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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摄影背景
城市摄影由来已久，摄影先驱尤金·阿杰（Eugene Atget,1857-1927）在19世纪末以其敏锐、细腻的观察，记录和拥有了整个巴黎。
1980年秋冬，全民性的国民经济大调整全面展开，艺术同经济一样，逐渐认识到要在传统视域和格局内获得长足的进展，必须开拓思维。在这样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许多摄影人开始在审美、形式以及对社会、人生的认知方式等方面的自觉地积累。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普通百姓的收入、支出的结构正在慢慢改变，这就使照相机走进普通人家成为可能。于是，很多人开始用照相机记录生活。但，或许因为无法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很多摄影人主动选择出走，去自己生活以外的地方拍摄，因此这种出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移情”。
同时，1980年代中期，法国大革命前的哲理小说，德国诗人歌德的《浮士德》，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些作品使我们这样一个缺乏哲学思维的传统国度里人们获得了一次哲学狂欢的机会，构成了一股新的哲学风潮。而且，大量的国外艺术作品进入中国，这使中国的艺术家在模仿国外成熟艺术作品形式的同时，也开始让艺术作品担负起反思社会的重任。
1980年代的上海，学习摄影的热情空前高涨（据说有20万人之多），除了媒体的记者外，很多对摄影充满向往的人也开始拿起相机。于是，他们穿梭在上海城中，参与到更广泛意义且自觉的摄影创作中。
“北河盟”摄影群体
“北河盟”在1980年代的文化环境中开始寻找自己的摄影理想。“我们只知道我们在寻找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寻找到什么。”（顾铮写在“北河盟”在上海淮海电影院巴黎咖啡厅的展览请柬上的话。）他们由一群生活或学习在上海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不服务于媒体，没有很强的职业特征，对于生活的记录没有功利性，完全出于个人表达的需要。成员为：金弘建、张继文、尤泽宏、张少平、毛一青、计文宇、王耀东、顾铮和黄懿（女）。
“北河盟”的大部分成员在青年宫的青年摄影协会相识，大部分的作品是在他们生活的都市——上海完成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拥有一台相机, 成员之间的器材都互相借用。每个星期他们至少聚会一次，金弘建家中的那个小小的阳台是他们高谈阔论的佳处……
1986年9月1日，“北河盟”的首次展览在上海淮海电影院的巴黎咖啡厅开幕了，展览共20天。作品共四、五十幅，每个人作品的数量不同，至少有一幅。淮海电影院门口有很多又粗又大的法国梧桐树，但是，人行道却很窄，所以，他们就在正门口的树上包上一大块红布。展览的装裱也极为简单，在相纸上轻轻裁一刀，然后撕开，就自然露白了，接着贴在用宣传色刷黑的三合板上，这样，简单的装裱就完成了。
同年的10月18日到26日，“北河盟”摄影群体在北京西城区工人俱乐部的“八十平米”艺术展厅，举办了名为“寻找者黑白摄影”的展览。
在“移情”的年代中，他们选择回归都市，在都市中寻求突破和创新，直面自己的现实生活，用作品和自己内心对话，和城市对话。这是需要勇气的。
后来，上海又相继有一些摄影同好结成不同的群体，进行摄影尝试，“北河盟”的盟友们也与他们保持了良好的交往。事实上，“北河盟”在许多摄影人眼里，成为了海派摄影特征的一种代表。
与顾铮、王耀东、金弘建、尤泽宏的对话
□ 林:“北河盟”的第一次展览是在哪年举办的？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顾：1986年。“北河盟”这个名字是专为展览取的。
王：也没什么实质的意义。当时，张抗抗有本小说《北极光》，这本小说给我的感觉很好，就取名叫“北河”吧，觉得这个名字也很有诗意。张继文当时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读书，但他是北方人，觉得必须要有“盟”这样的字，所以就叫了“北河盟”。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感觉性的产物，没有太多的象征意义。
□ 林:办展览的初衷是什么？
王：作品到一定程度，从个人也好，从群体也好，觉得自己作品挺好的，要让别人看一下。当时大家都不富裕，办展览有很多具体的困难。所以我们选择在淮海电影院，它的费用相对低一些。作为淮海电影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在上海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具体行动。”淮海电影院还提出“响应市政府号召，把艺术带到商业街上” 的口号。因为举办我们的这个展览，该电影院还被评为“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 林：为什么展览的场地选在淮海电影院的巴黎咖啡厅?
