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画与写意实分二途。这源于其观察及思考的方向和角度不同，要厘清这二者之区别实非易事，学界对此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然认知此二者的区别，确能反映一个艺术家的思考方向及实践态度。吾参之以文字之六书，并以近代四家林风眠、黄宾虹、齐白石、吴冠中为代表的各自论点为例，当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林风眠主张“调和中西，西为中用”。
　　黄宾虹主张“笔墨精神即民族精神，绝似与绝不似”。
　　齐白石主张“贵在似与不似之间”。
　　吴冠中主张“笔墨等于零”。
　　以上四家之立论颇能代表时代之特点。分而论之，黄宾虹的“绝似与绝不似”论，其已然完全脱离开现实造型之羁绊，仅仅假借其形以展现笔墨，以至其总结五笔七墨，而凸显笔墨自身的本体精神状态，进而升华罕笔墨精神及民族精神这一东方哲思高度。因其对笔墨的锤炼和滋养，对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内圣标准的高度积淀而形成筆墨性格。黄宾虹之画其实更近于书法，其以锤炼笔墨为旨归，造型为笔墨服务的这一出发点。无疑，黄宾虹是继承传统文人写意精神的集大成者和传统笔墨阵地的坚守者，也是写意这一体系的代表画家。
　　齐白石的“似与不似”都着眼于对造型的把握，并未完全脱离开造型的束缚。其笔墨的功能是为画面造型服务的，以画似与不似之问的形为最终目的，偏重造型，进而以笔墨服务于造型，借笔墨以塑造形态，显示出其对造型塑造的自觉性，无疑可视为画画的代表。然而齐白石并没有抛弃传统的笔墨形式及精神内涵，只是偏重点不同。
　　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却是走向了对造型及形式的极致依赖，完全抛开中国传统的笔墨锤炼之道及内涵标准，以绝对的造型及画面形式为准则。同样为造型服务，区别于齐白石的是，吴冠中以写生为于段，与现实实景碰撞而激发灵感，进而描绘出一时一地的意境，并没有做对于笔墨本身的移{淀。所以其提出笔墨等于零这一论点，亦不足为怪。对于笔墨本身所承载的巨大信息及思想内涵，吴冠中显然是缺乏足够的思考或有选择地放弃了。现在可以说，齐白石和吴冠中都是以造型为目的的画画这一系的代表。然二者对造型的塑造又有不同之处，齐白石更近于民族传统的造型法则，而吴冠中却更倾向于西方的风景语言。
　　对于林风眠提出的“调和中西，西为中用”这一论点，当基于其时中同文化艺术发展的大背景，才能看清其思考的深度及方向。五四以降，在各种文化主张及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林风眠以其特有的同际视野，以西学进入而又回归东方传统的这一论调，当是建立在其深刻的东方文化自信基础上的远见卓识。具体的操作办法在其作品中最能说明问题。对于认识林风眠的笔墨，当以更广阔纵深的视野来看待。其形质来源亦更加宽泛和具有东方意蕴，大多是借鉴和吸收了高占的彩陶、岩画、瓷器及民间艺术的养料，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同画的文人传统及书法的笔墨范畴。林风眠对笔墨的边界进行了扩充和发展，仅此一贡献，近代以来无人能及。相较向言，黄宾虹是对传统笔墨做了总结，并没有进行边界扩充。
　　关于造型，晚期的林风眠更注重对自然的提取及主观意向的升4芦和提炼，而其学生吴冠中终其一生并未能走出自然的藩篱，仅在对不同的写生景物做了形式上的剪裁和取舍，以使其视觉效果优美，并未能主观自觉地提炼笔墨和进入写意状态。
　　总而论之，画画即借笔墨以朔造形态，为造型服务，相当于六书象形一类。其可称之为画画一糸，当以齐白石、吴冠中为代表。
　　写意即借形态以表现笔墨，对笔墨本体的锤炼拥有高度的自觉性，相当于六书之会意、指示一类。其可称为写意一系，以林风眠、黄宾虹为代表。
　　相比于文字之六书，写意与画画，确是切入点不同。然而以六书之法观之，则可窥其玄妙，发其幽微，近而上溯中同传统文脉，理清书画同源之理。其不言而自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