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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研究层次来展现思想和观点”，是安邦集团，也是陈功带领的安邦团队思考和实践的重点。安邦以最容易形成市场效益的部分为制造智力产品的内容首选。
用百度搜索一下“安邦集团”，除了集团网站和招聘信息，获得的其他有效信息并不多。安邦集团董事长陈功向来低调面对媒体，连他自己都毫不讳言：“到目前为止，想要研究安邦的机构和媒体忽略了重要一点，就是研究安邦核心负责人，也就是我的个人特点。”
一个多小时的交谈，显然并不足以让我们深刻了解这位民营研究机构掌舵人的“个人特点”。但从安邦集团提供的有关材料与著作中不难看出，“从战略研究层次来展现思想和观点”，是安邦集团，也是陈功带领的安邦团队思考和实践的重点。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改革进入新阶段，尤其在1993年到1998年间，不少非官方的民营研究机构借着这股浪潮此起彼伏。这些民营研究机构的核心人物多数都是从体制内走向市场的学者。用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负责人仲大军的话来说，他们勇敢投身市场的根本动力，一方面是想换一种方法来经营思想和知识的产出，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换种身份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从本世纪初至今，众多在中国最具有代表性、没有政府背景和资金支持的民间智囊，比如北京天则经济所，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等等，已经悄然零落。
安邦集团成立于1993年，所以陈功算得上是国内第一批下海的民营研究学者。但安邦集团并没有像同时代的众多民间智库那样走下坡路，而是相反，从十几个人的草台班子发展到数百人的专业团队，营业额上亿元，研究产品远销智利和津巴布韦这样的偏远地域。
考察安邦集团16年来的创业发展，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
首先，出身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似乎成为安邦掌舵人陈功最早也最成功的个人战略规划。上世纪80年代，互联网几乎与国人生活没有任何关联，“信息社会”在很多人眼里还纯属无稽之谈。而正是经过这样一个晦涩的冷门专业的训练与熏陶，陈功个人具备了远超出社科类专业出身的学者的思辨能力。信息分析必然是战略预言的专业基础。在這一点上，陈功对于如美联储之类机构依靠模型化分析取得的信息优势深以为是，而对于众多评论性学者的侃侃之谈则不屑一顾；
其次，“不谈政治”是陈功的为商原则。重点选择经济以及与经济密切相关的信息进行分析并形成智力产品(也即安邦集团的明星产品《每日经济》和《每日金融》)，利用中国市场化大潮中企业对于商业趋势和政策分析的大量需求，重点拓展商业化的企业客户。简言之，最容易形成市场效益的部分，是陈功和安邦集团制造智力产品的内容首选，如陈功所言，从事策略分析的专业人员，肯定是“媚俗之士”，永远只关心现在和将来，不学术化，不怀旧。
第三，成功的战略分析，不是妙手偶得，而是千虑一得。在信息的泡沫中艰难拼杀，陈功依靠的是深厚的功力支持。安邦的目标是成为独立的“第三方”智库，理想状态是没有预设立场，完全依靠预测与判断能力进行信息分析，并得出战略趋势判断。所以在陈功眼里，“行政文件里出不了智库”。
行内人给予安邦的认可度很高：在不确定的年代中，巫术般地做出正确的策略分析，而且出错的情况不多。行内人对安邦的期望也很高：内部研究力量和基础研究力量不均，公司规模急剧扩大后带来综合管理问题，以及如何从中国民营信息公司领军者的固守中成长为拥有广泛国际影响的高端战略研究机构等等，安邦前路未平，尚需努力。
安邦集团研究总监贺军在《政策思维》的序言中写道，经济上逐渐崛起的中国，国内外形势前所未有。需要有更加宽松、包容的心态，来鼓励和支持来自民间的公共政策决策参与。如下，记录本刊与安邦集团董事长陈功的对话，以探寻这个在中国本土坚持独立研究16年的咨询机构的轨迹与精神。
中国报道：安邦集团的核心定位是什么?主要市场和客户在哪里?