金：淮海路这段本来就很乱，淮海电影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电影院本身想改变一下，就利用它下面400平米的人防工程地下室，办了个巴黎咖啡厅，卖咖啡、饮料。还免费提供场地，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有点像北京的“八十平米展厅”。这个厅的第一次展览就是我们“北河盟”的摄影展。
□ 林：除了这个展览外，你们在北京的“八十平米”展厅也做了一个展览。
王：当时，北京的“八十平米”展厅经常展出凌飞策划的各种展览，有画展、摄影展，还有诗歌会等等，展出一些比较前卫的作品。在当时的北京算有点名气的另类展厅。我们的展览也是由他们联系主办的。当时我们派了几个代表去，正好赶上举办全国摄影展览。在开幕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同志把请柬、招贴放在中国美术馆的地上，还在展厅里发请柬。可能潜意识中有一种对抗的意思，因此很多人想去看。1980年代的中国摄影正面临着突破，很多人包括老年人、摄影权威也想看看到底怎么突破，有的人看懂了，有的人没有看懂，然后有人说“这些小年轻的东西不怎么样。”
□ 林：谁想出来把海报贴在地上？
尤：好像是毛一清。我们把海报从美术馆的正门口一直铺到第一个展厅的门口。一张接着一张，铺出一条黑的地毯。但当时并没有拍下来。
□ 林:你们之间怎么交流？
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星期都要碰一下，拿照片交流一下，但这种过程大家很快就厌倦了。同时，我们还有意识地找一些摄影以外的人，比如画家来参加我们的交流。这种形态在当时的摄影界来说是比较正规，也是走得比较前的形态，对于摄影这种视觉艺术的兴趣、探讨、方式是前卫于中国当时的摄影。
□ 林：当时你们经常去外地拍吗？
金：其实还是以城市为主。我生活在这个城市，对城市生活比较熟悉，又对现实生活不满。
尤：我还是只拍自己熟悉的生活，我不能去江浙一带，去了就不会拍照片。我还是比较喜欢表现动的东西，表现人。人是最丰富的语言。
□ 林：当时，认为照片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金：不想批判，只想把自己当时的感受表现出来，也想引起别人的共鸣。没有什么特别理性的要求。我们这些人没有任何功利的要求，也不想加入主流。
□ 林：你们怎么评价你们当时的作品。
王：我觉得当时“北河盟”的人还不够关注城市。那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喜欢背叛自己固有的生活状态，好多人跑到更远的地方。潜意识上有一种颠覆、背叛的心态。我的照片多是意象性的，比较注重形式，注重个人表达。张继文是学舞美的，他照片有戏剧式的结构，虚拟的细节，照片中“做”的想法比较多。当时我们想用一种视觉的表达方式来表达现实的社会，表现精神性的东西。我当时用长焦、广角拍，而现在用一个标镜。注重画面的意象性，试图在照片里把个人的东西都包含进去，好象非得这样才能称得上作品似的。
尤：当时，拍照片就是想表现我自己。一个路人，我之所以拍他，只是他符合我想表现的东西，我并不在乎他是谁。就像面前的一个杯子，如果，我觉得它是个杯子的时候，我不会去拍它的，但当我觉得它不仅是个杯子的时候，我才会去拍它。只有当我对它有想法的时候我才会去拍它。
□ 林：办完展览后，有新成员加入“北河盟”吗？
金：总的来说，“北河盟”还是比较松散的，没有特别的灵魂人物。后来有新的成员想加入，但是，我们当时并不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要怎么发展，有兴趣在一起就在一起，所以就保持了当时的这种状况。
□ 林:办了两次展览以后，“北河盟”似乎就没有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了。
王：因为最早的时候，一个星期碰一次，时间久了，大家会厌倦。可能最初的时候，一个展览维持着大家，向心力比较强。后来时间久了，展览多了，交际圈也大了，自然会有一种离心力，展览也没继续下去，官方对意识形态的东西控制得比较严。还有一些个人原因，比如张继文毕业回了北京，黄懿去了广州，计文宇他们本身画画是主业，摄影并不是一个主业。我当时在上海广告公司创作部做摄影师。拍自己的东西也主要是下班以后，或者休息日。1988年，我和顾铮、陆元敏、陈海汶等五个人经常在一起，直到顾铮去了日本。
金：办了展览，在杂志上也发了些照片，像《现代摄影》（还请花健写过文章）。后来就各忙各的，有点聚不起来了。好象整个气氛差了，大部分人卷到商业上去了，而且有些人有生计上的问题。现在大家还会聚在一起，但大部分话题和摄影无关。
