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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海世博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甚为凑巧的是，今年也是中国首次举办国内博览会(1910年南洋劝业会)100周年。中国与“博览会”的邂逅早在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时就已经开始，在上海从事销售生丝和茶叶的中国商人徐荣村以个人名义参加了伦敦世博会，他展出的“荣记湖丝”获得金银奖。其后，王韬在1867年巴黎世博会闭幕后访问其会场，并在《漫游随录》中根据法国人的翻译等描述举办博览会时的情况。清政府开始参加世博会是在这届巴黎世博会以后。而且，当时是应法国政府的请求，清政府命令各省督抚呼吁各地商人“自主参加”世博会，但据说几乎没有中国商人响应号召参加。到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清政府才开始“主动”参加世博会，但那也是采取委托赫德(RobertHart)等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洋关)进行选品和管理的方式，并不是中国人亲自进行选品和管理的。这样“间接”参加世博会的情况，直至1905年列日(在比利时)世博会才结束。另外，在1876年费城世博会时，以代表委员的名义被清政府派遣前往美国的李圭撰写了《世博会参观记》，从他逗留的美国随时寄送到上海，在《申报》上断续连载。李圭回国后，把他撰写的参观记加以补充修改并出版，即《环游地球新录》四卷(光绪四年刊)，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其作序。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官民对海外博览会认识逐渐深化，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举办“上海博览会”的计划。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被派往欧洲的郭嵩焘，就是第一个亲历世博会(1878年巴黎世博会)的中国高官，同时他也参与过“上海博览会”计划。被称为“悲剧的先觉者”的晚清官员郭嵩焘，是如何看待西方博览会，如何参与“上海博览会”计划的，晚清其他官员对“上海博览会”计划持何态度，“上海博览会”计划为何夭折?我们一起来探个究竟。
亲历1878年巴黎世博会
1877年1月，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抵达伦敦。1878年2月他兼任驻法公使，4月前往巴黎。5月1日，郭嵩焘及其随员和当时作为留学生监督逗留法国的李凤苞等一起出席巴黎世博会开幕式，郭嵩焘曾三次到世博会会场参观。在开幕式时与郭嵩焘同行的有李莉门、姚岳望、张德彝、马建忠等清朝官员和马格里、日意格等被清政府雇用的洋员。当日，郭嵩焘还顺路参观中国馆，见到承办中国馆的赫德、赫政、吉罗福等人。另外，郭嵩焘还于6月28日参观了法国馆、8月31日参观了埃及馆和由法国人展出的东方文物馆。他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古瓷器、铜器、玉器，日本的铜佛和铜鼎，柬埔寨的石刻等。
还没前往巴黎之前，郭嵩焘对世博会已经很感兴趣，也关心清政府展出的准备情况。郭嵩焘对西方博览会相当肯定，在巴黎世博会举办的前一年，他听到正在准备中的世博会的规模和内容后，在日记中写道：
“殆非中国之力所能及矣”。而且，他看到有报纸报道“中国赴法国赛奇会，始终赫德一人任之，国家并未一究心”，感到不满，写道：
“中国于此有图前进之心，此语甚误。盖初赴奥国赛奇会(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新报原有此语也，阅之慨叹而已。”
参观巴黎世博会之后，郭嵩焘对世博会和重视举办博览会的欧美各国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他出席开幕式之后不久回到伦敦，参加了英国海军大臣施密斯举办的“茶会”。此时郭嵩焘和“曾任水师提督”的格林讨论了世博会。格林说：“(此次)法国大会(各国)派有差使。”郭嵩焘问：“国家遣派乎?”格林说：“管会大臣派令查考。”郭嵩焘问：“派几人?”格林说：“凡事皆派人查考。如绸缎、瓷器各国皆有之，为评定其等第，上者给赏，若宝星、银牌之属。”
其后，郭嵩焘再次前往法国在巴黎逗留时，他看到报纸报道的新闻“英国水师部尚书派水师官学总办巴那毕及水师官安其呢尔(engineer，机械师)赖得来赴巴黎大会，考核水师军器，以求有益实用”后，大发感慨，说：“各国人材、政教如此之盛，而勤勤考求，集思广益，不遗余力。中国漠然处之，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至唐景星(廷枢，轮船招商局总办)寓书李丹崖(凤苞)：‘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中国士大夫愦愦如此，虽有圣者，亦且奈之何哉。”
郭嵩焘有此感慨，肯定与他撰写的《使西纪程》在此前一年(1877年)被国内士大夫激烈批评一事有关。《使西纪程》由总理衙门委托京师同文馆出版，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士大夫们认为郭嵩焘已“中洋毒”，并对他展开激烈抨击，特别是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结果朝廷命令将《使西纪程》毁版。郭嵩焘通过西方人对举办世博会“不遗余力”的态度看出其“长处”，更对中国士大夫的蒙昧感到悲观失望，并进行批评。他对世博会的高度评价和对中国士大夫的批评，都只在未出版的日记上记载，并没有传人当时中国官界和士大夫阶层，当然也就没能引起轰动。
参与“上海博览会”计划