陈功：安邦一直专注于财经领域的信息研究和分析，整体定位是“战略信息综合服务商”，主要通过信息分析向客户提供战略层次的决策支持服务，通过公共舆论提供独到的观点来分析讨论公共政策，并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力。
安邦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金融、产业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涉及高端研究、研究简报、行业竞争情报和信息汇编产品等四大类、数十种产品，为数千家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客户提供决策支持和顾问服务。
开创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信息服务模式，创立专业的信息分析模式，这是安邦作为中国信息分析行业领先企业的两个开创性的贡献。
安邦的外部影响力比较大。我们的研究报告可以传递到智利和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数量很少，在安邦集团影响力的辐射范围饼图里，或许达不到1％，但是国内哪家智库的影响力，能够远传这样的南美和非洲国家呢?这足以说明安邦的外部影响力比较大，甚至超过在国内的影响。
中国报道：面对突发事件，安邦和其他研究机构的不同在哪里?
陈功：在很多突发事件面前，真正冷静的是智库机构的研究人员。比如在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我们的分析判断中，会非常清楚哪些状况是预设的，哪些是偶发情况，对方行为的边界在哪里。面对突发事件的战略分析，可以看出谁是在真正做智库研究，而谁表面上是在分析信息，实际上是搞评论。我们最看不上的就是搞评论的人，但别人以为我们也是搞评论的。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只是体现我们产品的文字表象。而这些文字背后的东西，一言难尽。
可以说，在中国，我是依靠写字赚钱最多的人，但现在你看我，不是一贫如洗，也不像是百万富翁吧?这些年的资金积累全部投入了安邦智库的运转，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资金支援。当然，作为独立智库，我们也不希望从官方获取资金。我们的定位和坚持是独立、客观的智库。
中国报道：如果有这样的官方机构愿意为安邦提供研究资金，难道安邦也不动心吗?
陈功：其实很多官方机构愿意给我们提供资金。没有战略方面的渠道，怎么能做战略上的事情?但要清楚的是，战略决策和公共政策有很大不同。公共政策要通过传媒传递给大众，而战略决策是隐秘而慢性的。某个决策或许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表现出积极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安邦集团是低调而且沉默的。
信息分析非常重要。比如美联储，完全就是一个信息分析机构，下面四大部门全部都是研究信息的。人们什么时候听到美联储强调，他们那里是经济学家云集的地方，是搞金融学研究的地方?连格林斯潘自己都在强调，他是搞信息的。惟其如此，对于决策信息的分析方式和方法才行得通，分析结果才是有力量的。
国家级智库的建设，需要在很多方面下工夫。如何选用和培养智库研究人员就是一个例子。我曾经去国外著名的智库机构兰德公司考察，发现其中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是老头和老太太。年轻人容易激动，不是左就是右，容易走极端。老年人比较容易谨慎的进行判断。在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年轻人的很多实践经验是需要依靠日常工作积累的。如果日常工作项目水平也不高的话，接受项目训练的时间并不多。这样的情况下，突然给他分配一个大型项目，就会难以消化，最后的研究成果自然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报道：国内民间智库的现状如何?
陈功：国内民间智库的质量参差不齐，很多质量比较弱。从质量和效果来看，中国智库基本上可以分为“六三一”的分布结构，良莠不齐。最优秀的只占一分，也有的智库研究成果不管用，但是质量很好。就是说报告做的很好，但不好用，没有实际效果。问题的根本在于太过看重眼前利益，忽略或者无暇顾及长远的考虑。但总体说来，中国还是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不求名利，只要自己的思想能够对国家发展起到好的作用，他就心满意足了。
中国报道：如果安邦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办?