尤：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九十年代，许多人都面临着重新选择。八十年代中，许多人辞职、下海，这时我们都没有在乎它，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有很多人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想重新安排。这时，王耀东去了深圳，黄懿去了广州，我去了北京。人的想法总是慢慢改变，起先觉得拍照片是很有趣的事情，后来社会发生变化，周围的人也变了，杂念就多了。但无论怎样摄影还是一个终生的爱好。有一段时间，我很少拍，但相机没有丢，还是会拿出来，看一看，擦一擦，可无法按下快门，因为，始终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 林：当时你们是否人手一台相机。
尤：我们肯定是每个人有一台相机，只是好坏不一。当时，我们有两个镜头算是比较特别：金弘建有一个17毫米的镜头，我有一个400毫米的镜头。王耀东有些照片是用我的这个长焦拍的。
金：当时，王耀东、顾铮、尤泽宏都喜欢用17毫米的镜头。当时，我们之间相机和镜头是相互借着用，大家用的相机也差不多，因此没有相机和镜头的卡口不符的问题。
王：相机肯定是每人有一台，可能差一点。我当时用的是美能达的机器，手动、自动都有的，存了两年的钱才买的。
顾：我是在照相机总厂工作的，实在不行的话，一人给他们借一台。
一点感想
用镜头代替眼睛观看城市，用影像观照城市生活是“北河盟”有别于其他摄影群体的特征。城市影像是他们的作品中的双刃剑，他们将熟悉的城市陌生化，内心沟通欲与作品疏离感的错位形成了“北河盟”的影像风格。许多人偏爱用广角拍摄，试图在拥挤的城市中找寻更丰富的城市生活关系；他们敏锐地穿梭在城市中，以相濡以沫的情感探寻都市人的心态。无论题材、拍摄方式、构思、形式表达上都显示出当代意识的摄影观念。
都市以交往为基础，那么城市摄影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又该怎样发展呢？
城市摄影由来已久，摄影先驱尤金·阿杰（Eugene Atget,1857-1927）在19世纪末以其敏锐、细腻的观察，记录和拥有了整个巴黎。
1980年秋冬，全民性的国民经济大调整全面展开，艺术同经济一样，逐渐认识到要在传统视域和格局内获得长足的进展，必须开拓思维。在这样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许多摄影人开始在审美、形式以及对社会、人生的认知方式等方面的自觉地积累。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普通百姓的收入、支出的结构正在慢慢改变，这就使照相机走进普通人家成为可能。于是，很多人开始用照相机记录生活。但，或许因为无法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很多摄影人主动选择出走，去自己生活以外的地方拍摄，因此这种出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移情”。
同时，1980年代中期，法国大革命前的哲理小说，德国诗人歌德的《浮士德》，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些作品使我们这样一个缺乏哲学思维的传统国度里人们获得了一次哲学狂欢的机会，构成了一股新的哲学风潮。而且，大量的国外艺术作品进入中国，这使中国的艺术家在模仿国外成熟艺术作品形式的同时，也开始让艺术作品担负起反思社会的重任。
1980年代的上海，学习摄影的热情空前高涨（据说有20万人之多），除了媒体的记者外，很多对摄影充满向往的人也开始拿起相机。于是，他们穿梭在上海城中，参与到更广泛意义且自觉的摄影创作中。
“北河盟”摄影群体
“北河盟”在1980年代的文化环境中开始寻找自己的摄影理想。“我们只知道我们在寻找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寻找到什么。”（顾铮写在“北河盟”在上海淮海电影院巴黎咖啡厅的展览请柬上的话。）他们由一群生活或学习在上海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不服务于媒体，没有很强的职业特征，对于生活的记录没有功利性，完全出于个人表达的需要。成员为：金弘建、张继文、尤泽宏、张少平、毛一青、计文宇、王耀东、顾铮和黄懿（女）。
“北河盟”的大部分成员在青年宫的青年摄影协会相识，大部分的作品是在他们生活的都市——上海完成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拥有一台相机, 成员之间的器材都互相借用。每个星期他们至少聚会一次，金弘建家中的那个小小的阳台是他们高谈阔论的佳处……
