒绝这些条件，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休想借到紧急贷款。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银行家最近对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愤怒异常的原因，因为中国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最初是不相信“阴谋论”观点的，同样，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事实上，从操作层面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上。这种“政策层面”上的阴谋，就不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层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受援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当1995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在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中，国际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而当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再自由地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又将进一步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受援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拖到半死不活这步田地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1998年，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印尼爆发了大规模暴动；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严重后果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使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第四副药：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他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国际金融集团在苏联东欧剧变和亚洲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把索罗斯刻画成天马行空的“独行侠”或“特立独行”的金融天才。仅凭索罗斯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能单挑英格兰银行，力撼德国马克，横扫亚洲金融市场?恐怕只有大脑简单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传奇。索罗斯与罗斯柴尔德圈子的秘密关系，使得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团的马前卒。
索罗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动都体现出国际银行家们的重大战略意图，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国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以最终完成在伦敦一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基本上实现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80年代中后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势力的扩张。在控制住亚洲的局面后，欧洲重新成为国际银行家重点关注的地区，搞垮东欧和苏联就成为他们下一个主攻方向。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过程中，索罗斯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波兰，索罗斯基金对团结工会夺取国家政权居功至伟，对新波兰的头三位总统有着直接影响力。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诸·鲁丁、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一同炮制了让东欧和前苏联一剂毙命的“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系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 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最后的结局是经济彻底解体，生产严重衰退，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工业企业成片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加剧。此时，国际银行家便以“债转股”方式轻松收购这些国家的核心资产。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伦敦——华尔街轴心在东面战线上，重挫了日本经济咄咄逼人的势头；在西面战线上，打垮了东欧和苏联的经济；德法的欧洲统一货币的梦想也随着索罗斯的搅局而暂时搁浅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志得意满之下，环顾四海之内，唯有瞧着蒸蒸日上的东南亚地区的“亚洲经济模式”越来越看不顺眼。
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国家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关键性领域，以出口为导向、人民高储蓄为主要特色的发展模式，从70年代开始，在东南亚地区迅速流行开来。其运行的效果是，各国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这种背离了“华盛顿共识”所极力推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兴趣，严重阻挠了国际银行家制定的“有控制地解体”这一基本战略方针。
于是，国际银行家们决定发动一场亚洲货币绞杀战，制造亚洲金融危机。其主要战略目的是：敲碎“亚洲发展模式”这个招牌，让亚洲货币对美元严重贬值，既压低了美国的进口价格以便于操控通货膨胀率，又可将亚洲国家的核心资产贱价抛售给欧美公司，加快“有控制地解体”的执行进度。
国际银行家的目标首先锁定在泰国身上。1994年以来，泰国出口已显疲弱，而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又被强势美元拖到了极为空虚的程度，危机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时，大量外来的热钱持续涌入，不断推高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泰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有380亿美元之多，但其外债总额更高达1060亿美元，从1996年起，泰国净流出的资金相当于其GDP的8％。为对付通货膨胀，泰国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一措施，更使深陷债务的泰國的处境雪上加霜。
泰国在与金融黑客的交手的正面战场全面失利之后，又错误地主动投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圈套。对“国际组织”的盲目信任，将国家的安危轻易交给外人来裁决，再次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2003年，当泰国提前偿清120亿美元债务，终于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赎身后，泰国总理他信站在巨大的国旗前面发誓：泰国将“永远不能再做(国际资本)受伤的猎物”，决不会再乞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
当亚洲国家试图建立自己的“亚洲基金”来紧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区内国家时，理所当然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对。日本本来是“亚洲基金”积极的倡导者，但是迫于伦敦——华尔街的压力，不得不屈从。当时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表示“尽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创的亚洲国家方面有所贡献，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
另一个美国冷战时期的伙伴——韩国，被金融风暴扫倒之后，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国的拒绝来得如此之快和如此之坚决。美国政府对于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依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意见是应该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但代表华尔街的财政部则坚决反对，甚至指斥奥尔布赖特不懂经济学。最后，克林顿屈从了财政部的看法。
在财政部长鲁宾看来，这个危机正是端开韩国经济大门的绝佳时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之下，对“援助”韩国的条件层层加码，包括韩国必须立刻以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解决与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纠纷等。韩国人愤怒地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在为美国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条件。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韩国陷入金融危机，源于美国财政部当初竭尽全力地逼迫韩国进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资本市场开放。作为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坚决反对这种鲁莽行为，他认为这种开放无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而只有利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
美国银行家对韩国企业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韩国签署协议，就准备蜂拥而入将猎物撕得粉碎。但是，国际银行家小看了韩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韩国人纷纷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黄金和白银，在耗尽全部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黄金和白银这两种金钱的最终支付手段，毫无阻碍地成为外国债权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偿债方式。令国际银行家更为吃惊的是，韩国居然没有出现他们设想中的大规模公司和银行的倒闭潮，西方公司几乎没能收购到任何大型韩国企业。
当韩国终于挺过了最难熬的1998年春天，韩国的出口赢余迅速回升。已经看透华尔街把戏的韩国政府，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几副毒药。所有准备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案件一律冻结，政府果断出面从银行系统中冲销了700到1500亿美元的坏账。当政府接手这些坏账之时，银行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除在银行系统重建之外。
国际银行家和美国财政部空欢喜了一场，微软并吞韩国最大软件公司的图谋落空了，8家韩国地方软件公司最终得手。福特收购韩国KIA汽车公司的计划夭折了，本地公司打破了福特的好梦。外国银行接管两家大型地方银行的行动被中止了，韩国政府暂时把两家银行管理起来。在政府的全力主导下，韩国的经济强劲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