陈功：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强调智库机构的专业性所在。智库机构需要站在幕后，如果频繁出现在前台，比如很多大学教授，也就失去了智库的意义。至今，有关安邦影响高层决策的信息，外界知晓得依旧非常少。一个存在16年的智库咨询机构，泄露在外界的信息如此之少，在智库群体里并不常见。这是安邦作为专业智库，所坚守的一条核心原则。
用百度搜索一下“安邦集团”，除了集团网站和招聘信息，获得的其他有效信息并不多。安邦集团董事长陈功向来低调面对媒体，连他自己都毫不讳言：“到目前为止，想要研究安邦的机构和媒体忽略了重要一点，就是研究安邦核心负责人，也就是我的个人特点。”
一个多小时的交谈，显然并不足以让我们深刻了解这位民营研究机构掌舵人的“个人特点”。但从安邦集团提供的有关材料与著作中不难看出，“从战略研究层次来展现思想和观点”，是安邦集团，也是陈功带领的安邦团队思考和实践的重点。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改革进入新阶段，尤其在1993年到1998年间，不少非官方的民营研究机构借着这股浪潮此起彼伏。这些民营研究机构的核心人物多数都是从体制内走向市场的学者。用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负责人仲大军的话来说，他们勇敢投身市场的根本动力，一方面是想换一种方法来经营思想和知识的产出，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换种身份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从本世纪初至今，众多在中国最具有代表性、没有政府背景和资金支持的民间智囊，比如北京天则经济所，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等等，已经悄然零落。
安邦集团成立于1993年，所以陈功算得上是国内第一批下海的民营研究学者。但安邦集团并没有像同时代的众多民间智库那样走下坡路，而是相反，从十几个人的草台班子发展到数百人的专业团队，营业额上亿元，研究产品远销智利和津巴布韦这样的偏远地域。
考察安邦集团16年来的创业发展，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
首先，出身计算机程序设计专业，似乎成为安邦掌舵人陈功最早也最成功的个人战略规划。上世纪80年代，互联网几乎与国人生活没有任何关联，“信息社会”在很多人眼里还纯属无稽之谈。而正是经过这样一个晦涩的冷门专业的训练与熏陶，陈功个人具备了远超出社科类专业出身的学者的思辨能力。信息分析必然是战略预言的专业基础。在這一点上，陈功对于如美联储之类机构依靠模型化分析取得的信息优势深以为是，而对于众多评论性学者的侃侃之谈则不屑一顾；
其次，“不谈政治”是陈功的为商原则。重点选择经济以及与经济密切相关的信息进行分析并形成智力产品(也即安邦集团的明星产品《每日经济》和《每日金融》)，利用中国市场化大潮中企业对于商业趋势和政策分析的大量需求，重点拓展商业化的企业客户。简言之，最容易形成市场效益的部分，是陈功和安邦集团制造智力产品的内容首选，如陈功所言，从事策略分析的专业人员，肯定是“媚俗之士”，永远只关心现在和将来，不学术化，不怀旧。
第三，成功的战略分析，不是妙手偶得，而是千虑一得。在信息的泡沫中艰难拼杀，陈功依靠的是深厚的功力支持。安邦的目标是成为独立的“第三方”智库，理想状态是没有预设立场，完全依靠预测与判断能力进行信息分析，并得出战略趋势判断。所以在陈功眼里，“行政文件里出不了智库”。
行内人给予安邦的认可度很高：在不确定的年代中，巫术般地做出正确的策略分析，而且出错的情况不多。行内人对安邦的期望也很高：内部研究力量和基础研究力量不均，公司规模急剧扩大后带来综合管理问题，以及如何从中国民营信息公司领军者的固守中成长为拥有广泛国际影响的高端战略研究机构等等，安邦前路未平，尚需努力。
安邦集团研究总监贺军在《政策思维》的序言中写道，经济上逐渐崛起的中国，国内外形势前所未有。需要有更加宽松、包容的心态，来鼓励和支持来自民间的公共政策决策参与。如下，记录本刊与安邦集团董事长陈功的对话，以探寻这个在中国本土坚持独立研究16年的咨询机构的轨迹与精神。
中国报道：安邦集团的核心定位是什么?主要市场和客户在哪里?
