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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长假的青岛大学凉爽且安静,中国音乐史学会第九届年会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艺术院校与艺术研究所专家学者,音乐报刊工作者与音乐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百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前3天为论文评奖,第四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分本科、硕士与博士三个档次,共评选出32篇获奖论文。
5月4日第九届年会正式开幕,本届年会主席、青岛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陶亚兵主持会议。学会会长王子初宣读了本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的结果并颁发证书和奖品,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音乐史学的发展。副会长梁茂春、郑祖襄分别对参评的古代和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论文进行点评。梁茂春教授提出“选题要小、挖掘要深、逻辑要严、立意要新”的十六字口诀。他以为,本次论文评选中,富有创新意义的、具有闪光点的论文不多,应提倡年轻学者在研究中要有创新思维,要有敢于超越前人、超越老师的勇气。4日下午,大会分中国古代音乐史与近现代音乐史两个会场举行学术研讨。
反省昨天——近现代史研究
戴嘉枋以文革音乐史研究为题发言,认为历史是一条河流,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与结果,探讨其因果关系是音乐史学一个任务。文革文艺的畸形繁盛是音乐为政治服务走到极端的必然结果。文革后音乐的大发展是对文革音乐的一个否定,今天有人喜欢样板戏不是怀念样板戏,而是对戏曲舞台上的老戏不满足。他指出:目前音乐史的研究呈“两极化发展”,通史与个案的研究较多,而断代史的研究较为薄弱;断代史是通史的局部“放大”,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历史局外人的身份来客观地看待研究对象,以史料为基础对研究对象进行考证。
汪毓和就重写近现代音乐史表示对自己著述不同意见与观点讨论的欢迎,提出“音乐史学应与民族音乐学相融合”,“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两种结合,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刻”。向延生介绍了新版抗战歌曲集编撰的背景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抗战歌曲的发展情况;同时也介绍了抗战爆发后萧友梅先生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提出要培养歌咏指挥、培养军乐队,改变音乐学院办学思路、强调音乐为抗战服务的一些重要史实。冯长春有关30、40年代“学院派”论争的研究也引起与会者重视。
刘云燕对现代京剧样板戏旦角唱腔的音乐分析,钱彤有关贺绿汀与20世纪早期流行音乐研究成果的介绍,彭丽有关彭修文研究,孟维平、李岩对近现代音乐研究提出的思考和见解,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赵广晖教授对台湾原住民音乐的介绍等发言,也受到关注。
追朔从前——古代史研究
修海林通过对巴蜀三组文物图像的考证,结合文献将其置于历史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量,以对南宋时期的南方杂剧的角色及其表演形式分析研究,认为鼓、板、笛或鼓、板、筚笠为南宋两种主要的杂剧乐器组合形式。贺志凌通过对新疆出土箜篌与巴洛雷克古代竖琴的比较,对箜篌的形制与渊源进行了考证,得出二者同斯基泰文化之源但不同流的结论。孔义龙的《论一弦等分取音与编钟四声音列》,王洪军的《见于〈国语·周语下〉的钟律文献再解读》和王清雷的《史前礼乐制度初研》,前两文分别侧重于考古学和文献学两种不同的方法,对钟律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而王清雷则通过对史前钟磬之乐的考证,对当时的礼乐制度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此外,章华英对古琴的打谱研究与理论做出总结;朱国龙对古篴的考释等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古代乐谱的研究,一直是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薄弱环节。杨善武有《敦煌乐谱研究的新突破》的发言,他通过对同名曲《倾杯乐》旋律重合问题的探讨,来证明林谦三在1955年有关琵琶定弦推论之正确,并旁证了燕乐二十八调中闰角调的存在。徐元勇对留存于海外(主要为日本)的明清乐谱的保存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新乐谱资料与照片。李颖则对明清时期唱乐记录的形式即乐谱形式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古代史研究论文与发言较多,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
学科建设与教学
