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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镇湖绣品街上，周京蓉经营着一家刺绣商铺。展台上摆满了未装裱的绣品，四边有些毛糙，有的还可见污渍。
在绣品街上只要看到这样摆放绣品的商铺，不管招牌上是否写明“朝鲜绣批发”，肯定都在经营朝鲜绣。
据说，镇湖主营朝鲜绣的商铺有七八十家，一种模式是直接与朝鲜的公社联系，另一种则是在辽宁丹东等地代工生产。
与正在争取高端精品和标准化的苏绣不同，朝鲜绣“走量”。此前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部主任祁述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则认为，苏州60%的刺绣产品来自朝鲜。
到朝鲜去
2010年周京蓉第一次到朝鲜。他告诉本刊记者，那时苏州绣娘人工成本快速上涨，去朝鲜就是要解决劳动力成本问题，再加上朝鲜也有刺绣基础，“做这样的选择水到渠成”。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文霞告诉本刊记者，1963年她在苏州刺绣研究所工作时，周恩来总理曾经转给他们一张朝鲜绣《少女》。她看到，朝鲜绣色彩比较单调，针法也不很丰富。
由于针法和理念的区别，周京蓉首先要培训朝鲜绣娘——多是隔月派技术员去朝鲜教学指导。
这是一件花费巨大的事，通常技术员的月工资是1万元左右，此外每一次去都有翻译跟着吃住，又是一笔花费。
黄志琴在绣品街上也经营着朝鲜绣商铺，正因为花费巨大，她现在也不常去朝鲜了。
其实初期苏州的商家们都把培训地点选在辽宁丹东、吉林珲春等城市，让朝鲜挑选一些人过来学。现在比较大的商家在朝鲜及边境地区拥有4个加工厂、上千个工人。
绣娘、苏绣高级工艺师张建英2009年去过朝鲜。她的丈夫周鸣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朝鲜绣娘的每小时人均成本也就三五元，现在贵一些，但本地绣娘的每小时成本已经在12元到20元。”
周鸣说，那时朝鲜有一家70多人的工厂专为他们加工刺绣。工厂都是由朝鲜方面的公社管理，所以他们并不能掌控质量。他们能做的就是把刺绣所需的材料运往丹东再运进朝鲜，那里有人把原材料散发出去。
在朝鲜绣逐渐占据苏绣市场的5年里，“朝鲜代工”在中国与朝鲜之间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丹东就有不少对朝贸易中介连接着苏州与朝鲜。
转到越南
“绣爷”皋文华告诉本刊记者，2011年朝鲜绣在绣品街上出现，2012年开始有朝鲜绣铺，2013年在皋文华眼中是朝鲜绣最好的年份，当时从丹东过来的几个商人都赚了很多钱。
“后来去朝鲜的人越来越多，产品也越来越多，走量产的朝鲜绣也就成了便宜、东西烂的代名词。”在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周鸣夫妇决定从朝鲜撤出，转去越南。
越南的人力成本虽比朝鲜高很多，但中国人可以控制生产过程。4年来，周鸣在越南河内的远郊建起了3座作坊，其中两个直接管理，一个代工性质，共有100多“绣娘”。
周鸣和张建英在绣品街上经营的还是传统的“夫妻老婆店”，张建英负责刺绣指导，周鸣负责营销和管理。
他们的刺绣艺术馆和其他绣娘的艺术馆大同小异，楼上楼下都挂满了装裱好的刺绣作品。
如果没人提醒，外来者都会以为这些做工相对精致的作品是在本地加工的。其实，其中多数商品都是来自越南的中高档绣品，价格在3000元以上，这与绣品街上100多元到数百元一幅的朝鲜绣差距很大。