1986年9月1日，“北河盟”的首次展览在上海淮海电影院的巴黎咖啡厅开幕了，展览共20天。作品共四、五十幅，每个人作品的数量不同，至少有一幅。淮海电影院门口有很多又粗又大的法国梧桐树，但是，人行道却很窄，所以，他们就在正门口的树上包上一大块红布。展览的装裱也极为简单，在相纸上轻轻裁一刀，然后撕开，就自然露白了，接着贴在用宣传色刷黑的三合板上，这样，简单的装裱就完成了。
同年的10月18日到26日，“北河盟”摄影群体在北京西城区工人俱乐部的“八十平米”艺术展厅，举办了名为“寻找者黑白摄影”的展览。
在“移情”的年代中，他们选择回归都市，在都市中寻求突破和创新，直面自己的现实生活，用作品和自己内心对话，和城市对话。这是需要勇气的。
后来，上海又相继有一些摄影同好结成不同的群体，进行摄影尝试，“北河盟”的盟友们也与他们保持了良好的交往。事实上，“北河盟”在许多摄影人眼里，成为了海派摄影特征的一种代表。
与顾铮、王耀东、金弘建、尤泽宏的对话
□ 林:“北河盟”的第一次展览是在哪年举办的？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顾：1986年。“北河盟”这个名字是专为展览取的。
王：也没什么实质的意义。当时，张抗抗有本小说《北极光》，这本小说给我的感觉很好，就取名叫“北河”吧，觉得这个名字也很有诗意。张继文当时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读书，但他是北方人，觉得必须要有“盟”这样的字，所以就叫了“北河盟”。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感觉性的产物，没有太多的象征意义。
□ 林:办展览的初衷是什么？
王：作品到一定程度，从个人也好，从群体也好，觉得自己作品挺好的，要让别人看一下。当时大家都不富裕，办展览有很多具体的困难。所以我们选择在淮海电影院，它的费用相对低一些。作为淮海电影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在上海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具体行动。”淮海电影院还提出“响应市政府号召，把艺术带到商业街上” 的口号。因为举办我们的这个展览，该电影院还被评为“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 林：为什么展览的场地选在淮海电影院的巴黎咖啡厅?
金：淮海路这段本来就很乱，淮海电影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电影院本身想改变一下，就利用它下面400平米的人防工程地下室，办了个巴黎咖啡厅，卖咖啡、饮料。还免费提供场地，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有点像北京的“八十平米展厅”。这个厅的第一次展览就是我们“北河盟”的摄影展。
□ 林：除了这个展览外，你们在北京的“八十平米”展厅也做了一个展览。
王：当时，北京的“八十平米”展厅经常展出凌飞策划的各种展览，有画展、摄影展，还有诗歌会等等，展出一些比较前卫的作品。在当时的北京算有点名气的另类展厅。我们的展览也是由他们联系主办的。当时我们派了几个代表去，正好赶上举办全国摄影展览。在开幕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同志把请柬、招贴放在中国美术馆的地上，还在展厅里发请柬。可能潜意识中有一种对抗的意思，因此很多人想去看。1980年代的中国摄影正面临着突破，很多人包括老年人、摄影权威也想看看到底怎么突破，有的人看懂了，有的人没有看懂，然后有人说“这些小年轻的东西不怎么样。”
□ 林：谁想出来把海报贴在地上？
尤：好像是毛一清。我们把海报从美术馆的正门口一直铺到第一个展厅的门口。一张接着一张，铺出一条黑的地毯。但当时并没有拍下来。
□ 林:你们之间怎么交流？
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星期都要碰一下，拿照片交流一下，但这种过程大家很快就厌倦了。同时，我们还有意识地找一些摄影以外的人，比如画家来参加我们的交流。这种形态在当时的摄影界来说是比较正规，也是走得比较前的形态，对于摄影这种视觉艺术的兴趣、探讨、方式是前卫于中国当时的摄影。
□ 林：当时你们经常去外地拍吗？
金：其实还是以城市为主。我生活在这个城市，对城市生活比较熟悉，又对现实生活不满。
尤：我还是只拍自己熟悉的生活，我不能去江浙一带，去了就不会拍照片。我还是比较喜欢表现动的东西，表现人。人是最丰富的语言。
