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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自秦统一以后出现的第一次大分裂时期，也是各民族空前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迁徙频繁，各民族交错杂居，政治、文化相互交流渗透，为开启隋唐统一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时期的河西地区因地处边隅，远离中原战乱地带，加之少数民族大量内迁，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快速交融发展，因此留下诸多丰富的历史遗存。本文以嘉峪关新城魏晋砖壁画中的少数民族形象作为切入点，简要概括各民族的发式、服饰特点及形象特征等，进而为研究这一地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积累理论依据。
[关键词]嘉峪关;魏晋墓砖画;少数民族形象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162-03
一、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时代背景
魏晋南北朝，亦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自秦统一以后出现的第一次大分裂时期。这一时期政局动荡、战火频仍，但同时也是民族空前大融合的时代。少数民族迁徙频繁，各民族交错杂居，政治、文化相互交流渗透，为开启隋唐统一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时期的河西地区因地处西北边隅，远离中原战乱地带，加之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大批内迁，多民族长期通婚杂居、生产互补，社会、政治、文化得到快速发展。《一个历史上的分合势力——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与中原》中记载：“张轨治理下的河西相对于中原，政治安定，经济活跃，社会丰裕，文化也逐渐发展。”{1}这为河西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生产方式等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也遗留下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在嘉峪关新城戈壁之上目前共发现千余座魏晋墓葬，至今共清理发掘了十余座古墓葬，其中第1、3、4、5、6、7、12、13号墓都有彩绘砖壁画，被称为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砖壁画内容种类繁多，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砖壁画中出现了多种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场景，本文以少数民族形象为切入点，针对各民族外部形象特征进行简要概括。
二、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壁画中的少数民族形象
羌族是西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先秦时就生活于甘肃、青海、四川一带，依水而居。《诗经·殷武》中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2}可以看出当时羌与中原政权就保持着紧密交流。之后在羌不断汉化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生产生活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由传统单一的游牧业逐渐向精耕细作多元化农业生产方式发展。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在嘉峪关新城魏晋砖壁画中出现多幅描绘羌人生活场景的壁画，为反映魏晋时期羌人形象特征及生活方式提供了珍贵图像资料。其中在嘉峪关新城魏晋墓6号墓耙地图、5号墓耱地图、采桑图、守卫图， 12、13号墓中牧羊图、牧马图等均出现了羌人形象。画面中人物形象无论男女，皆散发垂于背部，不编发。《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被（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3}同时，羌人服饰还好披毡。《广志》记载：“嫁女得高姿者，聘至百犊。女披大华毡以为盛饰。”{4}由此看来披发覆面和披大华毡都是判断羌人形象的重要标准。此外，羌人服饰多以袍为主，袖端收敛，并装有祛口，袍长度不及膝盖。由此看出魏晋时期羌人形象多以披发垂于项背，着皮、毛质地的的褐色袍服，袍服左衽，多有缘饰，袍服外有披毡等为特性。
氐族是一支主要居住在今陕西、甘肃、四川等广大地区的古老游牧民族。主要以从事畜牧、农业为生，东汉时期开始内迁，魏晋时大量接受汉族文化和生产技术。《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5}这是关于汉代氐族第一次的简要说明。氐人自汉代起就居于嘉峪关一带，魏晋时氐族得到进一步发展，显然已较羌族更为先进。在嘉峪关新城魏晋墓5号墓采桑图、6号墓耙地图中均发现氐人采桑耙地之生产场景，画面中人物皆编发作辫，垂于项背。氐人的服饰有自己的特点，尚青、绛及白色，他们善织殊缕布，喜穿麻布衣。《魏略·西戎传》记载：“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6}《南史·武兴国传》中也记载：“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7}与羌人“皆衣裘褐” “披毡为上饰” “被（披）发覆面”有所不同。可见，氐人好编发，其民族的经济、文化也与羌族极为相似，但受汉化影响更为显著。
鲜卑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支游牧民族，崛起于蒙古高原，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曹魏时，其中一支秃发鲜卑在其首领秃发匹孤率领下自塞北阴山、河套一带迁入河西走廊，故亦称河西鲜卑。早期鲜卑保持有游牧民族的习俗特性。因为鲜卑同乌桓同源，又受到匈奴奴役，所以习俗与乌桓、匈奴类似。《后汉书·鲜卑传》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8}后期鲜卑由于同汉族接触加深，渐渐汉化，其生活习性逐渐向汉族靠拢。在新城魏晋墓3号墓坞壁图、穹庐图、屯垦图、耱地图中均有鲜卑人物形象出现，画面中人物形象皆有髡发习俗，即剃去周边头发，留顶发结辫或打成小髻，或梳成大辫，披于脑后。喜穿赭色衣服，头上无帽冠。