越南刺绣的人工成本是一天50元左右，因为可以直接挑选、管理、培训当地绣娘，也不用担心像在朝鲜每天要搞半天“政治学习”，更没有对方突然要求加价的情况。
“一天绣几个小时，就给你多少钱，以打卡来计算。”张建英现在隔月去一次越南指导刺绣，周鸣的父母也常在越南帮助他们照看作坊。
不过，现在去越南找代工的人还比较少，绣品街上还没有“越南绣”的说法。除了人工成本更低，来自越南和朝鲜的绣品很少以贸易品的方式运进中国，而是通过中介、亲朋夹带而来。由于每次规模并不大，很少被海关征税。
成本贵了，绣娘少了
“姚慧芬刺绣艺术馆”馆长俞宏清丝毫没有掩饰他的忧虑：姚慧芬现在带20多个徒弟，多是年龄偏大的绣娘，30多岁的只有两位。再过几年，有的就回去带孙子了，有的身体慢慢跟不上了。
“八千绣娘，现在最多三千。”皋文华说，“现在刺绣生产的主力是60后、70后，年轻人完全跟不上来。”
人工不仅“贵”，而且“稀缺”。
在镇湖数日，本刊记者很少看到年轻一代的绣娘，只有少数80后在从事刺绣。本地劳动力不足，使量产部分的刺绣加工不可避免地外移。
同时，“一个门面，我们租的时候是一年5000元，一二三层全可以用。10年后，涨到了7.5万元。绣品街上的房子，一上一下两层，开始售价也就是11万元，但现在两个门面起码要卖到500万元。”周鸣说，昂贵的成本只能迫使他们寻求更廉价的人力来降低综合成本。
朝鲜绣在镇湖始终是存在分歧的话题。
俞宏清指着“姚慧芬刺绣艺术馆”墙壁上挂着的一些中低端的苏绣作品说：“同样的东西，在朝鲜绣的冲击下，我们就卖不动。”
他希望把朝鲜绣与苏绣区分开来，不要让朝鲜绣打着苏绣的旗号充斥市场，“朝鲜人再灵巧，他们做出来的永远是另一个民族的东西，精神特质就不是苏绣。”
不过镇湖刺绣协会副会长张伟并没有太多的担忧，他并不认为朝鲜绣对苏绣的冲击有多么严重，“朝鲜绣也是苏绣，都是用苏绣理念在加工的刺绣。”
在绣品街上只要看到这样摆放绣品的商铺，不管招牌上是否写明“朝鲜绣批发”，肯定都在经营朝鲜绣。
据说，镇湖主营朝鲜绣的商铺有七八十家，一种模式是直接与朝鲜的公社联系，另一种则是在辽宁丹东等地代工生产。
与正在争取高端精品和标准化的苏绣不同，朝鲜绣“走量”。此前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部主任祁述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则认为，苏州60%的刺绣产品来自朝鲜。
到朝鲜去
2010年周京蓉第一次到朝鲜。他告诉本刊记者，那时苏州绣娘人工成本快速上涨，去朝鲜就是要解决劳动力成本问题，再加上朝鲜也有刺绣基础，“做这样的选择水到渠成”。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文霞告诉本刊记者，1963年她在苏州刺绣研究所工作时，周恩来总理曾经转给他们一张朝鲜绣《少女》。她看到，朝鲜绣色彩比较单调，针法也不很丰富。
由于针法和理念的区别，周京蓉首先要培训朝鲜绣娘——多是隔月派技术员去朝鲜教学指导。
这是一件花费巨大的事，通常技术员的月工资是1万元左右，此外每一次去都有翻译跟着吃住，又是一笔花费。
黄志琴在绣品街上也经营着朝鲜绣商铺，正因为花费巨大，她现在也不常去朝鲜了。
其实初期苏州的商家们都把培训地点选在辽宁丹东、吉林珲春等城市，让朝鲜挑选一些人过来学。现在比较大的商家在朝鲜及边境地区拥有4个加工厂、上千个工人。