□ 林：当时，认为照片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金：不想批判，只想把自己当时的感受表现出来，也想引起别人的共鸣。没有什么特别理性的要求。我们这些人没有任何功利的要求，也不想加入主流。
□ 林：你们怎么评价你们当时的作品。
王：我觉得当时“北河盟”的人还不够关注城市。那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喜欢背叛自己固有的生活状态，好多人跑到更远的地方。潜意识上有一种颠覆、背叛的心态。我的照片多是意象性的，比较注重形式，注重个人表达。张继文是学舞美的，他照片有戏剧式的结构，虚拟的细节，照片中“做”的想法比较多。当时我们想用一种视觉的表达方式来表达现实的社会，表现精神性的东西。我当时用长焦、广角拍，而现在用一个标镜。注重画面的意象性，试图在照片里把个人的东西都包含进去，好象非得这样才能称得上作品似的。
尤：当时，拍照片就是想表现我自己。一个路人，我之所以拍他，只是他符合我想表现的东西，我并不在乎他是谁。就像面前的一个杯子，如果，我觉得它是个杯子的时候，我不会去拍它的，但当我觉得它不仅是个杯子的时候，我才会去拍它。只有当我对它有想法的时候我才会去拍它。
□ 林：办完展览后，有新成员加入“北河盟”吗？
金：总的来说，“北河盟”还是比较松散的，没有特别的灵魂人物。后来有新的成员想加入，但是，我们当时并不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要怎么发展，有兴趣在一起就在一起，所以就保持了当时的这种状况。
□ 林:办了两次展览以后，“北河盟”似乎就没有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了。
王：因为最早的时候，一个星期碰一次，时间久了，大家会厌倦。可能最初的时候，一个展览维持着大家，向心力比较强。后来时间久了，展览多了，交际圈也大了，自然会有一种离心力，展览也没继续下去，官方对意识形态的东西控制得比较严。还有一些个人原因，比如张继文毕业回了北京，黄懿去了广州，计文宇他们本身画画是主业，摄影并不是一个主业。我当时在上海广告公司创作部做摄影师。拍自己的东西也主要是下班以后，或者休息日。1988年，我和顾铮、陆元敏、陈海汶等五个人经常在一起，直到顾铮去了日本。
金：办了展览，在杂志上也发了些照片，像《现代摄影》（还请花健写过文章）。后来就各忙各的，有点聚不起来了。好象整个气氛差了，大部分人卷到商业上去了，而且有些人有生计上的问题。现在大家还会聚在一起，但大部分话题和摄影无关。
尤：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九十年代，许多人都面临着重新选择。八十年代中，许多人辞职、下海，这时我们都没有在乎它，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有很多人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想重新安排。这时，王耀东去了深圳，黄懿去了广州，我去了北京。人的想法总是慢慢改变，起先觉得拍照片是很有趣的事情，后来社会发生变化，周围的人也变了，杂念就多了。但无论怎样摄影还是一个终生的爱好。有一段时间，我很少拍，但相机没有丢，还是会拿出来，看一看，擦一擦，可无法按下快门，因为，始终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 林：当时你们是否人手一台相机。
尤：我们肯定是每个人有一台相机，只是好坏不一。当时，我们有两个镜头算是比较特别：金弘建有一个17毫米的镜头，我有一个400毫米的镜头。王耀东有些照片是用我的这个长焦拍的。
金：当时，王耀东、顾铮、尤泽宏都喜欢用17毫米的镜头。当时，我们之间相机和镜头是相互借着用，大家用的相机也差不多，因此没有相机和镜头的卡口不符的问题。
王：相机肯定是每人有一台，可能差一点。我当时用的是美能达的机器，手动、自动都有的，存了两年的钱才买的。
顾：我是在照相机总厂工作的，实在不行的话，一人给他们借一台。
一点感想
用镜头代替眼睛观看城市，用影像观照城市生活是“北河盟”有别于其他摄影群体的特征。城市影像是他们的作品中的双刃剑，他们将熟悉的城市陌生化，内心沟通欲与作品疏离感的错位形成了“北河盟”的影像风格。许多人偏爱用广角拍摄，试图在拥挤的城市中找寻更丰富的城市生活关系；他们敏锐地穿梭在城市中，以相濡以沫的情感探寻都市人的心态。无论题材、拍摄方式、构思、形式表达上都显示出当代意识的摄影观念。
都市以交往为基础，那么城市摄影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又该怎样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