龟兹为西域国名，是古西域大国之一。历史上龟兹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处，同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冲。班固《汉书》记载：“龟兹，国都延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其国东通焉耆，西通姑墨，北通乌孙。有人口8万余，佣兵2万余，在西域城郭诸国中最为强大。”{9}龟兹人的内迁始于西汉，魏晋时归于中央政权，部分人迁入河西和中原定居。在新城魏晋墓6号墓几幅采桑图中均有龟兹人的形象出现。画面中人物剪发、赤足，《晋书·西域传》记载：“男女皆剪发垂项。”{10}《旧唐书·龟兹传》也曾记载：“俗断发齐项，惟君不剪发。”{11}可以看出剪发是龟兹人的主要发型特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与中原地区及其他少數民族地区发式有很大区别，倒与波斯人的发式非常相似。《周书·异域传》中记载波斯人发式特点为 “丈夫剪发，戴白皮帽。”{12}《大唐西域记》中波斯国记录有 “齐发露顶，衣皮褐”。{13}龟兹人服饰特点多以翻领、窄袖、赤足、系腰带等。 除以上可以考证的少数民族形象之外，在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壁画墓中还有许多其他民族形象，其具体族属还无法确定。例如在新城魏晋墓5号墓中有一幅牧马图，图中描绘的是一高鼻深目，头戴三角帽，着左衽长袍、系腰带的牧马人驱马的画面。《嘉峪关魏晋民俗研究》中记载其为赀虏人形象：“赀虏属于匈奴的一支，以游牧卫生，住毡账，戴缨帽，衣皮革，上袍下绔，左衽窄袖，佩腰带，穿皮靴。”{14}而《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研究中》中认为可能为小月氏人或羯胡人形象，但无法确定。当然这也可能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也许当时普遍流行戴三角帽风俗，所以在辨别时不能把头戴三角帽的人都视为胡人。
三、 结语及研究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民族間交流融合共存之历史。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及形象特征，这一文化遗存不仅是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史的一部分，其背后所涵盖的历史文化价值底蕴深厚。
而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区，尽管汉人数量众多，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存在多民族相互交融的共生景象。嘉峪关新城魏晋砖壁画中所表现的少数民族形象为研究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社会发展、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等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为深入挖掘嘉峪关市历史文化资源，展示特色文化品牌，推动当地文物保护、利用和研究工作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 释]
①信玄：《一个历史上的分合势力——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与中原》，《历史月刊》，第225期。
{2}《诗经·殷武》。
{3}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
{4}《太平御览》卷708《服用部十·毡》，引《广志》。
{5}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6}陈寿：《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7}李延寿：《南史》卷79《武兴国传》。
{8}范晔：《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9}班固：《汉书》。
{10}房玄龄：《晋书》卷97《四夷·龟兹传》。
{11}《旧唐书》卷198《龟兹传》。
{12}《周书·异域传》。
{13}玄奘：《大唐西域记》。
{14}张晓东：《嘉峪关魏晋民俗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
[关键词]嘉峪关;魏晋墓砖画;少数民族形象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162-03
一、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时代背景
魏晋南北朝，亦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自秦统一以后出现的第一次大分裂时期。这一时期政局动荡、战火频仍，但同时也是民族空前大融合的时代。少数民族迁徙频繁，各民族交错杂居，政治、文化相互交流渗透，为开启隋唐统一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时期的河西地区因地处西北边隅，远离中原战乱地带，加之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大批内迁，多民族长期通婚杂居、生产互补，社会、政治、文化得到快速发展。《一个历史上的分合势力——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与中原》中记载：“张轨治理下的河西相对于中原，政治安定，经济活跃，社会丰裕，文化也逐渐发展。”{1}这为河西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生产方式等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也遗留下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在嘉峪关新城戈壁之上目前共发现千余座魏晋墓葬，至今共清理发掘了十余座古墓葬，其中第1、3、4、5、6、7、12、13号墓都有彩绘砖壁画，被称为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砖壁画内容种类繁多，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砖壁画中出现了多种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场景，本文以少数民族形象为切入点，针对各民族外部形象特征进行简要概括。
二、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壁画中的少数民族形象
