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流亡者视作自暴自弃之辈，视作自我退守与贬抑、甘心于自己的苦难与放逐状况之徒是个错误。认真考察之下，你会发现他在失望之下转而变得雄心勃勃、敢做敢当，即便他的刻毒也因其好斗而获得合法性。我们愈是无依无靠，我们的欲望与幻想就变得愈发强烈。我甚至在不幸与狂妄之间寻出一定的关系。已然失去了一切的人只剩下一个希望：要么名垂千古要么遗臭万年。他宁愿放弃所有的一切，只求保住他的大名。但当他使用一种文人雅士要么一无所知要么不屑一顾的语言写作时，他又怎能成名？
　　他会换用另一门语言吗？但就这么跟与自己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母语一刀两断又谈何容易。一个跟自己的母语一刀两断的人实际上就等于更换了身份，甚至他因之失望的对象亦完全变更。他因此成为一个英勇的叛教者，跟自己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他自己一刀两断。
　　我们姑且以一位因写了本描述自己苦难的小说而一夜成名的人为例。他那些同样在流亡的同胞会嫉妒他：他们也没少受苦，没准受的苦比他还多。于是这个失去了国家的人变成了——或渴望成为——一位小说家。结果就是对于困惑的堆积，对恐怖，对那个年代的战栗的夸张。你没办法不断地使地狱花样翻新，地狱的特征就是千篇一律，你同样也没办法不断刷新流亡的面孔。在文学中，再没有比恐怖更能激怒读者的了；而在生活中，它又太司空见惯，无法激起我们的兴趣。但我们的作家却坚持不懈，他将他的小说暂且庋藏，以待其时。一种惊喜，一种声名虽暂时无法把握却终将到来的幻想支撑着他坚持下去；他生活在虚幻之中。不过，如果他是在某个工厂做工，这种幻想的力量就在于他相信终有一天，不期而至的声名会使他免受工厂的奴役。
　　同样具有悲剧性的是诗人。诗人被自己的母语圈在其中，为朋友写作——为了十个，至多二十个人写作。他渴望读者的迫切程度并不亚于临时抱佛脚的小说家。至少他比小说家还略有优势：能够把自己的诗作发表在侨民杂志上，尽管为此须付出几乎廉耻都顾不得的牺牲和克己。比如说这样一个人变成了——将自己改造为——这样一份杂志的编辑；为了使他的这份出版物能生存下去，他只能忍饥挨饿，禁绝情欲，将自己埋在一个窗户都没有的斗室，强忍着令人厌恶与胆寒的穷困。肺结核和手淫就是他的命运。
　　不论侨民的数量多么微不足道，他们都会形成群体，不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而是为了提高订数，相互把对方榨干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他们的悔恨，他们的哭喊，他们欲诉无门的吁求刊登出来。你再也想不出比这种毫无意义的形式更令人伤心的玩意儿了。
　　大家公认的是他们能写出好诗却写不出好的散文。想想任何还没幼稚到为自己编造一种历史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创作情况吧：诗歌的繁荣总是其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特色。散文为了其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精准苛刻，一种泾渭分明的社会身份以及一种传统：它是深思熟虑的，是精心结构的；而诗歌却是喷涌而出的：它是直截了当的，要么就是完全编造的；是穴居人或是审美家的专利，它只在文明的近旁或远离文明的荒野繁荣孳生，从不在文明的中心现身。散文要求的是深谋远虑的天才以及明确定型的语言，而诗歌则最适宜野蛮的天才以及没有定型的语言。创作一种文学实际上就是创作一种散文。
　　再也没有比那么多人只采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更自然的了。即便是那些并非特别有天分的人，处在他们那种被连根拔起的状态中，亦会利用因他们被驱逐所激发的自动效应写出诗来，而在正常的生存状态下这种额外的潜能是无论如何表现不出来的。
　　不论碰巧采用了何种形式，也无论其原因为何，流放——在其开端——就是一个令人狂喜的学校。当然，并非每个人都会因之而陶醉。那是一种边缘状态，类似诗的极端状态。不经过训练的弯路，只是因为宿命的仁慈就立刻转入那种状态不正是一种恩惠吗？想想里尔克，他那种豪华的放逐，以及他为了切断他的各种关系，为了立足于无形之境而不得不主动累积的孤独。在并非外部环境迫使你不得不如此的情况下，想要无立足境也并非易事。即便是神秘主义者，为了达致其苦行也只能付出巨大的努力。将自己流放于这个世界之外——这是一种多么具有破坏性的劳动！而流放却能毫发无伤地通过历史的合作——即历史的敌意达到同样的成果。为了将他自己与所有的一切生生剥离，无须磨折，也不须斋戒守夜；环境迫使他不得不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像个并非由于个人的才能才致力于形而上学或是诗歌的残疾人，是环境的力量，是疾病的帮忙使他走上了这一道路。毫无意义？也许；不过，通过努力达成的结果在价值上未必比因无可奈何不得不如此的结果更有价值。
　　不过，有一种危险也在威胁着流亡诗人：他已逐渐适应了他的命运，不再因之而痛苦不堪，反而因此而越来越觉惬意。谁都无法使他的悲痛维持原初的强度；它们会自动耗光。思乡病也不例外，任何一种怀恋概无例外。抱憾失去了其光彩，它们因自身的能力而损耗，而且在慷慨悲歌后很快也就弃置不用了。这时候，还有什么比反过来将自己的流放之地，那个无立足境的城市当作了故土更自然的了？随着诗人的入乡随俗，乐在其中，他激情的实质，他痛苦的根源以及他光荣的梦想都已经一道销蚀干净。他引以自傲并从中汲取能量的诅咒再也无法使他痛苦，与此同时丧失的还有他那种被排斥身份的能量以及他孤独无依的理由。被地狱驱逐出境之后，他将突然地试图重新回到地狱，突然地试图重新因此而振作：但他那如今已然太过温柔的痛苦将使他永远不配如此。他昨天还引以自豪的哭喊已然成为讽刺，而讽刺却无法变为诗篇：它将使他超越诗歌。不再有歌唱，也不再有暴行。他的伤口已然愈合，没必要为了突出一点不同的口音再去揭它：他至多也就成为他的痛苦的蹩脚模仿者。光荣的衰败正等待着他。少了差异性，少了最初的焦虑，他的灵感也即枯竭。不久，他就会甘心于隐姓埋名甚至因他的平庸而沾沾自喜，他将尤其因无立足境戴上一个中产阶级的面具。于是他也就到达了他热情奔放的生涯的终点，他堕落之途中最稳定的一点。
　　在他舒服的降落中已然“尘埃落定”，那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他将有两种形式的救援供他选择：信仰与幽默。如果他还留有一些焦虑的余绪，他会通过一千次祈祷逐渐将其清算；除非他改用一种令他安心的形而上学安慰自己，算是一个蹩脚诗人的自娱自乐。如果情况相反，他会倾向于嘲弄一切，他将把自己的失败最小化到因之自喜的程度。按他的性情不同，他将要么献身于虔敬要么献身于嘲讽。不论怎样，他都将如战胜他的不幸一般战胜自己的雄心，为的是达到一个更高的标的，为的是变为一个正派的牺牲者，一个令人尊敬的流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