绣娘、苏绣高级工艺师张建英2009年去过朝鲜。她的丈夫周鸣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朝鲜绣娘的每小时人均成本也就三五元，现在贵一些，但本地绣娘的每小时成本已经在12元到20元。”
周鸣说，那时朝鲜有一家70多人的工厂专为他们加工刺绣。工厂都是由朝鲜方面的公社管理，所以他们并不能掌控质量。他们能做的就是把刺绣所需的材料运往丹东再运进朝鲜，那里有人把原材料散发出去。
在朝鲜绣逐渐占据苏绣市场的5年里，“朝鲜代工”在中国与朝鲜之间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丹东就有不少对朝贸易中介连接着苏州与朝鲜。
转到越南
“绣爷”皋文华告诉本刊记者，2011年朝鲜绣在绣品街上出现，2012年开始有朝鲜绣铺，2013年在皋文华眼中是朝鲜绣最好的年份，当时从丹东过来的几个商人都赚了很多钱。
“后来去朝鲜的人越来越多，产品也越来越多，走量产的朝鲜绣也就成了便宜、东西烂的代名词。”在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周鸣夫妇决定从朝鲜撤出，转去越南。
越南的人力成本虽比朝鲜高很多，但中国人可以控制生产过程。4年来，周鸣在越南河内的远郊建起了3座作坊，其中两个直接管理，一个代工性质，共有100多“绣娘”。
周鸣和张建英在绣品街上经营的还是传统的“夫妻老婆店”，张建英负责刺绣指导，周鸣负责营销和管理。
他们的刺绣艺术馆和其他绣娘的艺术馆大同小异，楼上楼下都挂满了装裱好的刺绣作品。
如果没人提醒，外来者都会以为这些做工相对精致的作品是在本地加工的。其实，其中多数商品都是来自越南的中高档绣品，价格在3000元以上，这与绣品街上100多元到数百元一幅的朝鲜绣差距很大。
越南刺绣的人工成本是一天50元左右，因为可以直接挑选、管理、培训当地绣娘，也不用担心像在朝鲜每天要搞半天“政治学习”，更没有对方突然要求加价的情况。
“一天绣几个小时，就给你多少钱，以打卡来计算。”张建英现在隔月去一次越南指导刺绣，周鸣的父母也常在越南帮助他们照看作坊。
不过，现在去越南找代工的人还比较少，绣品街上还没有“越南绣”的说法。除了人工成本更低，来自越南和朝鲜的绣品很少以贸易品的方式运进中国，而是通过中介、亲朋夹带而来。由于每次规模并不大，很少被海关征税。
成本贵了，绣娘少了
“姚慧芬刺绣艺术馆”馆长俞宏清丝毫没有掩饰他的忧虑：姚慧芬现在带20多个徒弟，多是年龄偏大的绣娘，30多岁的只有两位。再过几年，有的就回去带孙子了，有的身体慢慢跟不上了。
“八千绣娘，现在最多三千。”皋文华说，“现在刺绣生产的主力是60后、70后，年轻人完全跟不上来。”
人工不仅“贵”，而且“稀缺”。
在镇湖数日，本刊记者很少看到年轻一代的绣娘，只有少数80后在从事刺绣。本地劳动力不足，使量产部分的刺绣加工不可避免地外移。
同时，“一个门面，我们租的时候是一年5000元，一二三层全可以用。10年后，涨到了7.5万元。绣品街上的房子，一上一下两层，开始售价也就是11万元，但现在两个门面起码要卖到500万元。”周鸣说，昂贵的成本只能迫使他们寻求更廉价的人力来降低综合成本。
朝鲜绣在镇湖始终是存在分歧的话题。
俞宏清指着“姚慧芬刺绣艺术馆”墙壁上挂着的一些中低端的苏绣作品说：“同样的东西，在朝鲜绣的冲击下，我们就卖不动。”
他希望把朝鲜绣与苏绣区分开来，不要让朝鲜绣打着苏绣的旗号充斥市场，“朝鲜人再灵巧，他们做出来的永远是另一个民族的东西，精神特质就不是苏绣。”
不过镇湖刺绣协会副会长张伟并没有太多的担忧，他并不认为朝鲜绣对苏绣的冲击有多么严重，“朝鲜绣也是苏绣，都是用苏绣理念在加工的刺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