羌族是西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先秦时就生活于甘肃、青海、四川一带，依水而居。《诗经·殷武》中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2}可以看出当时羌与中原政权就保持着紧密交流。之后在羌不断汉化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生产生活方式也不断发生变化，由传统单一的游牧业逐渐向精耕细作多元化农业生产方式发展。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在嘉峪关新城魏晋砖壁画中出现多幅描绘羌人生活场景的壁画，为反映魏晋时期羌人形象特征及生活方式提供了珍贵图像资料。其中在嘉峪关新城魏晋墓6号墓耙地图、5号墓耱地图、采桑图、守卫图， 12、13号墓中牧羊图、牧马图等均出现了羌人形象。画面中人物形象无论男女，皆散发垂于背部，不编发。《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被（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3}同时，羌人服饰还好披毡。《广志》记载：“嫁女得高姿者，聘至百犊。女披大华毡以为盛饰。”{4}由此看来披发覆面和披大华毡都是判断羌人形象的重要标准。此外，羌人服饰多以袍为主，袖端收敛，并装有祛口，袍长度不及膝盖。由此看出魏晋时期羌人形象多以披发垂于项背，着皮、毛质地的的褐色袍服，袍服左衽，多有缘饰，袍服外有披毡等为特性。
氐族是一支主要居住在今陕西、甘肃、四川等广大地区的古老游牧民族。主要以从事畜牧、农业为生，东汉时期开始内迁，魏晋时大量接受汉族文化和生产技术。《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自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5}这是关于汉代氐族第一次的简要说明。氐人自汉代起就居于嘉峪关一带，魏晋时氐族得到进一步发展，显然已较羌族更为先进。在嘉峪关新城魏晋墓5号墓采桑图、6号墓耙地图中均发现氐人采桑耙地之生产场景，画面中人物皆编发作辫，垂于项背。氐人的服饰有自己的特点，尚青、绛及白色，他们善织殊缕布，喜穿麻布衣。《魏略·西戎传》记载：“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6}《南史·武兴国传》中也记载：“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7}与羌人“皆衣裘褐” “披毡为上饰” “被（披）发覆面”有所不同。可见，氐人好编发，其民族的经济、文化也与羌族极为相似，但受汉化影响更为显著。
鲜卑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支游牧民族，崛起于蒙古高原，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曹魏时，其中一支秃发鲜卑在其首领秃发匹孤率领下自塞北阴山、河套一带迁入河西走廊，故亦称河西鲜卑。早期鲜卑保持有游牧民族的习俗特性。因为鲜卑同乌桓同源，又受到匈奴奴役，所以习俗与乌桓、匈奴类似。《后汉书·鲜卑传》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8}后期鲜卑由于同汉族接触加深，渐渐汉化，其生活习性逐渐向汉族靠拢。在新城魏晋墓3号墓坞壁图、穹庐图、屯垦图、耱地图中均有鲜卑人物形象出现，画面中人物形象皆有髡发习俗，即剃去周边头发，留顶发结辫或打成小髻，或梳成大辫，披于脑后。喜穿赭色衣服，头上无帽冠。
龟兹为西域国名，是古西域大国之一。历史上龟兹是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处，同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通要冲。班固《汉书》记载：“龟兹，国都延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其国东通焉耆，西通姑墨，北通乌孙。有人口8万余，佣兵2万余，在西域城郭诸国中最为强大。”{9}龟兹人的内迁始于西汉，魏晋时归于中央政权，部分人迁入河西和中原定居。在新城魏晋墓6号墓几幅采桑图中均有龟兹人的形象出现。画面中人物剪发、赤足，《晋书·西域传》记载：“男女皆剪发垂项。”{10}《旧唐书·龟兹传》也曾记载：“俗断发齐项，惟君不剪发。”{11}可以看出剪发是龟兹人的主要发型特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与中原地区及其他少數民族地区发式有很大区别，倒与波斯人的发式非常相似。《周书·异域传》中记载波斯人发式特点为 “丈夫剪发，戴白皮帽。”{12}《大唐西域记》中波斯国记录有 “齐发露顶，衣皮褐”。{13}龟兹人服饰特点多以翻领、窄袖、赤足、系腰带等。 除以上可以考证的少数民族形象之外，在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壁画墓中还有许多其他民族形象，其具体族属还无法确定。例如在新城魏晋墓5号墓中有一幅牧马图，图中描绘的是一高鼻深目，头戴三角帽，着左衽长袍、系腰带的牧马人驱马的画面。《嘉峪关魏晋民俗研究》中记载其为赀虏人形象：“赀虏属于匈奴的一支，以游牧卫生，住毡账，戴缨帽，衣皮革，上袍下绔，左衽窄袖，佩腰带，穿皮靴。”{14}而《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研究中》中认为可能为小月氏人或羯胡人形象，但无法确定。当然这也可能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也许当时普遍流行戴三角帽风俗，所以在辨别时不能把头戴三角帽的人都视为胡人。
三、 结语及研究意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民族間交流融合共存之历史。每个少数民族都有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及形象特征，这一文化遗存不仅是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史的一部分，其背后所涵盖的历史文化价值底蕴深厚。
而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区，尽管汉人数量众多，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也存在多民族相互交融的共生景象。嘉峪关新城魏晋砖壁画中所表现的少数民族形象为研究魏晋时期河西地区民族融合、社会发展、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等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为深入挖掘嘉峪关市历史文化资源，展示特色文化品牌，推动当地文物保护、利用和研究工作等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 释]
①信玄：《一个历史上的分合势力——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与中原》，《历史月刊》，第225期。
{2}《诗经·殷武》。
{3}范晔：《后汉书》卷87《西羌传》。
{4}《太平御览》卷708《服用部十·毡》，引《广志》。
{5}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6}陈寿：《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7}李延寿：《南史》卷79《武兴国传》。
{8}范晔：《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9}班固：《汉书》。
{10}房玄龄：《晋书》卷97《四夷·龟兹传》。
{11}《旧唐书》卷198《龟兹传》。
{12}《周书·异域传》。
{13}玄奘：《大唐西域记》。
{14}张晓东：《嘉峪关魏晋民俗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