郑祖襄就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现状发言,指出“随着研究领域和范围的扩大,研究层次的不断提高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正不断走向深入”。就目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主要体现为文献史料研究、古代乐谱研究、古代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乐律学史研究、音乐考古学研究、音乐思想研究、曲调考证七个主要方面。他强调了古代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性,针对目前研究较为薄弱的状况,以及因缺少文献记载对其研究所造成的困难,提出应以“考古学的方法”和“用历史的语言代替历史学”的观念进行研究。并认为“考古乐器的类型学研究”和“建立一套科学的古乐器测音体系”是音乐考古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
郭树群指出:目前音乐史学学科理论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提出音乐史学史和方法论的研究应有更广阔的视角,呼吁音乐史学界“重视学科理论建设”。他还强调在音乐史的教学中应“弘扬历史理性主义精神”、“营造历史体验的氛围”,注重“资料基础与方法论的建设”,倡导一种“多维性的学术研究”。此外,高兴提出“中国音乐科技史”的研究课题,是音乐与自然科学相交叉而成的一门边缘学科。
有关音乐史学教学的研究是音乐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而教学过程往往受制于资料之不便。有感于此,王子初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软件”中收入了有关中国音乐史的图片743幅,是音乐史教学最新的科研成果。郑锦扬就中国音乐史研究生教育中研究能力的培养与学术视野等问题,提出了“一个目标”、“两个基础”、“三个创新”与“四个原则”,其中有关“因人而异、把握课题、不拘一格、力求新意”的“四个原则”对研究生论文的选题具有指导意义。此外,王秀平的《论高校中国音乐史可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王誉声的《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思考》等发言为音乐史教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本届年会研讨范围宽泛,内容丰富,遗憾的是,采用新方法新视角撰写的论文,尤其乐律学及古代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多,当代音乐,尤其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音乐创作表演的研究明显缺乏,音乐本体研究薄弱。中国音乐史的研究队伍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队伍年轻化,有大量博士、硕士参会,老一辈史学研究工作者正逐步退出工作岗位;二是研究与教学人员分布更为广泛,与会人员已覆盖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以及台湾地区。第十届年会将于2008年召开,同时举办第四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活动。
5月4日第九届年会正式开幕,本届年会主席、青岛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陶亚兵主持会议。学会会长王子初宣读了本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的结果并颁发证书和奖品,他回顾了1978年以来音乐史学的发展。副会长梁茂春、郑祖襄分别对参评的古代和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论文进行点评。梁茂春教授提出“选题要小、挖掘要深、逻辑要严、立意要新”的十六字口诀。他以为,本次论文评选中,富有创新意义的、具有闪光点的论文不多,应提倡年轻学者在研究中要有创新思维,要有敢于超越前人、超越老师的勇气。4日下午,大会分中国古代音乐史与近现代音乐史两个会场举行学术研讨。
反省昨天——近现代史研究
戴嘉枋以文革音乐史研究为题发言,认为历史是一条河流,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与结果,探讨其因果关系是音乐史学一个任务。文革文艺的畸形繁盛是音乐为政治服务走到极端的必然结果。文革后音乐的大发展是对文革音乐的一个否定,今天有人喜欢样板戏不是怀念样板戏,而是对戏曲舞台上的老戏不满足。他指出:目前音乐史的研究呈“两极化发展”,通史与个案的研究较多,而断代史的研究较为薄弱;断代史是通史的局部“放大”,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历史局外人的身份来客观地看待研究对象,以史料为基础对研究对象进行考证。
汪毓和就重写近现代音乐史表示对自己著述不同意见与观点讨论的欢迎,提出“音乐史学应与民族音乐学相融合”,“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两种结合,从而使“研究更为深刻”。向延生介绍了新版抗战歌曲集编撰的背景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抗战歌曲的发展情况;同时也介绍了抗战爆发后萧友梅先生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提出要培养歌咏指挥、培养军乐队,改变音乐学院办学思路、强调音乐为抗战服务的一些重要史实。冯长春有关30、40年代“学院派”论争的研究也引起与会者重视。