陈功：安邦一直专注于财经领域的信息研究和分析，整体定位是“战略信息综合服务商”，主要通过信息分析向客户提供战略层次的决策支持服务，通过公共舆论提供独到的观点来分析讨论公共政策，并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力。
安邦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金融、产业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涉及高端研究、研究简报、行业竞争情报和信息汇编产品等四大类、数十种产品，为数千家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客户提供决策支持和顾问服务。
开创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信息服务模式，创立专业的信息分析模式，这是安邦作为中国信息分析行业领先企业的两个开创性的贡献。
安邦的外部影响力比较大。我们的研究报告可以传递到智利和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数量很少，在安邦集团影响力的辐射范围饼图里，或许达不到1％，但是国内哪家智库的影响力，能够远传这样的南美和非洲国家呢?这足以说明安邦的外部影响力比较大，甚至超过在国内的影响。
中国报道：面对突发事件，安邦和其他研究机构的不同在哪里?
陈功：在很多突发事件面前，真正冷静的是智库机构的研究人员。比如在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我们的分析判断中，会非常清楚哪些状况是预设的，哪些是偶发情况，对方行为的边界在哪里。面对突发事件的战略分析，可以看出谁是在真正做智库研究，而谁表面上是在分析信息，实际上是搞评论。我们最看不上的就是搞评论的人，但别人以为我们也是搞评论的。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只是体现我们产品的文字表象。而这些文字背后的东西，一言难尽。
可以说，在中国，我是依靠写字赚钱最多的人，但现在你看我，不是一贫如洗，也不像是百万富翁吧?这些年的资金积累全部投入了安邦智库的运转，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资金支援。当然，作为独立智库，我们也不希望从官方获取资金。我们的定位和坚持是独立、客观的智库。
中国报道：如果有这样的官方机构愿意为安邦提供研究资金，难道安邦也不动心吗?
陈功：其实很多官方机构愿意给我们提供资金。没有战略方面的渠道，怎么能做战略上的事情?但要清楚的是，战略决策和公共政策有很大不同。公共政策要通过传媒传递给大众，而战略决策是隐秘而慢性的。某个决策或许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能表现出积极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安邦集团是低调而且沉默的。
信息分析非常重要。比如美联储，完全就是一个信息分析机构，下面四大部门全部都是研究信息的。人们什么时候听到美联储强调，他们那里是经济学家云集的地方，是搞金融学研究的地方?连格林斯潘自己都在强调，他是搞信息的。惟其如此，对于决策信息的分析方式和方法才行得通，分析结果才是有力量的。
国家级智库的建设，需要在很多方面下工夫。如何选用和培养智库研究人员就是一个例子。我曾经去国外著名的智库机构兰德公司考察，发现其中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是老头和老太太。年轻人容易激动，不是左就是右，容易走极端。老年人比较容易谨慎的进行判断。在中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年轻人的很多实践经验是需要依靠日常工作积累的。如果日常工作项目水平也不高的话，接受项目训练的时间并不多。这样的情况下，突然给他分配一个大型项目，就会难以消化，最后的研究成果自然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报道：国内民间智库的现状如何?
陈功：国内民间智库的质量参差不齐，很多质量比较弱。从质量和效果来看，中国智库基本上可以分为“六三一”的分布结构，良莠不齐。最优秀的只占一分，也有的智库研究成果不管用，但是质量很好。就是说报告做的很好，但不好用，没有实际效果。问题的根本在于太过看重眼前利益，忽略或者无暇顾及长远的考虑。但总体说来，中国还是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不求名利，只要自己的思想能够对国家发展起到好的作用，他就心满意足了。
中国报道：如果安邦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办?
陈功：我们没有这样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强调智库机构的专业性所在。智库机构需要站在幕后，如果频繁出现在前台，比如很多大学教授，也就失去了智库的意义。至今，有关安邦影响高层决策的信息，外界知晓得依旧非常少。一个存在16年的智库咨询机构，泄露在外界的信息如此之少，在智库群体里并不常见。这是安邦作为专业智库，所坚守的一条核心原则。