在中国举办的博览会以1910年南洋劝业会为嚆矢。但事实上在比日本举办第一届国内劝业博览会(1877年)更早的时候，上海已出现了举办“博览会”的计划。这就是1874年至1878年前后，麦华陀(英国驻上海领事)和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员)等在华西方人士与唐廷枢、徐寿(江南制造局提调)以及王荣和(上海道台翻译员)等中国人士在上海合作，计划在创设上海格致书院的同时举办博览会。但是，此项计划经四年周折后夭折了(关于上海格致书院的“博览会”计划始末，本文参见了吴方正先生的研究)。“上海博览会”计划不只在中国国内被推进，且在欧洲还有参与者，正在欧洲并对博览会很感兴趣的郭嵩焘也积极参与了该计划。
在抵达伦敦约半年后的1877年6月1日，郭嵩焘接到称为“盘”(英国人约翰盘，他所经营的Iohn Bourne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官民对海外博览会认识逐渐深化，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举办“上海博览会”的计划。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被派往欧洲的郭嵩焘，就是第一个亲历世博会(1878年巴黎世博会)的中国高官，同时他也参与过“上海博览会”计划。被称为“悲剧的先觉者”的晚清官员郭嵩焘，是如何看待西方博览会，如何参与“上海博览会”计划的，晚清其他官员对“上海博览会”计划持何态度，“上海博览会”计划为何夭折?我们一起来探个究竟。
亲历1878年巴黎世博会
1877年1月，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抵达伦敦。1878年2月他兼任驻法公使，4月前往巴黎。5月1日，郭嵩焘及其随员和当时作为留学生监督逗留法国的李凤苞等一起出席巴黎世博会开幕式，郭嵩焘曾三次到世博会会场参观。在开幕式时与郭嵩焘同行的有李莉门、姚岳望、张德彝、马建忠等清朝官员和马格里、日意格等被清政府雇用的洋员。当日，郭嵩焘还顺路参观中国馆，见到承办中国馆的赫德、赫政、吉罗福等人。另外，郭嵩焘还于6月28日参观了法国馆、8月31日参观了埃及馆和由法国人展出的东方文物馆。他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的古瓷器、铜器、玉器，日本的铜佛和铜鼎，柬埔寨的石刻等。
还没前往巴黎之前，郭嵩焘对世博会已经很感兴趣，也关心清政府展出的准备情况。郭嵩焘对西方博览会相当肯定，在巴黎世博会举办的前一年，他听到正在准备中的世博会的规模和内容后，在日记中写道：
“殆非中国之力所能及矣”。而且，他看到有报纸报道“中国赴法国赛奇会，始终赫德一人任之，国家并未一究心”，感到不满，写道：
“中国于此有图前进之心，此语甚误。盖初赴奥国赛奇会(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新报原有此语也，阅之慨叹而已。”
参观巴黎世博会之后，郭嵩焘对世博会和重视举办博览会的欧美各国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他出席开幕式之后不久回到伦敦，参加了英国海军大臣施密斯举办的“茶会”。此时郭嵩焘和“曾任水师提督”的格林讨论了世博会。格林说：“(此次)法国大会(各国)派有差使。”郭嵩焘问：“国家遣派乎?”格林说：“管会大臣派令查考。”郭嵩焘问：“派几人?”格林说：“凡事皆派人查考。如绸缎、瓷器各国皆有之，为评定其等第，上者给赏，若宝星、银牌之属。”
其后，郭嵩焘再次前往法国在巴黎逗留时，他看到报纸报道的新闻“英国水师部尚书派水师官学总办巴那毕及水师官安其呢尔(engineer，机械师)赖得来赴巴黎大会，考核水师军器，以求有益实用”后，大发感慨，说：“各国人材、政教如此之盛，而勤勤考求，集思广益，不遗余力。中国漠然处之，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至唐景星(廷枢，轮船招商局总办)寓书李丹崖(凤苞)：‘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中国士大夫愦愦如此，虽有圣者，亦且奈之何哉。”
郭嵩焘有此感慨，肯定与他撰写的《使西纪程》在此前一年(1877年)被国内士大夫激烈批评一事有关。《使西纪程》由总理衙门委托京师同文馆出版，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士大夫们认为郭嵩焘已“中洋毒”，并对他展开激烈抨击，特别是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奏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结果朝廷命令将《使西纪程》毁版。郭嵩焘通过西方人对举办世博会“不遗余力”的态度看出其“长处”，更对中国士大夫的蒙昧感到悲观失望，并进行批评。他对世博会的高度评价和对中国士大夫的批评，都只在未出版的日记上记载，并没有传人当时中国官界和士大夫阶层，当然也就没能引起轰动。
参与“上海博览会”计划
在中国举办的博览会以1910年南洋劝业会为嚆矢。但事实上在比日本举办第一届国内劝业博览会(1877年)更早的时候，上海已出现了举办“博览会”的计划。这就是1874年至1878年前后，麦华陀(英国驻上海领事)和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员)等在华西方人士与唐廷枢、徐寿(江南制造局提调)以及王荣和(上海道台翻译员)等中国人士在上海合作，计划在创设上海格致书院的同时举办博览会。但是，此项计划经四年周折后夭折了(关于上海格致书院的“博览会”计划始末，本文参见了吴方正先生的研究)。“上海博览会”计划不只在中国国内被推进，且在欧洲还有参与者，正在欧洲并对博览会很感兴趣的郭嵩焘也积极参与了该计划。
在抵达伦敦约半年后的1877年6月1日，郭嵩焘接到称为“盘”(英国人约翰盘，他所经营的Iohn Bour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