刘云燕对现代京剧样板戏旦角唱腔的音乐分析,钱彤有关贺绿汀与20世纪早期流行音乐研究成果的介绍,彭丽有关彭修文研究,孟维平、李岩对近现代音乐研究提出的思考和见解,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赵广晖教授对台湾原住民音乐的介绍等发言,也受到关注。
追朔从前——古代史研究
修海林通过对巴蜀三组文物图像的考证,结合文献将其置于历史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量,以对南宋时期的南方杂剧的角色及其表演形式分析研究,认为鼓、板、笛或鼓、板、筚笠为南宋两种主要的杂剧乐器组合形式。贺志凌通过对新疆出土箜篌与巴洛雷克古代竖琴的比较,对箜篌的形制与渊源进行了考证,得出二者同斯基泰文化之源但不同流的结论。孔义龙的《论一弦等分取音与编钟四声音列》,王洪军的《见于〈国语·周语下〉的钟律文献再解读》和王清雷的《史前礼乐制度初研》,前两文分别侧重于考古学和文献学两种不同的方法,对钟律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而王清雷则通过对史前钟磬之乐的考证,对当时的礼乐制度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此外,章华英对古琴的打谱研究与理论做出总结;朱国龙对古篴的考释等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古代乐谱的研究,一直是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薄弱环节。杨善武有《敦煌乐谱研究的新突破》的发言,他通过对同名曲《倾杯乐》旋律重合问题的探讨,来证明林谦三在1955年有关琵琶定弦推论之正确,并旁证了燕乐二十八调中闰角调的存在。徐元勇对留存于海外(主要为日本)的明清乐谱的保存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新乐谱资料与照片。李颖则对明清时期唱乐记录的形式即乐谱形式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古代史研究论文与发言较多,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
学科建设与教学
郑祖襄就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现状发言,指出“随着研究领域和范围的扩大,研究层次的不断提高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正不断走向深入”。就目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主要体现为文献史料研究、古代乐谱研究、古代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乐律学史研究、音乐考古学研究、音乐思想研究、曲调考证七个主要方面。他强调了古代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性,针对目前研究较为薄弱的状况,以及因缺少文献记载对其研究所造成的困难,提出应以“考古学的方法”和“用历史的语言代替历史学”的观念进行研究。并认为“考古乐器的类型学研究”和“建立一套科学的古乐器测音体系”是音乐考古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
郭树群指出:目前音乐史学学科理论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提出音乐史学史和方法论的研究应有更广阔的视角,呼吁音乐史学界“重视学科理论建设”。他还强调在音乐史的教学中应“弘扬历史理性主义精神”、“营造历史体验的氛围”,注重“资料基础与方法论的建设”,倡导一种“多维性的学术研究”。此外,高兴提出“中国音乐科技史”的研究课题,是音乐与自然科学相交叉而成的一门边缘学科。
有关音乐史学教学的研究是音乐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而教学过程往往受制于资料之不便。有感于此,王子初在“中国古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软件”中收入了有关中国音乐史的图片743幅,是音乐史教学最新的科研成果。郑锦扬就中国音乐史研究生教育中研究能力的培养与学术视野等问题,提出了“一个目标”、“两个基础”、“三个创新”与“四个原则”,其中有关“因人而异、把握课题、不拘一格、力求新意”的“四个原则”对研究生论文的选题具有指导意义。此外,王秀平的《论高校中国音乐史可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王誉声的《中国音乐史教学的思考》等发言为音乐史教学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本届年会研讨范围宽泛,内容丰富,遗憾的是,采用新方法新视角撰写的论文,尤其乐律学及古代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多,当代音乐,尤其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音乐创作表演的研究明显缺乏,音乐本体研究薄弱。中国音乐史的研究队伍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队伍年轻化,有大量博士、硕士参会,老一辈史学研究工作者正逐步退出工作岗位;二是研究与教学人员分布更为广泛,与会人员已覆盖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以及台湾地区。第十届年会将于2008年召开,同时举办第四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